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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是贾平凹最近出版发表的一部长篇新作，讲的是一个叫带灯的乡村漂亮女干部的故事。这部小说，就情节组织和人物形塑而论，无甚独特和突出之处；其在叙述语调及语言风格上也看似琐碎而笨拙；但若放在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脉络上来看，却是一个新变和突破。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向稳定的风格，但不为其所限，流风余韵所及，每每有新的拓展和发挥。其自从创作以来，风格几经变化，显示出贾平凹文学创作上的锐意进取精神和潜能上的巨大力量。时隔长篇巨制《古炉》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又一部长篇力作《带灯》问世，并有新的气象显现，这在当代作家中，实为不易，为世人所难及。贾平凹的小说探索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中“可持续发展”的一面。
一、上访之“真”
关于这篇小说，可以谈论的地方很多。首先让人诧异的是题材上的出新。小说涉及到上访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这在贾平凹的创作中，尚属少见。涉足上访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较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柯云路的《新星》，近几年来也有不少作品出现，如《无路之路》（李乃庆，群众出版社，2010）、《信访办主任》（张育新，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上访村谜语》（薪薪，作家出版社，2012）等等；之前又有刘震云的长篇《我不是潘金莲》（2012）问世。刘震云笔下的上访，只是提供了主人公李雪莲为解决或表达人生困惑的途径和逻辑链条。上访在李雪莲眼中并不仅仅是上访，而是表达对人生荒谬的某种抗争。与刘震云从象征的角度写上访不同的是，贾平凹采取了写实的笔法，小说中的上访，是以一种略带自然呈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种看似不带感情色彩的呈现，因而也更给人一种混沌的真实感。这与前面几部要么从揭露上访的艰辛悲壮，或者官场的混沌黑暗入手写作上访也不尽一致，也并非那种从精神不正常的角度去任意上访者，这是一部乡镇负责上访的综治办干部带灯眼中的上访实录。而说这是一种自然呈现，是因为带灯的那种超然的态度。她不是本地人，她也无意融入其中，她有文化，她是乡村的知识分子，故而始终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去看取这一世界，这既不是一种批判的眼光，也不是认同，而是一种边缘立场和态度上的自觉。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场，就有了混杂着多重感情因素的悲愤、同情和无奈：既哀其不幸，又愤其无行；既恪守乡镇干部的职责，又对这种责任深恶痛绝。如果说，文学的价值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距离简单和粗浅之远近的话，那么《带灯》的意义正在于呈现了一个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各类媒体所叙述和塑造，也不同于学术研究中的枯燥冰冷的描述之外的另一种别样丰富的景象。
而也正是这种超然的不含批判的视角，某种程度上泄露了作者/叙述者的意图，即借带灯之口表达了对上访现象的客观而独特的思考。小说以带灯这样一个女子的视角思考了中国乡镇中上访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前不法治的时候，老百姓过日子，村子里就有庙，有祠堂，有仁义礼智信，再往后，又有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老百姓是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可倒也社会安宁。现在讲究起法治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带灯）这种立论的逻辑似乎是，专制和真正的法制社会都不会有上访的发生，只有那些司法制度不完善的社会，才会滋生上访的不断涌现。虽然说，这种从法制与上访之间关系的角度立论确实是切中要害，但事实上并不见得有多少新意。因为显然，上访现象的出现并不能溯源于司法制度的不完善，虽然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也曾催生了上访现象的增多。这里面涉及的是源和流的区别。上访问题的频发可以从法制的层面加以解决，但并不能根治。法制的层面涉及的是治理和治理术，而上访的内在层面却应该是伦理和公平问题，是人民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当家作主的问题。
