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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黄河东流去》和《一句顶一万句》都描写了中原农民的孤独、梦幻和寻找。对于这两部小说读者尤其关注的问题是：孤独何因？寻找何物？三十多年前，门多萨曾经向《百年孤独》的作者求证过类似的问题：“请问，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感源出何处？”马尔克斯回答说：“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情。在我这部小说里，人们会看到，那个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布恩地亚家族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唯一由爱情孕育而生的后代。布恩地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我认为，孤独的反义是团结。”①李准和刘震云跨世纪的乡土叙述，延续着同一个话题，不同的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中国式的寻找和书写。
一、从重建到发达——寻找财富的拥有
李准在小说《黄河东流去》的尾声部分谈到了小说写作的主要目的。他说：“本书介绍了七户农民的‘家庭’。而且是在他们离开了土地以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伦理和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②我们清楚地看到，小说本身着重反映了王跑们在孤独的忍耐中寻找着家和家园的重建以及发达的梦想的历程，小说还隐约勾勒了作家在孤独的坚定中寻找着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信心和秘密的足迹。作家表现中原农民失去家园的孤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叙事的铺垫，借助这种比衬主要是为了突出呈现以赤杨岗为代表的中原农民们在孤独中梦幻和寻找的那种坚忍生活的精神。因此小说把农民如何战胜灾难和孤独作为着意描述的对象。
对于战胜灾难和孤独的方法，虽然小说着力推崇的主要是团结守望、吃苦耐劳、勇敢担当、忠贞不渝的传统精神，但作家在呕心沥血的叙述中不断张扬的最为彻底的方法则在于在孤独的忍耐中寻找家和家园的重建以及发达的梦想。小说在结构上虽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为出赤杨岗记和回赤杨岗记两大部分，但在实质上存在着这样的布局安排。从整个小说结构来看，作家把写作的重心放在了第一部分出赤杨岗记上。在第一部分，作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王跑、凤英等几个农民在孤独中的发达梦。作家认为，农民梦想发财赚钱，养家糊口，只要方式正当，没有什么不好的。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非常新潮的市场思想。小说甚至写到了向来都是仗义执言、豪侠智慧的徐秋斋也是一样有着发财赚钱的梦想。“徐秋斋平常最爱听蛐蛐叫。农村迷信说法：听到蛐蛐叫就能发财赚钱。在他睡的地铺草窝里，他就养着两只蛐蛐。”③蚰蚰就寄托了徐秋斋的发达梦。小说中的王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发达梦想交织的生活中。他爱占小便宜，自己是个木匠，却不愿自己箍个木桶，常常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李麦家借水桶用。大水冲了家园之后，王跑随着大伙逃到了寻母口。王跑牵着自家的小黑驴子去赶脚，梦想着赚上几个钱。不料正月十六就被汉奸治安团长褚元海的小老婆和护兵抢走了小黑驴。面对汉奸队的强横霸道，街坊们谁也不敢出来作证。王跑不仅没有要回来小黑驴子，自己还挨了汉奸队一顿揍。王跑气得一个人孤独地伤心地哭。后来豪侠的徐秋斋智出奇计，才帮助王跑讨回了公道。逃难中的王跑一家人坐错了向东去的火车，到了白马寺。因为与同村人失去了联络，到了这个人地两生的地方，王跑感到了空前的孤独。饥饿的王跑靠着一个土圪塄晕晕困困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老婆端来了一个食盒，里面放着四大碗热气腾腾的荤菜。这个孤独中的梦幻其实就是一个寓言。紧接着在白马寺就发生了石头梦。石头梦本来有些发财的希望，但结果石头被抢走，人也被下进了大牢，差点丢了性命。从本质上来看，做梦吃肉，与迷信传说的是会生气的征兆毫不沾边，它只是农民在贫穷、灾难和孤独中对未来生活的奢侈的梦想。守着自己挖出来的东汉的两体石经，做个解决困顿生活问题的发财梦，这在贫穷、战乱频仍、没有文物保护规定的年代，对于一个农民好像也不算是过分虚妄的梦想。但是就是这些梦想，竟然给王跑带来了几乎家破人亡的无妄之灾和更加沉重的孤独。脱难后的王跑到了千秋镇，好不容易开了个木匠铺，结果儿子被抓了壮丁，自己又遭受诉讼牢狱之累。最后，返回家园成了他唯一的梦想。他带着家人连夜逃难，逃回了黄泛区中还是一片水汪汪的赤杨岗。王跑带着木匠工具推着小车逃离赤杨岗，在孤独的坚持中流浪。他在种种梦想不断破灭、灾难接踵而来的流浪中又逃回了赤杨岗，只背回了一张孤独的锄和孤寂的心。作家通过赤杨岗一群农民在孤独和梦幻中寻找的故事告诉我们，发达的梦想不是孤独的开始，回到故土也不是孤独的终结。赤杨岗农民遭遇到的孤独大多都源于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因而寻找梦想、挺过孤独的可以是团结和坚忍，实现梦想、消除孤独的则应该是社会的安定。
