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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峰Gao Qifeng
高奇峰（1889―1933），晚清画家，名嵡，字奇峰，以字行，广州人。“岭南画派”创始者之一。少年时随其父兄习画，后留学日本，对京都画派中名家的技艺有极深入的研究。他把传统的笔墨功夫以及“撞水”“撞粉”等花卉画中的特殊技巧，运用于飞禽走兽和山水，获得形体逼真而又生气勃勃的效果，构成了雄伟兼秀美的独特风格。书法用笔老辣，功底深厚，自成一体，颇具影响。
“岭南三杰”（又称“二高一陈”，即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政治社会变动空前剧烈的时期。他们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体现。辛亥革命过后，“岭南三杰”也踏上不尽相同的道路，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岭南三杰”从政治舞台转向艺术舞台。广东光复后，继而全国光复，高剑父急流勇退，“永不做官”;而高奇峰则“萧然物外，不问政事，益肆力于画”，自设“美学馆”授徒自给，后来在珠江沙头岛筑楼取名“天风楼”，亦有超然物外之致。对于高奇峰潜心于艺术而言，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他在上海主持《真相画报》时，与苏州女子杨翠杏结婚，本来相处蛮和谐，第二年不知何故，妇人留下字条，带着幼女一去不复返。高奇峰在感情上遭受创伤，立定从此不再有结婚设立家室的念想，一心扑在书画上。岭南画派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走向鼎盛。这一时期，高氏兄弟的画作注重写实，设色艳丽，题材通俗，不但很容易为国人接受，雅俗共赏，也为国外人士广泛接受和肯定。本文旨在剖析20世纪20年代之后岭南画派代表性人物高奇峰的“艺术应反映时代性”“中西合璧”等画学思想，以及其不同题材的艺术风格探索，从而呈现出高氏艺术魅力之所在。
一、高奇峰的画学思想
1.艺术应反映时代性
大约20世纪20年代，高奇峰在岭南大学讲座中指出“画学不是一件死物”，明确阐述了他关于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以尽应有的教育民众的职责的思想：绘画要表现时代精神之特质和经验。每一时代自有一时代之精神的特质和经验，高奇峰常告诫学生，学画画不是聊以自娱，而是应怀有天下百姓之疾苦、饥寒、温饱等丰富情感，树立达己达人缮性利群的观念。我们学画，除了掌握解剖学、色彩学、光学、自然学以及中国古代绘画的“六法论”的源流等，同时更应把社会学、心理学也研究得清清楚楚，明白社会现象一切的需要，要以“真善美”的标准作画，去美化社会，慰藉人生，陶冶性情。“图比、兴、赋之画，去感格那混浊的社会，慰藉那枯燥的人生，陶淑人的性灵，使其发生高尚和平的观念。庶颓懦者有以立志，鄙信者转为光明，暴戾者归乎博爱，高雅者益增峻洁。务使时代的机运转了一新方向，而后世观了现在所遗留的作品，便可以明白这时代的精神和美德及文化史事，这才是我们作画的本旨。”[1]
高奇峰倡言为人生的艺术主旨与他爱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高尚人格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此种以艺术为人生服务，以天下事为艺术家己任的思想是“岭南三杰”的一贯信念。他们所倡言的美术教育作用不是为了使人民去维护旧道德、旧时代，而是为了唤醒国民的热情，引导民众冲破旧时代旧意识的囚笼。
高奇峰于1932年题门弟子作《群力回春图》曰：“哀国步之日蹙兮，痛胥哭其谁援;惟自强以不息兮，葛藟犹能庇其本根;合群力以成城兮，起我神明之国魂。”[2]联系到1931年国内“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势，画家忧世伤时而又希望唤起国民、奋而抗争的爱国之心是溢于言表的。所以，高奇峰认为画学“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主张描绘时代的精神和美德，“撷中西画学的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并参以天然之美、万物之性暨一己之精神，而变为我现时之作品”。最能体现这一意图的是他的《海鹰》《秋江白马》（1924）、《雄狮》，被孙中山认为是“足以代表革命精神而具新时代之美者”，画风秀雅。抒怀之作如《白鹭》（1922），意为“白鹭同高洁，绿水共澄清”，又是“感格那混浊的社会”的一剂良药。在辛亥革命前夕，高奇峰敢在储满炸弹的密室安寝，主编《真相画报》时为提防敌人身上时刻还带着手枪。他在投身革命事业、胸怀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之际，反映到前期作品上则多画雄狮、猛虎、鹰等，象征觉醒的中国。如《猛虎》一画自题：“莽莽风云，乾坤独啸;崛起山林，英雄写照。”国民革命初告成功时，高奇峰以一个艺术家的洞察力看破了官场。而作为一个负有革新国画使命和有很强个性的画家，他选择了不进入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场。后来，对社会现状的失望情绪曾使他和高剑父都用过印文为“乱画哀乱世也”的印章，也使他在投画自给之余对佛教禅宗产生了兴趣，画了《达摩》《木鱼和尚》等富有禅意的宗教人物画，“救世”的思想转变为精神上的“悯世”“出世”。后期有不少作品追求道德完善的自我，如他画的《皎洁》一图，自题：“皓月悬枝，梅花似雪。皎洁清明，大千照彻。”他自题《霜光马色》画时曰：“白马意闲闲，不受黄金络。安步向秋林，无心怨摇落。”这反映了他看破尘嚣的自在心境和情怀。