随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维稳和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上访作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被适时凸显和放大。在西方，可以以法律的程序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却只能以一种介于法律和政府行为之间的方式加以解决，就此而言，上访这一现象确实是中国特色。但这又是古代的审判制度同现代中国的权力结构结合下的产物。上访体现的是一种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解决民意的思想，故而上访者的逻辑是，一直往上告，直到最高等级权力的介入。小说中，带灯被十三个乡村妇女作为“菩萨”，柯云路的《新星》中李向南被视为“李青天”，即可以看出这点。另一方面，就像《新星》等小说所显示的那样，信访又是沟通官民隔阂的一个通道和打破科层制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现代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一种体现。上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自有其历史现实的原因，而对其的根治也有赖于一种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的完善。贾平凹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上访现象的看似客观的呈现，正表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和态度的犹豫不决。他既对上访现象的复杂混沌举棋不定，又认识不到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不仅仅关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否。
二、苍老之意
虽然《带灯》写了信访这样一个题材领域，但对贾平凹而言，关键却不在于信访/上访本身。贾平凹无意借带灯这一人物形象来深入探讨信访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恰如小说名《带灯》所显示的，“带灯”这一人物才是小说的关键。带灯原名萤，其取名带灯源于突然顿悟萤火虫“自行带了一盏小灯”之意，因而带灯就有了自我完满和自足，以及自己照亮自己的意味。如若再去联系带灯的工作环境，这一寓意就更为明显。
带灯在乡镇综治办工作，因而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也最为有深刻的体会，但她并不为识见所左右。上访者们既有可悲可叹处，也有蝇营苟且的一面，正所谓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日日面对的是一个最为混沌也最为真实的社会面向，她身处其间，但又不愿沉溺下去。她对自身的身份位置也有清醒的认识，她既清高，也很世俗；她知道自己的指责所在，但又常常为自己的好恶所左右；她想时刻保持一种清醒，“带灯”这种自我圆满之意正表明她的一种态度。但她也知道，这种个人的自足其实是微不足道且十分微弱的，她只能把自己的希望编织在对永远缺席的元天亮的倾述中，故而面向虚空的倾述往往成为她获得自我平衡和圆满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永远无法抵挡的圆满，是对自己的逃避和回避。 贾平凹写作这一小说，其实是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意。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下滑，是微弱的人力所不可也不能改变的；在这样一个残缺的环境，而要能出污泥而不染，仅仅洁身自好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能抵挡出外界的污染和诱惑，其次是要能耐得住寂寞和孤独。贾平凹通过塑造带灯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正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即如何在时代巨力推动下保持个人的完满自足状态和内心的平衡。对于这一点，或许只能是反求诸己，向内伸展，而不可能是向外，用贾平凹的话说就是“环境的逼仄才使得她的想象无涯”（《带灯·后记》）。小说中，元天亮的形象的意义正在于这样一个内面性，小说中，元天亮的始终缺席和未出场正说明了这点。事实上，元天亮无需也不必出场，其在小说中和在带灯那里，是作为内心的一个镜像出现的，带灯通过写给元天亮的信，其实也是在自己同自己的对话和交流。另一方面，这一虚拟的对话者又不仅仅是另一个自我。这是一个带有启蒙意义上的具有引导作用的“他者”形象，他引导带灯处浊世而不昏，于现实中而不至于沉没。他是带灯心灵里的光（天亮之意？）。这就形成了小说中一个极鲜明的对比，一面是内心的抒情和至美，一边却是现实自然的日渐毁灭，人心的不古；两相对读，就会发现，小说中带灯的形象越是如野外孤鸿，其内在散发的悲哀和无奈就越是沉重。贾平凹其实是在以写实和抒情写大悲哀和大悲悯。
