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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洋政府（1912-1928）来说，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是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由于中国加入了英法美等组成的协约国，属于胜利的一方，中方希望能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而同样是战胜国的日本，则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终结果，日本成功了，中国成为受辱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结果，导致中国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而中国代表最终也没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而历史则远远比教科书上的结论要复杂得多。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不是一个统一政权的国家，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广州，孙中山1917年与南方军阀合作，成立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而后在桂系军阀的胁迫下，孙中山于1918年被迫离开广州。1918年10月，袁世凯的老部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他下令与南方停战。这样，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政府，而国际上承认的则是徐世昌的政府。以这样的局面，参与巴黎和会，定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人事斗争：和会首先是内部会议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他于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当时到火车站欢迎的队伍相当庞大，中国各国驻欧洲的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前往迎接的还包括法国外交部官员和新任命的巴黎和会秘书长。气氛是热烈而正面的，符合中国战胜国的身份。
陆征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国，比如英法美，都是五个席位，五名代表可以上会，陆徵祥也是按五个席位准备，结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作为团长，他必须占据一个名额，剩下就只有一个席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多给两个参会的名额，但是英法两国的反应让人沮丧，尤其是东道主法国，更是不给力。他们向陆征祥解释，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的努力来确定的。当时，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就由两席增加到三席，陆征祥据此争取说，中国最起码也应该像巴西一样，拥有三名代表。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送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实际上巴西的贡献，用现在的话说，只相当于派军舰参与了护航，而在法国眼中，中国的贡献连这都不如，这不能不说非常荒谬。这种冷遇，也预示着接下来的谈判，中国的主张很难会被认真对待。
1月18日下午，在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征祥终于打听清楚，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但是每次参会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这样他还是可以组建一个五人的代表团。陆征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南方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列第五位。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出现陆征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已让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来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团的身份，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王正廷也一直希望能以中国代表团的南方代表的身份参会。除了王正廷外，南方政府还向巴黎派出了两个人，郭泰祺与陈友仁，他们甚至比王正廷还要活跃。他们代表南方政府发布了很多公开声明，并召开记者会。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要晚，他们主要不是开会，而是“监视”中国代表团，他们曾私下说，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政府的真正代表。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在和会上为国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要费尽心力处理内部矛盾。因为名次的变化，不但王正廷大为反感，施肇基也很不悦，他自认资格够老，如今却排在了第四位。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与陆征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这种攻击甚至会连累他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岳昭燏参与了起草向北京的申报名单，他们认为岳是陆征祥的“私人秘书”，要求换一位秘书长。有时候，顾维钧也成为批评目标。
1月27日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立场。日本已经在上午的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中国代表团紧急开会磋商，确定下午由谁来发言。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陆征祥意外地缺席了，他因为身体不适，没参加午餐会。岳昭燏上楼请示，陆总长则答复，疾病缠身，不能赴会。到底谁去发言？大家只有紧急磋商。施肇基首先表态：自己没有准备这方便的材料，不去开会，顾维钧准备得好，所以应该由顾维钧去阐述。王正廷则说：自己去可以，但不发言……最后妥协的方案是，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参会，王不发言，由顾维钧发言阐述。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不得不更换了新的秘书长。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征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南方政府，地位和陆征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陆征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神态庄严地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面对这样的喜剧画面，陆征祥吃了一惊，以至于有一阵子一言不发。王正廷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征祥那侧挤去，陆征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陆征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代表团陷入混乱，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肇基和王正廷，而另一派则同情陆征祥。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征祥，其它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征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这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陆征祥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消息称，梁启超将取代陆征祥，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到3月份，陆征祥又回来了。 代表团内部的争执，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局面。应该说，几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大多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称，但是却无法结合成一个出色的团队。陆征祥想要对内做到一种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名单定下的那一刻，这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了。代表团的涣散，反映出国内的困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人员更替频繁，很难产生一贯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文件丢失：日本谍战疑云
