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让化学治疗与标靶治疗同时进行，因此必须住院，长则五六天，短则三四天。第一次住院，心里还是有点儿面对未知的惶惶之感。二姐和姐夫陪着我走过医院长廊，推开重重的病房门，一股医院病房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的心马上沉入无底深渊。
　　护士熟练地把我的病历号、病房卡插在床头，把住院须知交给二姐，然后让我躺到病床上，准备上针，挂点滴架。接着，唐医生领着一大群住院医师来了。他再一次对我详细说明了打化疗药物之前要注射的几种辅助药物，像可的松以及止吐、止晕、防止霉菌感染的药物等。二姐很认真地做笔记、问问题。
　　医生说得轻松，我也高估了身体的适应力。事实上，化疗的副作用让我比预期的更难受！
　　医生离去，护士进来，第一支预防性抗生素刚刚打下去不到半小时，我就开始强烈反胃。姐姐和姐夫在病床边手足无措地看我趴在床边干呕，端茶、递水、送毛巾，都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受苦。
　　身体的风暴来了又走，预防性药物打完之后，接着就是标靶治疗一天、化疗两天，然后留院观察。
　　一开始的排斥反应渐渐安静下来，紧接之后的标靶治疗反倒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后遗症。不过，刚开始用药，还是得观察身体能否承受、是否会引起什么过敏反应。所以点滴打得极慢，几乎是正常时间的两三倍。从白天开始打到半夜，加上后续的护理工作，睡眠受到严重干扰。
　　接下来两天的化疗，更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我的化疗药物虽然不是最猛烈的，但在医生口里轻描淡写的副作用，还是在我身上掀起了惊天巨浪！明明已经打过止吐针，但呕吐的感觉还是很强烈，最难受的是想吐却又吐不出来，堵得人要发狂。
　　我抱着随时放在床边的呕吐盆，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的干呕，让我的心跟胃好像都翻了过来；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姐姐过来帮我擦，我不耐烦地推开她。这时候谁都不能碰我一下，仿佛轻轻一碰，我就会崩溃瓦解。
　　止吐针的后遗症不只如此，它还会导致严重的便秘。化疗病人明明有强烈的便意，肚子胀，却怎么也解不出来；我被搞得整天情绪烦躁、坐立不安。勉强吃了泻药，但有时有效，有时无效；即使顺利排便，也只能排出一点点，而且便完之后，脸上的毛细血管会破裂，全身大汗，整个人快虚脱了。便秘还很容易导致肛门破皮裂伤，化疗期间免疫力降低，要非常小心感染。医生叮嘱姐夫每天帮我检查。刚开始还真不好意思，几次以后也习惯了。病中的身体已非我有，我驾驭不了，只好放手随波逐流了。
　　就这样，终于挨到最后一次化疗结束。重生的喜悦，让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充满感恩。
　　唐医生安排我做了一次CT检查，腹部的肿瘤大都清除干净了。不过，唐医生的说法很巧妙，他说：“我们看不到一厘米以上的肿瘤了。”
　　我问：“您是说，我的身体里面已经没有肿瘤了吗？”
　　他看了我一眼，身子往椅背一靠，然后用一种略带沉思的口吻说：“也不能这么说啦！我们认为一厘米以下就不称为肿瘤。”
　　我紧接着问：“如果是第一次来检查的病人，结果也是这样，那您是不是会跟他说，他没有癌症？”
　　他的回答更巧妙了：“是的，但你不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不会这样解读！”
　　最后，唐医生告诉我：“如果你坚持想知道腹部残存的东西算不算是肿瘤，也可以考虑动手术切开来看。不过，依我的评估，手术只有风险而没有好处，真的没什么必要。”
　　我接受了唐医生的建议，先不管腹部到底怎么了，接下来每三个月接受一次标靶药物治疗，每次约两小时。然后每六个月做一次磁共振成像检查。虽然可侦测到的肿瘤变少了，但是，不能被称作肿瘤的“东西”存在我的体内。我也更清楚地知道，会形成这些肿瘤的“我”的身体环境，倘若没有彻底改变，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对我展开下一波的攻击。这才是我必须认真面对的、另一阶段的漫长治疗，
　　癌症病人在被确诊罹病之后，第一时间一定是不断反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是我？”理智一点的人，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开始仔细反思，也许就会理出一点蛛丝马迹；尽管这些蛛丝马迹未必真的就是致癌因素，但是，有机会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个性、处世态度做全盘的省思，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
　　我总是努力把“拼命”当作自己的标签，从来不理会身体已经不断对我发出警告；寻常生活中的小病小痛，我都不当一回事，隨便吃点儿药，就马马虎虎混过去了。睡不好，就吃安眠药；精神不济，就猛灌咖啡。反正工作优先、业绩第一。社交网站兴起，我玩出了兴头，还要求自己每天维持至少发10条微博的“纪律”。紧凑的生活确实让我活得精彩，可是无形的压力却慢慢累积在身体里面，以滴水穿石的力道，侵蚀着我的健康。
　　压力不一定来自忧虑、紧张、急躁、愤怒等情绪；争强好胜、期望、等待、兴奋，甚至像我过去—直怀有的“改变世界”、让“世界因我不同”的企图心，也会在体内留下难以清除的“毒素”。
　　如果不是癌症，我可能会循着过去的惯性继续走下去；如今，癌症把我硬生生推到生死界线，我才终于看清楚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