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教师版）：请您介绍一下杭州外国语学校整个外语课程的构架。据我们了解，杭外正在开展具有校本特色的外文课程，如模拟联合国（社团活动课程化），国际理解和批判性阅读等。请您分别点评一下。
　　夏谷鸣：从2001年起，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始一场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至今已经历了13个年头。这场课程改革以课程标准实验为主要途径，从传统的学科教学大纲转向在标准引导下的学科课程建设。学校是课程实施的基层单位，需要在国家的课程体系内，依据国家的课程标准，在微观层面充分考虑学校办学方向和文化特色，建构自己的校本课程时。
　　外国语学校是我国特有类别的学校。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需要，国家决定举办外国语学校，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外语方面的人才。基于这样的背景，外国语学校从建立开始，就是类似中等专业的学校，以外语见长，为国家外事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外国语学校转为普通中学，虽然外语仍然是其特色，但学校的培养方向逐渐变为多元。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大批普通中学的外语教学发展日益迅速。单在学科上，外国语学校的外语特色已不再是一枝独秀了。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重新思考外国语学校的办学方向，把“培养联合国译员”转向“培养联合国官员”，即学校不能只培养外语语言人才，而是要在多语言基础上培养国际化综合人才。国际化综合人才具体表现为：国际理解和公共外交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领导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综合使用语言和现代技术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企业家精神。针对这些能力，学校决定重置外文校本课程体系。
　　首先我们把学科属性定位在外文（foreign language arts），不是外语（foreign language），关注的不只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我们理解的外文也不同于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外文（或英文）。那个时期的语言教学重点落在文法和文学，而现在我们把外文理解为六个“文”字：文字、文法、文本、文学、文化和文明。其中前三个“文”字的核心在文本，强调在语篇中习得语言；后三个“文”字的重点是文化，从人文学科的特点，体验文化，尤其是异族文化，最终提高文明素养。贯穿六个“文”字始终的是思维。理性思维是理解、习得的有效途径；感性思维是欣赏、想象的重要基础。由此，我们把学校外文校本课程目标定位三个维度，即语言、思维、文化。
　　在三维目标下，《杭州外国语学校外文校本课程》建构成三个板块：必修、选修和活动。必修课程是国民教育中的英语（或英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其学科要求高于普通中学，具体体现在教材的选用和整合。选修课程是学校特色的主要表现，具有很大开放性和跨学科性。学校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学校发展需要和学生发展需求，初步开设法文、德文、戏剧、辩论、批判性阅读与思维、国际理解等选修课。随着条件成熟，我们还将扩大多语种课程，并逐步开发领导力、同传翻译、英美文学、交际、诗歌、商业学等各种课程。活动课程是由原来学生社团发展起来的，即学生社团课程化管理，其主要功能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它与选修课程相结合，密切教师的指导、引领与学生的自主、体验的联系和统一。目前，学校已有许多学生社团，体现外文学科特点的主要有：法文社、德文社、模联社、议会制辩论社、商社等。
　　与传统的课程相比，《杭州外国语学校外文校本课程》的主要突破点在于选修课程。在最近一年多来，我们在模联、国际理解、议会制辩论、批判性阅读与思维等课程作了尝试和实践，在今后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
　　模拟联合国（Model UN）和议会制辩论（Parliamentary Debating）属于讲演、辩论类的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广，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生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课程的主体角色。根据模联和辩论的需要，学生通过媒体、书籍，自主学习、研究、收集、吸收大量各种领域的知识，如政治、社会、军事、历史、经济等；学生参与或自行组织各类会议，小到学校大到国际，在实践中运用各种讲演或辩论技巧和方法。为此，这类课程与学生社团紧密结合在一起。课堂上，教师只是做一些常识性的介绍，也会作一些实战性的模拟指导；课堂外，学生成立社团，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活动。所以这类课程双轨平行，学生主体，教师引导，十分有利于学生的领导力和自我意识的培养。其中模联活动能够锻炼学生学会妥协，而辩论选修课则更能提高他们的思辨。
　　国际理解课程（Global Understanding course）借助互联网，与美国北卡数理高中共同开设的同步跨国选修课。课程由双方教师共同合作，通过对两校学生的需求分析，确定课程主题，并由双方教师轮流主讲。两边学生通过网络技术，组成跨时空的教室。教学活动分课前探究学习、课中互动交流和课后反思深化等三阶段。课堂活动一般分三个环节：教师或学生代表先围绕一个主题作背景介绍，并布置思考问题或任务；中美学生通过Skype，一对一讨论互动，从各自文化背景发表观点，并相互倾听、理解对方的看法；中美学生回到各自本校活动小组，与自己学校的同学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然后双方推出各自的代表做总结性发言。在线国际理解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领导力。
