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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中国人心底的情结
中国人是重日子的，特别是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恐怕没有一个节日能与春节相提并论，春节的重要性单从每年的春运就可以窥见一斑。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过年呢？
先民“过年”为“敬天”。现在的人多半把过年看作一种民俗，其实在古代，它首先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礼仪。“年”这个字到周代才有，商时称年为“祀”，“祀”的意思，就是四时已过，要奉祀神灵祖先了，过年的习俗便源于此。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认为：一年的收成，来年的生计完全取决于上天的喜怒和时序的变化。“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是民间过年的重要内容。
在享受五谷丰登的喜悦的时候，在品尝佳肴美味的时候，在沐浴阖家团圆天伦之乐的时候，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这便是年了。
老辈“过年”为祭祖。国人自古讲究孝道。孝是中国伦理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个万能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或者说是道德力。而大年则把孝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仪轨化，又以一系列仪轨神圣化。在古代中国，大年的许多议程，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当一个人进入祠堂的时候，就不由得不心存高远，志在君国，因为只有如此你将来才有资格位列“仙班”，并且让你的子孙后代沐浴来自你的光荣；否则，一个人如果因为“德有伤”而被从祠堂开除，那对他的子孙后代将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为此，每年的祭祖大典，既是感恩，又是鞭策，本质是在演孝。
今人“过年”为团聚家人、慰藉心灵。说到团聚就不得不提团圆饭，特别是除夕的团圆饭，它不是简单的一顿饭，它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个伦理上的安慰、需求或象征。团圆意味着健康，意味着平安，意味着绵延昌盛。
中华民族关于家，关于族的理解，它最为核心的，或者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就是除夕的团圆饭。一家人一族人能不能坐在一桌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这个家的圆满程度、幸福程度、昌盛程度。
可以说，中国人重视过年，注重的就是“年味儿”，这缘于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向往团圆、幸福和美好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回家过年：国人集体抒写家国情怀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当春节临近，一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都会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过年为何一定要回家呢？
据考证，回家过年可能与传说中的“年”（恶兽）有关。传说，“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在每年的除夕便会出来作祟。
当时生产力低下，个体对付“年”的能力不足，人多力量大，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着“年”的来到，合力把“年”赶走。试想，如果你未回家，致使家被“年”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
所以不论怎么困难，有什么样的理由，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家，助一臂之力。为了赶走“年”这个坏东西，在一年的最后一夜——除夕，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风俗也便由此而来。
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晚于过年风俗。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岁名”条解释，“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
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过年，古代的“春运”也就应该出现在那个时候。
除去传说的因素，回家过年也源自于中国人对家的特殊情结。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很重家的，家及回家是构成春节的又一个要素。传统中国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放大或者是几个有着亲戚关系的家族组合。
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一个人如果游离家庭之外，便会游离社会之外。回归家庭，才能“找到组织”，才会有安全感。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所以家族和父母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时至今日，虽然很多传统仪式被人们忘记了，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顽强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并成为了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
而传承这种记忆的就是春节，这个能唤起亿万人柔软情愫的节日，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将所有中国人牢牢地凝聚在“团聚”的信念之上，让“过年就是回家”的理念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脑海中。
而在“小家”之外，春节也是连接“大家”感情的纽带。党和国家领导人春节前访贫问苦，体察社情民意，叩问百姓冷暖，推动着“大家”感情的交融。这样的“大家”之爱，在春节期间得到了最集中、最浓烈的展现，也让春节承载了更加深沉、宏大的家国情怀。
中国人为何不在元旦过年
春節代表新的一年的开始，但我们为什么不和西方一样选择阳历的1月1日也即元旦过年呢？
其实，中国自从1912年改用西历以来，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但是包括过年在内的传统节日都还是按照旧历来过。这是为何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节日来源于时令的概念，每个节日都有其深刻的时令意义。
中国人对时令的看重，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上古时代文献传下来的的不多，但是却有两篇历法性质的《夏小正》《月令》。当时的历法要详细记录不同季节天地万物的变化，并以此指导国家政治。比如《月令》中的孟春之月（春天的第一个月），先是说到了孟春到来在天文星象上的标志等，然后说孟春景物：“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并且说这个月必须进行“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等一系列政治和生产活动。如果在這个季节做其他季节应该做的事，那可能就会引起灾祸——所以如果用了西历，那在古人看来，岂不是全乱套了？
清明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这些活动，也无不是与特定的季节有关。踏青赏月自然不必说。即使是登高，如果用西历变成了夏秋之际的时候登高，太热不说，重阳那种秋高气爽、菊花盛开的氛围，就完全没有了。并且有人说重阳节登高避忌的古俗，正是源于人们对这个季节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有着特殊的感受。
过年，就时令而言，则是冬天过去，春天到来的象征，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民国政府不愿意承认旧历年的“元旦”地位，所以将其定名为“春节”，沿用至今。这个名字倒真是贴切！其实过年的时候还是很冷的，有时候还大雪纷飞。但是在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这是春节，而不是冬天的节日。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立法在元旦那天过年，那么，过了年了，最冷的时节还没到，也完全没有春回大地的迹象，那哪里还有过年的感觉呢？所以不但当时的民国政府提倡过新历年的运动失败了，就连西周颁布的“周历”，以传统夏历的十一月为一月，一月变成三月，这在民间也同样普及不开。
总之，这样的节日观念，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即使我们自己未必能意识到。如果把所有的节日都改成按照新历来过，过年离春天太远、清明节还太寒冷、中秋节未必月圆不说，即使不那么依赖季节的节日如七夕，也让人觉得如“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郁达夫语），少了点醇厚的味道。
