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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日本社会;教育差距;“后新冠”时代;新工作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4-0024-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3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多国席卷进来，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面之广、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之多，被认为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世界范围最严重的疫情，堪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对人类健康、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重大疫情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带来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透过疫情，我们可以深入观察国家、社会、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探究灾难对人类社会、人类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的影响，思考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反思如何吸取此次疫情的经验教训、迈向新的文明社会。
此次世界范围的疫情同样也重创日本。截至2020年7月22日，日本已累计确诊25 736人，累计死亡988人。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没能迎来一个“气淑风和”的新开端，反倒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搞得十分狼狈。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本不得不按下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暂停键，将防控疫情作为首选。就连日本民众翘首以盼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被迫延期。疫情对日本人的心态打击也较大，本来已深陷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的长期不振以及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社会，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造成的巨大损失又让日本社会元气大伤，今年又遭此番疫情袭击，令不少日本人心灰意冷，有人将此次的新冠冲击与“昭和恐慌”相提并论，也有人认为其严峻程度比二战后两次石油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截至目前，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落下帷幕，疫情究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密切观察并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及对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2020年1月30日，内阁决定成立“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2月17日，宫内厅发表了中止23日在皇居举办令和新天皇生日庆祝活动;25日，“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召开会议并出台《新冠肺炎对策基本方针》。27日，政府宣布自3月2日开始全日本的中小学校、特别支援学校暂时停课。3月28日，《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基本处理方针》日语为『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基本的対処方針』，之后多次修订。公布，希望民众减少出行，避免去密闭空间、人员密集地、近距离密切接触的“三密场所”。4月7日，安倍晋三首相在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岛县进入“紧急事态”，宣言自4月8日起生效，5月6日结束。4月16日，“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全日本。根据相关法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有可能对国民生命、健康造成显著损害;二是疫情在全国蔓延，给民众生活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或有此种可能性。“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涉及的都道府县知事可根据当地疫情形势，采取以下措施：避免不必要非紧急的外出;停止或限制学校、保育院、幼儿园、老人院、电影院等设施的使用，停止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和大型集会;为建立临时医疗设施强制征用房屋、土地等。
2020年5月4日，新冠肺炎感染症专家会议提倡的“新生活方式”从如何防止被传染、如何防止出门被传染、如何购物、如何吃饭等方面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提出了具体建议。得到广泛宣传，绝大部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自觉遵守。之后，日本多地多日没有出现新感染者，疫情趋于好转。5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39个解除了“紧急事态宣言”。5月21日，又解除了大阪、京都和兵库县的“紧急事态宣言”，这就意味着自5月25日全日本范围的“紧急事态宣言”正式宣告解除。然而，解除宣言之后，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又开始缓慢上升，特别是7月份感染人数上升较快，呈现疫情第二波反弹的态势。出于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考量，日本政府并未再次公布“紧急事态宣言”，而是采取以下措施：以“新生活方式”为前提逐步放宽民众出行、设施使用等限制，分阶段引导社会经济生活重回正常轨道;另一方面，对新感染的患者积极治疗并适当扩大核酸检测规模。
疫情出现后，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封城”措施对城市或地区进行强制封锁，也没有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即便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也未对国民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干涉，居民外出、上班并未受限制，超市、银行、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也正常运营。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有序。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均处于较低水准。那么，日本在疫情防控上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日本有着较为完备的医疗体制以及覆盖全体国民的国民健康保险。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能合理冷静应对。重症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轻症患者在家或指定机构隔离养病，即便是低收入群体也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民众不会因疫情蔓延而产生极端恐慌心理。其次，日本作为一个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人们从小就接受防范灾害的演练以及防灾抗灾的知识，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面对重大疫情表现得较为理性。第三，日本的公共场所环境清洁、卫生，公共卫生水平较高。