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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或许是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这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惟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是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相当于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到一些什么。“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歌声在唤醒过去的生活。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一块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
那一万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记得那天回来，我告诉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个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30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 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自己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
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积五千年文明之大成所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非常扭曲的。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而在于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机会变异带来的那种对固有思维的冲击和摧残！中国人民走出金钱意识、财富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沙漠，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问题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种可见的行为。不走的人，会被摩西的下属驱赶鞭打着上路，实在不想走的，留在埃及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中国人民走出金钱财富和市场的沙漠，却是一种潜移默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大迁徙。它看不见、摸不着，关键就在你是否信它、是否跟它，是否在实际行动中采纳和追求它。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确信的过程，它是一种茫茫大海中看着北斗、潜心夜航的信心远征！ 在茫茫大海上，柳传志走出来了，俞敏洪走出来了，张朝阳走出来了，无数人都走出来了…… 走在前面的人，可能成为了时代先锋、社会精英、成功典范，但留下不走的人——那些依然意识不到金钱机会、财富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人，却非常可能沉浸在没有风险没有动荡没有困扰的环境中，慢慢没落，渐渐衰亡。在百轲争流、一日千里的时代面前，成为人群的沉舟，成为社会的弃儿，成为家庭的叹息…… 而我，深深庆幸自己没有落在社会后面，虽然我未必走在时代前面。生活的机缘巧合，让这个日本女人手上一万元人民币兑换券，一举撤下了蒙在我眼睛上的红布，擦亮了我的眼睛。
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美金。”从此，随着出国，我开始了从一个追求传统依附并期待从依附中得到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向一个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转变的伟大历程！
[文自《大视野》]
这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惟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是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相当于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到一些什么。“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歌声在唤醒过去的生活。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一块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
那一万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记得那天回来，我告诉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个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30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 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自己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
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积五千年文明之大成所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非常扭曲的。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而在于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机会变异带来的那种对固有思维的冲击和摧残！中国人民走出金钱意识、财富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沙漠，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问题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种可见的行为。不走的人，会被摩西的下属驱赶鞭打着上路，实在不想走的，留在埃及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中国人民走出金钱财富和市场的沙漠，却是一种潜移默化、心灵深处的精神大迁徙。它看不见、摸不着，关键就在你是否信它、是否跟它，是否在实际行动中采纳和追求它。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确信的过程，它是一种茫茫大海中看着北斗、潜心夜航的信心远征！ 在茫茫大海上，柳传志走出来了，俞敏洪走出来了，张朝阳走出来了，无数人都走出来了…… 走在前面的人，可能成为了时代先锋、社会精英、成功典范，但留下不走的人——那些依然意识不到金钱机会、财富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人，却非常可能沉浸在没有风险没有动荡没有困扰的环境中，慢慢没落，渐渐衰亡。在百轲争流、一日千里的时代面前，成为人群的沉舟，成为社会的弃儿，成为家庭的叹息…… 而我，深深庆幸自己没有落在社会后面，虽然我未必走在时代前面。生活的机缘巧合，让这个日本女人手上一万元人民币兑换券，一举撤下了蒙在我眼睛上的红布，擦亮了我的眼睛。
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美金。”从此，随着出国，我开始了从一个追求传统依附并期待从依附中得到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向一个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转变的伟大历程！
[文自《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