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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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电影《三块广告牌》斩获2018年奥斯卡影片的最佳女主和最佳男配,同时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电影中偏激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从弗洛伊德的精神防御机制的视角来看,男女主人公在产生冲突到走向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攻击型防御、自骗型防御和假设型防御,这三种精神防御类型,凸显了爱与善良才可化解仇恨的主题。
  关键词:《三块广告牌》 弗洛伊德 精神防御机制 奥斯卡影片
  2018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颁给了奇幻爱情神作《水形物语》,但斩获了最佳女主和最佳男配奖的《三块广告牌》一直是得奖的热门影片,并且也引起了热议。美国影片《三块广告牌》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美国小镇,彪悍倔强的单身母亲米尔德雷德为谴责与刺激当地警方对女儿惨遭奸杀案件的重视度,租下往来于小镇必经公路上的三块废弃广告牌,并用最醒目的方式写下“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还没有抓到凶手?”“惨遭奸杀?”三个问句,引起了小镇居民的关注。然而,广告牌中的直接抨击对象威洛比警长已不幸患上绝症并将不久于人世,一时之间,米尔德雷德变成了整个小镇的公敌。面对道义的抉择、舆论的压力、警察的阻止、流氓的威胁,单身母亲米尔德雷德仍不顾一切守护着她的三块广告牌,她和小镇上一些人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前学界对于《三块广告牌》的研究并不多,大多都是偏感性式的影评,基本都是针对人性、暴力和美国社会缩影等方面进行主题层面的讨论。事实上,电影塑造最成功的便是人物,观众能够通过镜头所表达的电影语言写出这些人物的“性格侧写”,了解他们的家庭和气质类型,甚至于性取向等特质。本文将从影片中最饱满的两位对立人物——愤怒的母亲米尔德雷德和暴戾的警察狄克森人手,从精神防御机制的角度,探讨他们如何在这样惨痛而沉重的现实面前不断挣扎,相互冲撞,但最终实现了自我和解,从暴力冲突走向携手合作,从而对电影所表达的“愤怒只能带来愤怒,爱与善良才可化解仇恨”的内涵进行更深层次的所阐述。
  一、攻击型防御:暴力的正义
  攻击型防御是指心中的不快或者愤怒不能直接向引发的对象发泄,转而以间接的方式发泄在其他对象身上。在《三块广告牌》中,米尔德雷德和狄克森都是采取攻击型防御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的。
  首先,米尔德雷德将对杀害女儿的凶手的愤怒,转移到了警察和小镇其他居民身上。对于失去女儿的母亲米尔德雷德而言,每每想到女儿被奸杀后焚尸的惨状,内心就悲痛不已,因此,将凶手绳之以法便是她最大的诉求,凶手一日不落网,她便一日不能释怀。可偏偏此案侦察难度极大,由于凶手的作案手法十分高超,再加上尸体已经被烧焦,无法提取出有用的证据,因此,这个案件就被搁置了下来。七个月过去了,虽然案件发生之初人们都对米尔德雷德报以非常大的同情,但悲伤的情感渐渐被日复一日的平凡琐事所冲淡,小镇居民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的轨道上来,警察也只能暂时将案件存档,以期日后解决。可彪悍倔强的单身母亲米尔德雷德并不能就此忘却女儿遭受的痛苦,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用一声叹息为这个悲剧画上句号,然后投身于日常的琐屑之中。这种深入骨髓的苦痛和对于凶手的深切仇恨驱使着她租下了三块广告牌,用来刺激当地警方提高对女儿奸杀案的重视度。她在这个往来小镇必经公路上的三块废弃广告牌,用最醒目的方式写下“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还没有抓到凶手?”“惨遭奸杀?”三个问句,引起了小镇居民的关注。然而,广告牌中的直接抨击对象威洛比警长并不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腐败探长,反而他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关心居民疾苦的好探长。他不仅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并且还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他本人也非常努力地希望可以侦破这起奸杀案,将凶手绳之以法,然而这个案件的侦察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带领警察做了多方努力都没有结果,因此只能暂时搁置。同时,更为可悲的是,这位好警长还身患癌症,时日无多。而这一切,狂怒的米尔德雷德并非完全不了解,只是凶手毫无踪影,一腔悲愤无处发泄,她只好用三块广告牌将自己对凶手的愤怒转移到了警察身上,并且与维护警察的小镇居民——牙医、神父和儿子的同学展开了争斗,坚决捍卫广告牌。一时之间,她从大家的同情对象变成了敌视的对象,而她本人也将本因发泄在可恶凶手身上的仇恨转移到了警察和小镇居民的身上,怀着一腔孤勇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从小失去父亲的狄克森将威洛比警长视为父亲一般的人物,相比较于威尔比的尽职尽责而言,狄克森则暴戾无常,还持有种族歧视的观点。米尔德雷德的所作所为给警署造成了巨大压力,让威尔比警长十分困扰,狄克森也因此对米尔德雷德怀有非常大的敌意。尽管两人一直摩擦不断,但由于米尔德雷德处于道德的制高点,狄克森并不方便直接对其下手,他开始将自己的愤怒转移到米尔德雷德身边的人身上。比如为了逼迫米尔德雷德撤掉广告牌,他找由头将米尔德雷德的朋友关押了起来;患了癌症的威洛比局长决定以自杀方式为妻女留下最美好的时光、最美好的记忆,得知威洛比局长自杀身亡后得狄克森当众晕倒,在清醒以后马上去警察局对面,找那位将广告牌租给米尔德雷德的广告公司经理算账,将这位经理从高楼上扔下,并将其打成了重伤。这些都是他将自己对米尔德雷德的愤怒转移到他人身上的体现。
