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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不通，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房间里一边想身后事，一边拿一张信纸无意地折着，折来折去折出了一个“蛋”，这就是国家大剧院。
张如凌这个活跃在欧洲金融界的女人，在中国建筑界的名气更大。她偕夏邦杰、安德鲁等大师级法国建筑师来到中国，为不同的城市“戴花”和设计城市形象。她似乎“承包”了中国最重要的那些剧院设计，代表作还有上海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
中国是世界上正兴建剧院最多的国家，每座歌剧院几乎都是所在城市的门脸建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不只有张如凌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只有歌剧院迷信外脑，凡是地标性建筑，只要是出得起钱的城市，都希望用外国设计师。这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外国建筑师在华30年
张如凌是艺术史博士，从1991年起涉足城市设计。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觉得法国的市政规划做得不错，张如凌作为法国建设部的顾问嗅出了其中的机会，为陆家嘴规划积极呈献方案。真正让她一鸣惊人的是上海大剧院。“上海市领导很大胆，那时在国际上招投标的还比较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大剧院，但他们有开放的心态。”
与张如凌的半道出家相比，外国建筑师在新中国的活动史，更可上溯30年。东南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喻学才向记者介绍说，“我国学习国外建筑的传统分两批。解放前，一批欧美回来的，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艺术，生发出中国特色的建筑式样。另一批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十大建筑，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之后就闭关了几十年，建筑没有任何突破。”“改革开放后，西方建筑师进入中国多了起来。在指导思想上，西方确实比较先进。同时也因为干部对于城市建设的评价体系急功近利，为了政绩就请国外的设计师来做。30年来，建筑方面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1980年初，华裔设计大师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从没有这么多地标式的宏伟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每一座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和巨大的声名。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估计，中国每年的建筑设计市场规模至少有300亿元左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红红评论道：“外国的设计师将中国作为建筑实验的实验场，在外国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例如‘鸟巢’。”
以北京、上海、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为例，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址“大裤衩”、首都机场航站楼；上海陆家嘴呈“品”字布局的“三高”——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广州的新电视塔，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新歌剧院等都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哪几支“洋枪队”活跃在中国
外国设计师像建筑美学的传教士，行走大江南北，从一线城市渗透到二三线城市，从地标到居民区的设计，遍地开花。
张如凌属法兰西派，合作者主要是夏邦杰(代表作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大剧院)和巴黎机场公司的安德鲁(代表作国家大剧院)。另外，还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代表作上海南站)，欧博设计(代表作珠海歌剧院)，AS事务所(代表作重庆科技馆)等。
美国设计师则契合了中国城市发展早期急于增高的需要。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有影响力的有SOM公司(代表作上海金茂大厦)、FPA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英国方面军”主要是以福斯特(代表作首都机场航站楼)、威尔森·艾尔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为代表。
据张如凌介绍，活跃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洋枪队”主要是英、法、美三支。一旦某个作品获得认可，由点及面铺开战线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夏邦杰在中国是靠着上海大剧院一炮走红的。
“安德鲁和我为国家大剧院遭受了很多争议，但那颗‘巨蛋’被安放在长安街之后，北京在奥运前后集中出现了一批颠覆性风格的建筑，‘鸟巢’、水立方和CCTV新大楼相继出现，开创了北京城市形象的新时代。”张如凌说。
而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在建，除央视新大楼，还有MVRDV设计的“南京第壹区”。
中西交合之痛
在外国设计师激烈的抢滩中，中国设计师并没有失声。
在设计“鸟巢”时，艾未未陪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去了上海博物馆看中国古代的玉器，使两位瑞士设计师深受启发。艾未未说：“没有我，‘鸟巢’原来不是这样的。”
