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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声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中，歌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世界第一部有声电影就是与歌手有关的《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Alan Crosland导演）。无独有偶，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也是歌手题材，名为《歌女红牡丹》（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其他诸如《雨中乐飞扬》（Singin' in the Rain，Gene Kelly、Stanley Donen导演）、《歌剧魅影》（加斯通·勒鲁小说原著，有多个电影版本）、《刘三姐》（乔羽编剧，苏里导演。另有其他影视版本）等歌舞影片在电影史上极具盛名。就电视而言，歌手一直是不可缺少的嘉宾。无论是各种综艺节目，还是各种晚会节目，歌舞都是重要的节目内容。纵观近十年的电视节目，不难发现，歌舞特别是歌唱类节目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有一家独大之势。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歌唱类节目俯首即拾：如《星光大道》（中央电视台）、《超级女声》（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湖南卫视）、《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声动亚洲》（东方卫视）、《花儿朵朵》（青海卫视）、《天籁之声》（山东卫视）、《激情唱响》（辽宁卫视）、《完美声音》（云南卫视）、《中国梦想秀》（浙江卫视）、《中国达人秀》（东方卫视）、《中国红歌会》（江西卫视）、《一生所爱，大地飞歌》（广西卫视）等等。2005年《超级女声》以及2007年《快乐男声》所引发的“快乐中国，全民参与”的狂潮似乎仍历历在目，2013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再度点燃全国人们的热情。已有近三十年历史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本于2012停办，但决定又在2013年重新启动。这一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刺激着人们的听觉、视觉和欲望，发起一场又一场全民总动员。在这一系列的歌舞类节目中，歌手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甚至决定着节目的最终走向和影响力。事实上，人们在谈论某一首歌时，往往很可能首先提及并非歌曲本身而是原唱歌手。甚至会在某一个时候，歌手比歌曲本身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歌手的八卦新闻长久地占据着媒体的版面，歌手的个人私事成为大众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凡此种种，皆因“歌手”具有丰富的叙事内涵。总观经典歌舞影片及各种成功的歌唱选秀节目，可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歌曲为表，以故事为里，充分挖掘歌手的叙事功能。从创作策略层面分析，可见这些影片和节目擅长构建歌手的传奇故事以增强影片和节目的生命力，并且善于寻找歌手的文化内蕴并作适度阐述以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构建传奇故事
歌曲以抒情为主，所以通常情况下，歌手作为抒情主体而存在。而对经典的歌舞片和收视较好的电视节目而言，歌手同时作为叙事的主体而存在。而且，叙事角色扮演的好与坏直接决定歌手在节目中的成功与否。换言之，影片或节目所主推的歌手是否具有传奇故事成为作品或者节目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似乎对所有的文艺作品而言，“诗歌舞”三位一体皆可以视为它们的根本特性。“诗”意味着内涵，意味着故事；“歌”意味着“声音”；“舞”代表形态。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如《毛诗序》在论诗时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也正如《尚书·尧典》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②这意味着，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观众（读者）的享受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它不但来自听觉、而且出自视觉，还来源自心灵。事实上，人们喜欢诗、歌、舞，并不局限于人们眼睛所见的图像和画面，耳朵所听到的音乐和声音，人们更喜欢背后所蕴含的故事。这藏于背后的东西，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震撼。《马路天使》是袁牧之导演的电影，被誉为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周璇饰演歌手小红是电影的主角之一。她演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至今广为流传。整体而言，《马路天使》的成功源自两个重要的元素。其一是金嗓子周璇的美妙歌声。其二是她身上所承载着的苦难故事。小红因为能唱歌，被人收留以卖唱为生。她因歌声美妙长相清纯被恶人看中，于是在恋人小陈的帮助下四处逃亡。电影围绕小红展开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男主角小陈（赵丹饰）也是歌手——吹鼓手。小陈与小戏是隔壁邻居，他们的恋爱故事成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故事片而言，叙事是它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留住观众的主要法宝。而在有声电影发展初期，声音无疑对观众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于是“歌舞+歌手传奇”成为早期有声电影的典型模式。原因很简单，商人投资电影，利润是其核心追求之一，故此，制片方总是力图得到票房保障。一般而言，有两样东西可以帮助制片方实现盈利的愿望。一种是文学名著，因为名家名作的广泛知名度可以为电影提供良好的观众基础③。其二就是音乐与舞蹈。因此，可以看到，在世界有声电影发展初期，歌舞片和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成为最发达的影片类型。但音乐舞蹈有其天然的缺陷，音乐舞蹈以抒情为主、自身的长度有限、叙事能力有限，如果没有故事情节加以串连，它们就是一粒粒散乱的珠子。杂乱无章的珠子越多，越扰乱观众的心绪。因此，如果要兼顾音乐（歌曲）舞蹈与情节，最好的办法就是构建歌手（舞者）的故事。又因为平淡无奇的情节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故该故事最好能够具有传奇色彩。于是“歌舞+歌手（舞者）传奇”成为通用的创作策略。