  二、自骗型防御:脆弱的勇者
  自骗型防御是指人在面对剧烈的愤怒、痛苦等情绪时,做出的自我麻痹、自我麻醉等行为。在《三块广告牌》中,米尔德雷德和狄克森都以暴力乖张的行为塑造了自己强悍倔强的形象,但事实上,这样的粗暴冷酷并不是他们人性的本质,而是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脆弱所做出的反向行为。
  对于母亲米尔德雷德来说,她是通过仪式化的行为来包裹自己的柔软,抵销自己对女儿的愧疚感。首先,米尔德雷德以偏男性化的形象为自己脆弱的内心穿上盔甲。米爾德雷德一出场便以短发红头巾、工装裤、沧桑且棱角分明的脸庞这样一个消磨了女性柔美气质的冷峻形象出现,她对那些反对广告牌的人进行无情报复,并嘲弄爱慕自己的侏儒,这些行为更加凸显了她的强悍冷酷。然而,这只是她虚张声势的伪装,在丧失爱女的悲痛下,在小镇所有人都渐渐忘却这件惨案的情况下,她需要以这样一种强势的姿态来重新唤起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如此才能早日将杀害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但善良柔软的内心是藏不住的。影片开头她在广告公司租广告牌时,一边笃定强硬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一边用手指小心地帮一个甲虫翻身;当她在警察局与威尔比局长凶狠对峙时,病重的局长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喷在了米尔德雷德的脸上,她一瞬间从咄咄逼人的压迫转变为惊慌失措的关心,迅速地扶住了威尔比探长,并且情不自禁地关切地喊了一声“Oh,baby”,流露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母性。   另外,她竖立广告牌一方面是为了督促警察早日破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自己对女儿的愧疚。在女儿出事之前,准备外出时曾因为借车事宜与母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一向暴躁强势的单身母亲与叛逆任性的女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母亲拒绝借车,女儿便赌气地说了一句:“希望我在那条路上被奸杀!”不甘示弱的米尔德雷德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便口不择言地讲出“我也希望你在那条路上被奸杀”的伤人的话来。没想到一语成谶,花季少女惨遭不幸,这样刀子般的话语竟成为母女俩说的最后一句话。事情发生以后,米尔德雷德除了忍受常人难以理解的悲痛以外,还陷入了无止境的自责之中——如果当初把车借给女儿,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如果当初不那么激动,平心静气地跟女儿好好谈谈,或许就可以阻止她出门,惨案就不会发生?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如果,凶手迟迟不现身,警察局迟迟不能破案,这更加剧了米尔德雷德内心的罪恶感,她必须做些什么来补偿女儿,来向女儿道歉,来为自己的错误和无能做一些补救——她选择了捍卫广告牌。在这样的心境下,广告牌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提示语,一种督促,而是米尔德雷德自我拯救的一种仪式。她在广告牌下种花浇水,在夕阳西下时与走过广告牌的小鹿交谈,在广告牌被烧时,她不顾儿子的阻拦,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救火,火势变大她无能为力之时,跪在熊熊燃烧的广告牌面前崩溃大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三块广告牌已经成为这个脆弱的母亲唯一的信仰和依赖,不断追寻凶手是她唯一能为逝去的女儿做的事情。她无法像丈夫一样,沉痛过后找个新的伴侣开启新的生活,也无法理解儿子为什么三番两次地制止她竖立广告牌,并且劝说她早日迈过这个坎——她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也不愿向生活妥协,她要用竖立广告牌的方式,为女儿坚持下去。
  对于混日子的暴躁警察狄克森而言,他则是通过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为来为自己的堕落辩护。狄克森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一直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出现,他对待案件随意且不负责任,满嘴脏话,无所事事又爱惹是生非,歧视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各种少数派,然而随着情节推进,观众逐步感受到了他的脆弱——他曾经也有单纯的梦想,戾气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用来掩饰的伪装。出生在单亲家庭的狄克森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完整的家庭环境造成了他对母亲的依赖。