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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91年，有位女歌手需要原创歌曲，邀我写了一首歌词。第一段的开头是：
太阳从东向西走，
河水从西向东流。
第二段的开头：
男孩子有好多路要走，
女孩子有好多泪要流。
她请人谱了曲唱给我听，我觉得曲子不行，收回了歌词，后来不再想谱曲的事，再后来只记得几句。
在很多年里，我没把自己写的东西保存下来。一个原因是，我以为我的语言会越来越纯洁，思维的锐度会长久保持，可以写作的岁月还有很多，后面写出来的东西会更好。
这个原因看起来真实。有些写作者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们和我一样懒散，没有野心。但这些不是我的第一位原因。同样是写作者，我生性软弱，胆量很小，首要的原因是心中的恐惧，不想保存自己写的文字。
一部分恐惧来自家庭环境。大学毕业不到十年，我的父母，以及父系母系的长辈亲属，全都离开人世驾鹤西去。我的两位兄长也病逝了，平均寿命四十五岁。那种家族式的短寿让我惊讶和焦虑，那个阴影很大，很重，很噪，笼罩我的头顶。几十年后写这段文字，我用的词语是“那种”和“那个”，但在当时，却是“这种”和“这个”，是距离感很近的词语。与别人不同，我是个怕死的人，十九岁时一个人坐着，想到死亡泪水直流。从小时候开始，隔个一年两年，我就会做我被凶杀、被谋杀、被追杀的梦，还有一次是被上个朝代判了死刑，我站在距行刑队三棵树远的地方，看行刑者用内战时的老步枪瞄准，我中弹后倒在浅水里，后来慢吞吞地爬出去了。在我当时的梦里，死罪是一枪之罪，一枪打不死的让他逃走。逃走以后我就醒了。生命有涯，在世难久。世界上确实有敬畏生命因此发愤的作家，也有恐惧死亡而回避写作的作家。由于自身原因，我在两者之间游荡如钟摆，游荡幅度太大，自己也觉得异常。在写作上，我害怕用力拔高自己，揠苗助长，危及健康和寿命。有一位波兰精神分析学家说，一个不成熟者的标志是，愿意为某个事物轰轰烈烈死去，而成熟的人，愿意为它谦卑地活着。
另一部分恐惧来自周遭环境。我不想在出版的限度里写自己喜欢的事物，我不愿意听命于人，那会留下自己的盲点、压抑以及想象和思想的失败。我在一个市级作家协会工作的七八年，是真正离开写作的日子，只写些领薪水的文字，后来我去一个电视台工作，领多一些的薪水。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有选择地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盛世，却永远忘了写诗抑郁至死的海子，也根本不记得有作家罢笔的事情。那么，写作者的焦虑是怎么回事呢？写作的时候焦虑，罢笔的时候焦虑，然则何时而不焦虑耶？
怎样都是焦虑？
怎样都是焦虑。
怎样都是焦虑，那就写作吧。
要知道，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有的作家稍好一些。他们把文学写作摆在宗教信仰的高度，未必能减少焦虑，可是焦虑的性质变了，它的代价是值得呈献的，它变得理所当然，并不可怕，无须回避。林语堂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马悦然说诗歌是中国人的信仰。在这里，他们说的中国人包含了作家和读者，情况复杂。塞林格有个说法是专门说给作家的，他说，写作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职业了？写作一直是你的宗教。
文学写作与宗教信仰相似，是我很少考虑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这对于我自然而然，现在也没有想好怎样表述。
在很久很久以前，文学写作是首先出现的，有一部分神性文字被叫作宗教经典，其他的神性文字以及数量渐多的俗性文字，叫文学作品。从我站立的视角看过去，人们认可的宗教信仰，有的是政教合一不是宗教，有的是宗教却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比我读书更多，对各宗教的了解更多，可能会从中看到相同相异，看到精华所在，重新组合。你可能觉得你的文学写作，可以关注同样的事物，可以完成同样的探索，可以有个更好的结果。这就像哲学系毕业的作家扬·马特尔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写了十六岁的派同时相信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帮助了他在海难时警觉、逃离、存活，可是，当他向苍天怒吼时，个人生命与超自然力的对话，又成了另一种宗教信仰的力量，更加开放。
如果原有的各宗教不再发展，成了闭环，作家们需要一个开放的精神领域，需要一种四下弥漫又不可限制的精神，需要一些脱离固定的解释和重新对话的自由。作家们在写作中面对永生，妄图得到生命的不朽。这不是奢望般的梦想，而是恐惧的派生物。因为对生命尽头的恐惧，作家们要借助作品留下不朽的名声，于是，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作家们是一些知道天命的人。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这些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使命。
现在，我们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我们需要的自我经典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一半。