小说中元天亮的角色很重要，虽然这个人物始终并没有出现，但对小说的结构和带灯的性格塑造至关重要。他就像是“缺席的在场者”，就像沉闷现实的彼岸世界，是黑暗里的明灯，正因为有了他，带灯在乡间的生活在有了希望，有了光。在这部小说中，带灯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建国初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山乡巨变》，以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小说，同样是外来者的带灯，她不是蹲点，是来工作。但她是封闭乡村的异己。她不同于《山乡巨变》等小说中的外来者那样携带来现代的权力，她携带的是知识，是情调，是与乡间的格格不入。全镇人长虱子，她身上没有，即可以看出。她一方面很难融入乡间生活，另一方面她又不愿离开，身陷这一矛盾中而能始终保持平衡，其力量无疑来自缺席的元天亮。她靠着给元天亮的写信，靠着对元天亮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使她的乡间生活也有了诗意，她是在用她的诗意达到对乡间沉闷生活的稀释。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两方面的平衡——既保持距离，又能融入其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贾平凹之受禅宗的影响之深。一边是混沌的世界，一边是彼岸的灯塔，带灯就在这二者之间。她身处“浊世”，而又能自我救赎，这靠的就是禅宗意义上的顿悟。但这是世俗的自身提升，既不是哲学家修行者们的顿悟，也不是靠什么灵光乍现。这只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内面化”和对象化，是美学上的物我两忘。带灯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中的审美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贾平凹仅仅是一个小说家，其所谓的反求诸己，又并不是哲学上的沉思。他的小说极富生活底气与地气，同时又极具象征。
三、反讽之美
应该说，《带灯》在贾平凹小说中的独特意义，还在于一种新的文体上的实验。关于这种文体实验，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有明显表露：“《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他要“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带灯·后记》）。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小说的内容造就了小说的文体。这种新的文体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整体上看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分开来却是无数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或严格关联的叙事，这些叙事则由大量的小标题标明。故而形成了小说结构上的丝线串珠的形式，以把这些小标题连缀而成一部长篇。小说虽然由上中下三部组成，但三部分之间其实并不协调。各部分间的小标题更是看似随意，小标题所在各小节也是长短不拘，长的数千字，短的部分则不过百。这就有点像贾平凹以前创作的笔记体小说，但他此前的笔记体，大都是中短篇；而即使在形式上类似于《商州初录》和《商州再录》，实质上又有不同。《商州初录》等中，各节之间没有一以贯之的人物，在《带灯》中则有。
这是以人物串珠的结构形式，即所有一切都是在带灯的眼中、笔下或围绕带灯这一形象依次呈现的。正因为一切都是围绕带灯而展开，故而某种程度上带灯的性格往往决定了小说叙述的面貌。换言之，在这部小说中，写事其实是为了写人。故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是在带灯的视野内依次登场，其虽显得极为琐碎而散漫，但有内在的连贯性。这都是经过了带灯的情感过滤过的，因而也无不具有抒情色彩，即使是小说中的药方和政策条文也都具有了美感而不仅仅公文或应用文体了。而小说的琐碎繁复也都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小说结构上的随意和漫不经心，也都如此。或者反过来理解，对事的叙述，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带灯性格表征的折光。带灯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相互冲突的人，这也就决定了小说中散乱和凝聚相交织的文体风格。面对现实和处理实际问题时，带灯虽然较为理性自制，但作为有文化而又带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又不免常常有异乎寻常的举止，这在乡民眼里，简直是不可理解。正是带灯的矛盾性格造成小说结构上的跳跃和内在的连贯。而说贾平凹的新的文体实验也正表现在这里。这是一种以人物的性格特点带动叙事，而不是以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或借人物性格的发展来推进故事进展的模式。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作者隐退了，不是作者/叙述者在控制带灯的言行，而是带灯的性格发展在引导叙述者/作者的叙述。小说既无意于故事的讲述和性格的塑造，也无意于人物塑造中凝聚文化的象征意味。换言之，带灯的性格从一开始就定型了，她是一种“扁平式”的人物，但这一人物又不能仅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