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外横冲直撞的狄克森在家仍旧是一个依赖母亲的巨婴,母亲讲什么便听什么,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看起来面目可憎的狄克森的“恋母”和暴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幼年丧父,因此狄克森将威尔比看作自己生命中的“父亲”,这也是他对米尔德雷德的广告牌感到十分愤怒的原因,于是,想不出应对办法的他,就听从母亲的建议将她的朋友抓起来。单亲家庭的心酸在他心中积累了许多的愤怒,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和恋母情结,他表现得十分暴戾和嚣张。作为一个不合格的警察,他看似对这份职业没有任何的热爱,但实际上,他是用这样的一种自甘堕落的行为方式来隐藏自己的自卑与失望。他并非对这份职业毫无感情,当他被新任局长开除,并被要求交出警徽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在警校所接受的训练,想起了自己入职时的初心。因此,威尔比探长在留给他的信里才会写道“你是一个好警察”,威尔比看出了狄克森的伪装,他在临死前唤醒了狄克森的本心,同时也将抓捕凶手的期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三、建设型防御:合作的敌人
  建设型防御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它主要是指人在面对苦痛时没有在情绪的泥沼中沉沦下去,而是将悲痛化为力量,做出正向的行动。米尔德雷德与狄克森从冲突走向合作,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机制的引导下所完成的。
  威尔比探长之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身患癌症的威尔比探长,为了给妻女留下最美好的时光与回忆选择了自杀,他在临死前分别留了两封信给米尔德雷德和狄克森。他在写给狄克森的信中表达了他对狄克森善良正义之本色的肯定,并且鼓励他拿出自己的正义感和勇气,用爱去化解愤怒,努力成为一个好警察。这无疑是为自卑堕落的狄克森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正是在这个读信的夜晚,暴怒的米尔德雷德以为警局没有人便放火烧了警察局,狄克森看完信后不顾自身的安危,将米尔德雷德女儿的卷宗护在了怀中,从熊熊烈火中冲了出来,身负重伤。看到狄克森冲出来的那一刻,米尔德雷德的眼里是惊慌、是无措,也有心疼与后悔。在写给米尔德雷德的信中,威尔比探长则是以幽默的口吻化解了他与米尔德雷德紧张的关系,他诚恳地讲述了警察多方探察却毫无结果的侦探过程,同时也肯定了米尔德雷德这份勇敢的母爱,他用自己的钱为米尔德雷德的广告牌续了期,并真诚地希望她早日找到杀害女儿的凶手。威尔比探长的宽容和鼓励,极大地温暖了米尔德雷德那孤独的心——不是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也不是所有的愤怒都只会迎来愤怒,有人与自己共同奋战,也有人用善良和爱回报自己。此外,为了回报侏儒帮自己隐瞒放火烧警察局的事情,她答应了和侏儒的约会,却不巧在约会时碰到了前夫。本已拎起啤酒瓶准备与前夫大干一场的米尔德雷德,却因为前夫小女友的一句“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而选择了放弃。在这样一个又一个温暖的瞬间的感化下,米尔德雷德冰冻的心也渐渐融化。
  善良的狄克森和柔软的米尔德雷德慢慢地展现出了自己的本色,从起初的敌对关系渐渐地成为同盟。在酒吧饮酒时,狄克森听到旁边座位的男子讲述自己奸杀一个女孩并焚尸的过程。他忍住怒气,记下了这个男子的车牌号,并找到由头与男子大打一架,获取了该男子的DNA样本。他将此事告诉了米尔德雷德,二人都为抓到了真正的凶手感到激动。然而,检测结果却告知该男子并不是此案的凶手。在无边的失望之中,狄克森和柔软的米尔德雷德带着枪,踏上了寻找这位男子的旅途。在车上,米尔德雷德非常抱歉地告诉了狄克森是自己放的大火,而狄克森却轻松地回应自己早就知道,却并不为此在意。影片以两人的对话结尾:“我们要杀了他吗?…‘到路上再决定吧。”对于此时的狄克森和米尔德雷德而言,重要的不再是杀死这个凶手,而是和彼此和解,与自己和解。这趟旅途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找能到真正的凶手,而是他们以这样的一种反抗姿态去消弭自己对世界的仇恨,放下心中的执念和强硬的逻辑,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从暴躁极端的愤怒恢复到人性的宽容。对于这两个极端的人而言,从威尔比局长的信到最后的旅途,都是一种对于自我认同的建设型防御机制,他们终于认识到本真自我的面貌,并且认真地接纳了它,从以往的偏执狂躁中走了出来。
  综上所述,精神防御机制类型的变化伴随着米尔德雷德和狄克森两人关系的变化。都具有暴躁偏执性格的两个人,在面对亲人、好友离世的巨大痛苦时首先选择的都是攻擊性防御,通过将愤怒矛头指向他人来缓解心中的痛苦。然而,这种看似凶猛无比的攻击却是他们无法面对真实内心的自我欺骗,米尔德雷德通过竖立和守卫广告牌来减轻对女儿的愧疚,狄克森则是以堕落的姿态掩饰自己向上的内心,二者的本质都是脆弱的。最后,他们通过携手合作,共同去追杀那位疑似凶手来进行和解——这不仅仅是他们二者之间的和解,更是他们同自己的和解,是他们对自我仇恨的消解,是从极端愤怒走向宽容的转折点。如此,这三种防御机制随着电影情节的不断转换,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该电影人性本善、接纳自我的主题。圈
  参考文献:
  [1]邓双林,郝建.《三块广告牌》:善恶之辨与暴力的功能[J].电影艺术,2018(3):69-73.
  [2]朱芬.《三块广告牌》的现实主义底色[J].电影文学,2018(12):146-148.
  作者:袁媛,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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