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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选，回族，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理事会理事、联合国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理事会理事、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上海实验学校校长、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一、高等教育规模大不等于高等教育质量高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首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的看法。
张民选：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实际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讨论和制定的过程中，我觉得不管是相关专家还是政府领导都已达成共识，即通过“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在数量上大踏步前进，有些省市已经完成了相应的目标，有些省市的高等教育规模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稳步增长，但总体来说，如今高等教育的规模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2007年和2008年，我到牛津大学参加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在谈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时候，英国专家表示，到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我当时就问：“你们猜猜上海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多少？”有几个专家说20%，有的说30%，在当时在场的专家中，有一位对中国教育比较了解的学者说大概35%~40%。我最后告诉他们，2007年上海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60%，他们非常惊讶，感叹我们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可以说，我们用30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扩张。
2007年，我在上海分管高考工作，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大规模扩张不是上海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同时我也发现，参加高考的人数开始出现变化。过去，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在参加高考的人数上不断增加。2006年上海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一个高峰，共有12万人参考。2007年，上海参加高考的人数开始减少，随后江苏、浙江两省也开始减少，2010年山东省开始减少，2011年河南省也开始减少。当河南和山东两省出现转折点的时候，说明全国的高考人数变化进入了转折阶段。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大面积购买土地、建设校园，能够容纳的学生人数大幅攀升。我预测，随着生源的减少，高校招生将会越来越困难，长此以往，民办高校很可能会招不到学生。所以，我认为，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
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规模大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强。我们的学生选择到国外去读书，其实是用脚投票，一方面是觉得国内的教育质量不高，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到国外去读书，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更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等诸多挑战。未来10年当中，我认为，中国的教育主要是一个“做好”的问题，主要任务是如何提高质量。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从精英高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任务应该说很容易就实现了，但这并不等于我国高等教育本身的质量很好。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公布了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美国有8所大学进入世界前十名，53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也都进入了世界前十名；在世界排名前200的大学中，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大学仅有3所。这样的成绩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方面要把工作做实，把教学做得更好，另外一方面要通过一些机制来保障教学科研规范。在过去的10年、20年当中，全世界都经历了高等教育突飞猛进的时代，2011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50周年，它在2011年9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教育变革50年》。这份报告提到，20世纪60~7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约在15%以下，而今天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已经超过50%。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他们也面临着和我们当前同样的问题，即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还发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一定会带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以前，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百里挑一”，北大招收的学生可能是“千里挑一”。如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招收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千里挑一”，上海师范大学招收的学生可能不是“百里挑一”，可能是“百里挑五十、六十甚至七十”。这些学生的学习动机、毕业后的工作情况、社会对他们的要求都与以前不一样。比如，学校招收的学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时候，这些学生通常具有很好的天赋和潜力，他们通过努力，基本上都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但是，当学校招收的学生是“百里挑五十、六十甚至七十”的时候，学校可能无法保证“百分之五十”的学生都能成名成家，另外，社会也不需要这“百分之五十”的学生都成名成家。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
二、加强过程管理 探索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近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这些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质量。您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请您谈一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民选：以前谈到高等教育质量时，各国都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比较。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已经跨越国家的界限，并不只是局限在本国范围内。比如，我们国家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很快，在高等教育层面就有557个合作举办的项目和机构。很多外国大学也在世界各国设立有分校。据统计，2010年全球约有100多所大学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从办学的主体来看，我们的学生既可以在国内接受由外国人提供的教育，也可以到外国去接受教育，这个时候质量保障机制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大学排名并不是比较本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质量，而是在全世界范围来比较高等教育质量。总的说来，一方面，受教育者的选择多样化了，可以选择在哪里接受教育，接受哪一类机构的教育；另一方面，人们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尺，从一个学校扩张到一个地区，进而扩展到全世界使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各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
