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建党90周年，也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算起，大体上，第一个30年，完成了建国大业；第二个30年，建设了一个新中国；第三个30年，让中国重新融入世界，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第四个30年呢？在时间年轮上，将接近新中国成立100周年。那时，将是一个怎样的美好中国？
　　2011年，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酝酿以“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方式，为第四个30年铺路。
　　顶层设计，这个工程专业领域的专有名词，如今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设计改革的时髦词语，这或将引领改革设计的一次方法论革新。
　　自1979年以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成为改革的方法论。斯时斯地，这是消解计划经济遗产的策略性手段。
　　通俗地说，第三个30年的改革设计，基本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自下而上先易后难、先经济后社会领域；进程上先点后面；在利益分享结构上先增量后带动存量。但这条应付顽强的计划体制遗产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如今不再完全走得通了。
　　早在80年代后期，改革的智囊们发现这种自发的路径的局限性，提出综合配套的整体设计思路作为补充。直到刚刚过去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这一设计思路方被大举使用。但时代的命题已衔枚急进，以针对一个改革主题推进的综合配套改革设计思路在面对如今多元利益格局时，已难以应付。
　　如收入分配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背后更有复杂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改革此役，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中央举棋长思的深层原因。
　　政策需要考量多元利益，改革的设计也是如此。由于容易改革的领域不断减少，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这些改革基本都涉及上层建筑和全国整体改革，谋局部而必须动全局。
　　将深化改革冠以“顶层设计”，标志着中央决策层对改革走向全面深化与协调配套的系统性的决心与勇气。30多年来，经济改革一路绝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眼下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民怨极大的腐败问题、社会公平正义与收入差距问题，都必须依靠更广阔领域的、全面配套的社会改革来消弥，甚至这一领域的改革或将成为改革的主体性工程，使国民的共同富裕成为现实目标。
　　由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从系统和全局的高度，对改革对象的结构、功能、层次、标准进行了统筹考虑和明确界定，因此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权利的分配发生配置异化时，系统会及时和准确反馈，并做出控制和调整。
　　在开启第四个30年之际，循着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轨迹，改革需要的顶层设计应着眼于四个层面：
　　就执政党和国家层面来说，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权利体系的优化配置，将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制度条件。
　　就现代化的层面来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管理的创新，将为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为国强民富创造制度环境。
　　就现代性的观念层面而言，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顶层设计中加以重建。
　　就底层转型层面来说，城镇化与农民及土地的关系，则关系8亿农民的生活方式转型，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中最具挑战性的一项，也是100年来，国家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依。
　　生活方式的转型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如成都户籍改革，其目标是城乡之间“自由迁徙”，其焦点是农民进城后，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四大“确权”获准保留。
　　尊重和保护农民在农村的“确权”作为农民进城成为户改的“题中之义”，成都勇敢地跨出了一步。但像土地、农民这样高度敏感的改革议程，若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再选择部分地区试点，则改革的推进或将更加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