《歌女红牡丹》、《爵士歌王》、《雨中乐飞扬》、《出水芙蓉》等影片的成功即得益于此，它们作为经典影片而载入史册。至今，歌舞片仍是重要的电影类型，歌手（舞者）仍是银幕上的常客。如讲述一名音乐天才的传奇故事的法国小说《歌剧魅影》（加斯通·勒鲁原著）先后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改编成电影或歌剧，久映不衰。讲述广西民间歌手刘三姐的传奇故事的电影《刘三姐》（苏里导演）深受观众喜爱，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最佳摄影等多种奖项。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音乐以更丰富的样式和形态存在于电影之中，音效成为专业以及行业领域。同时，因为歌手演唱以及歌手传奇在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局限，加上观众对歌唱形式的选择性等其他种种原因，纯粹的歌手题材电影日渐稀少，昔日大放异彩的歌手更多以酒吧演唱和无名歌手的方式游走于银幕。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单纯的“歌”片有减少趋势，但“舞”片却有繁荣之势。如《跳出我天地》（ Billy Elliot，Stephen Daldry导演）、《精舞门1》（宁财神编剧，傅华阳导演）、《舞出我人生1》（Set Up，Anne Fletcher 导演）、《舞动青春》（How She Move，Ian Iqbal Rashid导演）、《舞力对决1》（Street Dance，Max Giwa、Dania Pasquini导演）等影片都有着不错的票房和口啤，不少影片因为反响好而拍了续集。而且这一类电影的形式与内容还在不断地翻新。与歌手题材的影片相反，在这类电影中，舞蹈是影片的中心，歌曲、音乐成为背景。舞台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木台，街头、广场、天台、河道、堂前屋后……似乎普天之下皆舞台。如果从创作策略或者叙事模式上看，舞片与歌片是基本相同的，即“舞者（歌手）+舞者（歌手）传奇”。不同的是，跳舞者的舞台更宽广，对社会和人生的表现力似乎也更强。 历史事实表明，电影成功地借鉴和运用了音乐元素，使自己获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而反观近年来的音乐选秀节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过来是音乐节目有机地运用了电影的叙事手法，增添了自己的魅力。也可以如此立论：“歌曲+歌手传奇”更多地从银幕走上了舞台，从电影走向了电视节目中。
歌手走上舞台，献给观众歌声；观众因为听歌而熟悉歌手，再因为歌手而去听更多的歌。这是歌手的传统功能和观众对歌手的传统印象，也是歌手与观众互动的传统模式。换言之，歌手作为一个抒情的主体而存在。可是在近年来的音乐选秀节目里面，歌手同时也作为一个叙事主体而存在了。无论是《超级女声》还是《快乐男声》，关于“超女”、“快男”的故事成为了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节目的进行，电视台相当于同时播放出了一部部人物传记片：有李宇春传奇、张靓颖故事、张杰传、陈楚生成功之路等。曾经有一段时间，节目的制作团队几乎将歌手所潜藏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晚上是整晚的歌手唱歌比赛。白天的各档节目中几乎都可见歌手的故事：歌手的训练活动、歌手比赛的花絮等。甚至是评委也变成了制作故事的高手，如杨二车娜姆，几乎她的每一次对歌手的点评都会在第二天都变成热门话题。堂堂的综合性电视台，差不多就要成为几个歌手的舞台。以致国家广电总局不得不痛下杀手，颁布限娱令，限制节目时间并限制节目内容。据说湖南卫视原本打算做一个“超级系列”的品牌节目，因此也不得不调整计划。观众惋惜，电视台痛惜。痛定思痛，整装重发，于是有了《快乐男声》。虽然节目名称变了，但节目制作团队显然不打算放弃歌手的叙事功能。于是有趣的事情出现了，曲终而不散，歌手在比赛结束之后，仍然经常出现在读者和观众而前。例如陈楚生，一个驻唱酒吧的草根，居然成为了“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充满励志的传奇故事，使成千上万老百姓心潮澎湃，相信总有一天，青蛙变王子的奇迹也同样会在自己身上出现。后来，又传出陈楚生想要解约天娱公司，为了挽离这位王子，天娱提出超出人们想象的两千多万的天价解约费，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种版本故事满城飞扬。
《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两档节目依然在继续，只是超女李宇春和快男陈楚生似乎成为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搁在沙滩上”的情景也迟迟没有出现。“挑战麦克风”、“花儿朵朵”等节目热闹喧嚣一阵之后，旋即沉寂。种种迹象表明，歌唱选秀似乎已到山穷水尽之处。不料，“中国好声音”与“我是歌手”先后出现，将全国人们的热情再度点燃。
乍一看，似乎是评委们拍桌子转椅子的新式点评吸引了观众。可细细分析，便知道，真正让看客们流连忘记返的正是歌手及评委们的故事。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有哪个不是歌坛大腕呢？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是否真如此呢？在当今最为普及的电视及互联网传播平台上，人们迫不及待想见证这个流传已久的真理。或者可以说，人们资深音乐导师（评委）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年轻的参赛歌手们。换而言之，这档音乐选秀节日既是参赛歌手的比拼，同时也是音乐导师（评委）的比拼，这种赛制本身就是充满悬念的故事。
浙江卫视凭借《中国好声音》，气氛扎扎实实地风光了一回，号称省级卫视一哥的湖南卫视当然不甘居后。借助“我是歌手”的上演，芒果台重新夺回了省级电视台收视率第一的宝座。
有别于以前的歌唱选秀节目，《我是歌手》不是一个“造”星的平台，而变成了一个“秀”星的舞台。参赛的歌手均是成名已久的歌星，而且来自两岸三地。林志炫、杨宗纬、羽泉、齐秦、齐豫、辛晓琪、彭佳慧、陈明等参赛歌手，足以让一群又一群的粉丝充满期待和盼望。这其中，还有人们一手捧红的超女尚雯婕、谭维维等。在现代传媒的大舞台下，明星的光芒不再象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持久和耀眼，他们也需要借助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以获得更多的人气。观众终于可以在舞台上亲眼看到偶像们在重压之下的沉着冷静或者窘迫不安。人们终于可以看到娱乐八卦神秘面纱下面的明星们的本色。而同时，每期节目过后，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象以前，只复述八卦文字里的别人撰写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我是歌手》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演员，在现实中上演一部真人版的歌手传奇。
