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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为了嘉奖阎敬铭对清王朝的贡献,曾当面称呼他的尊称,而不是直呼其名。这违反常规,在皇权时代是极少见的情形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载:五代后汉时,朝廷上的官员们发生过一场争吵。“枢密使史弘肇厉声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曰:‘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自是,将相始有隙。”王章时任掌管财政的三司使。毛锥,据胡三省注曰,以束毛为笔,其形如锥也,此应指政府收税记账所用的毛笔。这就是西方学者也曾争论过的“刀剑”和“钱袋”的关系,古今中外,无论哪个阶级加强统治,治军与理财,“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历史上确实出过不少国家理财能手,如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宋之王安石等,不过,提起阎敬铭这个名字,今天可就没几人知道了。这个“气貌不扬”(《清史纪事本末》)的官儿,却是清末咸、同年间著名的“中兴”大臣之一,人称“救时宰相”。这位响当当的财政首席执行官,曾以极高的个人品质和理财业绩,在清季乱世中写下中国财政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从“处级”干部到“省级”干部
清末国势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国家财源不济。从咸丰三年到七年,户部每年的库存银子已降到了6万多两,只够前线湘军士兵一个月的军饷。打仗是最花钱的事,诺大一个帝国,开支动辄以千万计,国库却空空如也,这日子还怎么过?财税遂成为朝野上下高度关注的政务问题,专业理财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被各路诸侯争相引进。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前方战事正吃紧,指挥长江中游战区军事行动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把时任户部主事(相当于处级干部)的阎敬铭“借调”到前线,让他“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阎敬铭很快就以极出色的工作绩效扭转了军队粮草供给不足的困境。咸丰十一年三月,胡林翼给朝廷打报告,对阎敬铭作出高度评价:“敬铭公正廉明,是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任粮台依赖,删浮费,核名实,岁可省钱十万余缗。”此时胡林翼已身染重症,自知命不长久,于是在报告中极力向朝廷推荐阎敬铭:“臣敢保其理财用人必无欺伪”。
胡林翼的折子对阎敬铭的升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年的4月到9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朝廷三次下达任命书,一年后即官拜山东巡抚,被一举破格提拔为“省级干部”。于是,名不见经传的“丑小鸭”变成了出将入相的二品大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光绪十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该书又载:一次宫中议事,慈禧询问恭亲王奕䜣,恭亲王回道:“此事丹翁最清楚,太后可以问他。”慈禧遂转过头来对阎敬铭说:“丹翁以为如何?”阎敬铭一时手足无措,赶紧跪下磕头。阎敬铭字丹初,因受时人敬重,被尊称为“丹翁”,现在连太后也这么称呼,可见当时此人在朝野上下的名头之盛。
穿“搭链布”的钦差