叙事学认为，“叙事不只是一些分离事件的串联；事件串只有纳入符合已知行为范式的参与者或行动素的特定配置，才能被处理成叙事。”④李准在小说中除了书写王跑的寻找外，还把凤英在孤独和发达梦幻中的寻找纳入叙事系列。凤英和王跑都是农民中特别精明的一类。但他们又不同于李麦和徐秋斋等人。在他们身上隐藏着一种极为敏感的市场化都市化的神经，如果是太平盛世，他们都可以用极短的时间极快地完成从农民到商人市民的身份转换，投身商场和都市的生活。不过王跑十分不幸，处处遭遇牢狱破财等无妄之灾。在社会动荡、社会与个人对立的背景中，王跑的生不逢时的孤独遭际应该是必然的。凤英则是在社会夹缝中艰难生长起来的偶然的个案。春义是一个远比凤英聪明的青年农民，他只上过四年小学，却会写一笔好字，会流利地打算盘。他心灵手巧，他扎的蝈蝈笼像一座关帝庙，他编的草帽像庄严的天坛。春义虽然聪明却不善于表达，加上他又十分反感商人的贪利计谋，因而他的所有聪明都只能是农村土地里的种子，放在城市根本找不到施展拳脚的土壤。与春义不同，凤英的聪明恰恰在于很快学会了微笑待人、能说会道和善于逢迎，因而凤英不仅是农村土地里的种子，她更是城市市场里的车子。当他们到了咸阳南关碰到了开饭店的老乡陈柱子之后，这种分歧开始迅速膨胀。春义和凤英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如果说他们在这之前的孤独是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造成的，是灾难对家和家园的摧毁造成的，那么，他们在咸阳南关遭遇的孤独则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造成的，是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造成的。凤英喜欢上了城市市场的一切，喜欢上了开饭店做生意赚钱的生活。春义反感城市的生活假面和争利机巧，更喜欢重新回到土地上自由自在地劳动生活。最终两个人在孤独和梦幻中向不同方向寻找，凤英着着实实赚到了钱，却与春义分道扬镳，心灵的创伤再也无法弥合。作家对他们的孤独和寻找曾感叹道：“市场是个魔鬼。”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放下思想包袱，作家就极为敏锐地看到并在小说中详细扫描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矛盾和碰撞过程。凤英和春义一起逃难出了赤杨岗，却没有一起回到赤杨岗。她像陈柱子一样留在了城市，化成了城市的新鲜的血液。凤英在城市的梦幻、立足和孤独，既不是回归土地的失败，也不是市场召唤的胜利，而是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城乡交流、道德文化、市场潜力和社会未来发展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探索。 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用较多笔墨书写了人物对家的重建，也写到了发达梦，但重点似乎不在发达本身。小说中的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老汪他爹送他上学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当官掌权、报仇雪耻，帮助家庭对付廉家和熊家，重建家园的声威，但是老汪却在开封挨了打，所以宁肯在家里箍桶也不愿再去上学。一直到老汪他爹死去，老汪都实在无法完成他爹从重建家园到发达的梦想。到了老汪自己，也是一样。老汪比他爹更加穷困，他没有继承箍桶的事业，他四处飘泊，无以为生。他貌似读书人，却只是一个笨嘴拙舌的农民。他想以教书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每到一家教书，都因为不善言辞，说不出来肚里的东西，所以常常不到三个月就被辞退。这样流浪了七八年，才被老范收留。因为老范知道儿子范钦臣脑子有些慢，他发现老汪作为儿子的老师恰好很匹配。这样就有了种桃书屋。但是老汪的种桃书屋好景也不长。老汪的小女儿灯盏淹死了。灯盏的死对老汪和他的发达梦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老汪天天梦见灯盏。他发现在野地里走一走也解决不了心中的烦闷，偷偷地大哭一场也无法停下每一天的梦厄。想死的念头不断涌向他的心头。几个月的困扰之后，老汪决定离开这个经过多年艰辛重建的临时的家，重新开始流浪。他谢绝了老范的挽留，他告诉老范：“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⑥灯盏告诉老汪要向西走，老汪向西流浪，流浪的目的既不是寻找女儿，也不是寻找发达，而是寻找不再想念女儿的地方，寻找重建新的家园，一个容纳农民好生存、少忧思的客观实在。小说中的杨百顺的人生则更突出了老汪的寻找过程。陈晓明说：“这个人物的生活史就是改名史。”⑦杨百顺的改名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杨百顺改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在这一阶段，杨百顺基本实现了从重建到发达的梦想，杨百顺玩了社火，进了县政府，还在县城成了亲。第二阶段是从吴摩西改为罗长礼。在这一阶段，杨百顺追求的是从报仇到贴心的梦幻。杨百顺的改名史就是中原农民的寻找由实到虚的历史。