因而也就造成了小说中近乎自然式的写实和纯粹的抒情的奇怪的交错，以及应用文体和文学文体的结合。小说中多次出现，如药方、规章制度、工作记录等诸如此类直接入文的做法。这看似破坏了传统文学文体的纯洁性，但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一种既不同于散文小说，又不同于后现代谐谑式的杂糅拼贴，同时又兼具散文小说的结构特点和杂糅风格的新的文体形式。贾平凹曾用“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带灯·后记》）来概括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但这只是文字风格的一面。事实上，它时而华美，时而朴拙，时而流畅，时而滞阻，时而拘谨，时而奔放。这形成了《带灯》所独有的反讽的品格：一方面是绚烂之至的流露与表白，一边却是滞缓迟胀的罗列与呈现；一面是冷静不动声色的叙述，另一方面却是深深地不易察觉的苍凉和无可无不可。如此种种，在贾平凹的小说中，确是不多见的。
小说的开头，元老海带领山民阻拦高速公路经过樱镇一事极有象征意味。保全了樱镇的风水，却并不能阻止“开发的时代”（小说语）的脚步。即使是因开发老屋而风流云散的虱子也飘到樱镇，从此樱镇除了带灯和竹子，人人都有了虱子。高速公路没有经过，山区人的宁静的生活却是一去不复返地发生了改变：从开发时代的邻县矿上回来的农民纷纷得了不治之症，上访事件的增多，还有就是他地的变化引起的本地人心态上的变化，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带灯形象之虚妄和浪漫性，恰好对应于田园的即将逝去和永不复返，带灯恰恰成了这一将逝家园的守灵人。结尾处，带灯也染上了虱子，并换上了夜游症，她不仅分不清日夜，就连现实和想象界的差别也模糊了：一觉醒来，她竟把给元天亮的信里的话讲给了他人。而这也意味着，带灯已不复原来的带灯；家园业已倾颓，要想诗意地栖居又如何成为可能？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城与乡既是其永恒的话题，也是构成其小说结构的两极，带灯自城市毕业重回山野，并立志后半生要老死在山野，这自不同于毅然走向城市，也迥异于那些在城市和山村之间徘徊的贾平凹的主人公们，这个角度看，《带灯》在贾平凹小说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意义十分明显。但反讽的是，当带灯从城市退守僻野时，却发现，即使氤氲混沌如樱镇，也终不能守住一片纯净的天地。重回家园的带灯，终发现，家已不再，她真正是无家可归了。而这，是否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命运？细心的读者想必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向稳定的风格，但不为其所限，流风余韵所及，每每有新的拓展和发挥。其自从创作以来，风格几经变化，显示出贾平凹文学创作上的锐意进取精神和潜能上的巨大力量。时隔长篇巨制《古炉》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又一部长篇力作《带灯》问世，并有新的气象显现，这在当代作家中，实为不易，为世人所难及。贾平凹的小说探索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中“可持续发展”的一面。
一、上访之“真”
关于这篇小说，可以谈论的地方很多。首先让人诧异的是题材上的出新。小说涉及到上访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这在贾平凹的创作中，尚属少见。涉足上访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较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柯云路的《新星》，近几年来也有不少作品出现，如《无路之路》（李乃庆，群众出版社，2010）、《信访办主任》（张育新，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上访村谜语》（薪薪，作家出版社，2012）等等；之前又有刘震云的长篇《我不是潘金莲》（2012）问世。刘震云笔下的上访，只是提供了主人公李雪莲为解决或表达人生困惑的途径和逻辑链条。上访在李雪莲眼中并不仅仅是上访，而是表达对人生荒谬的某种抗争。与刘震云从象征的角度写上访不同的是，贾平凹采取了写实的笔法，小说中的上访，是以一种略带自然呈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种看似不带感情色彩的呈现，因而也更给人一种混沌的真实感。这与前面几部要么从揭露上访的艰辛悲壮，或者官场的混沌黑暗入手写作上访也不尽一致，也并非那种从精神不正常的角度去任意上访者，这是一部乡镇负责上访的综治办干部带灯眼中的上访实录。而说这是一种自然呈现，是因为带灯的那种超然的态度。她不是本地人，她也无意融入其中，她有文化，她是乡村的知识分子，故而始终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去看取这一世界，这既不是一种批判的眼光，也不是认同，而是一种边缘立场和态度上的自觉。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场，就有了混杂着多重感情因素的悲愤、同情和无奈：既哀其不幸，又愤其无行；既恪守乡镇干部的职责，又对这种责任深恶痛绝。如果说，文学的价值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距离简单和粗浅之远近的话，那么《带灯》的意义正在于呈现了一个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各类媒体所叙述和塑造，也不同于学术研究中的枯燥冰冷的描述之外的另一种别样丰富的景象。