“十人会议”后，按照要求，中国代表团要准备一份书面声明，因为顾维钧的陈述曾指出，中国和日本当初所签订的“二十一条”是不平等条约，不应算数。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对此要求，中国最好在书面声明后面附上中日之间所签署的协定。顾维钧草拟了一张单子，列有中日所签的各种协定，但是北京来的顾问们看后，认为并不完整。王正廷和施肇基主张附上全部协定。顾维钧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自己在华盛顿收集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于1918年秋所签的协定。外交总长随身带来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些协定。于是，代表团一致决定，立即致电北京，索要中日缔结的各种协定的文本。
从外交部带来的资料，大部分存放在一个公文递送箱内，但是这个箱子不幸遗失了。顾维钧从华盛顿带来的资料中，有关国联问题的资料相当完备，但是有关山东问题的资料却短缺很多。许多与日本签订的协定，特别是各种借款协定，政府当时连驻外使节团都没有告知。递送箱的遗失非常蹊跷，这是一个装有有关满、鲁、蒙等问题绝密文件的文件箱。它到底在何处遗失，一时无从得知。顾维钧认为，在日本遗失的可能最大，但是又有些人说在纽约的码头上曾看到过它，还有人说，在美国旧金山和纽约都没有看见过。华盛顿中国代表团和纽约领事馆之间，进行过多次联系，调查此事，驻纽约总领事奉命会见了轮船行李处和码头上的管事人，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收获。公文递送箱是随同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起横渡太平洋的，顾维钧一直认为，它是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偷走的，因为大木箱内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感兴趣，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废纸而已。
顾维钧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领教过日本情报部门的无孔不入。1913年，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一次到日本下关公干，在等候搭乘赴东京的火车时，顾维钧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男一女盯梢了。每当他和秘书谈话，那个女的就会过来偷听——她手中所拿的报纸，是倒着的。
递送箱一直没能找到。代表团不得不和北京联系，以迅速取得中日缔结的协定内容。出于种种原因，北京曾几次复电，说文件已经给齐了，但是代表团发现仍有遗漏，于是再次去电索要，北京才又电告代表团另一份协定。直到最后，代表团发现文件还是不全，遗漏的协定有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这是北京政府在故意捣鬼，不想让他们知道涉密内容。如今看来，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问题，以当时北洋政府的办事能力，即使是凑齐一套文件，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公务员制度，一切都显得不那么正规。
这种办事效率的低下，还表现在会务人员的配备上。顾维钧准备好了书面文件和备忘录，这份文件应该按照惯例的样式包装送出。顾维钧的住所，有包括管家在内的10多人，但是他们却连一份包装用的缎带都找不到。除了顾维钧是代表外，这些人的职务都是办公室秘书，而他们却连如何得体地包装一份外交文件都不会。弱国的“弱”，不仅体现在国力上，更是体现在这样的细节上。像巴黎和会这样重要的外交峰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后勤保障是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尽管有满腔报国的热血，但是他们的准备却难说充分。从这个角度看，文件箱的遗失，则又有几分必然。
拒绝签字的背后：姑娘与手枪
中国在和会上一无所获。根据协定，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某些代表团，特别是法国政府人士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洋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
6月27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顾维钧去医院向陆征祥报告情况。和会对中国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是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在这样的协定上签字。他们还威胁到，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而国内公众团体以及一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也都非常着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在巴黎的代表团应该站在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晚饭后，顾维钧去看陆征祥，发现岳昭燏也在，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岳告辞，几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脸色苍白。他告诉陆征祥，自己在医院的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说，医院花园里聚集了数百名中国男女，很多是学生，也有一些商人。他们拦住了他，质问他为何支持签约。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没有发言权，人们还是围住他不放，并扬言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做是陆征祥的心腹，并且认为陆征祥已经不顾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协定上签字。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个女生，甚至当真在她的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只好跑了回来。
顾维钧只得出面，因为在媒体的报道中，他是主张拒签的，他的出面让局面消停下来。几年后，顾维钧在纽约见到魏道明夫妇，魏夫人郑毓秀就是那个在巴黎穿大衣的女郎。她说，当初大衣内根本不是手枪，而是一根树枝而已，不过她坚持认为，顾维钧的表现称得上勇敢。
对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月28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一直到这一天的下午，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陆征祥觉得此事太过重大，向北京政府请示，得到的答复是“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7日下午，代表团致电请示北京，要求同意拒签，而北京政府回复说，早前已经发过一个电报，就是同意拒签——但是这个回复，是在28日下午3点以后到达的，这时巴黎和会已经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已拒绝签字了。不过，这个“早前的回复”，代表团一直没有收到，因此，拒签的决定，仍然算是代表团“擅自”的行为。
巴黎和会没有采纳中国代表团的意见，这算是外交上的受挫，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却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拒绝签字就意味着，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款，对中国来说是无效的。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以《马关条约》为例，尽管也遭到国内广泛的质疑，但最终都不得不在条约上屈辱地签字，这几乎成为每一次“和谈”的结局。因此，巴黎和会上的拒绝签字，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很光彩的一笔。北洋政府虽然内患多多，但是毕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不管是代表团还是国内政要，对民意都多了一些尊重——大环境，已经多了很多新意。以顾维钧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官走上舞台，他们有着与世界接轨的知识、视野与能力，这种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参考资料《五四事件回忆》）