胡林翼并没看走眼,阎敬铭确实是个超级管理能手。为了减少暗箱操作和防止贪贿行为的发生,他别开生面地发明了一个“公开办公”的制度。在湖北总管军需时,他在办事厅“左右中,各设长案,己与诸司环坐,昕夕治事”,即一天到晚都和同僚们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做事。由于“群众的眼光总是亮的”,即使有人想做苟且图利之事,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在户部时,他“立科条”、明章程,并把这些文件公开张贴在墙上,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使吏胥不克上下其手”。信息公开了,“猫儿腻”便玩儿不成了。这种“政务公开”的做法,与当今管理学理论当中的“善治”理念颇有暗合符节之处。
说阎敬铭是世上少有的理财家,这话也并无夸张成分。他严格奉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原则。依当时形势,“开源”已属奢求,“节流”尚有空间。他指出:“今时之急务,贵生财尤贵理财”,应在节省不必要开支上狠下功夫。到户部后,他“精校财赋”,统筹安排,一口气推行了理财、节流二十四事。各项收支均严订章程,“无不力求撙节,以裕饷源”,且专找大项开支下手整顿。如新疆在1881年已然收复,但朝廷每年仍然支出新疆军饷千余万两,阎敬铭建议新疆南北路各军施行屯田,仅此一事,每年即可节省饷银数十万两。1883年,新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请由户部垫还俄商积欠银12万两,连皇上都“通融”了,到阎敬铭这儿却卡了壳,而且话茬儿很硬:“臣部无代各省清偿欠款之例”,到了还是皇上顺从了他的意见。
阎敬铭事业飞黄腾达,生活上却非常低调。为官40余年,生活简约,两袖清风,廉洁到了几乎无可指摘的程度。他一生任职多与理财有关,经手钱物数以千万计,从不妄取一分一毫。饮食粗茶淡饭就好,衣着蔽体御寒足矣。虽身居高位,而“望之若老儒”。做山东巡抚时,一次设家宴招待新任学政,饭食简单,桌子中间摆放一碟干烧饼,这位阎大人手掰烧饼,吃得津津有味,而那位学政大人却受不了,“终席不下一箸,故强之,勉尽白饭半盂”,回去直对别人抱怨:“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阎敬铭工作十分勤勉,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对各项收支的数字,更是较真到招人厌烦的地步,而这却是作为一名财相必备的品质。清人胡思敬撰《国闻备乘》载:“敬铭为户部尚书时,每晨起入署,日晡而散,司员上堂取诺,穷诘再三,必尽其底蕴乃已。随身自备一册,视文牍要语伏案手自抄之。腹饥,市烧饼二枚,且啖且抄。勤劬耐劳苦,虽乡村老学究不逮。”
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他去视察赈务,这位钦差大人穿一身“搭链布”的官服就出发了,也不怕旁人笑话,还命令下属,大家也都穿这种上不得台面儿的粗布衣,有谁敢穿绸缎,处罚捐铜,用之济灾,而属下们倒也乐得遵从。
但阎敬铭却绝不是一个好好先生,惩治贪官污吏常使出雷霆手段。光绪初年在山西督察赈务期间,他即查处过吉州知州段鼎耀肆意侵吞赈银案,将其正法,把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山西地方官们惊得目瞪口呆。到户部后,他发现前任户部司员、现任广东布政使姚觐光和湖北候补道员杨洪典有“假公图利、把持诈骗”的行为,便毫不客气地弹劾了两个家伙,同时“举廉吏李用清等为各省藩司”,“为吏胥所畏”。这回,是整个朝廷都为之震撼了。
当众得罪老佛爷
阎大人善以节流为理财之道,且确实有效,问题是节到了老佛爷的头上,就不可避免地碰了大壁。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海外传来日本国制订“征讨清国策”的消息,而此时的大清国都,却是一片“只把北京当杭州”的歌舞升平景象。慈禧太后欲糜费数千万两国库银建造万寿庆典工程清漪园,即颐和园,工程尚有750万两的窟窿要堵上。换作别人肯定无条件顺从太后旨意,可是却偏偏遇上了“倔驴”阎敬铭,“两强相遇”,便会有一场好戏看。
中国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第一集中有段情节,描写了这次“阎敬铭硬顶慈禧”的著名事件:
慈禧:这就是说,你阎敬铭还是要坚持将修园子的工程停了?
阎敬铭:禀太后,不是臣阎敬铭要停,是银子要停。
慈禧(怒):好,好!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要吃连毛猪,你给我滚!
阎敬铭(怒):臣有罪,太后可将臣罢黜问刑,不可叫滚,辱及朝廷制度!
慈禧(大怒):那我就这么说了,你给我滚!滚!滚!
阎敬铭(怒):臣不滚!臣自会走!