而也正是这种超然的不含批判的视角，某种程度上泄露了作者/叙述者的意图，即借带灯之口表达了对上访现象的客观而独特的思考。小说以带灯这样一个女子的视角思考了中国乡镇中上访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前不法治的时候，老百姓过日子，村子里就有庙，有祠堂，有仁义礼智信，再往后，又有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老百姓是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可倒也社会安宁。现在讲究起法治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带灯）这种立论的逻辑似乎是，专制和真正的法制社会都不会有上访的发生，只有那些司法制度不完善的社会，才会滋生上访的不断涌现。虽然说，这种从法制与上访之间关系的角度立论确实是切中要害，但事实上并不见得有多少新意。因为显然，上访现象的出现并不能溯源于司法制度的不完善，虽然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也曾催生了上访现象的增多。这里面涉及的是源和流的区别。上访问题的频发可以从法制的层面加以解决，但并不能根治。法制的层面涉及的是治理和治理术，而上访的内在层面却应该是伦理和公平问题，是人民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当家作主的问题。
随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维稳和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上访作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被适时凸显和放大。在西方，可以以法律的程序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却只能以一种介于法律和政府行为之间的方式加以解决，就此而言，上访这一现象确实是中国特色。但这又是古代的审判制度同现代中国的权力结构结合下的产物。上访体现的是一种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解决民意的思想，故而上访者的逻辑是，一直往上告，直到最高等级权力的介入。小说中，带灯被十三个乡村妇女作为“菩萨”，柯云路的《新星》中李向南被视为“李青天”，即可以看出这点。另一方面，就像《新星》等小说所显示的那样，信访又是沟通官民隔阂的一个通道和打破科层制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现代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一种体现。上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自有其历史现实的原因，而对其的根治也有赖于一种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的完善。贾平凹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上访现象的看似客观的呈现，正表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和态度的犹豫不决。他既对上访现象的复杂混沌举棋不定，又认识不到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不仅仅关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否。
二、苍老之意
虽然《带灯》写了信访这样一个题材领域，但对贾平凹而言，关键却不在于信访/上访本身。贾平凹无意借带灯这一人物形象来深入探讨信访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恰如小说名《带灯》所显示的，“带灯”这一人物才是小说的关键。带灯原名萤，其取名带灯源于突然顿悟萤火虫“自行带了一盏小灯”之意，因而带灯就有了自我完满和自足，以及自己照亮自己的意味。如若再去联系带灯的工作环境，这一寓意就更为明显。