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而历史则远远比教科书上的结论要复杂得多。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不是一个统一政权的国家，除了北洋政府外，在广州，孙中山1917年与南方军阀合作，成立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而后在桂系军阀的胁迫下，孙中山于1918年被迫离开广州。1918年10月，袁世凯的老部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他下令与南方停战。这样，1919年的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政府，而国际上承认的则是徐世昌的政府。以这样的局面，参与巴黎和会，定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故事。
人事斗争：和会首先是内部会议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他于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当时到火车站欢迎的队伍相当庞大，中国各国驻欧洲的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前往迎接的还包括法国外交部官员和新任命的巴黎和会秘书长。气氛是热烈而正面的，符合中国战胜国的身份。
陆征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主要的协约国，比如英法美，都是五个席位，五名代表可以上会，陆徵祥也是按五个席位准备，结果到巴黎才得知，中国只有两个席位。作为团长，他必须占据一个名额，剩下就只有一个席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多给两个参会的名额，但是英法两国的反应让人沮丧，尤其是东道主法国，更是不给力。他们向陆征祥解释，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的努力来确定的。当时，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就由两席增加到三席，陆征祥据此争取说，中国最起码也应该像巴西一样，拥有三名代表。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送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实际上巴西的贡献，用现在的话说，只相当于派军舰参与了护航，而在法国眼中，中国的贡献连这都不如，这不能不说非常荒谬。这种冷遇，也预示着接下来的谈判，中国的主张很难会被认真对待。
1月18日下午，在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征祥终于打听清楚，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但是每次参会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这样他还是可以组建一个五人的代表团。陆征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南方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列第五位。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出现陆征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已让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来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团的身份，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王正廷也一直希望能以中国代表团的南方代表的身份参会。除了王正廷外，南方政府还向巴黎派出了两个人，郭泰祺与陈友仁，他们甚至比王正廷还要活跃。他们代表南方政府发布了很多公开声明，并召开记者会。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要晚，他们主要不是开会，而是“监视”中国代表团，他们曾私下说，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政府的真正代表。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在和会上为国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要费尽心力处理内部矛盾。因为名次的变化，不但王正廷大为反感，施肇基也很不悦，他自认资格够老，如今却排在了第四位。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与陆征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这种攻击甚至会连累他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岳昭燏参与了起草向北京的申报名单，他们认为岳是陆征祥的“私人秘书”，要求换一位秘书长。有时候，顾维钧也成为批评目标。
1月27日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立场。日本已经在上午的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中国代表团紧急开会磋商，确定下午由谁来发言。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陆征祥意外地缺席了，他因为身体不适，没参加午餐会。岳昭燏上楼请示，陆总长则答复，疾病缠身，不能赴会。到底谁去发言？大家只有紧急磋商。施肇基首先表态：自己没有准备这方便的材料，不去开会，顾维钧准备得好，所以应该由顾维钧去阐述。王正廷则说：自己去可以，但不发言……最后妥协的方案是，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参会，王不发言，由顾维钧发言阐述。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不得不更换了新的秘书长。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征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南方政府，地位和陆征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陆征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神态庄严地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面对这样的喜剧画面，陆征祥吃了一惊，以至于有一阵子一言不发。王正廷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征祥那侧挤去，陆征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陆征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代表团陷入混乱，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肇基和王正廷，而另一派则同情陆征祥。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征祥，其它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征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这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陆征祥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消息称，梁启超将取代陆征祥，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到3月份，陆征祥又回来了。 代表团内部的争执，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局面。应该说，几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大多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称，但是却无法结合成一个出色的团队。陆征祥想要对内做到一种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名单定下的那一刻，这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了。代表团的涣散，反映出国内的困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人员更替频繁，很难产生一贯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文件丢失：日本谍战疑云
