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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规骨折相比较，股骨颈骨折没有明显的骨坏死及相应的清除过程，没有发现明显的血肿形成、大范围的炎症反应、软骨内成骨现象和外骨痂形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教授近日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股骨颈骨折治疗的最新策略。
姜保国教授指出，常规骨折愈合模式一般包括血肿形成期、炎症期、骨痂形成期和骨改建期的“四期”，临床医生多年来一直遵循这一常规，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其实，当遇到包括股骨颈骨折在内的骨端骨折时，应该重新考虑其愈合是否也要经过这四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一个骨端骨折的动物模型实验，发现骨端骨折的愈合模式与骨干骨折完全不同，具有5个特点：一是没有明显的骨坏死及相应的清除过程；二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血肿形成；三是没有发现大范围的炎症反应；四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软骨内成骨现象；五是没有发现明显的外骨痂形成。我们对骨端骨折的愈合提出了新研究机制，基础研究成果发表在瑞士的骨科杂志上。这一机制未来将在临床上指导对骨折患者的复位内固定治疗，并有利于患者的早期康复和下地活动。”
股骨颈骨折备受重视是因为它会造成整个人体运动功能障碍；另外，老年患者股骨颈骨折还容易带来股骨头坏死等严重后果，也是多年来开展股骨颈骨折研究的原因之一。股骨头血供来自于4个动脉：股骨头圆韧带内的小凹动脉、股骨干滋养动脉升支、旋股内侧动脉的分支骺外侧动脉和旋股外侧动脉，其中以旋股内侧动脉的分支骺外侧动脉为主要血供来源。
股骨干骨折的分型有以下几种：按骨折移位程度的分型——国际通用的Garden分型（I型：不完全性骨折；Ⅱ型：完全骨折，无移位；Ⅲ型：有部分移位；Ⅳ型：完全移位）。按骨折部位的解剖分型，则分为基底型、经颈型和头下型，这一分型是与血供密切相关的。股骨头的血供很像一条“项链”，骨折线在“项链”以上的头下型，血供损伤严重；而骨折线接近“项链”的基底型，血运会相对好一些；大家在选择治疗原则时，都在运用资料不断地进行否定。另外还有A0分型，但国际文献中几乎没有多少应用。
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药物or手术？
当制定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时，第一个需要做的选择就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保守治疗是持续牵引及穿防旋鞋制动，适合于GaIden I型、Ⅱ型骨折，骨折稳定，无移位，或具备手术指征，但身体素质很差，不能耐受手术或不愿接受手术的股骨颈骨折患者；但由于保守治疗卧床时间长、死亡率高，临床上逐步减少此种选择。
如果选择手术治疗股骨颈骨折，手术方法选择内固定还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姜保国教授指出，国内外专家对于股骨颈骨折治疗策略的共识是，一般年轻患者（<50岁）采用内固定治疗；对老年患者（>70岁）采用髋关节置换术；年龄介于两者之间年龄段（50岁至70岁）的患者应该选择何种治疗策略，目前仍无共识。
我国内固定（Intenal fixation）单钉类主要是三刃釘；多钉类有空心钉、Knowtes钉、Moore钉、Neufeld钉、斯氏钉、三角针、多根螺纹钉或多根带钩螺纹钉等；滑移式钉板类：DHS、Richard钉、PFN内固定；加压类固定类：加压螺旋钉、AO松质骨螺钉。空心钉的适应证有：头下型的Garden I、Ⅱ型；基底型；骨质较好，55岁以下的股骨颈骨折；骨扫描提示股骨头有血运。
从骨密度扫描评价来看，空心钉内固定具有5个优势：骨折端有效地加压；3根螺钉和骨组织组成稳定的立体框架结构，不易发生移位；中空螺钉有效减低骨折导致的骨内高压；小切口或闭合打入的方式可极大地降低手术的风险；常用术式是闭合复位7.3mm空心加压螺钉固定。其结果显示空心钉内固定可大大增加愈合率，术后疗效较好，没有增加股骨头坏死率的报道，但仍有较高的中远期坏死率。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适应证主要有：70岁以上头下型GardenⅣ型，部分Ⅱ型、Ⅲ型；60岁以上部分GardenⅢ、Ⅳ型；骨质不良疏松者。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创伤骨科医生，不管其采用如何先进的内固定技术，其前提是患者要具备承载内固定的骨质。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方法：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路径中，半髋关节置换术适用于高龄（>75岁）、身体素质差、运动量相对小的患者，可选用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全髋关节置换术分为骨水泥型与无骨水泥型（生物型），适宜人群为55岁以上有移位的股骨颈头下型骨折患者；骨水泥主要增加低密度骨的把持力；无明显骨质疏松的患者，宜采用生物型假体。