阎敬铭被两名内侍强行架了出去。
身后传来慈溪的狂吼:“今儿个我把话也撂这儿了,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
这当然属于文学创作,但慈禧为修园子的事大为恼火,当场撤了阎敬铭的差使,却也是事实。据《清史稿·阎敬铭传》记载:“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对圆明园用款“辄力拒之”,两方意向分离,不可能不发生严重冲突。这次慈禧发作是光绪十二年十一月的事,老阎被加了个“不能体仰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的罪名,革职留任。可是他怎么也想不通,修那个破园子,跟“裕国便民”能搭上什么界?此时他已明白自己的处境了,“体仰”老佛爷的“圣意”,自己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于是再三称病请求退休,拖到光绪十四年,慈禧才点头放他走。
阎敬铭走了,朝廷上也就“素静”了,再也没人敢对老佛爷花钱说三道四了,于是,颐和园修起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买不起洋人的兵舰了。羸弱的战斗力加上极端落后的军事思想,大清军队屡战屡败,任谁都败,被人家打得“满海找牙”。那场羞辱的战争甚至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笑柄。
祖宗传下来的办法
其实,正是有阎敬铭这样的理财家连年的辛勤打理,大清的国库才奇迹般地丰裕起来。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的岁入为80762千两,岁出为73079千两,当年盈余7683千两。这可是多年来了不起的成绩,全靠阎大人严格节俭、“平地扣饼”得来的。这一年的冬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在听取了司员关于年底盘点库存的报告后回到家中,挥笔写就日记一篇:“……银库今日封库,共银一千二十七万九千四十两零。各项统在内。”忆起阎相的诸般操劳,为大清国兢兢业业付出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蒙受不白之冤,晚年凄凄惨惨而终,不禁惋惜心痛不已,于灯下连连叹息。
阎敬铭退休后,翁同龢常去探望。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四,翁在日记中写道:“饭后访阎相剧谈,余三大愿不遂,激昂殊甚。三大愿者:内库积银千万,京师尽换制钱,天下钱粮征足。”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又记:“谒丹初(阎敬铭字)相国,此老独居深念,谈时事涕泗横流,毕竟君子,毕竟读书人,吾滋愧矣!”
阎敬铭的身体彻底垮了,挨到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这位皇权时代的最后一位卓越的理财家病逝于陕西原籍家中。朝廷追授太子少保衔,谥号“文介”。1998年,在陕西省永济市发现一座阎敬铭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撰写的《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碑,内涵丰厚,意境高远,弥足珍贵。
阎敬铭理财,用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如今已经不大提倡的以节流为重的老办法,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财政信条,古今中外皆是。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把节俭列作执政理财三要诀之一。孔子亦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国各朝代,凡治理有方、稳现“盛世”者,多为注重节俭政策实施的结果,如汉初、唐前期,以及明清的较早阶段。
节俭也为西方经济学家所重视,如休谟说:“我的使命再加上我的节俭,就是我最大的财产——独立”;亚当·斯密说:“任何财富都不是任何一个知名大企业创造的,而是人的生命中长时间的勤奋、节俭和谨慎得来的。”又如由英国学者塞缪尔·斯迈尔斯撰著的《节俭》一书,竟在西方国家流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不衰。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载:五代后汉时,朝廷上的官员们发生过一场争吵。“枢密使史弘肇厉声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曰:‘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自是,将相始有隙。”王章时任掌管财政的三司使。毛锥,据胡三省注曰,以束毛为笔,其形如锥也,此应指政府收税记账所用的毛笔。这就是西方学者也曾争论过的“刀剑”和“钱袋”的关系,古今中外,无论哪个阶级加强统治,治军与理财,“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历史上确实出过不少国家理财能手,如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宋之王安石等,不过,提起阎敬铭这个名字,今天可就没几人知道了。这个“气貌不扬”(《清史纪事本末》)的官儿,却是清末咸、同年间著名的“中兴”大臣之一,人称“救时宰相”。这位响当当的财政首席执行官,曾以极高的个人品质和理财业绩,在清季乱世中写下中国财政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从“处级”干部到“省级”干部