带灯在乡镇综治办工作，因而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也最为有深刻的体会，但她并不为识见所左右。上访者们既有可悲可叹处，也有蝇营苟且的一面，正所谓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日日面对的是一个最为混沌也最为真实的社会面向，她身处其间，但又不愿沉溺下去。她对自身的身份位置也有清醒的认识，她既清高，也很世俗；她知道自己的指责所在，但又常常为自己的好恶所左右；她想时刻保持一种清醒，“带灯”这种自我圆满之意正表明她的一种态度。但她也知道，这种个人的自足其实是微不足道且十分微弱的，她只能把自己的希望编织在对永远缺席的元天亮的倾述中，故而面向虚空的倾述往往成为她获得自我平衡和圆满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永远无法抵挡的圆满，是对自己的逃避和回避。 贾平凹写作这一小说，其实是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意。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下滑，是微弱的人力所不可也不能改变的；在这样一个残缺的环境，而要能出污泥而不染，仅仅洁身自好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能抵挡出外界的污染和诱惑，其次是要能耐得住寂寞和孤独。贾平凹通过塑造带灯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正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即如何在时代巨力推动下保持个人的完满自足状态和内心的平衡。对于这一点，或许只能是反求诸己，向内伸展，而不可能是向外，用贾平凹的话说就是“环境的逼仄才使得她的想象无涯”（《带灯·后记》）。小说中，元天亮的形象的意义正在于这样一个内面性，小说中，元天亮的始终缺席和未出场正说明了这点。事实上，元天亮无需也不必出场，其在小说中和在带灯那里，是作为内心的一个镜像出现的，带灯通过写给元天亮的信，其实也是在自己同自己的对话和交流。另一方面，这一虚拟的对话者又不仅仅是另一个自我。这是一个带有启蒙意义上的具有引导作用的“他者”形象，他引导带灯处浊世而不昏，于现实中而不至于沉没。他是带灯心灵里的光（天亮之意？）。这就形成了小说中一个极鲜明的对比，一面是内心的抒情和至美，一边却是现实自然的日渐毁灭，人心的不古；两相对读，就会发现，小说中带灯的形象越是如野外孤鸿，其内在散发的悲哀和无奈就越是沉重。贾平凹其实是在以写实和抒情写大悲哀和大悲悯。
小说中元天亮的角色很重要，虽然这个人物始终并没有出现，但对小说的结构和带灯的性格塑造至关重要。他就像是“缺席的在场者”，就像沉闷现实的彼岸世界，是黑暗里的明灯，正因为有了他，带灯在乡间的生活在有了希望，有了光。在这部小说中，带灯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建国初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山乡巨变》，以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小说，同样是外来者的带灯，她不是蹲点，是来工作。但她是封闭乡村的异己。她不同于《山乡巨变》等小说中的外来者那样携带来现代的权力，她携带的是知识，是情调，是与乡间的格格不入。全镇人长虱子，她身上没有，即可以看出。她一方面很难融入乡间生活，另一方面她又不愿离开，身陷这一矛盾中而能始终保持平衡，其力量无疑来自缺席的元天亮。她靠着给元天亮的写信，靠着对元天亮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使她的乡间生活也有了诗意，她是在用她的诗意达到对乡间沉闷生活的稀释。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两方面的平衡——既保持距离，又能融入其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贾平凹之受禅宗的影响之深。一边是混沌的世界，一边是彼岸的灯塔，带灯就在这二者之间。她身处“浊世”，而又能自我救赎，这靠的就是禅宗意义上的顿悟。但这是世俗的自身提升，既不是哲学家修行者们的顿悟，也不是靠什么灵光乍现。这只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内面化”和对象化，是美学上的物我两忘。带灯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中的审美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贾平凹仅仅是一个小说家，其所谓的反求诸己，又并不是哲学上的沉思。他的小说极富生活底气与地气，同时又极具象征。
三、反讽之美
应该说，《带灯》在贾平凹小说中的独特意义，还在于一种新的文体上的实验。关于这种文体实验，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有明显表露：“《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他要“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带灯·后记》）。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小说的内容造就了小说的文体。这种新的文体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整体上看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分开来却是无数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或严格关联的叙事，这些叙事则由大量的小标题标明。故而形成了小说结构上的丝线串珠的形式，以把这些小标题连缀而成一部长篇。小说虽然由上中下三部组成，但三部分之间其实并不协调。各部分间的小标题更是看似随意，小标题所在各小节也是长短不拘，长的数千字，短的部分则不过百。这就有点像贾平凹以前创作的笔记体小说，但他此前的笔记体，大都是中短篇；而即使在形式上类似于《商州初录》和《商州再录》，实质上又有不同。《商州初录》等中，各节之间没有一以贯之的人物，在《带灯》中则有。