假如我们有认知的敏锐——穿越一大堆伪经典抵达真正的经典，有语言的活力——是纯净和具有深度的活力，有创造的才情——能写出自成一派的东西，并且再进一步说，我们还有必需的生存条件，有优越的心理承受力，有合适的身体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充满跳跃的能量，把剩下的一半继续完成。在这里，选择是重要的，选择什么是值得焦虑的，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当我们判断自己下一部作品的构思，能够达到卡尔维诺说的十多个文学经典标准中的半数，或者达到《西方正典》那部著作分析的莎士比亚所在的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或者像某位学者说的，达到作品的权威性、普适性、示范意义、共识标准，给人类的生活、生命、生存带来新的焦虑和启发，那么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的下一部作品就有成为文学经典的大概率。
看起来这值得一试。
【小档案】
董学仁，1955年3月15日出生于鞍山，父亲是修鞋匠人，当时开了一个修鞋铺。幼年的一些经历，对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写作产生了比较深的影响。
1972年，他从中学毕业，两年里没有工作，跟电影院美工老师学水粉画，此后当过火车装卸工、采购员、厂办干事、轧铁板工人。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左右的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他考美术学院没被录取。到山野之间写生增加了他对自然和美的感知力，那几年他还意外地读了好多书，因为一家废品收购站允许他翻找站里随时收购到的旧书，这让他读到了市面上见不到的外国文学、哲学等各种书籍。
1979年，考上辽宁师范学院（后改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开始诗歌、散文、小说写作，担任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编辑。
1982年底，他与刘兴雨、林雪共同编印了《新叶》诗专号，并发表了徐敬亚长篇诗论《崛起的诗群》，以及北岛、顾城、梁小斌、王家新等一批诗人的组诗与长诗，为这份刊物制造了在国内外的影响。
1983年毕业回到鞍山，在一家职业高中任教。1988年到當地作家协会工作，1995年去当地电视台工作直到退休，此间曾在大学艺术系开设课程，之后移居北京并任《中国青年作家报》特邀编辑。
自2008年1月开始，《西湖》文学杂志连载董学仁的长篇系列散文《自传与公传》。至2017年10月停止，连载了九年十个月，五百篇左右，大约一百五十万字，这在文学杂志的连载历史上算是一个奇迹。
《西湖》主编吴玄在《光明日报》上推荐《自传与公传》时曾说：“在一个文本内，董学仁为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同时立传，自传是细致的，公传是广博的，在此，个体变大了，世界则变小了，充满了生命感。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
太阳从东向西走，
河水从西向东流。
第二段的开头：
男孩子有好多路要走，
女孩子有好多泪要流。
她请人谱了曲唱给我听，我觉得曲子不行，收回了歌词，后来不再想谱曲的事，再后来只记得几句。
在很多年里，我没把自己写的东西保存下来。一个原因是，我以为我的语言会越来越纯洁，思维的锐度会长久保持，可以写作的岁月还有很多，后面写出来的东西会更好。
这个原因看起来真实。有些写作者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们和我一样懒散，没有野心。但这些不是我的第一位原因。同样是写作者，我生性软弱，胆量很小，首要的原因是心中的恐惧，不想保存自己写的文字。
一部分恐惧来自家庭环境。大学毕业不到十年，我的父母，以及父系母系的长辈亲属，全都离开人世驾鹤西去。我的两位兄长也病逝了，平均寿命四十五岁。那种家族式的短寿让我惊讶和焦虑，那个阴影很大，很重，很噪，笼罩我的头顶。几十年后写这段文字，我用的词语是“那种”和“那个”，但在当时，却是“这种”和“这个”，是距离感很近的词语。与别人不同，我是个怕死的人，十九岁时一个人坐着，想到死亡泪水直流。从小时候开始，隔个一年两年，我就会做我被凶杀、被谋杀、被追杀的梦，还有一次是被上个朝代判了死刑，我站在距行刑队三棵树远的地方，看行刑者用内战时的老步枪瞄准，我中弹后倒在浅水里，后来慢吞吞地爬出去了。在我当时的梦里，死罪是一枪之罪，一枪打不死的让他逃走。逃走以后我就醒了。生命有涯，在世难久。世界上确实有敬畏生命因此发愤的作家，也有恐惧死亡而回避写作的作家。由于自身原因，我在两者之间游荡如钟摆，游荡幅度太大，自己也觉得异常。在写作上，我害怕用力拔高自己，揠苗助长，危及健康和寿命。有一位波兰精神分析学家说，一个不成熟者的标志是，愿意为某个事物轰轰烈烈死去，而成熟的人，愿意为它谦卑地活着。
另一部分恐惧来自周遭环境。我不想在出版的限度里写自己喜欢的事物，我不愿意听命于人，那会留下自己的盲点、压抑以及想象和思想的失败。我在一个市级作家协会工作的七八年，是真正离开写作的日子，只写些领薪水的文字，后来我去一个电视台工作，领多一些的薪水。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有选择地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盛世，却永远忘了写诗抑郁至死的海子，也根本不记得有作家罢笔的事情。那么，写作者的焦虑是怎么回事呢？写作的时候焦虑，罢笔的时候焦虑，然则何时而不焦虑耶？
怎样都是焦虑？
怎样都是焦虑。
怎样都是焦虑，那就写作吧。