在叙事方面，电影与电视节目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围绕歌手做文章，安排故事。故事的好坏决定着观众的多寡。其最大不同之处恐怕在于，在电影中，关于歌手的故事完全由编剧导演等影片的制作者来完成。而在电视节目里面，歌手的故事是由歌手、节目制作方以及观众等各方面的人员来共同完成。电视节目的互动性更强，变数更多。值得指出的是，歌手传奇有时并非创作者有意为之，或者说，现实生活本身充满了传奇，歌唱选秀节目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现人间传奇的窗口。
二、寻找文化内蕴
关于文艺的起源，学界有多种说法。有文艺起源于劳动说。如鲁迅指出：我们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④这些劳动时发出的声音，实际上也可视为最初的音乐，最初的歌。换言之，文艺是为了缓解人们劳动时的劳累而产生的。也有人认为文艺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模仿。如古希腊德谟克里特认为：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⑤这种理论实际上还指出了文艺的一种功能，即带给人欢喜和愉悦。正如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理论家弗洛伊德所指出，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引场合和旧时的记忆。⑥也就是说，作品中包含着作者的经验和梦想。如果读者的经验、梦想与作者相似，则共鸣就产生了。对于对于歌曲、歌唱，同样如此。可以这样说，歌手之所以在电视节目和电影里广受欢迎，正是因为他们内含了上述种种意蕴。歌手并不仅仅是那个给观众奉献美妙歌声的个人，而成为一种底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和一种内蕴复杂而丰富的叙事意象。观众将歌手当成一面镜子，从中看到文化和历史，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和感知自己的命运。 从节目的命名看来，各大电视台的相关节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节目名称即内涵丰富的意象，写意为主，虚实结合。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实的部分是“女声”、“男声”；虚的部分是“超级”和“快乐”。同时，“女声”、“男声”又分别与“女生”、“男生”谐音，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美丽的少女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花儿朵朵》（青海卫视）以花喻人。《星光大道》（中央电视台）让人仿佛看到一颗颗歌坛明星冉冉升起。《中国梦想秀》（浙江卫视）告诉观众这个节目既是个人表演，又是梦想展示。其他如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香港卫视、东方卫视的《中国偶像》等莫不如此。
尽管虚实结合是节目名称的重要特点，但其内容不能太实，不能如白菜大米般平常生活化；也不能太虚，不能完全高不可攀，不接地气。具体到歌手也如此。“超女”“快男”等节目中的歌手，都必须经过全国海选，层层选拔，晋级淘汰等环节。综合素质最佳者获得总冠军。这其中，专业评委、观众以及网民都可以投票，这意味着，歌手必须得到普遍的认可，方可晋级。换而言之，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阶段的人们都可以从歌手身上找到自己的喜欢的元素。
深入了解这些冠军级的歌手们，如2005年的超级女声总冠军李宇春，2007年的《快乐男声》总冠军陈楚生，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名羽泉、第二名林志炫等。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内蕴。他们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音乐成就。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音乐诉求、审美观念、娱乐方式甚至产业形式。李宇春因为在超级女声中的优秀表现和巨大影响，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可是她的形象几乎颠覆了人们以往的关于女歌星形象的所有印象，她居然是一种中性打扮，她似乎就是邻家那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女孩。这一形象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我相信，在陈楚生没有参加快乐男声并成为全国总冠军之前，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对他知之甚少。陈楚生在其原创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里低声吟唱和反复询问：“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对音乐的敏感和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得这位来自海南的小伙子抓住了时代所赋与的机遇，由暗淡无光、默默无闻的青蛙，蜕变为光采照人，万人瞩目的王子。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在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里通过实践不断地充实自己。他同时又是普普通通的千千万万的80后大军中的一分子。在他身上，凝聚着许多值得解读和诠释的东西。通过他，可以思考青少年的成长成才之路，可以思考国家和社会的教育。通过他，可以体味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
这些能够充当时代的主角的歌手充满传奇，他们如同谜一般，让人情不自禁想去探个究竟。相对于李宇春、陈楚生等这些成长中的歌手，羽泉、齐秦、辛晓琪等这些成名的歌手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叙事意象。他们生于1960年代或者1970年代，在当代社会中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因此，他们身上承载的东西更多。
与电视节目相比，在歌舞类型的电影里，歌手的意象意味更加明显。在《马路天使》（袁牧之导演）中，歌女小红有着天使般的容貌、天使般的身影。可是在动乱的社会中，她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寄人篱下，以卖唱为生。她受坏人欺凌，与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如同天使坠落凡间。在《修女也疯狂2》（Sister Act 2）中，歌手穿上修女服变成修女。社区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服神父和修女的管教，却被假扮修女的歌手治得服服帖帖。修女与歌手，到底谁更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呢？改编自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小说的电影《歌剧魅影》中，那个相貌丑陋的音乐天才提醒人们：现实生活总是充满遗憾，天才与丑角之间的界限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鲜明。