二、从报仇到贴心——寻找话语的团结
刘震云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谈到了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目的。他说，从父老乡亲身上，他“明白了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但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好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⑧从这一段话中我们看到，替中原农民说出他们的孤独、说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刘震云在孤独的坚定中追逐寻找的梦幻。小说正是按照这种目的叙述了杨百顺等中原农民在孤独和梦幻中寻找的故事。这一点跟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有一定的承继性，不过与李准小说较强的政治倾向、道德倾向和乡村导向不同，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中原农民面向的已经是市场化的乡村生活，他们自由出入乡村和城市之间，追求朴实，也寻找发达；守护家庭和家园，也远离家庭和家园。家庭不再因为隆重婚礼和法律证书的约定，就一定在实际的生活和心理上那么坚如磐石、永不变化，家园也不再因为安土重迁和户籍证书的局限，就一定在实际的生活和心理上那么非此莫属、固定明晰。小说政治倾向的淡化，让农民在宗教信仰上可以无所顾虑地选择自己并不理解也并不相信的基督；乡村导向的淡化，让农民在土地的边界四至上可以无需请示地走出自己并不陌生也并不靠心的乡村；道德倾向的淡化，让农民在情感和理性的矛盾中可以放松地跨越并不尽然也并不严密的边界。他们在孤独和梦幻中寻找，他们寻找的既不是家庭和家园本身的实体，也不是朴实和发达本身的实体，而是一种虚空和精神的存在，是一句贴心的话。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拓展了李准小说中王跑、凤英等农民市场化的梦幻和孤独，由个体性、偶然性和探索性发展为群体性、必然性和常态性的市场化梦幻和孤独，把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家和家园的破碎与重建曲折引申，并衍生为广泛语境下可能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家和家园的破碎与重建。因而刘震云的小说叙述的是悠远的历史，观照的却是新鲜的现实；书写的是中原农民的寻找，凝视的却是中国农民的纠结；诉说的是已经发生的情感，指向的却是可能发生的纷扰。小说的结构明白地分为两大部分：前言和正文。前言是出延津记，正文是回延津记。奇怪的是前言的篇幅反而要比正文的篇幅还要多出三分之一。第一部分写了十四节，第二部分写了十节。这种奇特的比例和形式也承继了李准小说的思路。李准小说隐约地把出和回作为结构的分割对比，分为出赤杨岗和回赤杨岗两大部分，也是前多后少。不过李准小说在表现主题上把回赤杨岗确立为农民流浪守护的目标，但在实际表达上并没有把这一部分作为书写的重点，而只是用了三章的较小篇幅。刘震云对待出和回两部分则没有目标和重点的区分，他书写回延津部分就用了几乎与出延津等量的篇幅。前后两部分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像《黄河东流去》中那样始终贯穿出和回的行为实施，而是通过曹青娥和曹青娥临终前没有寻找到的一封信把前后两部分联结在一块。这似乎提示我们，出延津是以延津为边界的出，回延津又何尝不是以牛家庄为边界的出？这种结构安排透露出作家把历史与当下对应、并有意模糊或者打破历史与当下的边界的意图。
刘震云的小说发展了李准小说中的市场化背景。《黄河东流去》只是局部放在市场化的语境之下，李准在小说中最为推崇的是守望互助精神。守望互助的核心是需要有前瞻眼光和包容心理的人物的出现和调和。李麦、徐秋斋等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可以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并献计献策、出力流汗，赢得与大家同舟共济度过孤独的难关的局面。李麦撕掉儿子天亮的“良民证”就是为了表达一种跟大家一块流浪的决心。在守望互助的结构中，从核心人物到周围人群常常是一种单向的不可逆的关系。刘震云的小说开篇就是老杨卖豆腐，小说整体都设置在市场化的语境之下。在市场化的语境中，守望相助的结构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变化。常常因为守望互助结构本身的单向性，核心人物也会发生对自我行为的怀疑和困惑。同时人们之间的疏远隔膜出现的频率因为利益的冲突会有不断增大的倾向，甚至可能出现见人只说三分话的日常形态。孤独的战胜更多地寄托到梦幻和寻找上。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描写了杨百顺的社火梦等，超越了物质外在条件对人物的拘禁，凝视的是农民艰难生存的心灵深处。县城的社火队开始表演了。从阴历十三到二十，整整闹了七天。这七天，吴摩西（即杨百顺）十分闹心，因为老婆吴香香只让他上街卖馒头，却不让他扮演阎罗参加社火队表演。