过去很多临床问题都是依靠权威专家的临床经验来解决，最近几年全球医生更多地采用数据研究的方法。比如，对于股骨颈骨折，应该选择内固定还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专家们争论不止。我们综合了从1980年至2007年为期20多年的随机对照11篇文献的研究数据，Garden Ⅲ型、Ⅳ型患者人组，随机选择内固定和关节置换治疗。老年移位型股骨颈骨折内固定与关节置换的疗效比较的Meta分析，汇总了两者术后的外科并发症和一般并发症的数据。
对术后2年外科并发症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关节置换可显著降低术后2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RR=0.31，p<0.001）；而2篇纳入文献、共计380例患者，报道术后5年外科并发症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关节置换可显著降低术后5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RR=0.18，P<0.001）。由此得出结论——关节置换可显著降低术后2年、5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P<0.05）。而对一般并发症的Meta分析则显示，关节置换可显著增加术后深部感染的危险性（P<0.05）。深部感染后再手术率的12篇纳入文献，共计1329例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关节置换显著增加深部感染再手术的危险性（RR=2.40，P<0.05）。从手术一般特征角度，17篇文献纳入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内固定术相比较，关节置换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及术后输血量更多（P<0.05）。
本研究的结论是，与内固定相比较，关节置换显著降低术后2、5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显著降低术后1、2及5年再手术率的危险性；显著增加术后深部感染及深部感染后再手术的危险性；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及术后输血量多；关节置换与内固定相比较，术后死亡率无差异，一年疼痛发生率无差异；内固定术后再手术率约为关节置换的4倍。 了解这些数据后，我们科室改变了股骨颈骨折手术方法，更多选择了关节置换手术。随着关节置换手术技术的提高，围手术期生命风险减少，一旦关节置换成功，能为股骨颈骨折患者带来终生的缓解。
什么样的患者适宜进行手术治疗，而不会在围手术期增加死亡风险？姜保国表示，老年髋部患者往往同时伴有多种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而这些伴随疾病往往是临床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宜手术治疗时需要认真考虑的。目前关于未接受手术治疗的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分析尚不多见，于是我们汇总了2006年至2010年北京市35家三级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数据，系统分析了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及数目在手术和非手术患者中的患病情况，结果显示，在纳入14577例患者中，女性9171例（62.9%），男性5405例（37.1%）。FigurelA显示，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2006年是2299例，2010年是3573例，2006年至2010年5年间增加了55.4%，显示了老龄化趋势和医院接收患者能力的提高。
FigurelB显示，75岁至84岁患者所占比例最高（43.7%），其次是65岁至74岁患者（27.5%）。FigurelC可以看出，不伴随有疾病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仅占18.1%，伴随有1种、2种及3种疾病的患者较多，分别占20.0%、16.4%和13.8%。Figurel-A、B、C为所有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在不同出院年份、年龄组及伴随疾病数目中的分布情况。
从老年髋部骨折非手术住院患者出院年份、年龄组及伴随疾病的分布情况来看：Figure2A可见，2006年非手术患者所占比例为32.6%，而2010年这一比例降至20.9%；Figure2B可见，随年龄增长，非手术患者所占比例增加（≥85岁年龄组中非手术患者占39.7%，55岁至64岁患者中非手术患者占18.3%）；Figure2C可见，伴随有1种、2种疾病的非手术患者分别占17.6%及21.6%。随着伴随疾病数量的增加，非手术患者比例明显增加，伴随有6种、7种疾病的非手术患者比例分别为49.5%及56.9%。从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伴随疾病的分布情况来看，所有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中，原发性高血压最常见（40.81%），其次为骨质疏松（21.44%），2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占21.2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15.43%）等。