歌手用歌声架起与听众之间的桥梁。听众循着音乐进一步走进歌手的故事。观众与歌手可能有出人意料的互动共鸣的深度与长度。可是，无论灯光多么璀璨、无论布景多么华丽，舞台总有闭幕之时，歌手总有谢幕之日，这一点，歌手与观众都必须懂得。
将有关歌手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放在一起观看，再看看现实生活，让人不禁大发感慨：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艺术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它可以让观众感同身受，而同时又做到隔岸观火。让人从中看到经验与教训，而并不需要付实际的代价。艺术的精妙也在此了。
三、思索与追问
将“歌手”和音乐视为电影元素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的电影作品对它们的运用虽然不相同，但体现出一种整体的趋势，歌手在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弱，音乐以更多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撇开纯粹的音乐剧，可以发现，歌手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在经典作品方面，1930年代有《马路天使》，1960年代有《刘三姐》，1990年代有《霸王别姬》，进入21世纪以后，有《梅兰芳》。此外，人们想不起更多的影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1990年代以前，有大量影视歌曲随着影视作品的传播而在神州大地广泛传播，如《少林寺》、《西游记》、《铁道游击队》、《射雕英雄传》等影视作品中的歌曲至今仍在四处传唱。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主题曲和插曲似乎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便是出现歌手，也多半是业余的，或者无名的。典型者如《高兴》（贾平凹原著，阿甘导演）等。与此同时，在有声电影中，音乐音响成为电影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除开前文所提及的原因，此外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电影（故事片）是以叙事为主的艺术样式，歌手因为其职业背景的原因，并不十分成为电影的主角。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医生、教师、政治家、商人等更适合成为电影的主角，更适合塑造典型人物。他们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精神，引领社会风尚，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当代的歌舞电影、故事影片如何更好地利用“歌手”、“音乐”元素，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值得深思。
不容置疑，歌手及歌曲在当代电影中处于相对隐身状态。在电视节目中，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要评选近10年里影响深远的电视节目，众多歌唱选秀类的节目肯定会名列前茅。且不说、《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娱乐综艺节目是如何地让全民疯狂，单一个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赛”），就足以让人感觉瞠目结舌了。青歌赛于1984年举办第一届，此后每两年一届。至今已举办15届。它甚至被喻为中国歌唱家的摇篮。彭丽媛、宋祖英、毛阿敏、韦唯、阎维文、蔡国庆、满文军等著名歌唱家均曾在此项赛事上获奖。作为历史最为悠久，制度最为完善的歌唱赛事，在2012年居然停办。不论其原因如何，肯定值得深思。这是否意味着，在资讯异常发达，在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新兴的无处不在的现代传媒的冲击之下，青歌赛在某些方面也在进行调整和改变呢？但同时，作为国家级的电视台，囿于身份，它不可能象省级电视台那样全面放开。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歌手+叙事”成为节目的创作策略。如何进行“叙事”的问题值得探讨。对歌唱类节目而言，过度叙事肯定会被认为是喧宾夺主。因为它毕竟不是“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之类的谈话类节目，也不是“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之类的情感类节目，更不是“百家讲坛”之类的知识性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许多歌唱选秀都借鉴自外国节目。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缺乏原创。笔者认为，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要有用，就可以拿来。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借鉴的节目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说明节目制作方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和改良。这其中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古外今来，文化并非凭空产生，都有一个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过程，当今高度发达的科技极大地拉尽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要充分这些前所未有资源，尽可能地发现一些先进的、优质的资源，更好地为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对歌唱类节目而言，歌手作为舞台的主角不可更改，歌曲作为节目的核心不可动摇。然而，选何种类型的歌手放在舞台上，将歌手的哪些故事呈现给观众和读者，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以作。从历史的经验看来，能够长时间地立于舞台的歌手应该能够体现出时代特色，不合时宜的歌手将会早早在舞台上淘汰。关于这一点，“伪娘”成一时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面向老百姓的电视节目，人气与热闹是节目持续下去的必要条件。但一档节目如果为了增加人气而去迎合俗气则最终会走向穷途末路。艺术和经典性应该成为一贯的追求。因此，歌手的故事应该是励志的故事，它带有传奇的意味，但肯定不是八卦的，不是桃色的。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主打青涩歌手。《我是歌手》中歌星登上舞台表演，他们甘降身段，接受评委和观众的点评。舞台还是同样的舞台，歌手已不再是以前的歌手。时代不断地发展变化，歌唱在节目，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需要。对于歌手而言，他不单单是歌唱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文化承传者和道德担当者，在他身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只有这样的歌手，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才能成为最有价值歌手。而这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相信也同时已经给电影提供了许多素材和灵感。当前、歌舞、电影、电视、互联网等艺术样式和媒介几乎呈伴生状态，如何将这些要素更好地结合，以创造出更好的文艺作品，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深入思考。