　　批判性阅读与思维（Critical Reading& Thinking）是针对通过批判性思维解读文本的阅读活动。选修课以“阅读”为核心，通过“讲—读—思—议”方式，介绍并训练批判性思维的各种微技能。选修课的活动形式是以学生为主体，提倡体验、实践、反思，让学生在实践中激活批判性思维、在训练中习得思维技能、在生活中形成批判性思维习惯。与选修课配套的也是“模拟联合国”和“议会制辩论”等学生社团。如果说选修课的重点在于训练学生批判性阅读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学生的社团活动是他们批判性思维的实践。选修课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构成《英语批判性阅读与思维》课程，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正确分析所获取的各种信息，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客观判断作者依据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作者的观点作出理性的评论，且能做到有证有据、客观事实。 　　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将会面临种种困难。这是任何改革必然要面对的。
　　《英语学习》（教师版）：您觉得外语学校在新时代和新契机下怎样才能走出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夏谷鸣：我前面已经讲过，外国语学校是我国在特定时期的特有产物。现在带有“外国语”字样的学校——我没有准确统计数字——但肯定是为数不少。从他们成立的时代来说，大致可以分三大类型。第一类学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创办的，以培养外交、外事方面人才为初衷。这批学校至今还保留七所，譬如杭州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趋向于多元化，但他们的办学实力不减。第二类学校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二十年里成立的，一般或依托当地名校，或集中当地的优质教育资源，由当地政府重点扶植的，如深圳外国语学校、厦门外国语学校等。目前这类学校中许多已成为当地名校。第三类学校主要是近一二十年由民营机构兴办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民办学校的一种发展模式。相对来说，这些学校在教育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符合社会需求的多层次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和民众对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很自然地决定了英语学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地位。一大批重点中学对英语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外国语学校，而且英语教学质量飞速提高，他们在许多大型英语演讲比赛中的表现和成绩足以证明他们的成功。英语教学特色不再是外国语学校的专利，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特色受到严重的挑战。如果继续走英语特色办学发展道路，学校特色很有可能逐渐被众多重点中学所淹没。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外国语学校该如何调整自身办学方向，扬长补短，拓宽视野，加深内涵，让原有特色更上一层？以下几方面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第一，多语种教学元素。很多外国语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了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非通用语种。但现有的多语种教学模式其实还是单语种模式。选择非通用语言的学生往往是削弱或甚至放弃英语学习。以后上大学，有些学生就是以此为专业，毕业后成为专业人才，参与社会工作；有些学生选择相应的母语国深造，在国外发展。真正的多语种教学应该从学生能力模型建构的高度来设计。外国语学校可以明确提出他们的学生应该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基础上，选修一门或多门非通用语言，使得他们的能力明显有别于一般重点中学的特质。在发达国家，中学里学生选修并掌握几种语言是很普遍的现象。一种语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语言的前面是一扇窗，一条路。学生多学一种语言，有助于拓展知识，扩大视野，提高国际理解和国际表达的能力。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尤其重要。
　　第二，国际化教育元素。在近十年里，许多学校（包括外国语学校）先后引进国际课程，如IB、A-level等。这是对传统学校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国际化教育元素。但学校的国际化教育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举办国际课程项目。从国际课程，我们是可以了解、对比、学习、借鉴不同课程的特色，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本国的国民教育，也不应该简单地把少数学生送出国。借鉴国际课程的优点，要为我所用，要用于自己的课程改革，受益于广大学生，受益于我们的学校教育。所以，我讲的国际化教育元素主要在于课程架构的变革、在于课程内容的更新、在于教学方法的完善，突出“接轨”。我们培养的人要与国际接轨，与知识社会接轨，与未来接轨。外国语学校借助其原有的基础，在这方面发展大有作为。如开设新颖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加强学业规划指导，帮助学生尽早规划自己的学业、规划自己的职业、规划自己的人生；倡导生态课堂，民主课堂，鼓励学生挑战、质疑、提问，鼓励学生自主、自理、自学，鼓励学生多想象、敢行动、善反思，等等这些都是国际化教育元素，也是现代化教育的内涵。
