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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人力资本和成本收益决策理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意愿影响因素检验的Logistic模型，对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较多，个人、工作、生活以及培训特征变量均包含影响培训意愿的因素；具有外出前培训经历或进城后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没有相关培训经历的农民工，有更大的意愿继续参与培训；有无培训经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培训供给主体在定位培训市场的潜在客户时，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及有无相关培训经历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重庆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9-0073-06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的成功有赖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挖掘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的重要基础，而针对农村劳动力开展的相关培训被视作挖掘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然而，农民工培训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关于农民工培训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自身能力和素养提高的意识越来越强，相关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需求低效率”局面出现，初次培训意愿强烈，而再次培训意愿则不断被弱化。
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相关培训应该由表及里，通过各方面培训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自身素养。然而，现阶段，具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再次培训的意愿却不够强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其再次培训的意愿？初次培训意愿及再次培训意愿之间具有什么显著的差异？这些问题的明晰均需要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一、培训意愿影响因素述评
直观而言，影响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众多，而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选择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农民工作为培训的投资主体，其个人特征应该对其培训意愿起到重要影响。二是成本收益决策理论，作为理性人，决策主体应该在权衡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做出行为决策，参与培训需要时间精力以及资金投入，对培训所能获得未来收益的预期就至关重要，因此，成本收益因素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变量的选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论也有不同。杨晓军和陈浩在研究中考虑了个体特征的六个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打工年限、目前收入、技能培训经历。研究仅发现了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的显著影响[1]。柳菲等进一步将影响因素扩展至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家庭特征和农民对培训要求的选择等因素[2]。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变量中多数变量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仅有年龄和是否接受过培训两个变量具有显著性结果；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数、家庭劳动力人数以及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三个变量均有显著估计结果；农民对培训要求的选择所包含的变量估计结果均为显著，具体包括农民对培训信息的需求、对培训地点的选择、对培训时间的选择以及培训费用承担比例。
汪传艳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部分：人口学个体特征；社会学个体特征；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研究仅发现了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个体特征对培训意愿的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则没有显著影响[3]。赵艺文等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以及打工年限等变量的基础上，还引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职位以及外出打工原因等变量[4]。研究证实了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外出打工原因的显著影响作用，其他因素未发现显著影响。
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看，现有研究已经对个体特征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从成本收益决策理论的视角看，尚有一些重要因素排除在现有的研究假设中，比如培训费用支出情况，以及培训所产生的收益预期等因素。因此，本文在个体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生活感知变量以及培训特征变量，尽可能地获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在选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之后，需要设定计量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Logistic模型被广泛用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也多数使用这一方法对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本节也采用Logistic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其中，被解释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一年内参与培训的意愿，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影响培训意愿的个体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生活感知特征变量以及培训特征变量。设新生代农民工i在未来一年参与培训的概率为PI，则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Logistic模型可设定为：
上式中，α为截距项；Xi，j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i培训意愿的第j个因素，βj为相应的第j个待估系数，m为影响因素个数；ε为残差项。
实证分析数据来自2013年12月20日至28日对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开展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由于是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问卷全部收回，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370份，有效率为92.5%，达到实证分析要求。根据对有效调研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到本文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获取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重要信息，在对所有样本进行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进城后接受培训的样本和进城后未接受过培训的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其中全样本估计结果见表2，区分培训经历的样本估计结果见表3。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将个人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生活感知变量逐项加入方程中进行估计，依次得到模型1-6的估计结果。从方程估计的虚拟拟合程度（Pseudo R2）来看，通过引入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生活感知变量之后，虚拟拟合程度提升至0.2463，较好的满足了本文研究，下面对参数估计的结果分别进行讨论： 1.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作用