2.“折衷中西”的画学思想
高氏兄弟早年或直接或间接地师从注重写实写趣、开岭南绘画清新妍丽之风的居派，其后又得以在日本广开眼界，亲受西洋画风和日本画风的熏陶，后来提出中国画“融合古今、折衷中西”之艺术主张。以高氏兄弟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画家强调从东、西洋画法中接受科学因素，以融汇和发展中国画的传统。他们并不轻视中国古代的传统精华，但又汲取他国之长补己之短，其目标乃为“折衷中西为画学新纪元”。此外，除了向传统和西方学习，高奇峰也很重视师法自然，坚持写生。他的画面题款中多有“奇峰写生”“即以所见写赠”等题句，他的印章中也刻有“奇峰写生”印文。1931年，叶恭绰约高奇峰同游桂林，两人进行了很多写生和摄影活动，高奇峰的写生更是充滿了自然的生趣。之后，两人联合出版《游柱专集》，其中高奇峰的《柱林独秀峰》《花桥烟雨》两画，尤为世人称道。他画山水画不多，然而《山高水长》一画荣获比利时百年独立万国博览会优等奖。关于“融合古今、折衷中西”之艺术主张，高奇峰曾在其学画自述中，详细论述其艺术改革是经过认真的探索和思考的： 我从前是单纯学习中国古画的，并且很专心去摹仿那唐宋各家的作品，后来觉得其优美之点固多，然倾向哲理，也易犯玄虚之病。而且学如逆水行舟，觉得不集众长，无以充实其进展之力。汉明帝时，西域画风输入，艺术上得了外来思潮的调剂，于是画学非常发达，日臻昌盛，此其明证也。所以，我再研究西洋画之写生法及几何、光阴、远近、比较各法，以一己之经验，乃将中国古代画的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比兴、抒情、哲理、诗意那几种艺术上最高的机件通通保留着，至于世界画学诸理法亦虚心去接受，撷中西画学的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并参以天然之美、万物之性暨一己之精神而变为我现时之作品。[3]
纵观高奇峰一生的作品，虽然山水、花鸟、走兽、人物等均精湛，然以花鸟、走兽画得最多，也最为出色，于写生尤有卓越的表现。他画的走兽、花鸟，其神情、形态俱真实、自然，生气弥笃。而其背景更是烘染得宜，各有着落。这与他主张“真、善、美之学”有关。他认为画学是一门美学，要用“画的美感感人，其力最大”“画足以兴复美感，又足以成教化”。与高剑父、陈树人相比，高奇峰作品的日本风画和西画写实主义因素更为浓烈，受居廉花鸟画的束缚更小。虽然在题材、内容方面他不如高剑父的广泛多样，但相比之下，显得技巧更精纯，色调更妍雅，风格更浑成，神韵更飘逸。尽管他在44岁便英年早逝，然而其艺术成就并不在高剑父、陈树人之下。与陈树人追求较为单纯的雅逸空灵，富于诗的意趣之美有所不同。高奇峰的艺术兼有高剑父、陈树人的某些长处，却另有自己雄健俊美的画风，他对西画有更为细致的消化和吸收。其敷色既有油画般丰富的层次、深度和变化，又有西洋水彩画的明快效果，善于运用丰富微妙的色阶营造物象和空间。他尤其注重以背景的渲染来表现主体物象，通过物象与背景的统一，很自然地透露出神韵与情调来。他能创造性地把居派的撞水撞粉法与西洋水彩画对色彩、水分的运用技巧有机结合起来，把“二居”花鸟画技法注入清水、白粉（铅粉或蛤粉），发展到注入色水、色粉，使画面更和谐悦目，浑融天成。而且，他还把此种技法的发展从居廉、居巢所画的花鸟草虫推广到猛禽（如鹰）、走兽（如狮、虎、猿猴等）等方面，一改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则，获得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
前人论高奇峰的艺术世界，有谓“用笔灵巧，敷色鲜润，写生肖妙，韵致趣[4]逸”。对色彩的偏好，高奇峰与陈树人不同，他作画注重环境渲染与所绘景物的统一，尤擅以浅棕色的基调造成单纯、华丽、沉着、丰富而微妙的艺术效果。他喜欢把此作为渲染的画面背景，使得画面丰富而又和谐，其笔下的动物富有生命的节奏，又擅以墨绿或深褐调子来渲染，亦可使人感到温馨。高奇峰的画较为明媚，长于在熟宣上进行气氛的烘染，用墨和粉色进行形质的描绘，有较多的日本风和西画写实因素，细腻工谨处精于剑父。高奇峰在“二高一陈”中尤以其雄健与俊美兼而有之的风格称誉。
在高奇峰的作品中，常见有月夜、雪景以及各种背景的渲染。这虽是自宋迄清历代画家不断完善的传统手法，但在整幅作品的色调处理上，他独出机杼，注重的是环境渲染与所绘景物的融合统一，以及用层层烘染的手法表现出特定的时空环境的变化，以浅棕色为基调的用色营造了沉着而华润、单纯而丰富的艺术效果。
高奇峰的笔墨技法中既有马、夏一路横砍竖劈的手法，也有源自恽南田、“二居”的那种清丽秀润、活泼茁壮的神韵。观其用笔，既有如苍皮、老干般奔逸的泼辣霸势，也有如春柳秋蝉般婉约工丽的精勾细描，不拘成法，唯因题材内容及胸中意趣而變化出之。其画山石坡岸，嵯峨遒放;其画翎毛花果，则清洒神姿：皆深蕴天机神趣于毫端，绝无呆板、固滞之弊。于刚健豪放中兼有浑穆、洒脱的秀韵，恐怕就是奇峰之为奇峰的独特所在了。
二、从题材的角度窥视高氏之艺术特色
1.人物画创作
高奇峰画人物极少，然而极精，殊为难得。作品《达摩》便是一幅精品力作，它表现的内容与自题七绝十分贴切：“趺坐忘形亦忘壁，十年心与空山空。性源一洁物皆洁，度尽众生弹指中。”[2]描绘的是达摩祖师在少林面壁九年的故事。山空人静，在崖石、枯藤、秋叶之间，达摩面崖而坐，眼圆睁而专注，体紧裹而忘形，曰忘、曰空、曰洁。淡赭的崖壁，略疏而盘曲垂折的藤与叶，与白袍裹头蔽体的达摩及身后的白色月华光圈共同构成了一个极精雅、极圣洁的圆满境界。画面下部的岩石以粗墨斧劈出之，与静守、忘形、专注的人物恰成强弱的对比，更突出地烘托出人物内心那一种神游彼岸的宁静氛围。它竟然能够结实而圆满地传达出忘空、忘洁的趣味。高奇峰后期作品时有透露出参悟佛门的意向，如他在人物画《木鱼和尚》中自题曰：“不寐性常在，人无息息通。法心时一扣，扰扰劫尘空。”