注释：
①②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第1页。
③参见陈伟华：《简论文学与电影之创建》，《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④鲁迅：《门外文谈》，《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2页。
⑤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⑥[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张唤民、陈伟奇译：《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1905-2010）”（项目编号：11CZW071）、“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M5102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一、构建传奇故事
歌曲以抒情为主，所以通常情况下，歌手作为抒情主体而存在。而对经典的歌舞片和收视较好的电视节目而言，歌手同时作为叙事的主体而存在。而且，叙事角色扮演的好与坏直接决定歌手在节目中的成功与否。换言之，影片或节目所主推的歌手是否具有传奇故事成为作品或者节目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似乎对所有的文艺作品而言，“诗歌舞”三位一体皆可以视为它们的根本特性。“诗”意味着内涵，意味着故事；“歌”意味着“声音”；“舞”代表形态。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如《毛诗序》在论诗时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也正如《尚书·尧典》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②这意味着，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观众（读者）的享受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它不但来自听觉、而且出自视觉，还来源自心灵。事实上，人们喜欢诗、歌、舞，并不局限于人们眼睛所见的图像和画面，耳朵所听到的音乐和声音，人们更喜欢背后所蕴含的故事。这藏于背后的东西，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震撼。《马路天使》是袁牧之导演的电影，被誉为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周璇饰演歌手小红是电影的主角之一。她演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至今广为流传。整体而言，《马路天使》的成功源自两个重要的元素。其一是金嗓子周璇的美妙歌声。其二是她身上所承载着的苦难故事。小红因为能唱歌，被人收留以卖唱为生。她因歌声美妙长相清纯被恶人看中，于是在恋人小陈的帮助下四处逃亡。电影围绕小红展开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男主角小陈（赵丹饰）也是歌手——吹鼓手。小陈与小戏是隔壁邻居，他们的恋爱故事成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故事片而言，叙事是它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留住观众的主要法宝。而在有声电影发展初期，声音无疑对观众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于是“歌舞+歌手传奇”成为早期有声电影的典型模式。原因很简单，商人投资电影，利润是其核心追求之一，故此，制片方总是力图得到票房保障。一般而言，有两样东西可以帮助制片方实现盈利的愿望。一种是文学名著，因为名家名作的广泛知名度可以为电影提供良好的观众基础③。其二就是音乐与舞蹈。因此，可以看到，在世界有声电影发展初期，歌舞片和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成为最发达的影片类型。但音乐舞蹈有其天然的缺陷，音乐舞蹈以抒情为主、自身的长度有限、叙事能力有限，如果没有故事情节加以串连，它们就是一粒粒散乱的珠子。杂乱无章的珠子越多，越扰乱观众的心绪。因此，如果要兼顾音乐（歌曲）舞蹈与情节，最好的办法就是构建歌手（舞者）的故事。又因为平淡无奇的情节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故该故事最好能够具有传奇色彩。于是“歌舞+歌手（舞者）传奇”成为通用的创作策略。《歌女红牡丹》、《爵士歌王》、《雨中乐飞扬》、《出水芙蓉》等影片的成功即得益于此，它们作为经典影片而载入史册。至今，歌舞片仍是重要的电影类型，歌手（舞者）仍是银幕上的常客。如讲述一名音乐天才的传奇故事的法国小说《歌剧魅影》（加斯通·勒鲁原著）先后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改编成电影或歌剧，久映不衰。讲述广西民间歌手刘三姐的传奇故事的电影《刘三姐》（苏里导演）深受观众喜爱，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最佳摄影等多种奖项。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音乐以更丰富的样式和形态存在于电影之中，音效成为专业以及行业领域。同时，因为歌手演唱以及歌手传奇在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局限，加上观众对歌唱形式的选择性等其他种种原因，纯粹的歌手题材电影日渐稀少，昔日大放异彩的歌手更多以酒吧演唱和无名歌手的方式游走于银幕。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单纯的“歌”片有减少趋势，但“舞”片却有繁荣之势。如《跳出我天地》（ Billy Elliot，Stephen Daldry导演）、《精舞门1》（宁财神编剧，傅华阳导演）、《舞出我人生1》（Set Up，Anne Fletcher 导演）、《舞动青春》（How She Move，Ian Iqbal Rashid导演）、《舞力对决1》（Street Dance，Max Giwa、Dania Pasquini导演）等影片都有着不错的票房和口啤，不少影片因为反响好而拍了续集。而且这一类电影的形式与内容还在不断地翻新。与歌手题材的影片相反，在这类电影中，舞蹈是影片的中心，歌曲、音乐成为背景。舞台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木台，街头、广场、天台、河道、堂前屋后……似乎普天之下皆舞台。如果从创作策略或者叙事模式上看，舞片与歌片是基本相同的，即“舞者（歌手）+舞者（歌手）传奇”。不同的是，跳舞者的舞台更宽广，对社会和人生的表现力似乎也更强。 历史事实表明，电影成功地借鉴和运用了音乐元素，使自己获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而反观近年来的音乐选秀节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过来是音乐节目有机地运用了电影的叙事手法，增添了自己的魅力。也可以如此立论：“歌曲+歌手传奇”更多地从银幕走上了舞台，从电影走向了电视节目中。