吴摩西白天卖着馒头看着大街上的社火表演，他备受折磨，晚上不由自主地就在脑子里走社火表演。吴摩西不仅在梦里梦见自己在舞社火，还梦见自己在社火队中举足轻重，十分被人看重，社火队老冯就到处寻找他去救场。吴摩西梦见自己不仅扮过阎罗，还扮过嫦娥，而且舞着舞着就奔向了月亮，真正变成了女子，成了月宫中美丽的嫦娥。吴摩西五更起来蒸馒头，白天上街卖馒头，晚上躺下过社火，梦中表演阎罗和嫦娥。吴摩西这一年虽然没有参加社火队表演，这几天却一直在过社火、梦社火，几天下来他比去表演还要累得多。这时的吴摩西不愁生活着落，不愁无家可归，所以他没有一点外在的守望相助的愿望，他更多地倾向于内在的心灵交往和渲泄。他渴望热闹，他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关注。吴摩西在头一年社火队中扮演的阎罗富有生杀欲夺的极限权力，千万民众都敬畏阎罗。吴摩西的表演活灵活现，为人称道，这使吴摩西孤寂的内心暂时有了深情的寄托。当这种寄托在现实中受到阻断式干扰后，吴摩西在梦中又重新演绎了这一愿望，而且他还进一步在梦中扮演了嫦娥。嫦娥作为漂亮的女神仙，可以出入天地之间，受到天下人的仰慕和追求。这个角色同样具有抚慰孤寂心灵的作用。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写了跨越七十年的两次漫长的寻找。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在不同的年代各自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和奸夫，对别人对自己好像都是为了报仇，但后来发现寻找报仇，都只是一种虚假寻找，他们真正要寻找的，好像只是一句贴心的话。为了这句贴心的话，他们到处流浪，跨越乡村和城市。杨百顺四处寻找背叛自己的妻子吴香香和奸夫老高。在郑州火车站却意外看到了一幅吃白薯图。流浪中的吴香香和老高，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吃一个白薯，相互依偎在一起。这一幕让杨百顺（即吴摩西）百感交集，五雷轰顶。杨百顺发现吴香香和老高有说不完的温柔的悄悄话。一个女人甘心情愿地跟一个男人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总是有一句话打动了她。但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小说没有告诉我们。陈晓明认为：“杨百顺变来变去，他的本质还是罗长礼，还是一个‘喊丧’的人。”⑨杨百顺的本质不是实在，而是虚空，所以杨百顺的寻找注定只是孤独的寻找，只是虚空的寻找。小说中告诉我们，杨百顺一辈子都在寻找，但最后也没有找到那句打动女人的话。牛爱国寻找也是这样重复着外祖父的老路，懵懵懂懂，当他寻找回到延津的时候，才明白了要寻找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句贴心的话；要寻找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心灵深处相恋的恋人。他要下决心去寻找章楚红。他寻找了很多地方。小说的结尾还在寻找。
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叙述了困扰布恩地亚家族上百年的孤独，作家认为这种如幽灵一样存在的孤独的产生，根源在于整个家族的人都不懂得爱情。因为爱情能让两个互相隔膜的心灵不断靠近，摆脱孤独，走向孤独的反义，获得温暖和团结。马尔克斯虽然阐明了这种孤独根源于缺少爱情的观点，也指出了孤独的反义在于团结，但作家笔下的人物却都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在《百年孤独》中，男人们都是热衷于发明、炼金、打仗，狂热昏愦，荒淫无度。只有女性们才会理智清醒，她们不但担负着繁衍后代延续家族的使命，而且支撑起整个家族故事跌宕连续发展的框架。通过比较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我们发现两部小说在孤独和团结之间的挣扎、寻找式的乡土叙述等方面，尤其是在百姓艰忍的生存、孤独的意识和梦幻的追寻上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因素。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看到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寻找式书写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土叙事传统的某些延续和发展，这使我们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第一次超近视距地看到中国农民千年以来是如何体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不仅述说了中国农民千年的孤独，还通过几代人的梦幻和寻找，展现出从懵懂孤独到梦幻孤独，从孤独寻找再到虚空寻找的演进过程。当我们明白了作家的苦心孤诣，我们就不会过分失落，就不会没有希望。希望就在于梦幻，希望就在于寻找。
注释：
①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108-109 页。
②⑤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74页、第716页。