我们国家要从高等教育的大国变成强国，需要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形式，即上面提到的跨国教育，也叫跨境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证，实际上就是对于跨国教育机构进行质量保障的一种手段。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的，要有一个国际的通则。我们平时讲评估，英国人喜欢讲审核，美国人讲的是认证，都是质量保障的措施，也可以说都是评估，只不过方式和重点不一样。
认证应该说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质量保障方式，这种方式诞生在美国。当时，美国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在教育上不起主导作用，那么大学如何了解各所中学的质量，中学又如何获知各所大学的质量高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大学和中学就按地区结合，组成大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大家共同研究一个认证机制，认证各个学校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平，把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学校淘汰出局。这个机制已经使用一百多年了。通过学术圈（大学及中学）自发组织认证委员会，对相关的成员单位进行认证，以保持所有成员单位的质量标准，这一方面维护了各个成员单位的利益，一方面也向社会显示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即该机构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对某所学校进行认证。这样就保证了整个圈子的协调性和质量的统一性。
美国认证机制的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按地区将全国分成6个地区，组成了6个地区认证委员会，对各个地区的高校资质进行认证；二是按专业组成60多个专业认证委员会，对各个专业进行认证，从而保证各个专业的质量。政府一方面承认这些认证委员会的合法性并监督各个认证委员会；另一方面向认证合格的学校进行资助，对未能通过认证的学校不予以资助，从而引导学校积极参与认证，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比如，某所学校通过了认证委员会的认证，就可以得到政府的经费资助，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或助学贷款，教师能够申请科研基金，这样该学校自然就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能够生存并发展下来。反之，不能通过认证的学校，学生得不到相应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学生及家长会认为这是一所质量比较差的学校，自然也就不会选择该校。
美国这种认证机制的优点是采取过程管理的方式。认证一般是5年一轮，对有些没有完全达标的学校，允许其有条件通过，然后第二年对未通过的指标进行认证；而对于质量较高、完全达标的学校，5年内不需认证，5年周期结束后再进行认证。另外，美国的这种认证机制按照“谁评估谁出钱”的原则运作，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评估是很花钱的事情，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要求，哪个政府部门评估，哪个政府部门出钱，同时学校也要花大笔的资金；认证是学校为了获得社会认可、赢得社会声誉、占有市场份额而请第三方来认证，学校通过认证后，能够吸引生源，获得政府资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会出现，也不会花钱。评估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认证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为，二者的机制不一样。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后，美国的这种认证机制保证专家、市场、社会三者相结合，政府“退居二线”进行间接管理，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与学习。
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什么情况？政府需要审批的项目太多，光忙审批都忙不过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比如，某个中外合作项目，政府在审批的时候可能是合格的，起码从报送的文件上看是合格的。但是两年后，这个项目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合作办学的质量无法保证，学生的利益就会受损，这是我们目前的漏洞之一，即缺乏过程控制和管理。
以前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评估上，我们国家重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这一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如果连学生的利益都不能保障，国家的主权利益还能保障吗？当然不能。现实情况中，我们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外方在提出开展合作办学时，往往会满足我们的要求，但如果缺少有效的过程管理，在运作过程中就会使我们自身的利益受损。比如，某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求1/3的课程都由外籍教师来教，但是3年过去了，一个外籍教师都没有，该项目还打了一个很好的旗号——本地化。又比如，我们的学生在中国，本来是想读澳大利亚或者英国的英语课程，结果全是中国老师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再比如，上海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上海的一个机构和3个爱尔兰人开展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主要面对白领进行英语口语培训，不发学历证书。他们的收费制度非常灵活，可以50次或100次课一收，比如一次课300块钱，100次3万元一次性收齐。上课时间可以双方协商，白领们都很高兴，因为这种方式很灵活。结果呢？由于缺乏过程性管理，他们收了很多钱，忽然人间蒸发，3个爱尔兰人走掉了。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当初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我们强调保护国家主权，外方一般都能满足。但是几年以后呢？如果没有有效的过程管理，不要说维护国家主权，学生的利益保护都会成为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借鉴过程管理的办法，加强对认证机制的研究，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体制，切实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利益，从而真正维护国家主权。
综上所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中，一次性的审批解决不了以后的过程性监管问题，而完全靠政府去评估，一定会变成大政府，大政府的运行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认证方式越来越流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仿效和学习。总体上来说，它是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第三方介入的评议来达到质量保障的目的，达到相关机构所需要的社会认同，这样政府就通过间接管理达到了政策目标。当然，这种方式在中国能不能成功还有待于实践。