（《十堰晚报》2013.2.2、《东方早报》2014.1.25等）
中国人是重日子的，特别是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恐怕没有一个节日能与春节相提并论，春节的重要性单从每年的春运就可以窥见一斑。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过年呢？
先民“过年”为“敬天”。现在的人多半把过年看作一种民俗，其实在古代，它首先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礼仪。“年”这个字到周代才有，商时称年为“祀”，“祀”的意思，就是四时已过，要奉祀神灵祖先了，过年的习俗便源于此。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认为：一年的收成，来年的生计完全取决于上天的喜怒和时序的变化。“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是民间过年的重要内容。
在享受五谷丰登的喜悦的时候，在品尝佳肴美味的时候，在沐浴阖家团圆天伦之乐的时候，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这便是年了。
老辈“过年”为祭祖。国人自古讲究孝道。孝是中国伦理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个万能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或者说是道德力。而大年则把孝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仪轨化，又以一系列仪轨神圣化。在古代中国，大年的许多议程，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当一个人进入祠堂的时候，就不由得不心存高远，志在君国，因为只有如此你将来才有资格位列“仙班”，并且让你的子孙后代沐浴来自你的光荣；否则，一个人如果因为“德有伤”而被从祠堂开除，那对他的子孙后代将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为此，每年的祭祖大典，既是感恩，又是鞭策，本质是在演孝。
今人“过年”为团聚家人、慰藉心灵。说到团聚就不得不提团圆饭，特别是除夕的团圆饭，它不是简单的一顿饭，它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个伦理上的安慰、需求或象征。团圆意味着健康，意味着平安，意味着绵延昌盛。
中华民族关于家，关于族的理解，它最为核心的，或者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就是除夕的团圆饭。一家人一族人能不能坐在一桌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这个家的圆满程度、幸福程度、昌盛程度。
可以说，中国人重视过年，注重的就是“年味儿”，这缘于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向往团圆、幸福和美好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回家过年：国人集体抒写家国情怀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当春节临近，一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都会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过年为何一定要回家呢？
据考证，回家过年可能与传说中的“年”（恶兽）有关。传说，“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在每年的除夕便会出来作祟。
当时生产力低下，个体对付“年”的能力不足，人多力量大，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着“年”的来到，合力把“年”赶走。试想，如果你未回家，致使家被“年”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
所以不论怎么困难，有什么样的理由，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家，助一臂之力。为了赶走“年”这个坏东西，在一年的最后一夜——除夕，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风俗也便由此而来。
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晚于过年风俗。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岁名”条解释，“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
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过年，古代的“春运”也就应该出现在那个时候。
除去传说的因素，回家过年也源自于中国人对家的特殊情结。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很重家的，家及回家是构成春节的又一个要素。传统中国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放大或者是几个有着亲戚关系的家族组合。
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一个人如果游离家庭之外，便会游离社会之外。回归家庭，才能“找到组织”，才会有安全感。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所以家族和父母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时至今日，虽然很多传统仪式被人们忘记了，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顽强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并成为了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
而传承这种记忆的就是春节，这个能唤起亿万人柔软情愫的节日，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将所有中国人牢牢地凝聚在“团聚”的信念之上，让“过年就是回家”的理念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脑海中。
而在“小家”之外，春节也是连接“大家”感情的纽带。党和国家领导人春节前访贫问苦，体察社情民意，叩问百姓冷暖，推动着“大家”感情的交融。这样的“大家”之爱，在春节期间得到了最集中、最浓烈的展现，也让春节承载了更加深沉、宏大的家国情怀。
中国人为何不在元旦过年
春節代表新的一年的开始，但我们为什么不和西方一样选择阳历的1月1日也即元旦过年呢？
其实，中国自从1912年改用西历以来，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但是包括过年在内的传统节日都还是按照旧历来过。这是为何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节日来源于时令的概念，每个节日都有其深刻的时令意义。
中国人对时令的看重，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上古时代文献传下来的的不多，但是却有两篇历法性质的《夏小正》《月令》。当时的历法要详细记录不同季节天地万物的变化，并以此指导国家政治。比如《月令》中的孟春之月（春天的第一个月），先是说到了孟春到来在天文星象上的标志等，然后说孟春景物：“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并且说这个月必须进行“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等一系列政治和生产活动。如果在這个季节做其他季节应该做的事，那可能就会引起灾祸——所以如果用了西历，那在古人看来，岂不是全乱套了？
清明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这些活动，也无不是与特定的季节有关。踏青赏月自然不必说。即使是登高，如果用西历变成了夏秋之际的时候登高，太热不说，重阳那种秋高气爽、菊花盛开的氛围，就完全没有了。并且有人说重阳节登高避忌的古俗，正是源于人们对这个季节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有着特殊的感受。
过年，就时令而言，则是冬天过去，春天到来的象征，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民国政府不愿意承认旧历年的“元旦”地位，所以将其定名为“春节”，沿用至今。这个名字倒真是贴切！其实过年的时候还是很冷的，有时候还大雪纷飞。但是在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这是春节，而不是冬天的节日。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立法在元旦那天过年，那么，过了年了，最冷的时节还没到，也完全没有春回大地的迹象，那哪里还有过年的感觉呢？所以不但当时的民国政府提倡过新历年的运动失败了，就连西周颁布的“周历”，以传统夏历的十一月为一月，一月变成三月，这在民间也同样普及不开。
总之，这样的节日观念，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即使我们自己未必能意识到。如果把所有的节日都改成按照新历来过，过年离春天太远、清明节还太寒冷、中秋节未必月圆不说，即使不那么依赖季节的节日如七夕，也让人觉得如“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郁达夫语），少了点醇厚的味道。
（《十堰晚报》2013.2.2、《东方早报》2014.1.2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