③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册），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④[美]赫尔曼著，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⑦⑨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⑧左丽慧：《找到自己孤独的根》，《郑州日报》2009年4月2日。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从重建到发达——寻找财富的拥有
李准在小说《黄河东流去》的尾声部分谈到了小说写作的主要目的。他说：“本书介绍了七户农民的‘家庭’。而且是在他们离开了土地以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伦理和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②我们清楚地看到，小说本身着重反映了王跑们在孤独的忍耐中寻找着家和家园的重建以及发达的梦想的历程，小说还隐约勾勒了作家在孤独的坚定中寻找着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信心和秘密的足迹。作家表现中原农民失去家园的孤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叙事的铺垫，借助这种比衬主要是为了突出呈现以赤杨岗为代表的中原农民们在孤独中梦幻和寻找的那种坚忍生活的精神。因此小说把农民如何战胜灾难和孤独作为着意描述的对象。
对于战胜灾难和孤独的方法，虽然小说着力推崇的主要是团结守望、吃苦耐劳、勇敢担当、忠贞不渝的传统精神，但作家在呕心沥血的叙述中不断张扬的最为彻底的方法则在于在孤独的忍耐中寻找家和家园的重建以及发达的梦想。小说在结构上虽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为出赤杨岗记和回赤杨岗记两大部分，但在实质上存在着这样的布局安排。从整个小说结构来看，作家把写作的重心放在了第一部分出赤杨岗记上。在第一部分，作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王跑、凤英等几个农民在孤独中的发达梦。作家认为，农民梦想发财赚钱，养家糊口，只要方式正当，没有什么不好的。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非常新潮的市场思想。小说甚至写到了向来都是仗义执言、豪侠智慧的徐秋斋也是一样有着发财赚钱的梦想。“徐秋斋平常最爱听蛐蛐叫。农村迷信说法：听到蛐蛐叫就能发财赚钱。在他睡的地铺草窝里，他就养着两只蛐蛐。”③蚰蚰就寄托了徐秋斋的发达梦。小说中的王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发达梦想交织的生活中。他爱占小便宜，自己是个木匠，却不愿自己箍个木桶，常常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李麦家借水桶用。大水冲了家园之后，王跑随着大伙逃到了寻母口。王跑牵着自家的小黑驴子去赶脚，梦想着赚上几个钱。不料正月十六就被汉奸治安团长褚元海的小老婆和护兵抢走了小黑驴。面对汉奸队的强横霸道，街坊们谁也不敢出来作证。王跑不仅没有要回来小黑驴子，自己还挨了汉奸队一顿揍。王跑气得一个人孤独地伤心地哭。后来豪侠的徐秋斋智出奇计，才帮助王跑讨回了公道。逃难中的王跑一家人坐错了向东去的火车，到了白马寺。因为与同村人失去了联络，到了这个人地两生的地方，王跑感到了空前的孤独。饥饿的王跑靠着一个土圪塄晕晕困困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老婆端来了一个食盒，里面放着四大碗热气腾腾的荤菜。这个孤独中的梦幻其实就是一个寓言。紧接着在白马寺就发生了石头梦。石头梦本来有些发财的希望，但结果石头被抢走，人也被下进了大牢，差点丢了性命。从本质上来看，做梦吃肉，与迷信传说的是会生气的征兆毫不沾边，它只是农民在贫穷、灾难和孤独中对未来生活的奢侈的梦想。守着自己挖出来的东汉的两体石经，做个解决困顿生活问题的发财梦，这在贫穷、战乱频仍、没有文物保护规定的年代，对于一个农民好像也不算是过分虚妄的梦想。但是就是这些梦想，竟然给王跑带来了几乎家破人亡的无妄之灾和更加沉重的孤独。脱难后的王跑到了千秋镇，好不容易开了个木匠铺，结果儿子被抓了壮丁，自己又遭受诉讼牢狱之累。最后，返回家园成了他唯一的梦想。他带着家人连夜逃难，逃回了黄泛区中还是一片水汪汪的赤杨岗。王跑带着木匠工具推着小车逃离赤杨岗，在孤独的坚持中流浪。他在种种梦想不断破灭、灾难接踵而来的流浪中又逃回了赤杨岗，只背回了一张孤独的锄和孤寂的心。作家通过赤杨岗一群农民在孤独和梦幻中寻找的故事告诉我们，发达的梦想不是孤独的开始，回到故土也不是孤独的终结。赤杨岗农民遭遇到的孤独大多都源于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因而寻找梦想、挺过孤独的可以是团结和坚忍，实现梦想、消除孤独的则应该是社会的安定。
