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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位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铁扁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大釗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满目疮痍、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给李大钊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3年，24岁的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成为他日后踏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开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并且出版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这使得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基本的认识。
191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后一年，李大钊回国。回国后，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年冬，李大钊重回北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他开启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而努力奋斗的人生新篇章，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积极参加和发起了备种进步活动和组织，进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更深入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从1919年初开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逐渐加深。
1919年，巴黎和会以后，李大钊经常号召爱国团体负责人和进步青年到红楼研究形势，讨论斗争方针和策略。5月4日，中华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刊登，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以极高的热情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撤真理火种。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李大钊的这些努力与探索，为中国革命者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为中国革命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起，李大钊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如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劫、何孟雄、缪伯英等。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这是陈独秀在1903年写下的诗句，刚烈傲骨，豪情万丈，谁曾想一语成谶，这句诗竟也成为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
陈独秀36岁那年，他最精彩的人生在上海掀开大幕。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乘坐轮船到达上海。他回到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开始筹办《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诞生，陈独秀担任主编和主笔，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可谓平地惊雷，新文化运动也由此发端。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刊的《新青年》一经问世，立即被青年读者视为“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杨振声《回忆五四》）。尤其1917年，蔡元培初掌北大，首先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三顾茅庐聘之为文科学长，令之携《新青年》北上入驻北大，实现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北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总之，陈独秀进入北大，堪称其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第一次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20年3月，陈独秀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其中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虽生硬却敏感地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纱厂女工问题。此时的陈独秀是先接受了苏俄模式，再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陈独秀离京返沪，仍然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里，随他一起返沪的还有《新青年》编辑部。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的第三部分，陈独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文章最后，陈独秀庄严地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实现了一个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开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陈独秀返沪之时还带着与李大钊的约定——商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随后，李大钊与陈独秀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相互呼应，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在北京为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还召开了座谈会。期间，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深入交流，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达成一致意见。这期间，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为了给建党打下牢固的基础，1920年4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谈。5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创建工作，其过程和情况都用书信的方式与北京的李大钊保持沟通交流，互相商讨建党有关的问题及细节上的考量，书信传达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最基本的体现和最基本的形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陈独秀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在北京，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李大钊高兴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李大钊带领下建立起来了。与北京建立党、团组织差不多的同时，李大钊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不久，李汉俊就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其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刘伯垂等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前往老渔阳里与其交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介绍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并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毛泽东接陈独秀的信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党组织。
此外，陈独秀还函约在山东名望很高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王尽美和邓恩铭。大约在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
正因为陈独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相约建党”，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和欧洲，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月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短言》，也即发刊词。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这大大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
1921年初，维经斯基带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并就举行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维经斯基离华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筹备工作就实际地开展起来。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代表全国58名党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事变，是“南陈北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商议“相约”;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李大钊率先启动;继之思想深邃、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以自觉的行动，完成了从局部、个别迅速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生动局面。这个局面，也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推下，由上海再发开会之“约”。由此，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结出硕果。
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铁扁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大釗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满目疮痍、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给李大钊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3年，24岁的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成为他日后踏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开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并且出版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这使得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基本的认识。
191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后一年，李大钊回国。回国后，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年冬，李大钊重回北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他开启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而努力奋斗的人生新篇章，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积极参加和发起了备种进步活动和组织，进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更深入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从1919年初开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逐渐加深。
1919年，巴黎和会以后，李大钊经常号召爱国团体负责人和进步青年到红楼研究形势，讨论斗争方针和策略。5月4日，中华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刊登，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以极高的热情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撤真理火种。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和贡献的文章。李大钊的这些努力与探索，为中国革命者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为中国革命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起，李大钊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如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劫、何孟雄、缪伯英等。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这是陈独秀在1903年写下的诗句，刚烈傲骨，豪情万丈，谁曾想一语成谶，这句诗竟也成为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
陈独秀36岁那年，他最精彩的人生在上海掀开大幕。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乘坐轮船到达上海。他回到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开始筹办《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诞生，陈独秀担任主编和主笔，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可谓平地惊雷，新文化运动也由此发端。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刊的《新青年》一经问世，立即被青年读者视为“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杨振声《回忆五四》）。尤其1917年，蔡元培初掌北大，首先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三顾茅庐聘之为文科学长，令之携《新青年》北上入驻北大，实现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北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总之，陈独秀进入北大，堪称其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第一次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20年3月，陈独秀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其中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虽生硬却敏感地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纱厂女工问题。此时的陈独秀是先接受了苏俄模式，再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陈独秀离京返沪，仍然居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石库门里，随他一起返沪的还有《新青年》编辑部。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的第三部分，陈独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文章最后，陈独秀庄严地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实现了一个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开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陈独秀返沪之时还带着与李大钊的约定——商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随后，李大钊与陈独秀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相互呼应，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在北京为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还召开了座谈会。期间，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深入交流，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达成一致意见。这期间，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为了给建党打下牢固的基础，1920年4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谈。5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创建工作，其过程和情况都用书信的方式与北京的李大钊保持沟通交流，互相商讨建党有关的问题及细节上的考量，书信传达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最基本的体现和最基本的形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陈独秀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在北京，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李大钊高兴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李大钊带领下建立起来了。与北京建立党、团组织差不多的同时，李大钊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不久，李汉俊就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其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刘伯垂等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前往老渔阳里与其交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介绍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并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毛泽东接陈独秀的信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党组织。
此外，陈独秀还函约在山东名望很高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王尽美和邓恩铭。大约在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
正因为陈独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相约建党”，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和欧洲，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明确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月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短言》，也即发刊词。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这大大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
1921年初，维经斯基带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并就举行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维经斯基离华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筹备工作就实际地开展起来。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代表全国58名党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事变，是“南陈北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商议“相约”;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李大钊率先启动;继之思想深邃、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以自觉的行动，完成了从局部、个别迅速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生动局面。这个局面，也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推下，由上海再发开会之“约”。由此，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