这是以人物串珠的结构形式，即所有一切都是在带灯的眼中、笔下或围绕带灯这一形象依次呈现的。正因为一切都是围绕带灯而展开，故而某种程度上带灯的性格往往决定了小说叙述的面貌。换言之，在这部小说中，写事其实是为了写人。故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是在带灯的视野内依次登场，其虽显得极为琐碎而散漫，但有内在的连贯性。这都是经过了带灯的情感过滤过的，因而也无不具有抒情色彩，即使是小说中的药方和政策条文也都具有了美感而不仅仅公文或应用文体了。而小说的琐碎繁复也都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小说结构上的随意和漫不经心，也都如此。或者反过来理解，对事的叙述，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带灯性格表征的折光。带灯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相互冲突的人，这也就决定了小说中散乱和凝聚相交织的文体风格。面对现实和处理实际问题时，带灯虽然较为理性自制，但作为有文化而又带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又不免常常有异乎寻常的举止，这在乡民眼里，简直是不可理解。正是带灯的矛盾性格造成小说结构上的跳跃和内在的连贯。而说贾平凹的新的文体实验也正表现在这里。这是一种以人物的性格特点带动叙事，而不是以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或借人物性格的发展来推进故事进展的模式。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作者隐退了，不是作者/叙述者在控制带灯的言行，而是带灯的性格发展在引导叙述者/作者的叙述。小说既无意于故事的讲述和性格的塑造，也无意于人物塑造中凝聚文化的象征意味。换言之，带灯的性格从一开始就定型了，她是一种“扁平式”的人物，但这一人物又不能仅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
因而也就造成了小说中近乎自然式的写实和纯粹的抒情的奇怪的交错，以及应用文体和文学文体的结合。小说中多次出现，如药方、规章制度、工作记录等诸如此类直接入文的做法。这看似破坏了传统文学文体的纯洁性，但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一种既不同于散文小说，又不同于后现代谐谑式的杂糅拼贴，同时又兼具散文小说的结构特点和杂糅风格的新的文体形式。贾平凹曾用“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带灯·后记》）来概括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但这只是文字风格的一面。事实上，它时而华美，时而朴拙，时而流畅，时而滞阻，时而拘谨，时而奔放。这形成了《带灯》所独有的反讽的品格：一方面是绚烂之至的流露与表白，一边却是滞缓迟胀的罗列与呈现；一面是冷静不动声色的叙述，另一方面却是深深地不易察觉的苍凉和无可无不可。如此种种，在贾平凹的小说中，确是不多见的。
小说的开头，元老海带领山民阻拦高速公路经过樱镇一事极有象征意味。保全了樱镇的风水，却并不能阻止“开发的时代”（小说语）的脚步。即使是因开发老屋而风流云散的虱子也飘到樱镇，从此樱镇除了带灯和竹子，人人都有了虱子。高速公路没有经过，山区人的宁静的生活却是一去不复返地发生了改变：从开发时代的邻县矿上回来的农民纷纷得了不治之症，上访事件的增多，还有就是他地的变化引起的本地人心态上的变化，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带灯形象之虚妄和浪漫性，恰好对应于田园的即将逝去和永不复返，带灯恰恰成了这一将逝家园的守灵人。结尾处，带灯也染上了虱子，并换上了夜游症，她不仅分不清日夜，就连现实和想象界的差别也模糊了：一觉醒来，她竟把给元天亮的信里的话讲给了他人。而这也意味着，带灯已不复原来的带灯；家园业已倾颓，要想诗意地栖居又如何成为可能？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城与乡既是其永恒的话题，也是构成其小说结构的两极，带灯自城市毕业重回山野，并立志后半生要老死在山野，这自不同于毅然走向城市，也迥异于那些在城市和山村之间徘徊的贾平凹的主人公们，这个角度看，《带灯》在贾平凹小说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意义十分明显。但反讽的是，当带灯从城市退守僻野时，却发现，即使氤氲混沌如樱镇，也终不能守住一片纯净的天地。重回家园的带灯，终发现，家已不再，她真正是无家可归了。而这，是否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命运？细心的读者想必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