叙事学认为，“叙事不只是一些分离事件的串联；事件串只有纳入符合已知行为范式的参与者或行动素的特定配置，才能被处理成叙事。”④李准在小说中除了书写王跑的寻找外，还把凤英在孤独和发达梦幻中的寻找纳入叙事系列。凤英和王跑都是农民中特别精明的一类。但他们又不同于李麦和徐秋斋等人。在他们身上隐藏着一种极为敏感的市场化都市化的神经，如果是太平盛世，他们都可以用极短的时间极快地完成从农民到商人市民的身份转换，投身商场和都市的生活。不过王跑十分不幸，处处遭遇牢狱破财等无妄之灾。在社会动荡、社会与个人对立的背景中，王跑的生不逢时的孤独遭际应该是必然的。凤英则是在社会夹缝中艰难生长起来的偶然的个案。春义是一个远比凤英聪明的青年农民，他只上过四年小学，却会写一笔好字，会流利地打算盘。他心灵手巧，他扎的蝈蝈笼像一座关帝庙，他编的草帽像庄严的天坛。春义虽然聪明却不善于表达，加上他又十分反感商人的贪利计谋，因而他的所有聪明都只能是农村土地里的种子，放在城市根本找不到施展拳脚的土壤。与春义不同，凤英的聪明恰恰在于很快学会了微笑待人、能说会道和善于逢迎，因而凤英不仅是农村土地里的种子，她更是城市市场里的车子。当他们到了咸阳南关碰到了开饭店的老乡陈柱子之后，这种分歧开始迅速膨胀。春义和凤英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如果说他们在这之前的孤独是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造成的，是灾难对家和家园的摧毁造成的，那么，他们在咸阳南关遭遇的孤独则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造成的，是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造成的。凤英喜欢上了城市市场的一切，喜欢上了开饭店做生意赚钱的生活。春义反感城市的生活假面和争利机巧，更喜欢重新回到土地上自由自在地劳动生活。最终两个人在孤独和梦幻中向不同方向寻找，凤英着着实实赚到了钱，却与春义分道扬镳，心灵的创伤再也无法弥合。作家对他们的孤独和寻找曾感叹道：“市场是个魔鬼。”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放下思想包袱，作家就极为敏锐地看到并在小说中详细扫描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矛盾和碰撞过程。凤英和春义一起逃难出了赤杨岗，却没有一起回到赤杨岗。她像陈柱子一样留在了城市，化成了城市的新鲜的血液。凤英在城市的梦幻、立足和孤独，既不是回归土地的失败，也不是市场召唤的胜利，而是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城乡交流、道德文化、市场潜力和社会未来发展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探索。 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用较多笔墨书写了人物对家的重建，也写到了发达梦，但重点似乎不在发达本身。小说中的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老汪他爹送他上学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当官掌权、报仇雪耻，帮助家庭对付廉家和熊家，重建家园的声威，但是老汪却在开封挨了打，所以宁肯在家里箍桶也不愿再去上学。一直到老汪他爹死去，老汪都实在无法完成他爹从重建家园到发达的梦想。到了老汪自己，也是一样。老汪比他爹更加穷困，他没有继承箍桶的事业，他四处飘泊，无以为生。他貌似读书人，却只是一个笨嘴拙舌的农民。他想以教书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每到一家教书，都因为不善言辞，说不出来肚里的东西，所以常常不到三个月就被辞退。这样流浪了七八年，才被老范收留。因为老范知道儿子范钦臣脑子有些慢，他发现老汪作为儿子的老师恰好很匹配。这样就有了种桃书屋。但是老汪的种桃书屋好景也不长。老汪的小女儿灯盏淹死了。灯盏的死对老汪和他的发达梦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老汪天天梦见灯盏。他发现在野地里走一走也解决不了心中的烦闷，偷偷地大哭一场也无法停下每一天的梦厄。想死的念头不断涌向他的心头。几个月的困扰之后，老汪决定离开这个经过多年艰辛重建的临时的家，重新开始流浪。他谢绝了老范的挽留，他告诉老范：“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⑥灯盏告诉老汪要向西走，老汪向西流浪，流浪的目的既不是寻找女儿，也不是寻找发达，而是寻找不再想念女儿的地方，寻找重建新的家园，一个容纳农民好生存、少忧思的客观实在。小说中的杨百顺的人生则更突出了老汪的寻找过程。陈晓明说：“这个人物的生活史就是改名史。”⑦杨百顺的改名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杨百顺改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在这一阶段，杨百顺基本实现了从重建到发达的梦想，杨百顺玩了社火，进了县政府，还在县城成了亲。第二阶段是从吴摩西改为罗长礼。在这一阶段，杨百顺追求的是从报仇到贴心的梦幻。杨百顺的改名史就是中原农民的寻找由实到虚的历史。
二、从报仇到贴心——寻找话语的团结