非手术治疗患者中最常见的伴随疾病是原发性高血压（44.15%），其次为2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占22.65%，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2.4%），肺部感染（19.16%）等。由结果同样发现，在不同年龄组患者中，非手术组的肺部感染、脑梗死、呼吸衰竭、褥疮发生率高于手术组患者。在≥75岁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功能不全、泌尿道感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糖尿病并发症、不稳定性心绞痛等伴随疾病在≥75岁非手术患者中明显高于手术组患者。而<75岁的患者中，慢性肾功能不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非手术患者中明显高于手術组患者。年龄分层后，高血压、2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及骨质疏松手术组患者仍明显高于非手术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及骨质疏松不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手术治疗的禁忌症。
随访研究结论显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伴随肺部感染、脑梗死、呼吸衰竭、褥疮时，临床医生可考虑非手术治疗，否则将带来极大的手术风险；年龄≥75岁患者伴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功能不全、泌尿道感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糖尿病并发症、不稳定性心绞痛时，也应慎重选择手术治疗。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伴随疾病手术风险预测模型
姜保国教授团队近期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根据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建立手术风险预测模型。其数据来源于原北京市卫生局医疗卫生信息管理系统的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在14577例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中，随机选择约80%的患者（11637例）用于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及确定各变量值的B系数。约有20%的患者（2940例）用于验证模型并计算本模型的预测错判率。将各模型中确定的各自变量及其β系数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各模型的y预测值。若y预测值≥0，T1=1，表示非手术；若y预测值<0，T1=0，表示手术。结合患者实际是否手术（TO），计算错判率。错判率=（∑IT0-T11/2940）×100%，T0代表该患者实际是否手术，T1代表根据模型预测该患者是否手术。精确率=（1-错判率）。临床中老年髋部骨折伴随疾病多达26种，通过比较15种、10种和7种伴随疾病，错判率均约为20%。经研究发现，模型中代入的主要伴随疾病越少，错判率越小，精确率越高，表示该模型预测效能越好，因此建立了7种伴随疾病的老年髋部骨折围手术期风险的数据模型。
本研究建立的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模型3代入的主要伴随疾病少，错判率小，精确率高；其中模型3预测效能好。模型3为Y3=-2.039+0.147×年龄分组dum1+0.267×年龄分组dum2+0.707×年龄分组dum3+0.190×并发症数目+0.542×肺部感染+0.606×脑梗死+0.50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0-318×泌尿道感染+0.538×慢性肾功能不全+0.991×褥疮+1.041×不稳定性心绞痛。研究结论提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年龄越大，伴随疾病数量越多，伴随有肺部感染、脑梗死、慢性肾功能不全、褥疮及不稳定心绞痛，将增加手术风险。
姜保国教授说：“我们未来将根据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建立手术风险预测模型，希望得到一组数据，未来骨科医生对每一个患者进行术前谈话时，可以据此告知其手术风险和不手术的风险比率，使患者得到临床受益。”
院长小传
姜保国，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兼任北京大学交通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创伤救治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委理事等职务，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1961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先后师从于著名解剖学专家李吉教授，著名骨科学专家、中国现代骨科创始人之一冯传汉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澍寰院士，分别获得医学硕士（中国医科大学）和医学博士（北京医科大学）学位。1990年作为中国首批中日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新泻大学留学，1987年至今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曾任创伤骨科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周围神经损伤与修复、骨折愈合的生物力学、关节周围骨折临床诊治、严重创伤救治规范的研究与推广。
