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开放是过去4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体两面，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到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外交，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国际环境，未来也只会更深地嵌入国际互动。
　　如今的国际局势变化复杂，多重变数让未来的世界再次陷入不确定，在变与不变之间，处在历史交汇期的中国，尤为重要的就是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高飞。
　　高飞教授曾担任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主讲人，主题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走向全球治理

　　南风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战略的演进逻辑是什么？
　　高飞：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外交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中国国家的工作重心从强调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转变。1980年代初，中国确定了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开启了外交工作的调整，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95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与苏联结盟；1970年代是“一條线”政策，与美国交好。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中国不会和美国结盟，也不会和苏联对抗，这为后来的中苏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全面的改革和开放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外交又面临了新的问题。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保持低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努力提升综合国力。这一阶段延续到了2003年。
　　南风窗：为什么是到2003年呢？
　　高飞：与过去相比，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日益提升。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外交进入了第三个阶段，2003年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当中国经济体量较小、国际上对中国关注较少的时候，我们的“韬光养晦”是可行和有效的。当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时候，回应世界的期待，明确中国的发展路径就显得重要了。中国因此提出了“和平发展”，主动地向全世界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发展途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2012年以后，中国外交又有了很大变化，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
　　这一时期，尽管同样强调和平发展，但中国外交有了新的标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特点。
　　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背景是中国腾飞，力量不断上升，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世界各国日益连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现在跟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了全球大国。今天我们的经济影响已经扩展到世界每个角落，相较而言，汉朝唐朝只是东亚、中亚的地区性大国。
　　所以此时中国一定要对自身实力有更全面的认识，作为正在走向全球舞台的大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同以前都有所不同。过去关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关心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现今作为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除了关心自身的全面发展，也要积极参与完善全球的治理。中国的发展进步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进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经密不可分。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
　　南风窗：40年过去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性质与40年前相比是否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高飞：每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使命和任务，但是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通过改革不断地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完善国家体制机制的效率，通过开放继续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进程，这就是今天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讲，“一带一路”对内就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对外就是中国推动的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南风窗：你提到深化改革也要向过去学习，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我们从过去能学到什么？
　　高飞：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国内的改革，释放生产力的潜力；另外一方面通过开放对接全球化，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世界的原材料、资金、技术和市场。
　　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在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拓展殖民地的情况下和平实现的，这是改革和开放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攻坚克难阶段，面临很多问题和难题。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一方面，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另一方面，要以史为鉴，总结冷战时代的深刻教训。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要求我们坚持开放的心境和学习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取得更长久的进步。

要有信心面对中美的长期博弈

　　南风窗：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线索之一，从现有的资源和趋势看，美国是否已然放弃和中国合作的空间？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涌现新的合作契机？
　　高飞：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挑战越来越多，包括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崛起之后对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全世界70亿人，中国自己就近14亿。如此体量的人口在40年中走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在这种变化之下，一方面，过去美国和欧洲国家长期持有的西方中心论等观念，现在西方延展的霸权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也扩大了，需要全球各个国家进行合作，共同管理全球事务，实际上是对合作的要求更高了。 　　中美之间面临很多问题，也有很多竞争。有竞争不意味着不能合作，竞争的影响可以是积极正面的。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之间就有很多可以开展合作。治理合作并不容易，例如，谁来领导？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中美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磨合期，也许时间会很长，但是合作代表了大方向。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逆全球化的政策，特朗普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与国家间和平合作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在美国历史上，特朗普的确是一个比较另类的总统，他做事的风格与职业政客完全不同。但从长期来看，中美两国还是要合作，对抗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
　　南风窗：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是否能影响美国长期的战略方向？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策略如何足够有远见？
　　高飞：只靠让步和妥协是无法取得平衡的。特朗普政府对日本、墨西哥、加拿大谈判的策略总体上是一致的。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导致中美竞争是必然的，面对中国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焦虑可能会持续，所以不管是特朗普上台还是其他人掌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都会长期存在。不同时期具体表现的形式可能会各不相同。目前以贸易战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可能是特朗普政府特有的。
　　中国回击美国是必要的，但同时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失去理性，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中国清楚地表达了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回应形式比美国要理性、冷静很多，更富远见。
　　南风窗：一系列中美之间的变化是否和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有关？中美之间是否就要选择持久的对抗？
　　高飞：换一个角度来看，以前中国保持低调、韬光养晦，中美关系的摩擦也不少。所以中美关系的核心是结构性矛盾的突出，即便表现形式不同，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中美关系竞争肯定存在，但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能是互相拆台式的恶性对抗。人类和平进步是大势，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发挥双方的智慧。
　　贸易战本质来讲一定是双输的，双方都会有损失，我不赞成中美之间要通过对抗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在结构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更应该寻求合作。
　　习近平主席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在外部环境对内部局势有影响和冲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握大局、大势，冷静应对。我们反对贸易战，但是同时也要有信心，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做好自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冷战历史不会重演

