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全球经济走出衰退并进入缓慢且不稳定的复苏期。经济复苏在不同经济体中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迅速。
与之相伴的,是发达国家通缩风险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胀风险并存;国际金融稳定性得到改善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国际贸易与投资实现复苏性增长但可持续性仍待观察;大宗商品价格基本恢复并大致稳定在危机前水平;全球治理在金融等领域正在取得一定进展;工业化国家债台高筑对全球复苏及长期稳定增长投下了阴影;“再平衡”问题愈发成为巩固复苏和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议题……
2011年世界经济继续维持缓慢且不平衡、不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进入复苏的2010年
在2009年经历了二战后首次产出负增长后,得益于各国反危机措施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自我适应性调整,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低速增长且不均衡的复苏期。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势头迅猛,其中贸易高速恢复,似乎应和了部分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V型”复苏的判断。随着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复苏前景又开始变得复杂。
从负增长到正增长并且正增长已经持续了四个季度,显示出世界经济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大衰退”中艰难走出,进入缓慢且不稳定与不平衡的复苏期。如果再出现衰退,那也将是一次新的衰退,而不是“二次探底”。
201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呈现出八个特征:
一、全球经济呈现普遍复苏局面。
二、全年经济复苏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三、世界经济复苏强度不足、速度缓慢。从绝对值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中东欧和多数独联体国家2010年二季度产出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四、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复苏仍属于无就业复苏,消费和投资活动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加重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复苏的担忧。
五、各经济体复苏步伐不一、增长速率各异。发达经济体的低水平增长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
六、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变化。
七、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
八、在巩固经济复苏势头实现全球平衡快速增长的政策实施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分歧,并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上。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定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开始于2002年,于2008年4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为2002年初的3倍。在经历了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度下降近40%,到2010年9月价格水平又恢复到2002年的2.5倍。2010年前半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延续着2009年以来的上升势头,但速度明显放缓,波动性加大。
2010年5月,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回落,此后走势有所分化。原油价格持续在中低位徘徊,基本维持在2009年底的水平。在危机前的2008年7月,原油月度平均价格每桶132.5美元,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2月暴跌至每桶41.5美元,跌幅69%。之后油价缓慢上升,到了2010年秋季,原油月平均价格大体在75~85美元一桶区间波动。
比较而言,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在价格反弹方面收复的“失地”要大些。到2010年9月,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的价格已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价格反弹最明显的是食品和饮料价格,2009年9月,其价格水平正在接近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2010年11月以来,美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激发起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判断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角逐: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在需求层面不足以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美欧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动力。
这里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和强度及由此决定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一旦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发达经济体便会实施退出政策,流动性因此会受到抑制,来自流动性的价格上涨动力便会衰减。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扩大。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根据对发达国家经济走势的分析与评估,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水平上有所上扬后,大致会稳定在接近历史最高点的水平,其间出现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石油价格,则在每桶80~110美元之间的可能性会大些。
全球治理有进展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生的G20峰会,成立不久便要求BIS提供加强和改进全球金融监管的方案,BIS也已经向2010年6月在多伦多召开的G20峰会提交了报告,即《巴塞尔协议III》;G20也要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AD)、经合组织(OECD)和WTO提交贸易与投资报告,并且已于2010年11月收到上述机构递交的报告。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G20和其他全球性机构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全球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大股东”和“执行官”的关系。
最近两年在全球治理中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当首推G20的创立。可以想见,G20的决策机制、效率和所做出政治决定以及决定被执行的有效性,将决定G20未来的命运。
2010年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当数《巴塞尔协议II》的出台。在2010年9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共识。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总体而言,“巴塞尔III”的提出并且在11月召开的G20首尔首脑会议上得到大体认可,一并获得通过的还有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金融领域中全球治理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是G20峰会提出并最终确认的增加发展中经济体在IMF中份额与投票权,幅度为6%。经过调整,中国在IMF的份额由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三大投票权拥有国。
虽说这样的调整并未动摇美国(拥有近17%的投票权)和欧盟(拥有超过30%的投票权)在IMF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仪式价值大于工具价值,然而这种变化毕竟是朝着全球治理公平化和民主化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
相对于金融领域,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则乏善可陈,主要表现在历时9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仍在原地踏步。
2011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2011年,世界经济将会面临很多的曲折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私人部门需求增长在中短期内依然相对乏力,私人投资活动依然低迷。
二、服务于居民和企业的金融部门虽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基础仍脆弱,资本市场,如房地产市场,也未有显著改善,其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还有待时日。
三、公共债务,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变得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并成为全球长期稳定增长的一大隐患。
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政府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方面收效不大,其政策空间日渐萎缩。
五、发达经济体奉行的极度宽松政策的外溢作用已经体现,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压力剧增,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增强,而美国下一步数量宽松政策很可能会给全球带来新的麻烦。
六、主要经济体内部与外部不平衡问题短期内虽有可能缓解,但得到根治的可能性不大。
七、全球经济治理的功效,特别是G20在2011年的表现扑朔迷离,以致于爆发低烈度贸易战或“货币战”正成为未来众多可能情景中的一种。
八、为防止经济过热将不得不采取的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使得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
鉴于全球复苏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挑战,在没有大的突发事件的前提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总体而言与2010年类似,即实现按市场汇率计算3%、按PPP计算4%的低速增长的概率较大,而且增长在区域上和速率上将继续表现出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尽管概率不高,但在2011年出现另一次衰退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