2.山水画创作
高奇峰所作山水画虽也不多，但自有一种恢宏、潇洒的气度。《山高水长》是他的力作，曾在比利时建国百年的博览会上获奖。该作品用笔泼辣，简练的水墨皴擦与撞水渲染融为一体，分别表现出山石险峻和老树盘曲的形态和质感，气势雄放。叶恭绰题奇峰先生《山高水长》中曰：“其山萧瑟而嵯峨，其水浩浩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美哉山河，如往而复，无平不陂。老子婆娑，大笔横磨，与人殊科。美哉山河。”[5]其时叶公有感于当时国家山河破碎，重读奇峰山水画面，发出千般风姿、吾何道哉的感慨。高奇峰的《云山》《烟寺晚钟》似是不经意的山水小品，但其格局、韵致亦极为神畅。他游历桂林而作的山水写生，如《独秀烟岚》《花桥烟雨》等，均以自由、舒畅的笔墨出之，于传统笔墨中融入水粉画的轻松、明快，充满了生趣盎然、平和清雅的艺术效果。
3.花鸟画艺术
高奇峰最擅长画花鸟、走兽，他早年的画常常以鹰、虎、狮等巨禽猛兽作主题，通过象征性的形象，来表达革命者的豪情壮志与英雄气概。他不同时期的花鸟画或淡雅灵动，或雄深俊秀，或简约洒脱，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心境与艺术追求，在岭南以及在中国画坛自成一格。
（1）翎毛走兽题材 高奇峰作画喜以鹰、狮、虎等为题材，这类雄壮的对象实与他抒发时代风潮中的情怀与伤时感世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当中所能传达的是雄强而略带感伤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啸虎》《松鹰》《怒狮》等作品。《啸虎》画出了猛虎伫立高坡、回首长啸的威武气势，该作品是为赈济粤西灾民而作。《怒狮》为了刻画一个“怒”字，选取了一个特写般的镜头，着重描绘了被称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下山时的雄姿，尤其是雄狮发怒时的头部和爪部把怒睁的双目、尖而挺的胡须、锐利的巨爪与蓬松的鬃毛都集中在画面最突出的部位，予以准确而精细的表现，与一般表现对象的动作、体态不同，这种特写式构图的章法以雄劲、刚健的笔法勾画出雄狮的双目、爪部、胡须，以细密、匀整的丝毛笔法表现纷披的鬃毛，质感极其真实、自然。这种工整而又刚劲、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感染力的笔法风格在传统翎毛走兽画中是不多见的，也是岭南画派的翎毛走兽画的一大特色。观此画，可以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民众极欲奋而抗争、怒而呐喊的心绪和意念。而且通过怒狮俯跃的强烈动势与下半部的岩石所形成的强烈冲突，极为鲜明、热烈地赞颂了民众觉醒之后的那种“威力震大千”的英雄气概。孙中山先生生前曾赞许《怒狮》及另两件作品足以代表革命精神。该画于1926年被选为中山纪念堂藏品。1927年，高奇峰应门弟子之请而重画该图，叶恭绰题跋云：“威力震大千，吼声出三界。只愁身上虫，扰汝大自在。”《松鹰》则并不着意于表现鹰的凶猛、犀利，而是表现出倚松而立的老鹰若有所觅、所思的神态。松树的画法是以雄健、刚劲之笔写出主干和枝，然后采用撞水、撞粉法进行肌理处理，十分真实地表现出苍皮、老干的凹凸斑鳞。这种技法也是岭南画派的常见特色之一。作者在该图上题跋：“英雄老去心犹壮，俯视苍茫有所思。”取雄鹰、老松的象征意义来表达革命者的气概，英雄老去而心犹壮。论者有谓岭南画派好用野兽为题材，大体如此。
猿是高奇峰翎毛走兽画中的一个独特题材。他常常喜欢把猿置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猿与枯藤、雪景、夜月、长江巫峡，似乎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典型者，如他的《孤猿啼雪》《巫峡飞雪》《晓猿望月》均以没骨画法铺陈出猿的面部，身躯、毛发，以雪景映衬着猿猴或攀爬或啸啼的情状，在一片孤清而凄美的雪国世界中，令人恍如有闻其啼雪之声、睹其望月之姿的真切感受。另外，在《霜光马色》《棠梨双鸡》《皎洁》《白马》等作品当中，流露出高奇峰先生高洁、洒脱的情怀。他在《霜光马色》中着意于烘染出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力图以纤尘不染、光澈清华的艺术世界寄寓着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情怀。他自题道：“白马意闲闲，不受黄金络。安步向秋林，无心怨摇落。”[2]清明的皎洁原只存于胸中，现实的尘嚣往往使人疲于营役。然而奇峰先生却执持着淡然自若、宠辱不惊的心境，意闲安步，是何等豁达与洒脱！《白马》通过色彩苦心经营了一片安闲的白与秋林摇落的淡赭，一切的毫端运作都隐于一份感人的真情和感喟之中。在《棠梨双鸡》中以带水的排笔在纸上刷染出自上而下的晶洁光芒，体现出极度的自然与极度的优美，这正是高奇峰在艺术上得臻妙境的一大特色。在《皎洁》中题跋为“皓月悬枝，梅花似雪。皎洁清明，大千照彻”，这既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赏叹，更是作者的理想境界。在这类作品当中，除了情感的高洁、意匠的经营之外，绘画语言与技巧也是对作者的一个严苛而真诚的考验。
（2）花卉鸟虫题材