认证委员会本身也要防止腐败，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我曾经参加过美国认证委员会对日本学校的认证，在认证过程中，我发现美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评估的公平性并防止腐败的产生。比如，美国对认证人员是有限制的，它规定每个认证小组的组长每两年之中最多担任两次，不会给某个人无限制的认证机会。这是美国对认证人员进行监控的方式之一。比如，上海有几百所学校需要认证，如果每个认证人员只有有限的认证机会，那么腐败产生的几率会相对较小。另外，美国也采取了其他一些方法来保证评估的公平性。比如，当时我参与的是对日本神户国际学院的认证。这所学院相当于我国的高职高专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到美国和加拿大读本科。在认证结束的时候，组长拿出了几个信封。第一个信封是给认证组中除了他以外的6位专家，要求我们填表，对组长的能力进行评估，评估组长是否公允、专业等。第二个信封是给被认证学校的校长，让校长评价认证小组的表现。我们填好表后，封好信封，交予校长，校长再当面将这些材料封好，在我们离校之前，寄往认证委员会的总部。我们在认证期间的食宿由学校负责，他们规定了住宿标准是四星级宾馆，不能住五星级宾馆，每天吃饭的标准也有规定，这些在报销单上都会体现出来。我们的劳务费是由美国的认证委员会分别寄到各个国家去的。这样就隔开了评估人员和钱，认证人员的行为也同时受到被认证学校的评估，这样一套机制保证了认证的公平性。
我个人认为，以上这些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使用国际通行的方法，探索社会民间组织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进行质量认证的制度，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过程管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进行质量保障，从而保证学生、教师、办学者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些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能够保证“小政府大社会”，让所有人来参与质量保障，而不是仅仅靠政府部门。
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采取认证的好处是与世界接轨，中国的标准也会逐渐变成世界各国的标准。国内有一个很好的样板就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这些学校以前是外交官子女学校，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除了外交官子女以外，有很多外籍人员子女也在中国读书。目前，这些学校有100所左右。当时，有些学校就向教育部提议，应当有一个质量保障的机制。虽然这些学校不是中国的学校，但是中国应该管理，政府要改变只批不管的情况。怎么管理？大家就想到了通过认证的办法进行管理。当初我们也是想通过社会及民间组织来做，所以放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我们在对其开展认证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如增加对教学和课程的评估等，这些也得到了欧洲国际学校协会的认同和借鉴。目前，这个认证委员会已经认证了很多学校，是国内目前用认证的办法做得最成熟的一个系统，但实施的范围还比较小，主要认证对象是中小学。目前，我们在上海认证了5家合作办学单位，通过认证的学校可能会得到“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校”的名誉，这对它的招生、对生源质量的提高都有好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如果能承担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这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中国的平台，由交流协会来组织专家，实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可以去探索。当然，要做好这个工作，还要加强培训，加强基础能力的建设。我们当时在认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时候，起草的文件全都是双语，很不容易。另外，国际上也有专门的质量保障组织，如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网络，国内已经有好几个单位参加了这个组织。另外，还有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其秘书处设在上海教育评估院。在专业认证方面，同济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的一些专家参加了美国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他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一、高等教育规模大不等于高等教育质量高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首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的看法。
张民选：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实际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讨论和制定的过程中，我觉得不管是相关专家还是政府领导都已达成共识，即通过“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在数量上大踏步前进，有些省市已经完成了相应的目标，有些省市的高等教育规模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稳步增长，但总体来说，如今高等教育的规模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2007年和2008年，我到牛津大学参加国际高等教育论坛，在谈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时候，英国专家表示，到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我当时就问：“你们猜猜上海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多少？”有几个专家说20%，有的说30%，在当时在场的专家中，有一位对中国教育比较了解的学者说大概35%~40%。我最后告诉他们，2007年上海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60%，他们非常惊讶，感叹我们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可以说，我们用30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扩张。
2007年，我在上海分管高考工作，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大规模扩张不是上海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同时我也发现，参加高考的人数开始出现变化。过去，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在参加高考的人数上不断增加。2006年上海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一个高峰，共有12万人参考。2007年，上海参加高考的人数开始减少，随后江苏、浙江两省也开始减少，2010年山东省开始减少，2011年河南省也开始减少。当河南和山东两省出现转折点的时候，说明全国的高考人数变化进入了转折阶段。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大面积购买土地、建设校园，能够容纳的学生人数大幅攀升。我预测，随着生源的减少，高校招生将会越来越困难，长此以往，民办高校很可能会招不到学生。所以，我认为，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