歌手走上舞台，献给观众歌声；观众因为听歌而熟悉歌手，再因为歌手而去听更多的歌。这是歌手的传统功能和观众对歌手的传统印象，也是歌手与观众互动的传统模式。换言之，歌手作为一个抒情的主体而存在。可是在近年来的音乐选秀节目里面，歌手同时也作为一个叙事主体而存在了。无论是《超级女声》还是《快乐男声》，关于“超女”、“快男”的故事成为了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节目的进行，电视台相当于同时播放出了一部部人物传记片：有李宇春传奇、张靓颖故事、张杰传、陈楚生成功之路等。曾经有一段时间，节目的制作团队几乎将歌手所潜藏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晚上是整晚的歌手唱歌比赛。白天的各档节目中几乎都可见歌手的故事：歌手的训练活动、歌手比赛的花絮等。甚至是评委也变成了制作故事的高手，如杨二车娜姆，几乎她的每一次对歌手的点评都会在第二天都变成热门话题。堂堂的综合性电视台，差不多就要成为几个歌手的舞台。以致国家广电总局不得不痛下杀手，颁布限娱令，限制节目时间并限制节目内容。据说湖南卫视原本打算做一个“超级系列”的品牌节目，因此也不得不调整计划。观众惋惜，电视台痛惜。痛定思痛，整装重发，于是有了《快乐男声》。虽然节目名称变了，但节目制作团队显然不打算放弃歌手的叙事功能。于是有趣的事情出现了，曲终而不散，歌手在比赛结束之后，仍然经常出现在读者和观众而前。例如陈楚生，一个驻唱酒吧的草根，居然成为了“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充满励志的传奇故事，使成千上万老百姓心潮澎湃，相信总有一天，青蛙变王子的奇迹也同样会在自己身上出现。后来，又传出陈楚生想要解约天娱公司，为了挽离这位王子，天娱提出超出人们想象的两千多万的天价解约费，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种版本故事满城飞扬。
《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两档节目依然在继续，只是超女李宇春和快男陈楚生似乎成为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搁在沙滩上”的情景也迟迟没有出现。“挑战麦克风”、“花儿朵朵”等节目热闹喧嚣一阵之后，旋即沉寂。种种迹象表明，歌唱选秀似乎已到山穷水尽之处。不料，“中国好声音”与“我是歌手”先后出现，将全国人们的热情再度点燃。
乍一看，似乎是评委们拍桌子转椅子的新式点评吸引了观众。可细细分析，便知道，真正让看客们流连忘记返的正是歌手及评委们的故事。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有哪个不是歌坛大腕呢？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是否真如此呢？在当今最为普及的电视及互联网传播平台上，人们迫不及待想见证这个流传已久的真理。或者可以说，人们资深音乐导师（评委）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年轻的参赛歌手们。换而言之，这档音乐选秀节日既是参赛歌手的比拼，同时也是音乐导师（评委）的比拼，这种赛制本身就是充满悬念的故事。
浙江卫视凭借《中国好声音》，气氛扎扎实实地风光了一回，号称省级卫视一哥的湖南卫视当然不甘居后。借助“我是歌手”的上演，芒果台重新夺回了省级电视台收视率第一的宝座。
有别于以前的歌唱选秀节目，《我是歌手》不是一个“造”星的平台，而变成了一个“秀”星的舞台。参赛的歌手均是成名已久的歌星，而且来自两岸三地。林志炫、杨宗纬、羽泉、齐秦、齐豫、辛晓琪、彭佳慧、陈明等参赛歌手，足以让一群又一群的粉丝充满期待和盼望。这其中，还有人们一手捧红的超女尚雯婕、谭维维等。在现代传媒的大舞台下，明星的光芒不再象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持久和耀眼，他们也需要借助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以获得更多的人气。观众终于可以在舞台上亲眼看到偶像们在重压之下的沉着冷静或者窘迫不安。人们终于可以看到娱乐八卦神秘面纱下面的明星们的本色。而同时，每期节目过后，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象以前，只复述八卦文字里的别人撰写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我是歌手》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演员，在现实中上演一部真人版的歌手传奇。
在叙事方面，电影与电视节目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围绕歌手做文章，安排故事。故事的好坏决定着观众的多寡。其最大不同之处恐怕在于，在电影中，关于歌手的故事完全由编剧导演等影片的制作者来完成。而在电视节目里面，歌手的故事是由歌手、节目制作方以及观众等各方面的人员来共同完成。电视节目的互动性更强，变数更多。值得指出的是，歌手传奇有时并非创作者有意为之，或者说，现实生活本身充满了传奇，歌唱选秀节目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现人间传奇的窗口。
二、寻找文化内蕴
关于文艺的起源，学界有多种说法。有文艺起源于劳动说。如鲁迅指出：我们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④这些劳动时发出的声音，实际上也可视为最初的音乐，最初的歌。换言之，文艺是为了缓解人们劳动时的劳累而产生的。也有人认为文艺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模仿。如古希腊德谟克里特认为：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⑤这种理论实际上还指出了文艺的一种功能，即带给人欢喜和愉悦。正如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理论家弗洛伊德所指出，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引场合和旧时的记忆。⑥也就是说，作品中包含着作者的经验和梦想。如果读者的经验、梦想与作者相似，则共鸣就产生了。对于对于歌曲、歌唱，同样如此。可以这样说，歌手之所以在电视节目和电影里广受欢迎，正是因为他们内含了上述种种意蕴。歌手并不仅仅是那个给观众奉献美妙歌声的个人，而成为一种底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和一种内蕴复杂而丰富的叙事意象。观众将歌手当成一面镜子，从中看到文化和历史，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和感知自己的命运。 从节目的命名看来，各大电视台的相关节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节目名称即内涵丰富的意象，写意为主，虚实结合。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实的部分是“女声”、“男声”；虚的部分是“超级”和“快乐”。同时，“女声”、“男声”又分别与“女生”、“男生”谐音，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美丽的少女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花儿朵朵》（青海卫视）以花喻人。《星光大道》（中央电视台）让人仿佛看到一颗颗歌坛明星冉冉升起。《中国梦想秀》（浙江卫视）告诉观众这个节目既是个人表演，又是梦想展示。其他如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香港卫视、东方卫视的《中国偶像》等莫不如此。