　　南风窗：最近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在中国引起了很多争议，这是否是一个表征：中美之间对彼此有很多认知误区？
　　高飞：作为大国，中美之间有各种矛盾和问题是必然现象。彭斯的讲话即便是冷战时期，也不多见。我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所谓的“极限施压”谈判策略之一。美国对华关税的不断加码是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彭斯的讲话也是美国的策略。美国通过关税来搅乱世界贸易秩序，在混乱中争取更多的利益。
　　差异实际上并不影响两国在很多方面的合作，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故意放大了问题，这给中美对话和合作增加了困难。管控分歧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紧迫任务。
　　南风窗：你认为现在的世界格局不会变得和冷战时期相似，那最主要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
　　高飞：国际格局不会轻易回到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美苏之间意识形态对抗、国家关系对立，经贸体系分割。今天，中美经济联系紧密，每年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难以彻底“脱钩”。意识形态也很难像过去那样左右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对内就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对外就是中国推动的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回顾冷战的起源，一定程度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結果。无论美国的政策如何，让中国选择结盟对抗的道路，是不太可能的。与冷战时代不同，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消耗美国的道义地位，使美国想拉西方国家一起搞新冷战难度很大。
　　南风窗：从构建国际合作新秩序的角度出发，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框架能发挥什么作用？
　　高飞：从构建国际合作新秩序的角度看，国际机制可以分为三类。在不同的任务体系中，中国都愿意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
　　首先，一些现有的合作框架仍然在发挥积极作用，比如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支持联合国体系不断自我完善。2019年开始中国将赶超日本成为联合国会费缴纳第二大国。
　　第二，也要看到国际机制中有不完善的地方和明确需要改革的地方。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机构需要与时俱进。中国支持国际体系机制的自我完善，在国际经济发展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我们还要看到现有国际体系当中欠缺的领域，比如网络、极地、太空等。新兴的领域应该如何管理？如何应对新涌现的不法行为？最初美国并没有意识到网络安全存在的风险，以为一家独大可以独善其身，经历了一系列网络安全事故后，美国的态度也在转变。
　　在一些新兴的、没有规则的领域，中国实际上愿意与全球各国共同建立规则，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稳定，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
　　南风窗：二十国集团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中国在其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高飞：二十国集团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趋势，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南方和北方国家，不同区域的国家共同协商、讨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所以二十国集团在未来只能越来越重要。
　　美国放弃自己在各种组织中的领导权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短期的利益很可观，但从长期来看对美国自身伤害极大。从价值上来讲，中国认同多边主义，中国愿意在多边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既是中国自身利益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对崛起的中国的期待。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身影一定会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一定会越来越大。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南风窗：“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盘大棋，我们要通过怎样的逻辑来实现倡议的预期目标？目前有哪些挑战和阻碍？
　　高飞：“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成功，有效统筹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化解了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难题。一带一路实质是将中国的发展和外界对接。在经济方面，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曾经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我们通过与外界对接的方式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利用别人的优势来升级自己。在外交方面，“一带一路”通过民心相通，有力化解了中国威胁论的挑战，使中国更顺畅地融入国际体系。
　　“一带一路”的建设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一定要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千年大计，不能急功近利，要有充分的战略耐心，将其一步一步推进。
　　另一个问题是人才短缺，缺少对各国历史、宗教、政治制度、法律、金融体系了解的专业人才，培养这些人才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派出优秀的人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丰富阅历，壮大队伍。人才的培养是对“一带一路”的长期收益非常重要的，培养一批既懂中国、又了解世界的人才，才能使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也要充分注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建立风险控制机制、争端解决机制。
　　南风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出现在哪里？中国和俄罗斯、日本、东南亚这些区域力量的关系前景如何？
　　高飞：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在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长期秩序维护者，特朗普的“退群”行为让世界各国都难以适从。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中俄的互信不仅来自美国的压力，更来自300多年交往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能不能适应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是安倍访华后，我认为日本在慢慢适应和接受中国的强大。东南亚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发展区域，总体来讲关系是友好的，关键是排除域外势力干扰，管控好分歧领域。

在一些新兴的、没有规则的领域，中国实际上愿意与全球各国共同建立规则，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稳定，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

　　南风窗：中国如何平衡好全球治理和自身国力的关系，避免落入透支国力的“保罗·肯尼迪陷阱”？
　　高飞：战略透支是所有大国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警惕的问题，中国参与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中国对外援助有不同的分类，有的是赠予，有的是低息贷款等。随着自身国力的增强，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在加大。
　　我注意到2018年国家的机构改革设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是一个统筹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机构，对于提升相关领域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可以改善的空间还很大，需要加强战略统筹和系统设计。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性援助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更需要长期支持运营和维护，需要有愿意扎根在当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的年轻人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腾飞，但是如何平衡好自己的发展，如何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还要虚心向世界各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