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在看似平静的第一人称叙述中，隐含着作者深深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怒……
一直以来，身处在校园这方还算宁静的净土中，也看到过一些不和谐甚至丑陋的人和事，只是随着时间流逝，最初的不平和愤慨也渐渐冷却继而麻木不仁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任何真话姑且都要冒着被背叛和被孤立的危险，更何况是大声的痛斥和呼喊？没有人能强大到足以改变社会，于是我们只好纷纷选择改变自己，努力让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这个社会运转的规则。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惬意，我们的嘴脸却一天比一天丑恶，这真不知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有幸还是悲哀？
读朱树元的校园小说《凶手》，这种特别强烈的想法突然掠过心头。小小说中的主人公姜沁，一个如此聪明优秀的女孩，一个本有着光明前景的女孩，就这么倒在了精神压抑的魔爪下，真是让人万分惋惜。是谁让她如此压抑继而诱发癌肿瘤的呢？事情恐怕还要追溯到学校最初的规定上。由于学校新添置餐厅、宿舍楼，投资人又急于回报，学校于是就拿学生开刀，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住校，除非患有传染病的。这样一来，每个学生800元的住宿费就可成为学校一笔稳定的收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境贫寒住不起校的学生姜沁便来找“我”的妻子开医院病历证明，“我”出于同情和关心也就成全了她。可万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学校竟将患有传染病的学生名单公布在橱窗展览，说是方便大家互相监督。结果同学们都知道姜沁患传染病的消息后，不愿再和她交往，姜沁心情压抑，不久也就患上了癌肿瘤。“我”的一番好心却意外让一个花季女孩生命过早地凋零了，“我”真是那个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吗？
文章在末尾向我们发出了这样沉痛的告白：“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满脑袋就俩字：凶手！”是的，表面上看，“我”好像就是那个害死学生姜沁的凶手。可是，众多的读者依然还是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察觉到，“我”并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元凶。“我”的告白既是“我”深深自责和自剖的表现，同时也是“我”对那个把女孩推上死路的真凶的强烈控诉。
想想看，一介书生，一个还有着古道热肠和道德良知的老师怎么会置自己的学生于死地呢？恰恰相反，那个貌似公平、公正、公开的校方却是十足意义上的“刽子手”。姑且不论他们的规定有没有教育法或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依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政策是不合理的。哪有学生必须住校的规定？这和时下流行的“霸王条款”有何区别？更可怕的是校方的规定不仅“霸”而且还“毒”，说什么患有传染病的可以除外，表面上看好像很人道吧，可仔细一想，哪个学生愿意说自己患有传染病呢？这不等于引火上身自绝于群体之外吗？校方这一招狡猾老练，可谓抓住了学生软肋。学生也真是太天真，满以为真的拿到病历证明就没事，可万万让他们没有想到是，学校却将他们患病的情况放在了橱窗展览，说是为了防止学生造假，以便大家相互监督。其真实用意又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是无意的，也严重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心，让这一群学生无形中被孤立在了群体之外啊，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还会让人感到奇怪吗？所以我们说导致姜沁患病的凶手不是学校又能是谁呢？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高喊“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可真正将之落到实处的又有多少呢？小说中的校方不仅没有以学生为本，而且还把教师奴隶化了。说什么私自放一个学生漏掉的钱，从教师本人的奖金里扣。好厉害的规定，好可怕的“以人为本”，我看干脆叫“以钱为本”得了。感慨之余，静心一想，也是的，这种现象在生活中还少吗？那些巧立名目乱收费、变相收费的学校还少吗？
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在看似平静的第一人称叙述中，隐含着作者深深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怒，它不仅有力抨击了那些发生在教育战线上的丑恶的人事，体现了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深刻的反思和焦虑，同时它还从一个侧面善意地提醒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小说中的校方不正是有意或者无意地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心吗？小说中的“我”不也正是无意中害了自己的学生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又有多少因一句不当的话语或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从而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的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何尝又不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凶手呢？小说在看似无技巧的叙述和人物对话中向我们传达出了意蕴丰富的主题和深刻的寓意，极富艺术的张力，这也许就是我们说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之艺术境界吧！