从模型1-6的估计结果来看，个人特征变量中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户口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外出前培训经历以及进城后培训经历也均得到显著结果，外出务工时间、婚姻以及兄弟姐妹数则没有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受教育水平越高，该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概率越大；同样，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其培训意愿不断增强。受教育水平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对社会的了解程度更多，对未来也相对有更详细的规划，进行相关培训的意愿更为强烈。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积蓄可以支撑相关的培训支出；另一方面，年龄增长也带来了阅历的增加，对于相关培训的需求感受也更为明显。
男性参加培训的意愿明显弱于女性，将培训意愿与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不愿意参加培训的男性样本是女性的2倍，女性参与培训的意愿明显高于男性。相比户口所在地在重庆的新生代农民工，户口在其他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更不愿意参加相关培训。来自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圈子相对较小，信息交流及人际关系的狭窄，导致外地农民工更不愿意尝试工作之外的事务。
具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大的意愿在未来一年继续参与相关培训。且进城工作后培训经历的影响系数十分显著，系数远远大于外出前培训经历，这说明进城工作后培训经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外出务工时间、兄弟姐妹数以及婚姻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影响不显著。
2.工作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3-6的估计结果来看，工作特征变量中所属行业、单位性质以及就业途径均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日工作小时数影响不显著。
在模型3和4中，所属行业为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其他行业具有更大的概率参与相关培训。所属行业为传统服务业之外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传统行业具有更大的意愿参与相关培训。这一方面是因为非传统行业的从业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技能要求，将所属行业为传统的服务业之外行业与教育水平交叉分析发现，50.00%以上的样本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说明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相比其他在国企、外企或私企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户和非正式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为强烈的培训意愿，这一群体由于未在正式单位就业，往往希望通过接受相关的培训获取相关技能，从而为进入正式就业单位作准备。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的群体也有强烈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通过亲戚或朋友、同乡介绍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技能，也缺少相关培训经历，将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与培训经历交叉分析发现，这一群体中仅有45.10%的样本具有培训经历，相比而言，其他两种就业途径这一比例达到62.41%。
3.生活感知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5-6的估计结果来看，生活感知变量中，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城意愿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未来工作打算的影响则不显著。
为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后留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培训意愿要显著高于其他理由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现阶段，通过接受相关的培训而获取稳定工作，依然是部分外出务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奋斗目标。与之相对应，留城意愿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印证了工作留城这一务工群体的培训意愿。结果表明，留城意愿越强烈，接受相关培训的意愿也越大，接受相关培训而获取稳定正式工作，是实现留城的重要通道。
相比而言，相对收入则对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估计结果表明，与家乡未进城务工的工资相比，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资较高，则其参与培训的意愿则越不明显。相对收入的感知，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工资收益的一种满足程度，如果其认为工资收入已经相对较高，其获得更高收益的动力则相对不足，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反而不强烈。工作满意度越高，则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越弱。这部分反映出，有强烈参与相关培训的主体多是对工作不够满意的个体，而当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时，其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则不强烈。察看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未发现工作留城之外的外出务工原因的显著影响，也没有找到未来工作计划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证据。
综合以上结果发现，个人特征变量中具有较多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如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户口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相比而言，外出务工时间、婚姻以及兄弟姐妹数则没有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工作特征变量，其包含所属行业、单位性质以及就业途径均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工作小时数的结果则不显著；另外，生活感知变量中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城意愿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未来工作打算的影响则不显著。具有外出前培训经历或进城后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没有相关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均有更大的意愿继续参与培训。且进城后培训经历的影响系数十分显著，系数远远大于外出前培训经历，这说明进城后培训经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区分培训经历的样本估计结果
对没有培训经历的样本和有培训经历的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并且针对有培训经历的样本，引入了培训特征变量，观察培训相关要素是否产生显著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从虚拟拟合度来看，两类样本估计结果的拟合程度分别达到了0.3536和0.4920，很好地满足了本节研究的需要。