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规模大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强。我们的学生选择到国外去读书，其实是用脚投票，一方面是觉得国内的教育质量不高，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到国外去读书，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更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等诸多挑战。未来10年当中，我认为，中国的教育主要是一个“做好”的问题，主要任务是如何提高质量。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从精英高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任务应该说很容易就实现了，但这并不等于我国高等教育本身的质量很好。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公布了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美国有8所大学进入世界前十名，53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也都进入了世界前十名；在世界排名前200的大学中，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大学仅有3所。这样的成绩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方面要把工作做实，把教学做得更好，另外一方面要通过一些机制来保障教学科研规范。在过去的10年、20年当中，全世界都经历了高等教育突飞猛进的时代，2011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50周年，它在2011年9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教育变革50年》。这份报告提到，20世纪60~7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约在15%以下，而今天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已经超过50%。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他们也面临着和我们当前同样的问题，即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还发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一定会带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以前，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百里挑一”，北大招收的学生可能是“千里挑一”。如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招收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千里挑一”，上海师范大学招收的学生可能不是“百里挑一”，可能是“百里挑五十、六十甚至七十”。这些学生的学习动机、毕业后的工作情况、社会对他们的要求都与以前不一样。比如，学校招收的学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时候，这些学生通常具有很好的天赋和潜力，他们通过努力，基本上都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但是，当学校招收的学生是“百里挑五十、六十甚至七十”的时候，学校可能无法保证“百分之五十”的学生都能成名成家，另外，社会也不需要这“百分之五十”的学生都成名成家。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
二、加强过程管理 探索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近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这些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质量。您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请您谈一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民选：以前谈到高等教育质量时，各国都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比较。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已经跨越国家的界限，并不只是局限在本国范围内。比如，我们国家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很快，在高等教育层面就有557个合作举办的项目和机构。很多外国大学也在世界各国设立有分校。据统计，2010年全球约有100多所大学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从办学的主体来看，我们的学生既可以在国内接受由外国人提供的教育，也可以到外国去接受教育，这个时候质量保障机制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大学排名并不是比较本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质量，而是在全世界范围来比较高等教育质量。总的说来，一方面，受教育者的选择多样化了，可以选择在哪里接受教育，接受哪一类机构的教育；另一方面，人们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尺，从一个学校扩张到一个地区，进而扩展到全世界使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各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
我们国家要从高等教育的大国变成强国，需要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形式，即上面提到的跨国教育，也叫跨境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证，实际上就是对于跨国教育机构进行质量保障的一种手段。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的，要有一个国际的通则。我们平时讲评估，英国人喜欢讲审核，美国人讲的是认证，都是质量保障的措施，也可以说都是评估，只不过方式和重点不一样。
认证应该说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质量保障方式，这种方式诞生在美国。当时，美国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在教育上不起主导作用，那么大学如何了解各所中学的质量，中学又如何获知各所大学的质量高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大学和中学就按地区结合，组成大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大家共同研究一个认证机制，认证各个学校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平，把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学校淘汰出局。这个机制已经使用一百多年了。通过学术圈（大学及中学）自发组织认证委员会，对相关的成员单位进行认证，以保持所有成员单位的质量标准，这一方面维护了各个成员单位的利益，一方面也向社会显示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即该机构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对某所学校进行认证。这样就保证了整个圈子的协调性和质量的统一性。
美国认证机制的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按地区将全国分成6个地区，组成了6个地区认证委员会，对各个地区的高校资质进行认证；二是按专业组成60多个专业认证委员会，对各个专业进行认证，从而保证各个专业的质量。政府一方面承认这些认证委员会的合法性并监督各个认证委员会；另一方面向认证合格的学校进行资助，对未能通过认证的学校不予以资助，从而引导学校积极参与认证，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比如，某所学校通过了认证委员会的认证，就可以得到政府的经费资助，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或助学贷款，教师能够申请科研基金，这样该学校自然就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能够生存并发展下来。反之，不能通过认证的学校，学生得不到相应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学生及家长会认为这是一所质量比较差的学校，自然也就不会选择该校。
美国这种认证机制的优点是采取过程管理的方式。认证一般是5年一轮，对有些没有完全达标的学校，允许其有条件通过，然后第二年对未通过的指标进行认证；而对于质量较高、完全达标的学校，5年内不需认证，5年周期结束后再进行认证。另外，美国的这种认证机制按照“谁评估谁出钱”的原则运作，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评估是很花钱的事情，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要求，哪个政府部门评估，哪个政府部门出钱，同时学校也要花大笔的资金；认证是学校为了获得社会认可、赢得社会声誉、占有市场份额而请第三方来认证，学校通过认证后，能够吸引生源，获得政府资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会出现，也不会花钱。评估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认证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为，二者的机制不一样。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后，美国的这种认证机制保证专家、市场、社会三者相结合，政府“退居二线”进行间接管理，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与学习。