从中期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多年的不平稳的低速增长时期,实际情况可能介于相对悲观的世界银行和相对乐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之间,与OECD的预测最为接近。
与之相伴的,是发达国家通缩风险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胀风险并存;国际金融稳定性得到改善但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国际贸易与投资实现复苏性增长但可持续性仍待观察;大宗商品价格基本恢复并大致稳定在危机前水平;全球治理在金融等领域正在取得一定进展;工业化国家债台高筑对全球复苏及长期稳定增长投下了阴影;“再平衡”问题愈发成为巩固复苏和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议题……
2011年世界经济继续维持缓慢且不平衡、不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进入复苏的2010年
在2009年经历了二战后首次产出负增长后,得益于各国反危机措施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自我适应性调整,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低速增长且不均衡的复苏期。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势头迅猛,其中贸易高速恢复,似乎应和了部分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V型”复苏的判断。随着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复苏前景又开始变得复杂。
从负增长到正增长并且正增长已经持续了四个季度,显示出世界经济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大衰退”中艰难走出,进入缓慢且不稳定与不平衡的复苏期。如果再出现衰退,那也将是一次新的衰退,而不是“二次探底”。
201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呈现出八个特征:
一、全球经济呈现普遍复苏局面。
二、全年经济复苏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三、世界经济复苏强度不足、速度缓慢。从绝对值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中东欧和多数独联体国家2010年二季度产出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四、发达经济体目前的复苏仍属于无就业复苏,消费和投资活动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加重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复苏的担忧。
五、各经济体复苏步伐不一、增长速率各异。发达经济体的低水平增长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
六、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出现变化。
七、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
八、在巩固经济复苏势头实现全球平衡快速增长的政策实施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分歧,并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上。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定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开始于2002年,于2008年4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为2002年初的3倍。在经历了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度下降近40%,到2010年9月价格水平又恢复到2002年的2.5倍。2010年前半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延续着2009年以来的上升势头,但速度明显放缓,波动性加大。
2010年5月,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回落,此后走势有所分化。原油价格持续在中低位徘徊,基本维持在2009年底的水平。在危机前的2008年7月,原油月度平均价格每桶132.5美元,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2月暴跌至每桶41.5美元,跌幅69%。之后油价缓慢上升,到了2010年秋季,原油月平均价格大体在75~85美元一桶区间波动。
比较而言,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在价格反弹方面收复的“失地”要大些。到2010年9月,金属和农业初级产品的价格已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价格反弹最明显的是食品和饮料价格,2009年9月,其价格水平正在接近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2010年11月以来,美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激发起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判断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角逐: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在需求层面不足以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美欧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动力。
这里的关键问题,还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和强度及由此决定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一旦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发达经济体便会实施退出政策,流动性因此会受到抑制,来自流动性的价格上涨动力便会衰减。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扩大。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根据对发达国家经济走势的分析与评估,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水平上有所上扬后,大致会稳定在接近历史最高点的水平,其间出现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石油价格,则在每桶80~110美元之间的可能性会大些。
全球治理有进展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生的G20峰会,成立不久便要求BIS提供加强和改进全球金融监管的方案,BIS也已经向2010年6月在多伦多召开的G20峰会提交了报告,即《巴塞尔协议III》;G20也要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AD)、经合组织(OECD)和WTO提交贸易与投资报告,并且已于2010年11月收到上述机构递交的报告。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G20和其他全球性机构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全球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大股东”和“执行官”的关系。
最近两年在全球治理中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当首推G20的创立。可以想见,G20的决策机制、效率和所做出政治决定以及决定被执行的有效性,将决定G20未来的命运。
2010年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当数《巴塞尔协议II》的出台。在2010年9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共识。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总体而言,“巴塞尔III”的提出并且在11月召开的G20首尔首脑会议上得到大体认可,一并获得通过的还有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金融领域中全球治理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是G20峰会提出并最终确认的增加发展中经济体在IMF中份额与投票权,幅度为6%。经过调整,中国在IMF的份额由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三大投票权拥有国。
虽说这样的调整并未动摇美国(拥有近17%的投票权)和欧盟(拥有超过30%的投票权)在IMF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仪式价值大于工具价值,然而这种变化毕竟是朝着全球治理公平化和民主化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
相对于金融领域,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则乏善可陈,主要表现在历时9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仍在原地踏步。
2011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2011年,世界经济将会面临很多的曲折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私人部门需求增长在中短期内依然相对乏力,私人投资活动依然低迷。
二、服务于居民和企业的金融部门虽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基础仍脆弱,资本市场,如房地产市场,也未有显著改善,其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还有待时日。
三、公共债务,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已变得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并成为全球长期稳定增长的一大隐患。
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政府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方面收效不大,其政策空间日渐萎缩。
五、发达经济体奉行的极度宽松政策的外溢作用已经体现,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压力剧增,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增强,而美国下一步数量宽松政策很可能会给全球带来新的麻烦。
六、主要经济体内部与外部不平衡问题短期内虽有可能缓解,但得到根治的可能性不大。
七、全球经济治理的功效,特别是G20在2011年的表现扑朔迷离,以致于爆发低烈度贸易战或“货币战”正成为未来众多可能情景中的一种。
八、为防止经济过热将不得不采取的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使得部分主要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
鉴于全球复苏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挑战,在没有大的突发事件的前提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总体而言与2010年类似,即实现按市场汇率计算3%、按PPP计算4%的低速增长的概率较大,而且增长在区域上和速率上将继续表现出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尽管概率不高,但在2011年出现另一次衰退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
从中期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多年的不平稳的低速增长时期,实际情况可能介于相对悲观的世界银行和相对乐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之间,与OECD的预测最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