[作者单位：湖北鄂州二中]
[附]
凶手
朱树元
下班回来，妻好奇地说：真怪，你们高三毕业班有个女学生跑来找我，求我看在她是你学生的份儿上，给她开个假证明，证明她患有传染病。
我愣了一下：有这等事？她叫啥名字？妻说：姜沁吧？我说：姜沁，成绩很好，挺文静，你给她开了吗？妻摇头：怎么能随便开这种证明呢？问她原因，她也没说。
我不做班主任，只是姜沁的任课老师。我没有立即把这件事和班主任通气，也许姜沁有隐衷呢，不妨先打听一下。
课间，我把姜沁喊到办公室：你要开假证明？她低头：嗯。我说：你怎么会找到我爱人呢？她笑一下：她常来学校洗澡，有一回，我听她和别人聊天，得知她是师娘，而且做医生。
我说：你为什么要开假证明？她说：这学期，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住校，除非患有传染病的……我插话道：那你住校得了。
她红了脸，声音很轻，住宿费一学期就得800元，伙食费每天就得12元，我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我们全家一天的生活开支总共也不过十来块钱。
我安慰她：别急，我跟班主任说说，他会根据实情，网开一面的。她说：我爸找过班主任，没用。
碰到班主任，我问他：能不能就姜沁的特殊情况来个例外？班主任很无奈：你也看到，学校新添了餐厅、宿舍楼，可餐厅和宿舍楼都是吸纳社会资金建起的，投资人急着要回报。学校就给学生下了死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我说：就不能通融？班主任答：领导说，谁要是私自放一个学生，漏掉的钱就从他的奖金中扣，难哪！我说：人家硬是不愿住校呢？班主任叹口气：只能请她转学——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打电话给妻：你想办法给姜沁弄个证明吧，原委我搞清了。妻问：说啥病呢？我说：随便。妻说：肝炎行不？我说：这玩意儿挺怕人，行。姜沁拿到假证明，顺利办理好走读手续。
她的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只是，我隐约感到，她好像日趋忧郁了。我很少看到她和其他同学呆在一起，其他同学也似乎在疏远她。也许是竞争太激烈的缘故吧，我想。转眼间，高考已结束，姜沁考了高分。我很得意：其中也有我的功劳呢！
突然，暑假的一天，妻对我说：还记得姜沁吗？今天住院了，也许是癌症！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上学时还好好的，又那么年轻！
妻说，体质弱，压力大，精神压抑，诱发癌肿瘤，这种事情并不少见。我跳起：精神压抑？
妻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把患病学生的名单贴在橱窗里展示过？我听姜沁妈妈说，从那时起，别的同学就歧视她，姜沁也就闷闷不乐，除了埋头学习，不愿和任何人交流。
我说：那是学校为防止学生造假，曾在橱窗里公布过走读生的名单，为的是便于大家互相监督。
妻说：这就对了，明眼人一看就懂，上榜的学生定然是患有传染病的，除了你这个笨蛋。你还帮她搞假证明，害人。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满脑袋就俩字：凶手！
一直以来，身处在校园这方还算宁静的净土中，也看到过一些不和谐甚至丑陋的人和事，只是随着时间流逝，最初的不平和愤慨也渐渐冷却继而麻木不仁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任何真话姑且都要冒着被背叛和被孤立的危险，更何况是大声的痛斥和呼喊？没有人能强大到足以改变社会，于是我们只好纷纷选择改变自己，努力让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这个社会运转的规则。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惬意，我们的嘴脸却一天比一天丑恶，这真不知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有幸还是悲哀？
读朱树元的校园小说《凶手》，这种特别强烈的想法突然掠过心头。小小说中的主人公姜沁，一个如此聪明优秀的女孩，一个本有着光明前景的女孩，就这么倒在了精神压抑的魔爪下，真是让人万分惋惜。是谁让她如此压抑继而诱发癌肿瘤的呢？事情恐怕还要追溯到学校最初的规定上。由于学校新添置餐厅、宿舍楼，投资人又急于回报，学校于是就拿学生开刀，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住校，除非患有传染病的。这样一来，每个学生800元的住宿费就可成为学校一笔稳定的收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境贫寒住不起校的学生姜沁便来找“我”的妻子开医院病历证明，“我”出于同情和关心也就成全了她。可万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学校竟将患有传染病的学生名单公布在橱窗展览，说是方便大家互相监督。结果同学们都知道姜沁患传染病的消息后，不愿再和她交往，姜沁心情压抑，不久也就患上了癌肿瘤。“我”的一番好心却意外让一个花季女孩生命过早地凋零了，“我”真是那个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吗？
文章在末尾向我们发出了这样沉痛的告白：“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满脑袋就俩字：凶手！”是的，表面上看，“我”好像就是那个害死学生姜沁的凶手。可是，众多的读者依然还是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察觉到，“我”并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元凶。“我”的告白既是“我”深深自责和自剖的表现，同时也是“我”对那个把女孩推上死路的真凶的强烈控诉。