清末国势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国家财源不济。从咸丰三年到七年,户部每年的库存银子已降到了6万多两,只够前线湘军士兵一个月的军饷。打仗是最花钱的事,诺大一个帝国,开支动辄以千万计,国库却空空如也,这日子还怎么过?财税遂成为朝野上下高度关注的政务问题,专业理财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被各路诸侯争相引进。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前方战事正吃紧,指挥长江中游战区军事行动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把时任户部主事(相当于处级干部)的阎敬铭“借调”到前线,让他“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阎敬铭很快就以极出色的工作绩效扭转了军队粮草供给不足的困境。咸丰十一年三月,胡林翼给朝廷打报告,对阎敬铭作出高度评价:“敬铭公正廉明,是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任粮台依赖,删浮费,核名实,岁可省钱十万余缗。”此时胡林翼已身染重症,自知命不长久,于是在报告中极力向朝廷推荐阎敬铭:“臣敢保其理财用人必无欺伪”。
胡林翼的折子对阎敬铭的升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年的4月到9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朝廷三次下达任命书,一年后即官拜山东巡抚,被一举破格提拔为“省级干部”。于是,名不见经传的“丑小鸭”变成了出将入相的二品大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光绪十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该书又载:一次宫中议事,慈禧询问恭亲王奕䜣,恭亲王回道:“此事丹翁最清楚,太后可以问他。”慈禧遂转过头来对阎敬铭说:“丹翁以为如何?”阎敬铭一时手足无措,赶紧跪下磕头。阎敬铭字丹初,因受时人敬重,被尊称为“丹翁”,现在连太后也这么称呼,可见当时此人在朝野上下的名头之盛。
穿“搭链布”的钦差
胡林翼并没看走眼,阎敬铭确实是个超级管理能手。为了减少暗箱操作和防止贪贿行为的发生,他别开生面地发明了一个“公开办公”的制度。在湖北总管军需时,他在办事厅“左右中,各设长案,己与诸司环坐,昕夕治事”,即一天到晚都和同僚们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做事。由于“群众的眼光总是亮的”,即使有人想做苟且图利之事,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在户部时,他“立科条”、明章程,并把这些文件公开张贴在墙上,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使吏胥不克上下其手”。信息公开了,“猫儿腻”便玩儿不成了。这种“政务公开”的做法,与当今管理学理论当中的“善治”理念颇有暗合符节之处。
说阎敬铭是世上少有的理财家,这话也并无夸张成分。他严格奉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原则。依当时形势,“开源”已属奢求,“节流”尚有空间。他指出:“今时之急务,贵生财尤贵理财”,应在节省不必要开支上狠下功夫。到户部后,他“精校财赋”,统筹安排,一口气推行了理财、节流二十四事。各项收支均严订章程,“无不力求撙节,以裕饷源”,且专找大项开支下手整顿。如新疆在1881年已然收复,但朝廷每年仍然支出新疆军饷千余万两,阎敬铭建议新疆南北路各军施行屯田,仅此一事,每年即可节省饷银数十万两。1883年,新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请由户部垫还俄商积欠银12万两,连皇上都“通融”了,到阎敬铭这儿却卡了壳,而且话茬儿很硬:“臣部无代各省清偿欠款之例”,到了还是皇上顺从了他的意见。
阎敬铭事业飞黄腾达,生活上却非常低调。为官40余年,生活简约,两袖清风,廉洁到了几乎无可指摘的程度。他一生任职多与理财有关,经手钱物数以千万计,从不妄取一分一毫。饮食粗茶淡饭就好,衣着蔽体御寒足矣。虽身居高位,而“望之若老儒”。做山东巡抚时,一次设家宴招待新任学政,饭食简单,桌子中间摆放一碟干烧饼,这位阎大人手掰烧饼,吃得津津有味,而那位学政大人却受不了,“终席不下一箸,故强之,勉尽白饭半盂”,回去直对别人抱怨:“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阎敬铭工作十分勤勉,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对各项收支的数字,更是较真到招人厌烦的地步,而这却是作为一名财相必备的品质。清人胡思敬撰《国闻备乘》载:“敬铭为户部尚书时,每晨起入署,日晡而散,司员上堂取诺,穷诘再三,必尽其底蕴乃已。随身自备一册,视文牍要语伏案手自抄之。腹饥,市烧饼二枚,且啖且抄。勤劬耐劳苦,虽乡村老学究不逮。”
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他去视察赈务,这位钦差大人穿一身“搭链布”的官服就出发了,也不怕旁人笑话,还命令下属,大家也都穿这种上不得台面儿的粗布衣,有谁敢穿绸缎,处罚捐铜,用之济灾,而属下们倒也乐得遵从。
但阎敬铭却绝不是一个好好先生,惩治贪官污吏常使出雷霆手段。光绪初年在山西督察赈务期间,他即查处过吉州知州段鼎耀肆意侵吞赈银案,将其正法,把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山西地方官们惊得目瞪口呆。到户部后,他发现前任户部司员、现任广东布政使姚觐光和湖北候补道员杨洪典有“假公图利、把持诈骗”的行为,便毫不客气地弹劾了两个家伙,同时“举廉吏李用清等为各省藩司”,“为吏胥所畏”。这回,是整个朝廷都为之震撼了。
当众得罪老佛爷
阎大人善以节流为理财之道,且确实有效,问题是节到了老佛爷的头上,就不可避免地碰了大壁。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海外传来日本国制订“征讨清国策”的消息,而此时的大清国都,却是一片“只把北京当杭州”的歌舞升平景象。慈禧太后欲糜费数千万两国库银建造万寿庆典工程清漪园,即颐和园,工程尚有750万两的窟窿要堵上。换作别人肯定无条件顺从太后旨意,可是却偏偏遇上了“倔驴”阎敬铭,“两强相遇”,便会有一场好戏看。
中国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第一集中有段情节,描写了这次“阎敬铭硬顶慈禧”的著名事件:
慈禧:这就是说,你阎敬铭还是要坚持将修园子的工程停了?