实证结果表明，按培训经历区分样本的研究发现，在个人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和生活感知变量中具有显著结果的因素，相比有培训经历的样本估计，这些因素对没有培训经历样本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作用的方向和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个人特征变量方面，受教育水平、外出务工时间、性别、兄弟姐妹数以及户口所在地对于两类样本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所属行业、工作小时数以及单位属性等工作特征变量的作用也显著不同；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以及未来工作打算等生活感知变量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针对有培训经历的样本获取了相关的培训特征变量，从估计结果来看，仅有所能承受培训费用和培训费用支出两个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结果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所能承受的培训费用越高，则其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也更强烈。相反，培训费用支出具有显著为负的抑制作用，即培训费用支出越高，则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越弱。培训的工资收入帮助、培训后月工资涨幅以及培训后就业机会是否增加等变量的系数估计为正，说明预期收益对于培训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里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这一作用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个体差异特征，促进培训客体有效需求的实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较多，除了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户口所在地等个人特征变量具有显著影响之外，包括所属行业、单位性质以及就业途径在内的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城意愿等生活感知变量也均有显著影响。对于相关培训的市场供给主体而言，寻找具有较高培训意愿的群体是进一步挖掘潜在客户的重要渠道。
第二，重视个体培训经历，确保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外出前培训经历或进城后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没有相关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均有更大的意愿继续参与培训，且进城后培训经历的作用程度要远远大于外出前培训经历。另外，有无培训经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包括受教育水平、外出务工时间、性别、兄弟姐妹数以及户口所在地在内的个人特征变量，所属行业、工作小时数以及单位属性等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生活感知变量所包含的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以及未来工作打算等因素，均对有无培训经历区分的两类样本具有显著差异作用。这些结果反映出，有无相关培训经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培训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需要引起培训供给主体的重视。
第三，提升培训所得收益，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意愿。对于具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特征变量包含的因素中，仅所能承受培训费用以及培训费用支出两个因素对于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也即对于有培训经历的群体，现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成本因素，培训所能获得收益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培训意愿的作用，反映出现阶段的培训效果并没有得到保证。具有相关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再次培训的意愿相比没有培训经历的群体更高，但是依然难以摆脱对成本因素的考虑，而进一步提升参与培训所能获取的收益，保证培训的实际效果，是进一步壮大培训市场、做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根本。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重庆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19-0073-06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的成功有赖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挖掘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的重要基础，而针对农村劳动力开展的相关培训被视作挖掘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然而，农民工培训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关于农民工培训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自身能力和素养提高的意识越来越强，相关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需求低效率”局面出现，初次培训意愿强烈，而再次培训意愿则不断被弱化。
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相关培训应该由表及里，通过各方面培训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自身素养。然而，现阶段，具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再次培训的意愿却不够强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其再次培训的意愿？初次培训意愿及再次培训意愿之间具有什么显著的差异？这些问题的明晰均需要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一、培训意愿影响因素述评
直观而言，影响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众多，而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选择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农民工作为培训的投资主体，其个人特征应该对其培训意愿起到重要影响。二是成本收益决策理论，作为理性人，决策主体应该在权衡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做出行为决策，参与培训需要时间精力以及资金投入，对培训所能获得未来收益的预期就至关重要，因此，成本收益因素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变量的选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论也有不同。杨晓军和陈浩在研究中考虑了个体特征的六个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打工年限、目前收入、技能培训经历。研究仅发现了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的显著影响[1]。柳菲等进一步将影响因素扩展至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家庭特征和农民对培训要求的选择等因素[2]。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变量中多数变量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仅有年龄和是否接受过培训两个变量具有显著性结果；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数、家庭劳动力人数以及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三个变量均有显著估计结果；农民对培训要求的选择所包含的变量估计结果均为显著，具体包括农民对培训信息的需求、对培训地点的选择、对培训时间的选择以及培训费用承担比例。