想想看，一介书生，一个还有着古道热肠和道德良知的老师怎么会置自己的学生于死地呢？恰恰相反，那个貌似公平、公正、公开的校方却是十足意义上的“刽子手”。姑且不论他们的规定有没有教育法或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依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政策是不合理的。哪有学生必须住校的规定？这和时下流行的“霸王条款”有何区别？更可怕的是校方的规定不仅“霸”而且还“毒”，说什么患有传染病的可以除外，表面上看好像很人道吧，可仔细一想，哪个学生愿意说自己患有传染病呢？这不等于引火上身自绝于群体之外吗？校方这一招狡猾老练，可谓抓住了学生软肋。学生也真是太天真，满以为真的拿到病历证明就没事，可万万让他们没有想到是，学校却将他们患病的情况放在了橱窗展览，说是为了防止学生造假，以便大家相互监督。其真实用意又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是无意的，也严重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心，让这一群学生无形中被孤立在了群体之外啊，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还会让人感到奇怪吗？所以我们说导致姜沁患病的凶手不是学校又能是谁呢？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高喊“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可真正将之落到实处的又有多少呢？小说中的校方不仅没有以学生为本，而且还把教师奴隶化了。说什么私自放一个学生漏掉的钱，从教师本人的奖金里扣。好厉害的规定，好可怕的“以人为本”，我看干脆叫“以钱为本”得了。感慨之余，静心一想，也是的，这种现象在生活中还少吗？那些巧立名目乱收费、变相收费的学校还少吗？
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在看似平静的第一人称叙述中，隐含着作者深深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怒，它不仅有力抨击了那些发生在教育战线上的丑恶的人事，体现了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深刻的反思和焦虑，同时它还从一个侧面善意地提醒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小说中的校方不正是有意或者无意地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心吗？小说中的“我”不也正是无意中害了自己的学生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又有多少因一句不当的话语或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从而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的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何尝又不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凶手呢？小说在看似无技巧的叙述和人物对话中向我们传达出了意蕴丰富的主题和深刻的寓意，极富艺术的张力，这也许就是我们说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之艺术境界吧！
[作者单位：湖北鄂州二中]
[附]
凶手
朱树元
下班回来，妻好奇地说：真怪，你们高三毕业班有个女学生跑来找我，求我看在她是你学生的份儿上，给她开个假证明，证明她患有传染病。
我愣了一下：有这等事？她叫啥名字？妻说：姜沁吧？我说：姜沁，成绩很好，挺文静，你给她开了吗？妻摇头：怎么能随便开这种证明呢？问她原因，她也没说。
我不做班主任，只是姜沁的任课老师。我没有立即把这件事和班主任通气，也许姜沁有隐衷呢，不妨先打听一下。
课间，我把姜沁喊到办公室：你要开假证明？她低头：嗯。我说：你怎么会找到我爱人呢？她笑一下：她常来学校洗澡，有一回，我听她和别人聊天，得知她是师娘，而且做医生。
我说：你为什么要开假证明？她说：这学期，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住校，除非患有传染病的……我插话道：那你住校得了。
她红了脸，声音很轻，住宿费一学期就得800元，伙食费每天就得12元，我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我们全家一天的生活开支总共也不过十来块钱。
我安慰她：别急，我跟班主任说说，他会根据实情，网开一面的。她说：我爸找过班主任，没用。
碰到班主任，我问他：能不能就姜沁的特殊情况来个例外？班主任很无奈：你也看到，学校新添了餐厅、宿舍楼，可餐厅和宿舍楼都是吸纳社会资金建起的，投资人急着要回报。学校就给学生下了死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我说：就不能通融？班主任答：领导说，谁要是私自放一个学生，漏掉的钱就从他的奖金中扣，难哪！我说：人家硬是不愿住校呢？班主任叹口气：只能请她转学——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打电话给妻：你想办法给姜沁弄个证明吧，原委我搞清了。妻问：说啥病呢？我说：随便。妻说：肝炎行不？我说：这玩意儿挺怕人，行。姜沁拿到假证明，顺利办理好走读手续。
她的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只是，我隐约感到，她好像日趋忧郁了。我很少看到她和其他同学呆在一起，其他同学也似乎在疏远她。也许是竞争太激烈的缘故吧，我想。转眼间，高考已结束，姜沁考了高分。我很得意：其中也有我的功劳呢！
突然，暑假的一天，妻对我说：还记得姜沁吗？今天住院了，也许是癌症！我大吃一惊：怎么可能！上学时还好好的，又那么年轻！
妻说，体质弱，压力大，精神压抑，诱发癌肿瘤，这种事情并不少见。我跳起：精神压抑？
妻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把患病学生的名单贴在橱窗里展示过？我听姜沁妈妈说，从那时起，别的同学就歧视她，姜沁也就闷闷不乐，除了埋头学习，不愿和任何人交流。
我说：那是学校为防止学生造假，曾在橱窗里公布过走读生的名单，为的是便于大家互相监督。
妻说：这就对了，明眼人一看就懂，上榜的学生定然是患有传染病的，除了你这个笨蛋。你还帮她搞假证明，害人。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满脑袋就俩字：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