尽管虚实结合是节目名称的重要特点，但其内容不能太实，不能如白菜大米般平常生活化；也不能太虚，不能完全高不可攀，不接地气。具体到歌手也如此。“超女”“快男”等节目中的歌手，都必须经过全国海选，层层选拔，晋级淘汰等环节。综合素质最佳者获得总冠军。这其中，专业评委、观众以及网民都可以投票，这意味着，歌手必须得到普遍的认可，方可晋级。换而言之，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阶段的人们都可以从歌手身上找到自己的喜欢的元素。
深入了解这些冠军级的歌手们，如2005年的超级女声总冠军李宇春，2007年的《快乐男声》总冠军陈楚生，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名羽泉、第二名林志炫等。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内蕴。他们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音乐成就。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音乐诉求、审美观念、娱乐方式甚至产业形式。李宇春因为在超级女声中的优秀表现和巨大影响，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可是她的形象几乎颠覆了人们以往的关于女歌星形象的所有印象，她居然是一种中性打扮，她似乎就是邻家那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女孩。这一形象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我相信，在陈楚生没有参加快乐男声并成为全国总冠军之前，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对他知之甚少。陈楚生在其原创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里低声吟唱和反复询问：“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对音乐的敏感和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得这位来自海南的小伙子抓住了时代所赋与的机遇，由暗淡无光、默默无闻的青蛙，蜕变为光采照人，万人瞩目的王子。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在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里通过实践不断地充实自己。他同时又是普普通通的千千万万的80后大军中的一分子。在他身上，凝聚着许多值得解读和诠释的东西。通过他，可以思考青少年的成长成才之路，可以思考国家和社会的教育。通过他，可以体味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
这些能够充当时代的主角的歌手充满传奇，他们如同谜一般，让人情不自禁想去探个究竟。相对于李宇春、陈楚生等这些成长中的歌手，羽泉、齐秦、辛晓琪等这些成名的歌手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叙事意象。他们生于1960年代或者1970年代，在当代社会中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因此，他们身上承载的东西更多。
与电视节目相比，在歌舞类型的电影里，歌手的意象意味更加明显。在《马路天使》（袁牧之导演）中，歌女小红有着天使般的容貌、天使般的身影。可是在动乱的社会中，她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寄人篱下，以卖唱为生。她受坏人欺凌，与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如同天使坠落凡间。在《修女也疯狂2》（Sister Act 2）中，歌手穿上修女服变成修女。社区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服神父和修女的管教，却被假扮修女的歌手治得服服帖帖。修女与歌手，到底谁更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呢？改编自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小说的电影《歌剧魅影》中，那个相貌丑陋的音乐天才提醒人们：现实生活总是充满遗憾，天才与丑角之间的界限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鲜明。
歌手用歌声架起与听众之间的桥梁。听众循着音乐进一步走进歌手的故事。观众与歌手可能有出人意料的互动共鸣的深度与长度。可是，无论灯光多么璀璨、无论布景多么华丽，舞台总有闭幕之时，歌手总有谢幕之日，这一点，歌手与观众都必须懂得。
将有关歌手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放在一起观看，再看看现实生活，让人不禁大发感慨：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艺术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它可以让观众感同身受，而同时又做到隔岸观火。让人从中看到经验与教训，而并不需要付实际的代价。艺术的精妙也在此了。
三、思索与追问