刘震云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谈到了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目的。他说，从父老乡亲身上，他“明白了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但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好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⑧从这一段话中我们看到，替中原农民说出他们的孤独、说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刘震云在孤独的坚定中追逐寻找的梦幻。小说正是按照这种目的叙述了杨百顺等中原农民在孤独和梦幻中寻找的故事。这一点跟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有一定的承继性，不过与李准小说较强的政治倾向、道德倾向和乡村导向不同，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中原农民面向的已经是市场化的乡村生活，他们自由出入乡村和城市之间，追求朴实，也寻找发达；守护家庭和家园，也远离家庭和家园。家庭不再因为隆重婚礼和法律证书的约定，就一定在实际的生活和心理上那么坚如磐石、永不变化，家园也不再因为安土重迁和户籍证书的局限，就一定在实际的生活和心理上那么非此莫属、固定明晰。小说政治倾向的淡化，让农民在宗教信仰上可以无所顾虑地选择自己并不理解也并不相信的基督；乡村导向的淡化，让农民在土地的边界四至上可以无需请示地走出自己并不陌生也并不靠心的乡村；道德倾向的淡化，让农民在情感和理性的矛盾中可以放松地跨越并不尽然也并不严密的边界。他们在孤独和梦幻中寻找，他们寻找的既不是家庭和家园本身的实体，也不是朴实和发达本身的实体，而是一种虚空和精神的存在，是一句贴心的话。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拓展了李准小说中王跑、凤英等农民市场化的梦幻和孤独，由个体性、偶然性和探索性发展为群体性、必然性和常态性的市场化梦幻和孤独，把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家和家园的破碎与重建曲折引申，并衍生为广泛语境下可能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家和家园的破碎与重建。因而刘震云的小说叙述的是悠远的历史，观照的却是新鲜的现实；书写的是中原农民的寻找，凝视的却是中国农民的纠结；诉说的是已经发生的情感，指向的却是可能发生的纷扰。小说的结构明白地分为两大部分：前言和正文。前言是出延津记，正文是回延津记。奇怪的是前言的篇幅反而要比正文的篇幅还要多出三分之一。第一部分写了十四节，第二部分写了十节。这种奇特的比例和形式也承继了李准小说的思路。李准小说隐约地把出和回作为结构的分割对比，分为出赤杨岗和回赤杨岗两大部分，也是前多后少。不过李准小说在表现主题上把回赤杨岗确立为农民流浪守护的目标，但在实际表达上并没有把这一部分作为书写的重点，而只是用了三章的较小篇幅。刘震云对待出和回两部分则没有目标和重点的区分，他书写回延津部分就用了几乎与出延津等量的篇幅。前后两部分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像《黄河东流去》中那样始终贯穿出和回的行为实施，而是通过曹青娥和曹青娥临终前没有寻找到的一封信把前后两部分联结在一块。这似乎提示我们，出延津是以延津为边界的出，回延津又何尝不是以牛家庄为边界的出？这种结构安排透露出作家把历史与当下对应、并有意模糊或者打破历史与当下的边界的意图。
刘震云的小说发展了李准小说中的市场化背景。《黄河东流去》只是局部放在市场化的语境之下，李准在小说中最为推崇的是守望互助精神。守望互助的核心是需要有前瞻眼光和包容心理的人物的出现和调和。李麦、徐秋斋等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可以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并献计献策、出力流汗，赢得与大家同舟共济度过孤独的难关的局面。李麦撕掉儿子天亮的“良民证”就是为了表达一种跟大家一块流浪的决心。在守望互助的结构中，从核心人物到周围人群常常是一种单向的不可逆的关系。刘震云的小说开篇就是老杨卖豆腐，小说整体都设置在市场化的语境之下。在市场化的语境中，守望相助的结构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变化。常常因为守望互助结构本身的单向性，核心人物也会发生对自我行为的怀疑和困惑。同时人们之间的疏远隔膜出现的频率因为利益的冲突会有不断增大的倾向，甚至可能出现见人只说三分话的日常形态。孤独的战胜更多地寄托到梦幻和寻找上。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描写了杨百顺的社火梦等，超越了物质外在条件对人物的拘禁，凝视的是农民艰难生存的心灵深处。县城的社火队开始表演了。从阴历十三到二十，整整闹了七天。这七天，吴摩西（即杨百顺）十分闹心，因为老婆吴香香只让他上街卖馒头，却不让他扮演阎罗参加社火队表演。吴摩西白天卖着馒头看着大街上的社火表演，他备受折磨，晚上不由自主地就在脑子里走社火表演。吴摩西不仅在梦里梦见自己在舞社火，还梦见自己在社火队中举足轻重，十分被人看重，社火队老冯就到处寻找他去救场。吴摩西梦见自己不仅扮过阎罗，还扮过嫦娥，而且舞着舞着就奔向了月亮，真正变成了女子，成了月宫中美丽的嫦娥。吴摩西五更起来蒸馒头，白天上街卖馒头，晚上躺下过社火，梦中表演阎罗和嫦娥。吴摩西这一年虽然没有参加社火队表演，这几天却一直在过社火、梦社火，几天下来他比去表演还要累得多。这时的吴摩西不愁生活着落，不愁无家可归，所以他没有一点外在的守望相助的愿望，他更多地倾向于内在的心灵交往和渲泄。