姜保国教授指出，常规骨折愈合模式一般包括血肿形成期、炎症期、骨痂形成期和骨改建期的“四期”，临床医生多年来一直遵循这一常规，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其实，当遇到包括股骨颈骨折在内的骨端骨折时，应该重新考虑其愈合是否也要经过这四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一个骨端骨折的动物模型实验，发现骨端骨折的愈合模式与骨干骨折完全不同，具有5个特点：一是没有明显的骨坏死及相应的清除过程；二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血肿形成；三是没有发现大范围的炎症反应；四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软骨内成骨现象；五是没有发现明显的外骨痂形成。我们对骨端骨折的愈合提出了新研究机制，基础研究成果发表在瑞士的骨科杂志上。这一机制未来将在临床上指导对骨折患者的复位内固定治疗，并有利于患者的早期康复和下地活动。”
股骨颈骨折备受重视是因为它会造成整个人体运动功能障碍；另外，老年患者股骨颈骨折还容易带来股骨头坏死等严重后果，也是多年来开展股骨颈骨折研究的原因之一。股骨头血供来自于4个动脉：股骨头圆韧带内的小凹动脉、股骨干滋养动脉升支、旋股内侧动脉的分支骺外侧动脉和旋股外侧动脉，其中以旋股内侧动脉的分支骺外侧动脉为主要血供来源。
股骨干骨折的分型有以下几种：按骨折移位程度的分型——国际通用的Garden分型（I型：不完全性骨折；Ⅱ型：完全骨折，无移位；Ⅲ型：有部分移位；Ⅳ型：完全移位）。按骨折部位的解剖分型，则分为基底型、经颈型和头下型，这一分型是与血供密切相关的。股骨头的血供很像一条“项链”，骨折线在“项链”以上的头下型，血供损伤严重；而骨折线接近“项链”的基底型，血运会相对好一些；大家在选择治疗原则时，都在运用资料不断地进行否定。另外还有A0分型，但国际文献中几乎没有多少应用。
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药物or手术？
当制定股骨颈骨折的治疗策略时，第一个需要做的选择就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保守治疗是持续牵引及穿防旋鞋制动，适合于GaIden I型、Ⅱ型骨折，骨折稳定，无移位，或具备手术指征，但身体素质很差，不能耐受手术或不愿接受手术的股骨颈骨折患者；但由于保守治疗卧床时间长、死亡率高，临床上逐步减少此种选择。
如果选择手术治疗股骨颈骨折，手术方法选择内固定还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姜保国教授指出，国内外专家对于股骨颈骨折治疗策略的共识是，一般年轻患者（<50岁）采用内固定治疗；对老年患者（>70岁）采用髋关节置换术；年龄介于两者之间年龄段（50岁至70岁）的患者应该选择何种治疗策略，目前仍无共识。
我国内固定（Intenal fixation）单钉类主要是三刃釘；多钉类有空心钉、Knowtes钉、Moore钉、Neufeld钉、斯氏钉、三角针、多根螺纹钉或多根带钩螺纹钉等；滑移式钉板类：DHS、Richard钉、PFN内固定；加压类固定类：加压螺旋钉、AO松质骨螺钉。空心钉的适应证有：头下型的Garden I、Ⅱ型；基底型；骨质较好，55岁以下的股骨颈骨折；骨扫描提示股骨头有血运。
从骨密度扫描评价来看，空心钉内固定具有5个优势：骨折端有效地加压；3根螺钉和骨组织组成稳定的立体框架结构，不易发生移位；中空螺钉有效减低骨折导致的骨内高压；小切口或闭合打入的方式可极大地降低手术的风险；常用术式是闭合复位7.3mm空心加压螺钉固定。其结果显示空心钉内固定可大大增加愈合率，术后疗效较好，没有增加股骨头坏死率的报道，但仍有较高的中远期坏死率。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适应证主要有：70岁以上头下型GardenⅣ型，部分Ⅱ型、Ⅲ型；60岁以上部分GardenⅢ、Ⅳ型；骨质不良疏松者。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创伤骨科医生，不管其采用如何先进的内固定技术，其前提是患者要具备承载内固定的骨质。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方法：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路径中，半髋关节置换术适用于高龄（>75岁）、身体素质差、运动量相对小的患者，可选用双极人工股骨头置换。全髋关节置换术分为骨水泥型与无骨水泥型（生物型），适宜人群为55岁以上有移位的股骨颈头下型骨折患者；骨水泥主要增加低密度骨的把持力；无明显骨质疏松的患者，宜采用生物型假体。
过去很多临床问题都是依靠权威专家的临床经验来解决，最近几年全球医生更多地采用数据研究的方法。比如，对于股骨颈骨折，应该选择内固定还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专家们争论不止。我们综合了从1980年至2007年为期20多年的随机对照11篇文献的研究数据，Garden Ⅲ型、Ⅳ型患者人组，随机选择内固定和关节置换治疗。老年移位型股骨颈骨折内固定与关节置换的疗效比较的Meta分析，汇总了两者术后的外科并发症和一般并发症的数据。