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什么情况？政府需要审批的项目太多，光忙审批都忙不过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比如，某个中外合作项目，政府在审批的时候可能是合格的，起码从报送的文件上看是合格的。但是两年后，这个项目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合作办学的质量无法保证，学生的利益就会受损，这是我们目前的漏洞之一，即缺乏过程控制和管理。
以前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评估上，我们国家重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这一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如果连学生的利益都不能保障，国家的主权利益还能保障吗？当然不能。现实情况中，我们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外方在提出开展合作办学时，往往会满足我们的要求，但如果缺少有效的过程管理，在运作过程中就会使我们自身的利益受损。比如，某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求1/3的课程都由外籍教师来教，但是3年过去了，一个外籍教师都没有，该项目还打了一个很好的旗号——本地化。又比如，我们的学生在中国，本来是想读澳大利亚或者英国的英语课程，结果全是中国老师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再比如，上海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上海的一个机构和3个爱尔兰人开展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主要面对白领进行英语口语培训，不发学历证书。他们的收费制度非常灵活，可以50次或100次课一收，比如一次课300块钱，100次3万元一次性收齐。上课时间可以双方协商，白领们都很高兴，因为这种方式很灵活。结果呢？由于缺乏过程性管理，他们收了很多钱，忽然人间蒸发，3个爱尔兰人走掉了。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当初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我们强调保护国家主权，外方一般都能满足。但是几年以后呢？如果没有有效的过程管理，不要说维护国家主权，学生的利益保护都会成为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借鉴过程管理的办法，加强对认证机制的研究，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体制，切实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利益，从而真正维护国家主权。
综上所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中，一次性的审批解决不了以后的过程性监管问题，而完全靠政府去评估，一定会变成大政府，大政府的运行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认证方式越来越流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仿效和学习。总体上来说，它是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第三方介入的评议来达到质量保障的目的，达到相关机构所需要的社会认同，这样政府就通过间接管理达到了政策目标。当然，这种方式在中国能不能成功还有待于实践。
认证委员会本身也要防止腐败，有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我曾经参加过美国认证委员会对日本学校的认证，在认证过程中，我发现美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评估的公平性并防止腐败的产生。比如，美国对认证人员是有限制的，它规定每个认证小组的组长每两年之中最多担任两次，不会给某个人无限制的认证机会。这是美国对认证人员进行监控的方式之一。比如，上海有几百所学校需要认证，如果每个认证人员只有有限的认证机会，那么腐败产生的几率会相对较小。另外，美国也采取了其他一些方法来保证评估的公平性。比如，当时我参与的是对日本神户国际学院的认证。这所学院相当于我国的高职高专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到美国和加拿大读本科。在认证结束的时候，组长拿出了几个信封。第一个信封是给认证组中除了他以外的6位专家，要求我们填表，对组长的能力进行评估，评估组长是否公允、专业等。第二个信封是给被认证学校的校长，让校长评价认证小组的表现。我们填好表后，封好信封，交予校长，校长再当面将这些材料封好，在我们离校之前，寄往认证委员会的总部。我们在认证期间的食宿由学校负责，他们规定了住宿标准是四星级宾馆，不能住五星级宾馆，每天吃饭的标准也有规定，这些在报销单上都会体现出来。我们的劳务费是由美国的认证委员会分别寄到各个国家去的。这样就隔开了评估人员和钱，认证人员的行为也同时受到被认证学校的评估，这样一套机制保证了认证的公平性。
我个人认为，以上这些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使用国际通行的方法，探索社会民间组织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进行质量认证的制度，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过程管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进行质量保障，从而保证学生、教师、办学者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些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能够保证“小政府大社会”，让所有人来参与质量保障，而不是仅仅靠政府部门。
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采取认证的好处是与世界接轨，中国的标准也会逐渐变成世界各国的标准。国内有一个很好的样板就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这些学校以前是外交官子女学校，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除了外交官子女以外，有很多外籍人员子女也在中国读书。目前，这些学校有100所左右。当时，有些学校就向教育部提议，应当有一个质量保障的机制。虽然这些学校不是中国的学校，但是中国应该管理，政府要改变只批不管的情况。怎么管理？大家就想到了通过认证的办法进行管理。当初我们也是想通过社会及民间组织来做，所以放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我们在对其开展认证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如增加对教学和课程的评估等，这些也得到了欧洲国际学校协会的认同和借鉴。目前，这个认证委员会已经认证了很多学校，是国内目前用认证的办法做得最成熟的一个系统，但实施的范围还比较小，主要认证对象是中小学。目前，我们在上海认证了5家合作办学单位，通过认证的学校可能会得到“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校”的名誉，这对它的招生、对生源质量的提高都有好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如果能承担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这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中国的平台，由交流协会来组织专家，实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可以去探索。当然，要做好这个工作，还要加强培训，加强基础能力的建设。我们当时在认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时候，起草的文件全都是双语，很不容易。另外，国际上也有专门的质量保障组织，如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网络，国内已经有好几个单位参加了这个组织。另外，还有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其秘书处设在上海教育评估院。在专业认证方面，同济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的一些专家参加了美国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他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