如果把高奇峰的花鸟画作品与高剑父、陈树人做一比较，可以看出，高剑父奇拔苍拙，陈树人秀雅淡逸，高奇峰的艺术风格则是雄健与俊美兼而有之。高奇峰的花卉鸟虫题材作品有着不同时期不同的艺术探索，早年学仿日本绘画风格，探索中西结合的中国画变革实践，尔后也有中国传统文人花鸟画回归图式，甚至亦有逸笔写意之作。《白鹭莲花》和《鸳鸯》就是高奇峰早年对日本风格的模仿以及“革新中国画”的一个探索。在这两幅作品的画面当中，作者在熟宣纸上让色粉、墨渗化渲染，形成明丽、柔和、细腻、朦胧的效果，将光色的变化、空气的迷蒙表现得很充分;在大块面的色彩渲染之中，又对白鹭、莲花和鸳鸯等花鸟形体进行准确、精细甚至纤毫毕现的写实描绘，表现了新鲜丰满的生命感觉。可见，作者不仅强化色彩渲染效果，让画面充满淡雅灵秀的韵味，有着诗一般的情调，还强化中国绘画固有的线条表现，既有优美的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严谨的写实造型。类似样式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在《三高遗画合集》第一辑高奇峰的一批花鸟画作中，如《和鸣》《秋声》《黄丽》《翠羽金钱》《鸣》《皎洁》《紫薇小鸟》《群力回春》《越秀高标》《竹》《长闲》《落花游鱼》《风蕉》《松月》（以上绘画的年代、质地、尺寸、收藏不详）等进行品味与体会，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高奇峰的绘画风格，实质上是糅合了日本的竹内栖风将大和绘、汉画以及西方写实绘画的光线和空气表现融合起来的画风，以及横山大观和菱田春草等日本画家弱化线条表现、强化晕染效果的“朦胧体”画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高奇峰完全放弃了他那精细的写实技巧和纯熟的日式染法，以地道的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笔墨去表现花卉禽鸟。《兰花》《芭蕉螳螂图》和《花卉》展现的即是高奇峰花鸟画的回归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图式。画面一般构图简练，造型概括，以阔笔水墨涂抹出兰花、芭蕉和白蝉花的大形体，其笔墨的意趣表现超越了形体的准确再现。饱满、舒畅的笔墨，呈现出独特的节奏感和韻律感。随着中国传统文人画图式的回归，高奇峰的后期作品多有风格粗犷、豪迈的逸笔写意之作。如《白莲》自题曰“白菡萏香初过雨，红蜻蜓弱不禁风”，以淡淡的色墨勾染出风姿绰约的花瓣，以圆润挺健的中锋写出冉冉独立的长茎，复以渍水法罩几笔垂折莲叶，兼写生、写意之情趣于画面之上。画面的写生，更点出了雨后香远益清的意趣。他的《舞鹤》《竹》等，则笔简意足，酣畅生姿。这一类写意画雄健浑沦，刚中见柔，雄中有秀，别具美感。
三、后世赞誉
1931年比利时百年独立大典，举办万国博览会，高奇峰的作品在该博览会的国际艺术展览大会上获得优等奖。1933年，中央政府任命高奇峰为赴德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使，邀请其出国前于10月13日到达上海参加先行筹备会议。高奇峰由广州乘轮船北上，在船上，乘客们得知他这位艺术大家在座，便请展示所作，谁知他旧病复发，不幸晕倒在地，后于11月2日下午3时零5分死于大华医院，享年仅44岁。在他的遗言中，以天风楼永作奇峰画院，所有作品分赠世界各国博物院。1933年12月7日，高奇峰在中国殡仪馆公祭。12月9日由“皮亚士总统号”邮轮运柩归粤。12月19日，国民政府颁发命令：“番禺高奇峰，早岁参加革命，胆识过人，志行清高，不慕荣利，平生专攻画学，融会新旧，别起径途，兹闻仙逝，深堪悼惜。着由行政院转。”[6]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发治丧费二千银圆并派吴铁城前往致祭。1934年2月10日，遗体由高氏家族葬于广州河南新凤凰岗基督教坟场。1935年12月17日，孙科、蔡元培、孙继、于右任、孔祥熙、吴铁城等，以高奇峰逝世业已两周年，生前对党国殊多建树，且为一代宗师，特呈请国府，准予迁葬首都陵园附近。1936年2月3日，高奇峰灵柩起运南京;1936年12月27日，民国政府葬其于南京栖霞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其墓碑曰：“画圣高奇峰先生之墓。”在《国民政府祭高奇峰先生文》中，“始佐革命，不忮不求，环堵萧然，狷介无俦”[7]之语是对高奇峰革命生涯的肯定与赞扬。
高奇峰逝世后，国内朝野人士均有吊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挽联云：“望重世术，清高可风。”[1]而蔡元培先生的挽诗概括地评价了高奇峰的一生：“革命精神澈始终，政潮艺海两成功。介推岂肯轻言禄，笔底烟云供养丰。访若曾到天风楼，一别无缘再聚头。曙后孤星芒作作，继若绝业有千秋。”[1]1934年6月，奇峰遗作被汇辑成集，由国民政府出版，其友人多有题句、撰诗，以托哀情，其中陈树人的《挽奇峰先生》云：“卅载庑隅同砥砺，丹青宁计拟徐黄。”著名画家徐悲鸿题“发扬真艺，领袖[8]画坛”，以志景仰。
参考文献
[1]高奇峰.美感与教化[G]//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高奇峰先生荣哀录：第一辑.广州：奇峰图书馆，1934.
[2]高奇峰.奇峰论画及题画诗、款选辑[G]//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1.
[3]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26.
[4]李公明.高奇峰艺术论[G]//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1.
[5]赵之昂.高奇峰先生小传[G]//黄小庚，吴瑾.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10.