他渴望热闹，他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关注。吴摩西在头一年社火队中扮演的阎罗富有生杀欲夺的极限权力，千万民众都敬畏阎罗。吴摩西的表演活灵活现，为人称道，这使吴摩西孤寂的内心暂时有了深情的寄托。当这种寄托在现实中受到阻断式干扰后，吴摩西在梦中又重新演绎了这一愿望，而且他还进一步在梦中扮演了嫦娥。嫦娥作为漂亮的女神仙，可以出入天地之间，受到天下人的仰慕和追求。这个角色同样具有抚慰孤寂心灵的作用。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写了跨越七十年的两次漫长的寻找。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在不同的年代各自寻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和奸夫，对别人对自己好像都是为了报仇，但后来发现寻找报仇，都只是一种虚假寻找，他们真正要寻找的，好像只是一句贴心的话。为了这句贴心的话，他们到处流浪，跨越乡村和城市。杨百顺四处寻找背叛自己的妻子吴香香和奸夫老高。在郑州火车站却意外看到了一幅吃白薯图。流浪中的吴香香和老高，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吃一个白薯，相互依偎在一起。这一幕让杨百顺（即吴摩西）百感交集，五雷轰顶。杨百顺发现吴香香和老高有说不完的温柔的悄悄话。一个女人甘心情愿地跟一个男人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总是有一句话打动了她。但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小说没有告诉我们。陈晓明认为：“杨百顺变来变去，他的本质还是罗长礼，还是一个‘喊丧’的人。”⑨杨百顺的本质不是实在，而是虚空，所以杨百顺的寻找注定只是孤独的寻找，只是虚空的寻找。小说中告诉我们，杨百顺一辈子都在寻找，但最后也没有找到那句打动女人的话。牛爱国寻找也是这样重复着外祖父的老路，懵懵懂懂，当他寻找回到延津的时候，才明白了要寻找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句贴心的话；要寻找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心灵深处相恋的恋人。他要下决心去寻找章楚红。他寻找了很多地方。小说的结尾还在寻找。
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叙述了困扰布恩地亚家族上百年的孤独，作家认为这种如幽灵一样存在的孤独的产生，根源在于整个家族的人都不懂得爱情。因为爱情能让两个互相隔膜的心灵不断靠近，摆脱孤独，走向孤独的反义，获得温暖和团结。马尔克斯虽然阐明了这种孤独根源于缺少爱情的观点，也指出了孤独的反义在于团结，但作家笔下的人物却都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在《百年孤独》中，男人们都是热衷于发明、炼金、打仗，狂热昏愦，荒淫无度。只有女性们才会理智清醒，她们不但担负着繁衍后代延续家族的使命，而且支撑起整个家族故事跌宕连续发展的框架。通过比较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我们发现两部小说在孤独和团结之间的挣扎、寻找式的乡土叙述等方面，尤其是在百姓艰忍的生存、孤独的意识和梦幻的追寻上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因素。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看到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寻找式书写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土叙事传统的某些延续和发展，这使我们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第一次超近视距地看到中国农民千年以来是如何体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不仅述说了中国农民千年的孤独，还通过几代人的梦幻和寻找，展现出从懵懂孤独到梦幻孤独，从孤独寻找再到虚空寻找的演进过程。当我们明白了作家的苦心孤诣，我们就不会过分失落，就不会没有希望。希望就在于梦幻，希望就在于寻找。
注释：
①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108-109 页。
②⑤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74页、第716页。
③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册），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④[美]赫尔曼著，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⑦⑨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⑧左丽慧：《找到自己孤独的根》，《郑州日报》2009年4月2日。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