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空前繁荣，国力也极度强大，但政治、经济的危机已开始显露。唐诗也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繁荣的顶峰，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盛唐时期。现学术界普遍赞同罗宗强先生把“殷璠所说的‘颇通远调’的景云中至安史之乱前后”划为盛唐。这一时期文学思想主要是倾向于理想主义，追求风骨、兴象玲珑、自然之美。现只就诗歌崇尚风骨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盛唐诗人崇尚风骨表现为写理想和抱负，感情基调高昂明朗。
　　盛唐诗人追求风骨，与此时士人强烈的入世思想，与他们对建功立业的热烈向往，与他们充足的自信心是分不开的。近百年的安定繁荣，国力强盛，培养了这一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昂扬的精神风貌。他们的豪雄气概与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几乎处处流露出来。一大批诗人把边塞写得是那样神奇雄伟，山河、功业、豪情完全融为一体；向往、追求理想，一切都带着明朗基调与乐观情绪，这就是盛唐风骨的思想基础，这也是盛唐风骨表现出清刚壮大的特点的原因。
　　试看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写起理想和抱负，要算是写得最多最高昂的了。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思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漫游而兼求仕的生活。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的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得志之时，写来真是意气昂扬。就是在“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的困窘生活中，在“摧残槛中虎，羁曳鞴上鹰”的悲愤失意中，他也未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渐也上英”。国家的强大，鼓舞他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热望。这种心情，在盛唐诗人中是相当普遍的，李白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许多诗歌里，常借历史人物表达他的政治抱负。他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羡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羡慕谢安“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他还屡比大鹏，《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把完成事业，取得功名看得轻而易举。由上可见，李白诗歌的崇尚风骨表现在抒写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感情高昂明朗。
　　（二）盛唐诗人崇尚风骨也表现为抒写淹蹇不遇、壮志难酬的怨愤不平和揭露抨击社会现实中黑暗不平的现象，感情基调慷慨悲壮。
　　正如前文所述，盛唐虽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时期，但也是潜伏着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士人政治上的失意，理想的无法实现，现实社会的黑暗，封建统治的腐朽，外敌的入侵，边塞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相应的，士人创作上也就有了抒理想和抱负不得实现的怨愤不平，以及对社会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思想倾向。
　　高适二十岁曾到长安（开元七年），求仕不遇，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也未找到出路。他的《别韦参军》《古歌行》《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等诗中，其寂寞失意，怨愤不平，可谓溢于言表。在《蓟门五首》中揭露军中黑暗“士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歌颂士卒英勇，对士卒久戍不归的同情：“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开元二十六年所作《燕歌行》，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沉痛诗句，揭露将军和士兵的苦乐悬殊，用“妄奏克获之功”的诗句委婉讽刺张守圭，其怨愤不平之意，更为可见。
　　开元二十三年到天宝八载，这十几年中，诗人写下了大量抒发穷愁悲慨和反映社会黑暗面、同情百姓疾苦的作品。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第九首，揭示人民在旱灾和赋税压迫下贫困萧条的生活景象，在《东平路中遇大水》中描写农村水灾景象；令人惊心骇目。周勋初先生指出：“高适未仕之前，窘迫失意，郁勃之情，时于诗中流露。”高适任封丘县尉，内心亦很痛苦，不久弃官，此类作品亦很多，殷璠《河岳英灵集》说他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价很是贴切。
　　岑参的诗虽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但个人仕途失意及家境的巨变，特别是第一次出塞的不尽意，也少不了“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安西馆中思长安》）之类的怨愤牢骚之言。
　　其他盛唐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等人写淹蹇不遇的怨愤，抨击社会黑暗面的作品也比比皆是。
　　总之，盛唐诗人凭心而发、直抒胸臆，或高昂明朗、或悲壮愤激，因而其诗具有凛然风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我们鉴赏盛唐风骨要看到两个方面：一是写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感情基调高昂明朗；二是写理想和抱负的不得实现的怨愤不平和揭露、抨击社会现实的黑暗，感情基调慷慨悲壮。
　　
　　单位：湖北襄樊四中初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