[6]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12.
[7]郑春霆.岭南近代画人传略[M].广州：广雅社，1987.
[8]徐悲鸿，等.高奇峰先生行述[M]//徐悲鸿.中西笔墨徐悲鸿随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高奇峰（1889―1933），晚清画家，名嵡，字奇峰，以字行，广州人。“岭南画派”创始者之一。少年时随其父兄习画，后留学日本，对京都画派中名家的技艺有极深入的研究。他把传统的笔墨功夫以及“撞水”“撞粉”等花卉画中的特殊技巧，运用于飞禽走兽和山水，获得形体逼真而又生气勃勃的效果，构成了雄伟兼秀美的独特风格。书法用笔老辣，功底深厚，自成一体，颇具影响。
“岭南三杰”（又称“二高一陈”，即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政治社会变动空前剧烈的时期。他们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体现。辛亥革命过后，“岭南三杰”也踏上不尽相同的道路，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岭南三杰”从政治舞台转向艺术舞台。广东光复后，继而全国光复，高剑父急流勇退，“永不做官”;而高奇峰则“萧然物外，不问政事，益肆力于画”，自设“美学馆”授徒自给，后来在珠江沙头岛筑楼取名“天风楼”，亦有超然物外之致。对于高奇峰潜心于艺术而言，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他在上海主持《真相画报》时，与苏州女子杨翠杏结婚，本来相处蛮和谐，第二年不知何故，妇人留下字条，带着幼女一去不复返。高奇峰在感情上遭受创伤，立定从此不再有结婚设立家室的念想，一心扑在书画上。岭南画派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走向鼎盛。这一时期，高氏兄弟的画作注重写实，设色艳丽，题材通俗，不但很容易为国人接受，雅俗共赏，也为国外人士广泛接受和肯定。本文旨在剖析20世纪20年代之后岭南画派代表性人物高奇峰的“艺术应反映时代性”“中西合璧”等画学思想，以及其不同题材的艺术风格探索，从而呈现出高氏艺术魅力之所在。
一、高奇峰的画学思想
1.艺术应反映时代性
大约20世纪20年代，高奇峰在岭南大学讲座中指出“画学不是一件死物”，明确阐述了他关于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以尽应有的教育民众的职责的思想：绘画要表现时代精神之特质和经验。每一时代自有一时代之精神的特质和经验，高奇峰常告诫学生，学画画不是聊以自娱，而是应怀有天下百姓之疾苦、饥寒、温饱等丰富情感，树立达己达人缮性利群的观念。我们学画，除了掌握解剖学、色彩学、光学、自然学以及中国古代绘画的“六法论”的源流等，同时更应把社会学、心理学也研究得清清楚楚，明白社会现象一切的需要，要以“真善美”的标准作画，去美化社会，慰藉人生，陶冶性情。“图比、兴、赋之画，去感格那混浊的社会，慰藉那枯燥的人生，陶淑人的性灵，使其发生高尚和平的观念。庶颓懦者有以立志，鄙信者转为光明，暴戾者归乎博爱，高雅者益增峻洁。务使时代的机运转了一新方向，而后世观了现在所遗留的作品，便可以明白这时代的精神和美德及文化史事，这才是我们作画的本旨。”[1]
高奇峰倡言为人生的艺术主旨与他爱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高尚人格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此种以艺术为人生服务，以天下事为艺术家己任的思想是“岭南三杰”的一贯信念。他们所倡言的美术教育作用不是为了使人民去维护旧道德、旧时代，而是为了唤醒国民的热情，引导民众冲破旧时代旧意识的囚笼。
高奇峰于1932年题门弟子作《群力回春图》曰：“哀国步之日蹙兮，痛胥哭其谁援;惟自强以不息兮，葛藟犹能庇其本根;合群力以成城兮，起我神明之国魂。”[2]联系到1931年国内“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势，画家忧世伤时而又希望唤起国民、奋而抗争的爱国之心是溢于言表的。所以，高奇峰认为画学“是一件有生命能变化的东西”，主张描绘时代的精神和美德，“撷中西画学的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并参以天然之美、万物之性暨一己之精神，而变为我现时之作品”。最能体现这一意图的是他的《海鹰》《秋江白马》（1924）、《雄狮》，被孙中山认为是“足以代表革命精神而具新时代之美者”，画风秀雅。抒怀之作如《白鹭》（1922），意为“白鹭同高洁，绿水共澄清”，又是“感格那混浊的社会”的一剂良药。在辛亥革命前夕，高奇峰敢在储满炸弹的密室安寝，主编《真相画报》时为提防敌人身上时刻还带着手枪。他在投身革命事业、胸怀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之际，反映到前期作品上则多画雄狮、猛虎、鹰等，象征觉醒的中国。如《猛虎》一画自题：“莽莽风云，乾坤独啸;崛起山林，英雄写照。”国民革命初告成功时，高奇峰以一个艺术家的洞察力看破了官场。而作为一个负有革新国画使命和有很强个性的画家，他选择了不进入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场。后来，对社会现状的失望情绪曾使他和高剑父都用过印文为“乱画哀乱世也”的印章，也使他在投画自给之余对佛教禅宗产生了兴趣，画了《达摩》《木鱼和尚》等富有禅意的宗教人物画，“救世”的思想转变为精神上的“悯世”“出世”。后期有不少作品追求道德完善的自我，如他画的《皎洁》一图，自题：“皓月悬枝，梅花似雪。皎洁清明，大千照彻。”他自题《霜光马色》画时曰：“白马意闲闲，不受黄金络。安步向秋林，无心怨摇落。”这反映了他看破尘嚣的自在心境和情怀。