要知道，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有的作家稍好一些。他们把文学写作摆在宗教信仰的高度，未必能减少焦虑，可是焦虑的性质变了，它的代价是值得呈献的，它变得理所当然，并不可怕，无须回避。林语堂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马悦然说诗歌是中国人的信仰。在这里，他们说的中国人包含了作家和读者，情况复杂。塞林格有个说法是专门说给作家的，他说，写作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职业了？写作一直是你的宗教。
文学写作与宗教信仰相似，是我很少考虑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这对于我自然而然，现在也没有想好怎样表述。
在很久很久以前，文学写作是首先出现的，有一部分神性文字被叫作宗教经典，其他的神性文字以及数量渐多的俗性文字，叫文学作品。从我站立的视角看过去，人们认可的宗教信仰，有的是政教合一不是宗教，有的是宗教却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比我读书更多，对各宗教的了解更多，可能会从中看到相同相异，看到精华所在，重新组合。你可能觉得你的文学写作，可以关注同样的事物，可以完成同样的探索，可以有个更好的结果。这就像哲学系毕业的作家扬·马特尔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写了十六岁的派同时相信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帮助了他在海难时警觉、逃离、存活，可是，当他向苍天怒吼时，个人生命与超自然力的对话，又成了另一种宗教信仰的力量，更加开放。
如果原有的各宗教不再发展，成了闭环，作家们需要一个开放的精神领域，需要一种四下弥漫又不可限制的精神，需要一些脱离固定的解释和重新对话的自由。作家们在写作中面对永生，妄图得到生命的不朽。这不是奢望般的梦想，而是恐惧的派生物。因为对生命尽头的恐惧，作家们要借助作品留下不朽的名声，于是，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作家们是一些知道天命的人。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这些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使命。
现在，我们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我们需要的自我经典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一半。
假如我们有认知的敏锐——穿越一大堆伪经典抵达真正的经典，有语言的活力——是纯净和具有深度的活力，有创造的才情——能写出自成一派的东西，并且再进一步说，我们还有必需的生存条件，有优越的心理承受力，有合适的身体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充满跳跃的能量，把剩下的一半继续完成。在这里，选择是重要的，选择什么是值得焦虑的，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当我们判断自己下一部作品的构思，能够达到卡尔维诺说的十多个文学经典标准中的半数，或者达到《西方正典》那部著作分析的莎士比亚所在的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或者像某位学者说的，达到作品的权威性、普适性、示范意义、共识标准，给人类的生活、生命、生存带来新的焦虑和启发，那么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的下一部作品就有成为文学经典的大概率。
看起来这值得一试。
【小档案】
董学仁，1955年3月15日出生于鞍山，父亲是修鞋匠人，当时开了一个修鞋铺。幼年的一些经历，对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写作产生了比较深的影响。
1972年，他从中学毕业，两年里没有工作，跟电影院美工老师学水粉画，此后当过火车装卸工、采购员、厂办干事、轧铁板工人。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左右的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他考美术学院没被录取。到山野之间写生增加了他对自然和美的感知力，那几年他还意外地读了好多书，因为一家废品收购站允许他翻找站里随时收购到的旧书，这让他读到了市面上见不到的外国文学、哲学等各种书籍。
1979年，考上辽宁师范学院（后改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开始诗歌、散文、小说写作，担任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编辑。
1982年底，他与刘兴雨、林雪共同编印了《新叶》诗专号，并发表了徐敬亚长篇诗论《崛起的诗群》，以及北岛、顾城、梁小斌、王家新等一批诗人的组诗与长诗，为这份刊物制造了在国内外的影响。
1983年毕业回到鞍山，在一家职业高中任教。1988年到當地作家协会工作，1995年去当地电视台工作直到退休，此间曾在大学艺术系开设课程，之后移居北京并任《中国青年作家报》特邀编辑。
自2008年1月开始，《西湖》文学杂志连载董学仁的长篇系列散文《自传与公传》。至2017年10月停止，连载了九年十个月，五百篇左右，大约一百五十万字，这在文学杂志的连载历史上算是一个奇迹。
《西湖》主编吴玄在《光明日报》上推荐《自传与公传》时曾说：“在一个文本内，董学仁为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同时立传，自传是细致的，公传是广博的，在此，个体变大了，世界则变小了，充满了生命感。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