汪传艳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部分：人口学个体特征；社会学个体特征；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研究仅发现了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个体特征对培训意愿的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则没有显著影响[3]。赵艺文等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以及打工年限等变量的基础上，还引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职位以及外出打工原因等变量[4]。研究证实了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外出打工原因的显著影响作用，其他因素未发现显著影响。
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看，现有研究已经对个体特征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从成本收益决策理论的视角看，尚有一些重要因素排除在现有的研究假设中，比如培训费用支出情况，以及培训所产生的收益预期等因素。因此，本文在个体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生活感知变量以及培训特征变量，尽可能地获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在选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之后，需要设定计量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Logistic模型被广泛用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也多数使用这一方法对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本节也采用Logistic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其中，被解释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一年内参与培训的意愿，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影响培训意愿的个体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生活感知特征变量以及培训特征变量。设新生代农民工i在未来一年参与培训的概率为PI，则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Logistic模型可设定为：
上式中，α为截距项；Xi，j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i培训意愿的第j个因素，βj为相应的第j个待估系数，m为影响因素个数；ε为残差项。
实证分析数据来自2013年12月20日至28日对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开展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由于是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问卷全部收回，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370份，有效率为92.5%，达到实证分析要求。根据对有效调研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到本文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获取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重要信息，在对所有样本进行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进城后接受培训的样本和进城后未接受过培训的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其中全样本估计结果见表2，区分培训经历的样本估计结果见表3。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将个人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生活感知变量逐项加入方程中进行估计，依次得到模型1-6的估计结果。从方程估计的虚拟拟合程度（Pseudo R2）来看，通过引入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生活感知变量之后，虚拟拟合程度提升至0.2463，较好的满足了本文研究，下面对参数估计的结果分别进行讨论： 1.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作用
从模型1-6的估计结果来看，个人特征变量中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户口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外出前培训经历以及进城后培训经历也均得到显著结果，外出务工时间、婚姻以及兄弟姐妹数则没有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受教育水平越高，该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概率越大；同样，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其培训意愿不断增强。受教育水平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对社会的了解程度更多，对未来也相对有更详细的规划，进行相关培训的意愿更为强烈。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积蓄可以支撑相关的培训支出；另一方面，年龄增长也带来了阅历的增加，对于相关培训的需求感受也更为明显。
男性参加培训的意愿明显弱于女性，将培训意愿与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不愿意参加培训的男性样本是女性的2倍，女性参与培训的意愿明显高于男性。相比户口所在地在重庆的新生代农民工，户口在其他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更不愿意参加相关培训。来自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圈子相对较小，信息交流及人际关系的狭窄，导致外地农民工更不愿意尝试工作之外的事务。
具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大的意愿在未来一年继续参与相关培训。且进城工作后培训经历的影响系数十分显著，系数远远大于外出前培训经历，这说明进城工作后培训经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外出务工时间、兄弟姐妹数以及婚姻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影响不显著。
2.工作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3-6的估计结果来看，工作特征变量中所属行业、单位性质以及就业途径均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日工作小时数影响不显著。
在模型3和4中，所属行业为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其他行业具有更大的概率参与相关培训。所属行业为传统服务业之外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传统行业具有更大的意愿参与相关培训。这一方面是因为非传统行业的从业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技能要求，将所属行业为传统的服务业之外行业与教育水平交叉分析发现，50.00%以上的样本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说明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相比其他在国企、外企或私企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户和非正式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为强烈的培训意愿，这一群体由于未在正式单位就业，往往希望通过接受相关的培训获取相关技能，从而为进入正式就业单位作准备。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的群体也有强烈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通过亲戚或朋友、同乡介绍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不具备相应的技能，也缺少相关培训经历，将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与培训经历交叉分析发现，这一群体中仅有45.10%的样本具有培训经历，相比而言，其他两种就业途径这一比例达到62.41%。