2.“折衷中西”的画学思想
高氏兄弟早年或直接或间接地师从注重写实写趣、开岭南绘画清新妍丽之风的居派，其后又得以在日本广开眼界，亲受西洋画风和日本画风的熏陶，后来提出中国画“融合古今、折衷中西”之艺术主张。以高氏兄弟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画家强调从东、西洋画法中接受科学因素，以融汇和发展中国画的传统。他们并不轻视中国古代的传统精华，但又汲取他国之长补己之短，其目标乃为“折衷中西为画学新纪元”。此外，除了向传统和西方学习，高奇峰也很重视师法自然，坚持写生。他的画面题款中多有“奇峰写生”“即以所见写赠”等题句，他的印章中也刻有“奇峰写生”印文。1931年，叶恭绰约高奇峰同游桂林，两人进行了很多写生和摄影活动，高奇峰的写生更是充滿了自然的生趣。之后，两人联合出版《游柱专集》，其中高奇峰的《柱林独秀峰》《花桥烟雨》两画，尤为世人称道。他画山水画不多，然而《山高水长》一画荣获比利时百年独立万国博览会优等奖。关于“融合古今、折衷中西”之艺术主张，高奇峰曾在其学画自述中，详细论述其艺术改革是经过认真的探索和思考的： 我从前是单纯学习中国古画的，并且很专心去摹仿那唐宋各家的作品，后来觉得其优美之点固多，然倾向哲理，也易犯玄虚之病。而且学如逆水行舟，觉得不集众长，无以充实其进展之力。汉明帝时，西域画风输入，艺术上得了外来思潮的调剂，于是画学非常发达，日臻昌盛，此其明证也。所以，我再研究西洋画之写生法及几何、光阴、远近、比较各法，以一己之经验，乃将中国古代画的笔法、气韵、水墨、赋色、比兴、抒情、哲理、诗意那几种艺术上最高的机件通通保留着，至于世界画学诸理法亦虚心去接受，撷中西画学的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并参以天然之美、万物之性暨一己之精神而变为我现时之作品。[3]
纵观高奇峰一生的作品，虽然山水、花鸟、走兽、人物等均精湛，然以花鸟、走兽画得最多，也最为出色，于写生尤有卓越的表现。他画的走兽、花鸟，其神情、形态俱真实、自然，生气弥笃。而其背景更是烘染得宜，各有着落。这与他主张“真、善、美之学”有关。他认为画学是一门美学，要用“画的美感感人，其力最大”“画足以兴复美感，又足以成教化”。与高剑父、陈树人相比，高奇峰作品的日本风画和西画写实主义因素更为浓烈，受居廉花鸟画的束缚更小。虽然在题材、内容方面他不如高剑父的广泛多样，但相比之下，显得技巧更精纯，色调更妍雅，风格更浑成，神韵更飘逸。尽管他在44岁便英年早逝，然而其艺术成就并不在高剑父、陈树人之下。与陈树人追求较为单纯的雅逸空灵，富于诗的意趣之美有所不同。高奇峰的艺术兼有高剑父、陈树人的某些长处，却另有自己雄健俊美的画风，他对西画有更为细致的消化和吸收。其敷色既有油画般丰富的层次、深度和变化，又有西洋水彩画的明快效果，善于运用丰富微妙的色阶营造物象和空间。他尤其注重以背景的渲染来表现主体物象，通过物象与背景的统一，很自然地透露出神韵与情调来。他能创造性地把居派的撞水撞粉法与西洋水彩画对色彩、水分的运用技巧有机结合起来，把“二居”花鸟画技法注入清水、白粉（铅粉或蛤粉），发展到注入色水、色粉，使画面更和谐悦目，浑融天成。而且，他还把此种技法的发展从居廉、居巢所画的花鸟草虫推广到猛禽（如鹰）、走兽（如狮、虎、猿猴等）等方面，一改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则，获得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
前人论高奇峰的艺术世界，有谓“用笔灵巧，敷色鲜润，写生肖妙，韵致趣[4]逸”。对色彩的偏好，高奇峰与陈树人不同，他作画注重环境渲染与所绘景物的统一，尤擅以浅棕色的基调造成单纯、华丽、沉着、丰富而微妙的艺术效果。他喜欢把此作为渲染的画面背景，使得画面丰富而又和谐，其笔下的动物富有生命的节奏，又擅以墨绿或深褐调子来渲染，亦可使人感到温馨。高奇峰的画较为明媚，长于在熟宣上进行气氛的烘染，用墨和粉色进行形质的描绘，有较多的日本风和西画写实因素，细腻工谨处精于剑父。高奇峰在“二高一陈”中尤以其雄健与俊美兼而有之的风格称誉。
在高奇峰的作品中，常见有月夜、雪景以及各种背景的渲染。这虽是自宋迄清历代画家不断完善的传统手法，但在整幅作品的色调处理上，他独出机杼，注重的是环境渲染与所绘景物的融合统一，以及用层层烘染的手法表现出特定的时空环境的变化，以浅棕色为基调的用色营造了沉着而华润、单纯而丰富的艺术效果。
高奇峰的笔墨技法中既有马、夏一路横砍竖劈的手法，也有源自恽南田、“二居”的那种清丽秀润、活泼茁壮的神韵。观其用笔，既有如苍皮、老干般奔逸的泼辣霸势，也有如春柳秋蝉般婉约工丽的精勾细描，不拘成法，唯因题材内容及胸中意趣而變化出之。其画山石坡岸，嵯峨遒放;其画翎毛花果，则清洒神姿：皆深蕴天机神趣于毫端，绝无呆板、固滞之弊。于刚健豪放中兼有浑穆、洒脱的秀韵，恐怕就是奇峰之为奇峰的独特所在了。
二、从题材的角度窥视高氏之艺术特色
1.人物画创作
高奇峰画人物极少，然而极精，殊为难得。作品《达摩》便是一幅精品力作，它表现的内容与自题七绝十分贴切：“趺坐忘形亦忘壁，十年心与空山空。性源一洁物皆洁，度尽众生弹指中。”[2]描绘的是达摩祖师在少林面壁九年的故事。山空人静，在崖石、枯藤、秋叶之间，达摩面崖而坐，眼圆睁而专注，体紧裹而忘形，曰忘、曰空、曰洁。淡赭的崖壁，略疏而盘曲垂折的藤与叶，与白袍裹头蔽体的达摩及身后的白色月华光圈共同构成了一个极精雅、极圣洁的圆满境界。画面下部的岩石以粗墨斧劈出之，与静守、忘形、专注的人物恰成强弱的对比，更突出地烘托出人物内心那一种神游彼岸的宁静氛围。它竟然能够结实而圆满地传达出忘空、忘洁的趣味。高奇峰后期作品时有透露出参悟佛门的意向，如他在人物画《木鱼和尚》中自题曰：“不寐性常在，人无息息通。法心时一扣，扰扰劫尘空。”