像张如凌这样的顾问，除了在业务上沟通，还要在艺术上“教化”设计师。
“不可能!上海没有故宫文化，它喜欢前卫。”当安德鲁把浦东机场的第一稿呈现给张如凌时，遭到了这个女人的惊声尖叫。安德鲁最初想把这座机场做成水泥块堆砌的故宫，张如凌毫不打折扣的否定，让这位29岁即以设计戴高乐机场出名的大师很恼火。
当得知安德鲁是从旅法画家赵无极的作品中寻找中国感觉的时候，张如凌告诉他：“赵无极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不能参照他。”她要告诉合作伙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最后，浦东机场在张如凌的建议下设计成蓝色调、海鸥造型，以体现上海的海洋文明。“德国有一家竞标者设计成了龙的造型，只能从空中俯瞰，失败了。”张如凌说。“一个城市就好比一间屋子，哪个位置该摆怎样的建筑，要切合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
而由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屋顶是金黄色，四周则由红色的巨柱所支撑，从空中俯视，恰似一条金色巨龙。
给领导普及建筑知识
但外国设计师不总是了解中国，中国的城市形象最好还是由中国人设计。
喻学才告诉记者，世界旅游组织曾经向我国推荐了许多国际大牌专家，对四川、云南、海南等大省进行旅游规划。虽然确实引进了新的气息，注重市场意识，重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太少，规划设计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比如山东旅游规划中，曾经请来了瑞典著名的规划设计师，他擅长的是海滨规划，对于中国烟台、威海是适用的，但一到了泰山、曲阜、孔庙等内地城市时，就完全不搭调了。
一个设计了30多个国家城市规划的设计师，对山东的设计理念就是“山东像一只雄鹰”。这种简单化的概念在会议上遭到国内同行的猛批。
“尽管国际大师的规划受到了国人的批评，可是领导还是非要找国际大师。”喻学才说。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对记者说，提升城市形象、建筑审美，要从领导抓起。“在法国，所有官员的必修课之一，就是都要学习一年的建筑史，培养最高尚的建筑艺术品位。我现在在写普及建筑知识的书，就是想给领导们看的。”
“南京要好一点，因为我们研究建筑的高校在这里有影响，我们的学生在这里有当官的。苏州市副市长是我的学生。现在苏州的干将路上，每一栋房子的改建、修造都要经过我的签字，领导才能点头。”
齐康主张，作为城市形象的地标性建筑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大，“我们应该以平常心、以老百姓的心，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花钱不多，但有意义。”
“地标是分等级的——国家级、省级、县级。例如江阴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级市，但它是徐霞客的故乡，用徐霞客来做标志就很好。”齐康主张进行地区性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亦即用不同的建筑赋予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形象。
张如凌这个活跃在欧洲金融界的女人，在中国建筑界的名气更大。她偕夏邦杰、安德鲁等大师级法国建筑师来到中国，为不同的城市“戴花”和设计城市形象。她似乎“承包”了中国最重要的那些剧院设计，代表作还有上海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
中国是世界上正兴建剧院最多的国家，每座歌剧院几乎都是所在城市的门脸建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不只有张如凌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只有歌剧院迷信外脑，凡是地标性建筑，只要是出得起钱的城市，都希望用外国设计师。这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外国建筑师在华30年
张如凌是艺术史博士，从1991年起涉足城市设计。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觉得法国的市政规划做得不错，张如凌作为法国建设部的顾问嗅出了其中的机会，为陆家嘴规划积极呈献方案。真正让她一鸣惊人的是上海大剧院。“上海市领导很大胆，那时在国际上招投标的还比较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大剧院，但他们有开放的心态。”
与张如凌的半道出家相比，外国建筑师在新中国的活动史，更可上溯30年。东南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喻学才向记者介绍说，“我国学习国外建筑的传统分两批。解放前，一批欧美回来的，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艺术，生发出中国特色的建筑式样。另一批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十大建筑，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之后就闭关了几十年，建筑没有任何突破。”“改革开放后，西方建筑师进入中国多了起来。在指导思想上，西方确实比较先进。同时也因为干部对于城市建设的评价体系急功近利，为了政绩就请国外的设计师来做。30年来，建筑方面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1980年初，华裔设计大师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从没有这么多地标式的宏伟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每一座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和巨大的声名。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估计，中国每年的建筑设计市场规模至少有300亿元左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红红评论道：“外国的设计师将中国作为建筑实验的实验场，在外国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例如‘鸟巢’。”
