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说文”四大家及其代表性著作，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说到：
　　唐宋以后，研究《说文》的非常多，清代极盛，最受推重的有四大家：即著《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著《说文解字义疏》的桂馥、著《说文句读》的王筠、著《说文通训定声》的朱骏声。
　　按桂馥的著作《说文解字义疏》，一般情况下提及时总是称为《说文解字义证》(或简称为《说文义证》)，是不是桂馥除了《说文解字义证》外还有一部《说文解字义疏》?或者《说文解字义证》又名《说文解字义疏》?
　　在华南师大中文论坛上，也有学子有类似的疑问。魏达纯老师解释说：“清代学者桂馥著《说文解字义证》50卷，又有清代学者谭献著《说文解字注疏》，见马叙伦《清人说文书目》；还有清代的宋撰有《说文解字疏》30卷，似乎未见名为《说文解字义疏》者。刘志成先生撰《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巴蜀书社出版)甚详，但亦未见其著录。”
　　笔者再翻阅其他相关著作，如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等，亦无名《说文解字义疏》者。
　　桂馥认为，“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所以，他潜心于文字之学，以四十余年功夫，取《说文解字》和经籍相参照疏证，著《说文解字义证》50卷。虽然在训诂学上“义疏”与“义证”可以通用，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义证”是指释义的书证。《梁书·儒林传·孔子祛》；“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义疏”指疏解经义的书，其名源于六朝佛家解释佛典，后泛指补充和解释旧注的疏证。如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清郝懿行《尔雅义疏》等。桂馥此书，意在为许书搜求例证，欲在博证之中求其贯通。王筠《说文释例自序》评桂馥此书说：“桂氏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可见其书名之由。
　　张之洞《重刻说文解字义证序》，曾就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与桂馥《说文解宇义证》作了评论：“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辗转孳乳，触长无方，非若谈理辨物，可以折衷一义，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元《经籍纂诂》之类，非可以己意为独断者也。”就段、桂二书之不同作了比较，并对桂馥此书作了较高评价。
　　桂馥除《说文解字义证》外，还著有《札朴》《晚学文集》《说文谐声谱考证》《历代石经考略》《缪篆分韵》等。
　　对于这样一位大家，把他的书名弄错，似乎有点不应该。这一错误还延伸到考试试题上：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入学考试试题第一题第三小题要求简答“《经义述闻》与《说文解字义疏》的作者”。后者的标准答案当然是“桂馥”。这一答案估计绝大部分考生都能答上，但恐怕会让不少考生糊涂。
　　另一所高校200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也考到“说文”四大家，其中桂馥的著作，百分之八十的考生都答成《说文解字义疏》，糊里糊涂丢了分。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自1962年出版以来，在语言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截至2006年1月第42次印刷时，总印数已经超过了184万套。这一数字可以说明该教材受欢迎的程度。不过，筚路蓝缕，鸿篇巨制，难免有疏失之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如张永言先生等对《古代汉语》教材提出商榷意见，80年代以后，商榷文章渐多。王力先生生前曾于1981年对教材作了第一次修订；其后教材的编者之一郭锡良先生于1999年主持了第二次修订。经过两次修订，教材的质量有所提高，一些明显的错误得以改正。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两次修订还是很不彻底的，某些疏失一仍其旧，教科书上的这一疏漏，建议予以改正。
　　
　　(责任编辑　刘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