2.山水画创作
高奇峰所作山水画虽也不多，但自有一种恢宏、潇洒的气度。《山高水长》是他的力作，曾在比利时建国百年的博览会上获奖。该作品用笔泼辣，简练的水墨皴擦与撞水渲染融为一体，分别表现出山石险峻和老树盘曲的形态和质感，气势雄放。叶恭绰题奇峰先生《山高水长》中曰：“其山萧瑟而嵯峨，其水浩浩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美哉山河，如往而复，无平不陂。老子婆娑，大笔横磨，与人殊科。美哉山河。”[5]其时叶公有感于当时国家山河破碎，重读奇峰山水画面，发出千般风姿、吾何道哉的感慨。高奇峰的《云山》《烟寺晚钟》似是不经意的山水小品，但其格局、韵致亦极为神畅。他游历桂林而作的山水写生，如《独秀烟岚》《花桥烟雨》等，均以自由、舒畅的笔墨出之，于传统笔墨中融入水粉画的轻松、明快，充满了生趣盎然、平和清雅的艺术效果。
3.花鸟画艺术
高奇峰最擅长画花鸟、走兽，他早年的画常常以鹰、虎、狮等巨禽猛兽作主题，通过象征性的形象，来表达革命者的豪情壮志与英雄气概。他不同时期的花鸟画或淡雅灵动，或雄深俊秀，或简约洒脱，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心境与艺术追求，在岭南以及在中国画坛自成一格。
（1）翎毛走兽题材 高奇峰作画喜以鹰、狮、虎等为题材，这类雄壮的对象实与他抒发时代风潮中的情怀与伤时感世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当中所能传达的是雄强而略带感伤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啸虎》《松鹰》《怒狮》等作品。《啸虎》画出了猛虎伫立高坡、回首长啸的威武气势，该作品是为赈济粤西灾民而作。《怒狮》为了刻画一个“怒”字，选取了一个特写般的镜头，着重描绘了被称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下山时的雄姿，尤其是雄狮发怒时的头部和爪部把怒睁的双目、尖而挺的胡须、锐利的巨爪与蓬松的鬃毛都集中在画面最突出的部位，予以准确而精细的表现，与一般表现对象的动作、体态不同，这种特写式构图的章法以雄劲、刚健的笔法勾画出雄狮的双目、爪部、胡须，以细密、匀整的丝毛笔法表现纷披的鬃毛，质感极其真实、自然。这种工整而又刚劲、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感染力的笔法风格在传统翎毛走兽画中是不多见的，也是岭南画派的翎毛走兽画的一大特色。观此画，可以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民众极欲奋而抗争、怒而呐喊的心绪和意念。而且通过怒狮俯跃的强烈动势与下半部的岩石所形成的强烈冲突，极为鲜明、热烈地赞颂了民众觉醒之后的那种“威力震大千”的英雄气概。孙中山先生生前曾赞许《怒狮》及另两件作品足以代表革命精神。该画于1926年被选为中山纪念堂藏品。1927年，高奇峰应门弟子之请而重画该图，叶恭绰题跋云：“威力震大千，吼声出三界。只愁身上虫，扰汝大自在。”《松鹰》则并不着意于表现鹰的凶猛、犀利，而是表现出倚松而立的老鹰若有所觅、所思的神态。松树的画法是以雄健、刚劲之笔写出主干和枝，然后采用撞水、撞粉法进行肌理处理，十分真实地表现出苍皮、老干的凹凸斑鳞。这种技法也是岭南画派的常见特色之一。作者在该图上题跋：“英雄老去心犹壮，俯视苍茫有所思。”取雄鹰、老松的象征意义来表达革命者的气概，英雄老去而心犹壮。论者有谓岭南画派好用野兽为题材，大体如此。
猿是高奇峰翎毛走兽画中的一个独特题材。他常常喜欢把猿置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猿与枯藤、雪景、夜月、长江巫峡，似乎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典型者，如他的《孤猿啼雪》《巫峡飞雪》《晓猿望月》均以没骨画法铺陈出猿的面部，身躯、毛发，以雪景映衬着猿猴或攀爬或啸啼的情状，在一片孤清而凄美的雪国世界中，令人恍如有闻其啼雪之声、睹其望月之姿的真切感受。另外，在《霜光马色》《棠梨双鸡》《皎洁》《白马》等作品当中，流露出高奇峰先生高洁、洒脱的情怀。他在《霜光马色》中着意于烘染出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力图以纤尘不染、光澈清华的艺术世界寄寓着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情怀。他自题道：“白马意闲闲，不受黄金络。安步向秋林，无心怨摇落。”[2]清明的皎洁原只存于胸中，现实的尘嚣往往使人疲于营役。然而奇峰先生却执持着淡然自若、宠辱不惊的心境，意闲安步，是何等豁达与洒脱！《白马》通过色彩苦心经营了一片安闲的白与秋林摇落的淡赭，一切的毫端运作都隐于一份感人的真情和感喟之中。在《棠梨双鸡》中以带水的排笔在纸上刷染出自上而下的晶洁光芒，体现出极度的自然与极度的优美，这正是高奇峰在艺术上得臻妙境的一大特色。在《皎洁》中题跋为“皓月悬枝，梅花似雪。皎洁清明，大千照彻”，这既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赏叹，更是作者的理想境界。在这类作品当中，除了情感的高洁、意匠的经营之外，绘画语言与技巧也是对作者的一个严苛而真诚的考验。
（2）花卉鸟虫题材