将“歌手”和音乐视为电影元素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的电影作品对它们的运用虽然不相同，但体现出一种整体的趋势，歌手在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弱，音乐以更多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中。撇开纯粹的音乐剧，可以发现，歌手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在经典作品方面，1930年代有《马路天使》，1960年代有《刘三姐》，1990年代有《霸王别姬》，进入21世纪以后，有《梅兰芳》。此外，人们想不起更多的影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1990年代以前，有大量影视歌曲随着影视作品的传播而在神州大地广泛传播，如《少林寺》、《西游记》、《铁道游击队》、《射雕英雄传》等影视作品中的歌曲至今仍在四处传唱。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主题曲和插曲似乎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即便是出现歌手，也多半是业余的，或者无名的。典型者如《高兴》（贾平凹原著，阿甘导演）等。与此同时，在有声电影中，音乐音响成为电影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除开前文所提及的原因，此外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电影（故事片）是以叙事为主的艺术样式，歌手因为其职业背景的原因，并不十分成为电影的主角。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医生、教师、政治家、商人等更适合成为电影的主角，更适合塑造典型人物。他们能够更好地体现国家精神，引领社会风尚，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当代的歌舞电影、故事影片如何更好地利用“歌手”、“音乐”元素，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值得深思。
不容置疑，歌手及歌曲在当代电影中处于相对隐身状态。在电视节目中，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要评选近10年里影响深远的电视节目，众多歌唱选秀类的节目肯定会名列前茅。且不说、《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娱乐综艺节目是如何地让全民疯狂，单一个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赛”），就足以让人感觉瞠目结舌了。青歌赛于1984年举办第一届，此后每两年一届。至今已举办15届。它甚至被喻为中国歌唱家的摇篮。彭丽媛、宋祖英、毛阿敏、韦唯、阎维文、蔡国庆、满文军等著名歌唱家均曾在此项赛事上获奖。作为历史最为悠久，制度最为完善的歌唱赛事，在2012年居然停办。不论其原因如何，肯定值得深思。这是否意味着，在资讯异常发达，在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新兴的无处不在的现代传媒的冲击之下，青歌赛在某些方面也在进行调整和改变呢？但同时，作为国家级的电视台，囿于身份，它不可能象省级电视台那样全面放开。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歌手+叙事”成为节目的创作策略。如何进行“叙事”的问题值得探讨。对歌唱类节目而言，过度叙事肯定会被认为是喧宾夺主。因为它毕竟不是“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之类的谈话类节目，也不是“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之类的情感类节目，更不是“百家讲坛”之类的知识性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许多歌唱选秀都借鉴自外国节目。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缺乏原创。笔者认为，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要有用，就可以拿来。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借鉴的节目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说明节目制作方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和改良。这其中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古外今来，文化并非凭空产生，都有一个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过程，当今高度发达的科技极大地拉尽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要充分这些前所未有资源，尽可能地发现一些先进的、优质的资源，更好地为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对歌唱类节目而言，歌手作为舞台的主角不可更改，歌曲作为节目的核心不可动摇。然而，选何种类型的歌手放在舞台上，将歌手的哪些故事呈现给观众和读者，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以作。从历史的经验看来，能够长时间地立于舞台的歌手应该能够体现出时代特色，不合时宜的歌手将会早早在舞台上淘汰。关于这一点，“伪娘”成一时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面向老百姓的电视节目，人气与热闹是节目持续下去的必要条件。但一档节目如果为了增加人气而去迎合俗气则最终会走向穷途末路。艺术和经典性应该成为一贯的追求。因此，歌手的故事应该是励志的故事，它带有传奇的意味，但肯定不是八卦的，不是桃色的。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主打青涩歌手。《我是歌手》中歌星登上舞台表演，他们甘降身段，接受评委和观众的点评。舞台还是同样的舞台，歌手已不再是以前的歌手。时代不断地发展变化，歌唱在节目，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需要。对于歌手而言，他不单单是歌唱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文化承传者和道德担当者，在他身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只有这样的歌手，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才能成为最有价值歌手。而这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相信也同时已经给电影提供了许多素材和灵感。当前、歌舞、电影、电视、互联网等艺术样式和媒介几乎呈伴生状态，如何将这些要素更好地结合，以创造出更好的文艺作品，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深入思考。
注释：
①②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第1页。
③参见陈伟华：《简论文学与电影之创建》，《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④鲁迅：《门外文谈》，《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2页。
⑤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⑥[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张唤民、陈伟奇译：《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1905-2010）”（项目编号：11CZW071）、“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M5102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