阎敬铭:禀太后,不是臣阎敬铭要停,是银子要停。
慈禧(怒):好,好!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要吃连毛猪,你给我滚!
阎敬铭(怒):臣有罪,太后可将臣罢黜问刑,不可叫滚,辱及朝廷制度!
慈禧(大怒):那我就这么说了,你给我滚!滚!滚!
阎敬铭(怒):臣不滚!臣自会走!
阎敬铭被两名内侍强行架了出去。
身后传来慈溪的狂吼:“今儿个我把话也撂这儿了,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
这当然属于文学创作,但慈禧为修园子的事大为恼火,当场撤了阎敬铭的差使,却也是事实。据《清史稿·阎敬铭传》记载:“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对圆明园用款“辄力拒之”,两方意向分离,不可能不发生严重冲突。这次慈禧发作是光绪十二年十一月的事,老阎被加了个“不能体仰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的罪名,革职留任。可是他怎么也想不通,修那个破园子,跟“裕国便民”能搭上什么界?此时他已明白自己的处境了,“体仰”老佛爷的“圣意”,自己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于是再三称病请求退休,拖到光绪十四年,慈禧才点头放他走。
阎敬铭走了,朝廷上也就“素静”了,再也没人敢对老佛爷花钱说三道四了,于是,颐和园修起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买不起洋人的兵舰了。羸弱的战斗力加上极端落后的军事思想,大清军队屡战屡败,任谁都败,被人家打得“满海找牙”。那场羞辱的战争甚至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笑柄。
祖宗传下来的办法
其实,正是有阎敬铭这样的理财家连年的辛勤打理,大清的国库才奇迹般地丰裕起来。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的岁入为80762千两,岁出为73079千两,当年盈余7683千两。这可是多年来了不起的成绩,全靠阎大人严格节俭、“平地扣饼”得来的。这一年的冬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在听取了司员关于年底盘点库存的报告后回到家中,挥笔写就日记一篇:“……银库今日封库,共银一千二十七万九千四十两零。各项统在内。”忆起阎相的诸般操劳,为大清国兢兢业业付出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蒙受不白之冤,晚年凄凄惨惨而终,不禁惋惜心痛不已,于灯下连连叹息。
阎敬铭退休后,翁同龢常去探望。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四,翁在日记中写道:“饭后访阎相剧谈,余三大愿不遂,激昂殊甚。三大愿者:内库积银千万,京师尽换制钱,天下钱粮征足。”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又记:“谒丹初(阎敬铭字)相国,此老独居深念,谈时事涕泗横流,毕竟君子,毕竟读书人,吾滋愧矣!”
阎敬铭的身体彻底垮了,挨到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这位皇权时代的最后一位卓越的理财家病逝于陕西原籍家中。朝廷追授太子少保衔,谥号“文介”。1998年,在陕西省永济市发现一座阎敬铭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撰写的《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碑,内涵丰厚,意境高远,弥足珍贵。
阎敬铭理财,用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如今已经不大提倡的以节流为重的老办法,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财政信条,古今中外皆是。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把节俭列作执政理财三要诀之一。孔子亦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国各朝代,凡治理有方、稳现“盛世”者,多为注重节俭政策实施的结果,如汉初、唐前期,以及明清的较早阶段。
节俭也为西方经济学家所重视,如休谟说:“我的使命再加上我的节俭,就是我最大的财产——独立”;亚当·斯密说:“任何财富都不是任何一个知名大企业创造的,而是人的生命中长时间的勤奋、节俭和谨慎得来的。”又如由英国学者塞缪尔·斯迈尔斯撰著的《节俭》一书,竟在西方国家流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不衰。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