如果把高奇峰的花鸟画作品与高剑父、陈树人做一比较，可以看出，高剑父奇拔苍拙，陈树人秀雅淡逸，高奇峰的艺术风格则是雄健与俊美兼而有之。高奇峰的花卉鸟虫题材作品有着不同时期不同的艺术探索，早年学仿日本绘画风格，探索中西结合的中国画变革实践，尔后也有中国传统文人花鸟画回归图式，甚至亦有逸笔写意之作。《白鹭莲花》和《鸳鸯》就是高奇峰早年对日本风格的模仿以及“革新中国画”的一个探索。在这两幅作品的画面当中，作者在熟宣纸上让色粉、墨渗化渲染，形成明丽、柔和、细腻、朦胧的效果，将光色的变化、空气的迷蒙表现得很充分;在大块面的色彩渲染之中，又对白鹭、莲花和鸳鸯等花鸟形体进行准确、精细甚至纤毫毕现的写实描绘，表现了新鲜丰满的生命感觉。可见，作者不仅强化色彩渲染效果，让画面充满淡雅灵秀的韵味，有着诗一般的情调，还强化中国绘画固有的线条表现，既有优美的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严谨的写实造型。类似样式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在《三高遗画合集》第一辑高奇峰的一批花鸟画作中，如《和鸣》《秋声》《黄丽》《翠羽金钱》《鸣》《皎洁》《紫薇小鸟》《群力回春》《越秀高标》《竹》《长闲》《落花游鱼》《风蕉》《松月》（以上绘画的年代、质地、尺寸、收藏不详）等进行品味与体会，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高奇峰的绘画风格，实质上是糅合了日本的竹内栖风将大和绘、汉画以及西方写实绘画的光线和空气表现融合起来的画风，以及横山大观和菱田春草等日本画家弱化线条表现、强化晕染效果的“朦胧体”画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高奇峰完全放弃了他那精细的写实技巧和纯熟的日式染法，以地道的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笔墨去表现花卉禽鸟。《兰花》《芭蕉螳螂图》和《花卉》展现的即是高奇峰花鸟画的回归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图式。画面一般构图简练，造型概括，以阔笔水墨涂抹出兰花、芭蕉和白蝉花的大形体，其笔墨的意趣表现超越了形体的准确再现。饱满、舒畅的笔墨，呈现出独特的节奏感和韻律感。随着中国传统文人画图式的回归，高奇峰的后期作品多有风格粗犷、豪迈的逸笔写意之作。如《白莲》自题曰“白菡萏香初过雨，红蜻蜓弱不禁风”，以淡淡的色墨勾染出风姿绰约的花瓣，以圆润挺健的中锋写出冉冉独立的长茎，复以渍水法罩几笔垂折莲叶，兼写生、写意之情趣于画面之上。画面的写生，更点出了雨后香远益清的意趣。他的《舞鹤》《竹》等，则笔简意足，酣畅生姿。这一类写意画雄健浑沦，刚中见柔，雄中有秀，别具美感。
三、后世赞誉
1931年比利时百年独立大典，举办万国博览会，高奇峰的作品在该博览会的国际艺术展览大会上获得优等奖。1933年，中央政府任命高奇峰为赴德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使，邀请其出国前于10月13日到达上海参加先行筹备会议。高奇峰由广州乘轮船北上，在船上，乘客们得知他这位艺术大家在座，便请展示所作，谁知他旧病复发，不幸晕倒在地，后于11月2日下午3时零5分死于大华医院，享年仅44岁。在他的遗言中，以天风楼永作奇峰画院，所有作品分赠世界各国博物院。1933年12月7日，高奇峰在中国殡仪馆公祭。12月9日由“皮亚士总统号”邮轮运柩归粤。12月19日，国民政府颁发命令：“番禺高奇峰，早岁参加革命，胆识过人，志行清高，不慕荣利，平生专攻画学，融会新旧，别起径途，兹闻仙逝，深堪悼惜。着由行政院转。”[6]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发治丧费二千银圆并派吴铁城前往致祭。1934年2月10日，遗体由高氏家族葬于广州河南新凤凰岗基督教坟场。1935年12月17日，孙科、蔡元培、孙继、于右任、孔祥熙、吴铁城等，以高奇峰逝世业已两周年，生前对党国殊多建树，且为一代宗师，特呈请国府，准予迁葬首都陵园附近。1936年2月3日，高奇峰灵柩起运南京;1936年12月27日，民国政府葬其于南京栖霞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其墓碑曰：“画圣高奇峰先生之墓。”在《国民政府祭高奇峰先生文》中，“始佐革命，不忮不求，环堵萧然，狷介无俦”[7]之语是对高奇峰革命生涯的肯定与赞扬。
高奇峰逝世后，国内朝野人士均有吊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挽联云：“望重世术，清高可风。”[1]而蔡元培先生的挽诗概括地评价了高奇峰的一生：“革命精神澈始终，政潮艺海两成功。介推岂肯轻言禄，笔底烟云供养丰。访若曾到天风楼，一别无缘再聚头。曙后孤星芒作作，继若绝业有千秋。”[1]1934年6月，奇峰遗作被汇辑成集，由国民政府出版，其友人多有题句、撰诗，以托哀情，其中陈树人的《挽奇峰先生》云：“卅载庑隅同砥砺，丹青宁计拟徐黄。”著名画家徐悲鸿题“发扬真艺，领袖[8]画坛”，以志景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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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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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之昂.高奇峰先生小传[G]//黄小庚，吴瑾.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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