　　第三，跨国课程元素。我在想象未来的学校会是怎样，未来的课堂又会是怎样。网络媒体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势必对社会各项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革命，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未来学校的围墙将会被打开，教室会是实体与虚拟并存，学生坐在课堂里，将可能跨区域、跨国界、跨时空选修课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年龄在虚拟课堂里进行实时课堂互动。我在前面提到的“国际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就是一种尝试。外国语学校有丰富的国际交往资源，又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完全有条件在这方面先行开拓。
　　第四，双语教学元素。所谓双语教学其实是用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直接采用原版教材，直接使用本族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民国时期的一些私立学校或教会学校就在有，在十多年前一些高校也在尝试。且不说民国时期列强的殖民企图，或现在大学与中学的不同。从学术上看，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思维的媒介。许多学术领域，欧美国家走在我们前面，这是事实。我们直接借助外语学习一门学科知识，不借助翻译（包括教材的翻译，教师教学语言的翻译），即能避免因翻译的不达产生的误解，也能有助于今后学生在学术上的可持续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为今后用英语学习其他相关科学文化知识奠定基础。外国语学校在外语学科的要求应该高于一般普通中学，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先行一步，着手准备师资、创造条件、尽早试行，以此形成学校的新特色和新强项。
　　总之，在新形势下，外国语学校凭着自身外语学科特色，在多语种、国际化、跨学科等方面能够走出新路子。
　　《英语学习》（教师版）：您对未来的教育有什么展望？
　　夏谷鸣：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就简单地空想展望一下，也算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中国梦”吧。
　　首先是教育的个性化。“因材施教”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提出来的，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我们教育需要牢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教育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人口大国的教育资源还十分有限，教育的公平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们不能由于这个问题，去追求教育的平均化，寻求教育的划一标准，让人人收到一样的教育，做到人人平等，这是公平的绝对化，其结果是最大的不公平。教育应该是发现个性、培养个性、成就个性。人生来就是不同的，不同的遗传产生不同的特质，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教育又会带来不同的发展。只要每个人在各自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的发展，这是教育的成功。要做到这一点，学校的课程体系需要改变，需要提供多元化的课程给不同的人。选修课程是我们今后关注的重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结构需要改变，要有专业人员帮助学生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规划自己。学业规划指导是我们今后需要重点发展的。再一个是，评价系统需要改变，多元性评价和选择性评价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一考定终身，分数论成败，已经扼杀多少个性化人才。
　　第二点是英才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并存。随着基础教育的逐渐普及，我们关心的都是大众化教育，让每个人有书读，让每个人读好书。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精英教育，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实行大众化精英教育。精英永远是少数，我们不要因为教育的公平问题，剥夺那些人享受更优质教育资源。教育方针有明确区分，即建设者和接班人。精英教育培养的是国家英才，他们有他们的使命。在欧美国家，那些私立学校承担起教育的任务，与纳税人的学校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我们国家，原先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一些重点的公办学校，与现在的大众化教育理念冲突很大，不公平现象显然摆着。所以，我们要尽快调整教育配置，让少数人接受他们应该接受的更优质教育。
　　第三点是国民关键能力模型与课程标准形成系统。我国人才培养缺少标准和模型。尽管教育方针已经提出我们要培养两类人，但什么是建设者？什么是接班人？标准不清，内涵不明，很容易变成到处都可以招贴的标签，难以引导课程标准。国家课程标准从实验稿，到2011年正式颁布，经历了整整十年多。这在国际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在十年实验中，许多人是摸着石子过河，心中无底，眼前没方向，因为我们的课程标准缺乏民国关键能力模型的上位标杆，同时也缺少地方和校本两级标准的下位落实。这是我们的困境所在。为此，在今后几年里，国家政府需要积极研制中国国民关键能力模型，各省从地方本位出发，研制省到市级的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基础单位——学校——研制校本标准，最后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培养出中国特色的各类人才。
　　教育未来的梦想可以有无数，但现实地讲，最多的“梦”也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去实现。如此践行下去，我们的教育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