以北京、上海、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为例，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址“大裤衩”、首都机场航站楼；上海陆家嘴呈“品”字布局的“三高”——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广州的新电视塔，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新歌剧院等都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哪几支“洋枪队”活跃在中国
外国设计师像建筑美学的传教士，行走大江南北，从一线城市渗透到二三线城市，从地标到居民区的设计，遍地开花。
张如凌属法兰西派，合作者主要是夏邦杰(代表作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大剧院)和巴黎机场公司的安德鲁(代表作国家大剧院)。另外，还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代表作上海南站)，欧博设计(代表作珠海歌剧院)，AS事务所(代表作重庆科技馆)等。
美国设计师则契合了中国城市发展早期急于增高的需要。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有影响力的有SOM公司(代表作上海金茂大厦)、FPA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英国方面军”主要是以福斯特(代表作首都机场航站楼)、威尔森·艾尔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为代表。
据张如凌介绍，活跃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洋枪队”主要是英、法、美三支。一旦某个作品获得认可，由点及面铺开战线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夏邦杰在中国是靠着上海大剧院一炮走红的。
“安德鲁和我为国家大剧院遭受了很多争议，但那颗‘巨蛋’被安放在长安街之后，北京在奥运前后集中出现了一批颠覆性风格的建筑，‘鸟巢’、水立方和CCTV新大楼相继出现，开创了北京城市形象的新时代。”张如凌说。
而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在建，除央视新大楼，还有MVRDV设计的“南京第壹区”。
中西交合之痛
在外国设计师激烈的抢滩中，中国设计师并没有失声。
在设计“鸟巢”时，艾未未陪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去了上海博物馆看中国古代的玉器，使两位瑞士设计师深受启发。艾未未说：“没有我，‘鸟巢’原来不是这样的。”
像张如凌这样的顾问，除了在业务上沟通，还要在艺术上“教化”设计师。
“不可能!上海没有故宫文化，它喜欢前卫。”当安德鲁把浦东机场的第一稿呈现给张如凌时，遭到了这个女人的惊声尖叫。安德鲁最初想把这座机场做成水泥块堆砌的故宫，张如凌毫不打折扣的否定，让这位29岁即以设计戴高乐机场出名的大师很恼火。
当得知安德鲁是从旅法画家赵无极的作品中寻找中国感觉的时候，张如凌告诉他：“赵无极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不能参照他。”她要告诉合作伙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最后，浦东机场在张如凌的建议下设计成蓝色调、海鸥造型，以体现上海的海洋文明。“德国有一家竞标者设计成了龙的造型，只能从空中俯瞰，失败了。”张如凌说。“一个城市就好比一间屋子，哪个位置该摆怎样的建筑，要切合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
而由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屋顶是金黄色，四周则由红色的巨柱所支撑，从空中俯视，恰似一条金色巨龙。
给领导普及建筑知识
但外国设计师不总是了解中国，中国的城市形象最好还是由中国人设计。
喻学才告诉记者，世界旅游组织曾经向我国推荐了许多国际大牌专家，对四川、云南、海南等大省进行旅游规划。虽然确实引进了新的气息，注重市场意识，重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太少，规划设计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比如山东旅游规划中，曾经请来了瑞典著名的规划设计师，他擅长的是海滨规划，对于中国烟台、威海是适用的，但一到了泰山、曲阜、孔庙等内地城市时，就完全不搭调了。
一个设计了30多个国家城市规划的设计师，对山东的设计理念就是“山东像一只雄鹰”。这种简单化的概念在会议上遭到国内同行的猛批。
“尽管国际大师的规划受到了国人的批评，可是领导还是非要找国际大师。”喻学才说。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对记者说，提升城市形象、建筑审美，要从领导抓起。“在法国，所有官员的必修课之一，就是都要学习一年的建筑史，培养最高尚的建筑艺术品位。我现在在写普及建筑知识的书，就是想给领导们看的。”
“南京要好一点，因为我们研究建筑的高校在这里有影响，我们的学生在这里有当官的。苏州市副市长是我的学生。现在苏州的干将路上，每一栋房子的改建、修造都要经过我的签字，领导才能点头。”
齐康主张，作为城市形象的地标性建筑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大，“我们应该以平常心、以老百姓的心，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花钱不多，但有意义。”
“地标是分等级的——国家级、省级、县级。例如江阴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级市，但它是徐霞客的故乡，用徐霞客来做标志就很好。”齐康主张进行地区性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亦即用不同的建筑赋予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