对术后2年外科并发症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关节置换可显著降低术后2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RR=0.31，p<0.001）；而2篇纳入文献、共计380例患者，报道术后5年外科并发症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关节置换可显著降低术后5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RR=0.18，P<0.001）。由此得出结论——关节置换可显著降低术后2年、5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P<0.05）。而对一般并发症的Meta分析则显示，关节置换可显著增加术后深部感染的危险性（P<0.05）。深部感染后再手术率的12篇纳入文献，共计1329例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关节置换显著增加深部感染再手术的危险性（RR=2.40，P<0.05）。从手术一般特征角度，17篇文献纳入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内固定术相比较，关节置换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及术后输血量更多（P<0.05）。
本研究的结论是，与内固定相比较，关节置换显著降低术后2、5年外科并发症的危险性；显著降低术后1、2及5年再手术率的危险性；显著增加术后深部感染及深部感染后再手术的危险性；手术时间长，术中失血量及术后输血量多；关节置换与内固定相比较，术后死亡率无差异，一年疼痛发生率无差异；内固定术后再手术率约为关节置换的4倍。 了解这些数据后，我们科室改变了股骨颈骨折手术方法，更多选择了关节置换手术。随着关节置换手术技术的提高，围手术期生命风险减少，一旦关节置换成功，能为股骨颈骨折患者带来终生的缓解。
什么样的患者适宜进行手术治疗，而不会在围手术期增加死亡风险？姜保国表示，老年髋部患者往往同时伴有多种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而这些伴随疾病往往是临床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宜手术治疗时需要认真考虑的。目前关于未接受手术治疗的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分析尚不多见，于是我们汇总了2006年至2010年北京市35家三级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数据，系统分析了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及数目在手术和非手术患者中的患病情况，结果显示，在纳入14577例患者中，女性9171例（62.9%），男性5405例（37.1%）。FigurelA显示，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2006年是2299例，2010年是3573例，2006年至2010年5年间增加了55.4%，显示了老龄化趋势和医院接收患者能力的提高。
FigurelB显示，75岁至84岁患者所占比例最高（43.7%），其次是65岁至74岁患者（27.5%）。FigurelC可以看出，不伴随有疾病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仅占18.1%，伴随有1种、2种及3种疾病的患者较多，分别占20.0%、16.4%和13.8%。Figurel-A、B、C为所有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在不同出院年份、年龄组及伴随疾病数目中的分布情况。
从老年髋部骨折非手术住院患者出院年份、年龄组及伴随疾病的分布情况来看：Figure2A可见，2006年非手术患者所占比例为32.6%，而2010年这一比例降至20.9%；Figure2B可见，随年龄增长，非手术患者所占比例增加（≥85岁年龄组中非手术患者占39.7%，55岁至64岁患者中非手术患者占18.3%）；Figure2C可见，伴随有1种、2种疾病的非手术患者分别占17.6%及21.6%。随着伴随疾病数量的增加，非手术患者比例明显增加，伴随有6种、7种疾病的非手术患者比例分别为49.5%及56.9%。从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伴随疾病的分布情况来看，所有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中，原发性高血压最常见（40.81%），其次为骨质疏松（21.44%），2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占21.2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15.43%）等。