3.生活感知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5-6的估计结果来看，生活感知变量中，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城意愿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未来工作打算的影响则不显著。
为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后留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培训意愿要显著高于其他理由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现阶段，通过接受相关的培训而获取稳定工作，依然是部分外出务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奋斗目标。与之相对应，留城意愿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印证了工作留城这一务工群体的培训意愿。结果表明，留城意愿越强烈，接受相关培训的意愿也越大，接受相关培训而获取稳定正式工作，是实现留城的重要通道。
相比而言，相对收入则对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估计结果表明，与家乡未进城务工的工资相比，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资较高，则其参与培训的意愿则越不明显。相对收入的感知，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工资收益的一种满足程度，如果其认为工资收入已经相对较高，其获得更高收益的动力则相对不足，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反而不强烈。工作满意度越高，则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越弱。这部分反映出，有强烈参与相关培训的主体多是对工作不够满意的个体，而当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时，其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则不强烈。察看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未发现工作留城之外的外出务工原因的显著影响，也没有找到未来工作计划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证据。
综合以上结果发现，个人特征变量中具有较多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如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户口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相比而言，外出务工时间、婚姻以及兄弟姐妹数则没有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工作特征变量，其包含所属行业、单位性质以及就业途径均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工作小时数的结果则不显著；另外，生活感知变量中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城意愿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未来工作打算的影响则不显著。具有外出前培训经历或进城后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没有相关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均有更大的意愿继续参与培训。且进城后培训经历的影响系数十分显著，系数远远大于外出前培训经历，这说明进城后培训经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区分培训经历的样本估计结果
对没有培训经历的样本和有培训经历的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并且针对有培训经历的样本，引入了培训特征变量，观察培训相关要素是否产生显著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从虚拟拟合度来看，两类样本估计结果的拟合程度分别达到了0.3536和0.4920，很好地满足了本节研究的需要。
实证结果表明，按培训经历区分样本的研究发现，在个人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和生活感知变量中具有显著结果的因素，相比有培训经历的样本估计，这些因素对没有培训经历样本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作用的方向和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个人特征变量方面，受教育水平、外出务工时间、性别、兄弟姐妹数以及户口所在地对于两类样本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所属行业、工作小时数以及单位属性等工作特征变量的作用也显著不同；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以及未来工作打算等生活感知变量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针对有培训经历的样本获取了相关的培训特征变量，从估计结果来看，仅有所能承受培训费用和培训费用支出两个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结果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所能承受的培训费用越高，则其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也更强烈。相反，培训费用支出具有显著为负的抑制作用，即培训费用支出越高，则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越弱。培训的工资收入帮助、培训后月工资涨幅以及培训后就业机会是否增加等变量的系数估计为正，说明预期收益对于培训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里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这一作用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个体差异特征，促进培训客体有效需求的实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较多，除了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以及户口所在地等个人特征变量具有显著影响之外，包括所属行业、单位性质以及就业途径在内的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城意愿等生活感知变量也均有显著影响。对于相关培训的市场供给主体而言，寻找具有较高培训意愿的群体是进一步挖掘潜在客户的重要渠道。
第二，重视个体培训经历，确保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外出前培训经历或进城后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没有相关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均有更大的意愿继续参与培训，且进城后培训经历的作用程度要远远大于外出前培训经历。另外，有无培训经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包括受教育水平、外出务工时间、性别、兄弟姐妹数以及户口所在地在内的个人特征变量，所属行业、工作小时数以及单位属性等工作特征变量，以及生活感知变量所包含的相对收入、外出务工原因以及未来工作打算等因素，均对有无培训经历区分的两类样本具有显著差异作用。这些结果反映出，有无相关培训经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培训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需要引起培训供给主体的重视。
第三，提升培训所得收益，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意愿。对于具有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特征变量包含的因素中，仅所能承受培训费用以及培训费用支出两个因素对于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也即对于有培训经历的群体，现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成本因素，培训所能获得收益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培训意愿的作用，反映出现阶段的培训效果并没有得到保证。具有相关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再次培训的意愿相比没有培训经历的群体更高，但是依然难以摆脱对成本因素的考虑，而进一步提升参与培训所能获取的收益，保证培训的实际效果，是进一步壮大培训市场、做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