“十人会议”后，按照要求，中国代表团要准备一份书面声明，因为顾维钧的陈述曾指出，中国和日本当初所签订的“二十一条”是不平等条约，不应算数。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对此要求，中国最好在书面声明后面附上中日之间所签署的协定。顾维钧草拟了一张单子，列有中日所签的各种协定，但是北京来的顾问们看后，认为并不完整。王正廷和施肇基主张附上全部协定。顾维钧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自己在华盛顿收集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于1918年秋所签的协定。外交总长随身带来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些协定。于是，代表团一致决定，立即致电北京，索要中日缔结的各种协定的文本。
从外交部带来的资料，大部分存放在一个公文递送箱内，但是这个箱子不幸遗失了。顾维钧从华盛顿带来的资料中，有关国联问题的资料相当完备，但是有关山东问题的资料却短缺很多。许多与日本签订的协定，特别是各种借款协定，政府当时连驻外使节团都没有告知。递送箱的遗失非常蹊跷，这是一个装有有关满、鲁、蒙等问题绝密文件的文件箱。它到底在何处遗失，一时无从得知。顾维钧认为，在日本遗失的可能最大，但是又有些人说在纽约的码头上曾看到过它，还有人说，在美国旧金山和纽约都没有看见过。华盛顿中国代表团和纽约领事馆之间，进行过多次联系，调查此事，驻纽约总领事奉命会见了轮船行李处和码头上的管事人，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收获。公文递送箱是随同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起横渡太平洋的，顾维钧一直认为，它是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偷走的，因为大木箱内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感兴趣，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废纸而已。
顾维钧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领教过日本情报部门的无孔不入。1913年，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一次到日本下关公干，在等候搭乘赴东京的火车时，顾维钧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男一女盯梢了。每当他和秘书谈话，那个女的就会过来偷听——她手中所拿的报纸，是倒着的。
递送箱一直没能找到。代表团不得不和北京联系，以迅速取得中日缔结的协定内容。出于种种原因，北京曾几次复电，说文件已经给齐了，但是代表团发现仍有遗漏，于是再次去电索要，北京才又电告代表团另一份协定。直到最后，代表团发现文件还是不全，遗漏的协定有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这是北京政府在故意捣鬼，不想让他们知道涉密内容。如今看来，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问题，以当时北洋政府的办事能力，即使是凑齐一套文件，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备的公务员制度，一切都显得不那么正规。
这种办事效率的低下，还表现在会务人员的配备上。顾维钧准备好了书面文件和备忘录，这份文件应该按照惯例的样式包装送出。顾维钧的住所，有包括管家在内的10多人，但是他们却连一份包装用的缎带都找不到。除了顾维钧是代表外，这些人的职务都是办公室秘书，而他们却连如何得体地包装一份外交文件都不会。弱国的“弱”，不仅体现在国力上，更是体现在这样的细节上。像巴黎和会这样重要的外交峰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后勤保障是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团尽管有满腔报国的热血，但是他们的准备却难说充分。从这个角度看，文件箱的遗失，则又有几分必然。
拒绝签字的背后：姑娘与手枪
中国在和会上一无所获。根据协定，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某些代表团，特别是法国政府人士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洋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
6月27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顾维钧去医院向陆征祥报告情况。和会对中国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是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在这样的协定上签字。他们还威胁到，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而国内公众团体以及一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也都非常着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在巴黎的代表团应该站在明确的爱国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晚饭后，顾维钧去看陆征祥，发现岳昭燏也在，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岳告辞，几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脸色苍白。他告诉陆征祥，自己在医院的花园里受到了袭击。据他说，医院花园里聚集了数百名中国男女，很多是学生，也有一些商人。他们拦住了他，质问他为何支持签约。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没有发言权，人们还是围住他不放，并扬言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做是陆征祥的心腹，并且认为陆征祥已经不顾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协定上签字。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个女生，甚至当真在她的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于是，他只好跑了回来。
顾维钧只得出面，因为在媒体的报道中，他是主张拒签的，他的出面让局面消停下来。几年后，顾维钧在纽约见到魏道明夫妇，魏夫人郑毓秀就是那个在巴黎穿大衣的女郎。她说，当初大衣内根本不是手枪，而是一根树枝而已，不过她坚持认为，顾维钧的表现称得上勇敢。
对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月28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一直到这一天的下午，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陆征祥觉得此事太过重大，向北京政府请示，得到的答复是“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7日下午，代表团致电请示北京，要求同意拒签，而北京政府回复说，早前已经发过一个电报，就是同意拒签——但是这个回复，是在28日下午3点以后到达的，这时巴黎和会已经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已拒绝签字了。不过，这个“早前的回复”，代表团一直没有收到，因此，拒签的决定，仍然算是代表团“擅自”的行为。
巴黎和会没有采纳中国代表团的意见，这算是外交上的受挫，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却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拒绝签字就意味着，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款，对中国来说是无效的。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以《马关条约》为例，尽管也遭到国内广泛的质疑，但最终都不得不在条约上屈辱地签字，这几乎成为每一次“和谈”的结局。因此，巴黎和会上的拒绝签字，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很光彩的一笔。北洋政府虽然内患多多，但是毕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不管是代表团还是国内政要，对民意都多了一些尊重——大环境，已经多了很多新意。以顾维钧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官走上舞台，他们有着与世界接轨的知识、视野与能力，这种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参考资料《五四事件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