非手术治疗患者中最常见的伴随疾病是原发性高血压（44.15%），其次为2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占22.65%，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2.4%），肺部感染（19.16%）等。由结果同样发现，在不同年龄组患者中，非手术组的肺部感染、脑梗死、呼吸衰竭、褥疮发生率高于手术组患者。在≥75岁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功能不全、泌尿道感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糖尿病并发症、不稳定性心绞痛等伴随疾病在≥75岁非手术患者中明显高于手术组患者。而<75岁的患者中，慢性肾功能不全、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非手术患者中明显高于手術组患者。年龄分层后，高血压、2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及骨质疏松手术组患者仍明显高于非手术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及骨质疏松不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手术治疗的禁忌症。
随访研究结论显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伴随肺部感染、脑梗死、呼吸衰竭、褥疮时，临床医生可考虑非手术治疗，否则将带来极大的手术风险；年龄≥75岁患者伴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功能不全、泌尿道感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糖尿病并发症、不稳定性心绞痛时，也应慎重选择手术治疗。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伴随疾病手术风险预测模型
姜保国教授团队近期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根据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建立手术风险预测模型。其数据来源于原北京市卫生局医疗卫生信息管理系统的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在14577例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中，随机选择约80%的患者（11637例）用于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及确定各变量值的B系数。约有20%的患者（2940例）用于验证模型并计算本模型的预测错判率。将各模型中确定的各自变量及其β系数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各模型的y预测值。若y预测值≥0，T1=1，表示非手术；若y预测值<0，T1=0，表示手术。结合患者实际是否手术（TO），计算错判率。错判率=（∑IT0-T11/2940）×100%，T0代表该患者实际是否手术，T1代表根据模型预测该患者是否手术。精确率=（1-错判率）。临床中老年髋部骨折伴随疾病多达26种，通过比较15种、10种和7种伴随疾病，错判率均约为20%。经研究发现，模型中代入的主要伴随疾病越少，错判率越小，精确率越高，表示该模型预测效能越好，因此建立了7种伴随疾病的老年髋部骨折围手术期风险的数据模型。
本研究建立的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模型3代入的主要伴随疾病少，错判率小，精确率高；其中模型3预测效能好。模型3为Y3=-2.039+0.147×年龄分组dum1+0.267×年龄分组dum2+0.707×年龄分组dum3+0.190×并发症数目+0.542×肺部感染+0.606×脑梗死+0.50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0-318×泌尿道感染+0.538×慢性肾功能不全+0.991×褥疮+1.041×不稳定性心绞痛。研究结论提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年龄越大，伴随疾病数量越多，伴随有肺部感染、脑梗死、慢性肾功能不全、褥疮及不稳定心绞痛，将增加手术风险。
姜保国教授说：“我们未来将根据老年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伴随疾病建立手术风险预测模型，希望得到一组数据，未来骨科医生对每一个患者进行术前谈话时，可以据此告知其手术风险和不手术的风险比率，使患者得到临床受益。”
院长小传
姜保国，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兼任北京大学交通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创伤救治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委理事等职务，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1961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先后师从于著名解剖学专家李吉教授，著名骨科学专家、中国现代骨科创始人之一冯传汉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澍寰院士，分别获得医学硕士（中国医科大学）和医学博士（北京医科大学）学位。1990年作为中国首批中日联合培养博士赴日本新泻大学留学，1987年至今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曾任创伤骨科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周围神经损伤与修复、骨折愈合的生物力学、关节周围骨折临床诊治、严重创伤救治规范的研究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