疫情发生后，日本媒体不遗余力宣传如何对办公室、家庭、餐厅、地铁等公共空间进行消毒、通风，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防范新冠肺炎，企业、店铺等如何减少人员聚集，做好消毒工作。这些对于阻止病毒的传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第四，日本抗击疫情主要靠的是国民的自律自觉、对规则的遵守以及集团的觉悟。“紧急事态宣言”之后，政府要求民众自我约束，防范和避开“三密场所”。虽非强制，但国民有义务协助政府落实。日本民众听从政府号召，自愿佩戴口罩，自觉减少出行，减少聚会聚餐，错峰出行，不少店铺自行关门谢客。这些均显示出日本国民隐忍、克制以及对于权力和命令的高度服从的特性，同时也与日本的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有关，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公民意识以及基本伦理道德。特别是大多数人具有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和较高的自我防范疾病的意识，养成了勤洗手、重消毒、感冒自觉戴口罩、不给别人添麻烦等日常生活习惯。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客观而言，日本在应对疫情上也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初期政府更多考虑外交和经济上的影响，导致对策相对滞后;信息、通信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日本过分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在锁定密切接触者以及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行动轨迹和信息公开等方面有待改进。
二、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的主要影响
危机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影响是空前的，特别是容易形成“三密场所”的餐厅、旅馆、咖啡馆、居酒屋等纷纷停业、歇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居家办公、在线学习改变了日本人传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人际交流模式。疫情让日本既存的社会问题更加凸显，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激化。
（一）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
當疫情出现并呈现蔓延趋势后，为了避免人们乘坐公共交通通勤相互感染，也为了应对孩子因停课在家需要成人照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了居家办公模式，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远程工作。一家株式会社的调查表明，7个都道府县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后的4月10～12日期间，正式员工居家办公率为27.9%;5月29日～6月2日实施的调查表明，“紧急事态宣言”结束后，全日本正式员工的居家工作平均实施率为25.7%，越是大公司，居家办公的实施率越高[1]。富士通公司、软银集团、NTT通讯集团和KDDI通讯公司等企业决定顺应时代潮流，缩减办公室面积，鼓励非生产一线员工居家工作。居家办公令东京都写字楼的空置率增高。
信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把人们从长时间劳动中解放出来。疫情作为契机，让日本传统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人敬业、勤奋的工作态度为世界所公认。《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遵守的企业寥寥无几。超长时间工作让日本人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甚至不乏“过劳死”现象的发生。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的日本式劳动方式也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为了改变日本以往的工作方式，2016年内阁官房下设“工作方式改革实现推进室”，启动了提倡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劳动时间的工作方式改革。2017年正式提出了“工作方式改革执行计划”2017年又被称为“工作方式改革元年”。，2018年7月6日，公布了“工作方式改革一揽子法”（平成30年法律第71号）修正的法案包括《劳动基准法》《劳动安全卫生法》《改善劳动时间等设定的特别措施法》《尘肺法》《雇用对策法》《劳动契约法》《改善短时间劳动者的雇用管理等的法律》《确保劳动者派遣事业正确运营及保护派遣劳动者的法律》。。工作方式改革主要包括：纠正长时间劳动的弊端，贯彻同工同酬，扩大就业机会，挖掘潜在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推广弹性工作方式等。
疫情对日本的工作方式改革起到了一个客观促进的作用，同时，对企业的人员招聘方式也产生了影响。不少企业采取网上招聘的方式录取员工。有些餐饮等服务行业已内定了新员工，由于疫情不能上岗，就职企业将其推荐到一家职业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暂时推荐其去需要人手的IT企业、农业方面的用人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待疫情结束再返回内定企业上班。还有一些从事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自由职业者，面对疫情导致工作量的大幅减少，纷纷开展线上教学，尝试新的职业模式。可以预测，疫情下新的工作方式将对疫情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年轻人的人生选择、生活方式将更加多元。
（二）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的滞后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日本的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为阻止疫情扩散，3月2日开始，日本中小学校宣布临时停课，保育所、幼儿园纷纷休园，学习塾、补习班也相继停课。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4月16日，15个都道府县168所认可保育所放假，其中东京都内就有144所[2]。日本学校的毕业季和入学季选在樱花盛开的4月，由于疫情关系，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不得不宣布中止毕业典礼和入学典礼，进入停课阶段，还有些大学对校园进行了封闭管理停课是由当地政府、学校来根据情况决定并实施的。。
为保证教学进度，减轻停课造成的影响，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各界大力宣传、积极推动线上教育，希望学生“停课不停学”，利用在线课堂、电子教材在家学习。不仅仅是中小学采用在线授课，各种学习塾、补习班也采用线上授课的方式。在线教育让日本的教育差距问题显现出来。
教育差距与学生的家庭出身、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收入、父母学历、父母职业等有密切的关系。父母越是高学历、高收入，对子女成长越有利，子女大学毕业后从事正规雇佣的可能性就越高。另外，大城市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对子女教育有利，偏僻地区和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其子女成功的概率就要小很多。客观而言，二战后的日本在教育的均等化上付出了极大努力，义务教育体制提供了标准化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师资水平、教学设备、教育设施、教学内容的差距都较小。但东京一极化的发展和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教育的均等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大城市与偏远地区的教育差距呈现缓慢扩大的趋势。
大规模的线上教育将日本的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家庭之间潜在的教育差距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家庭中信息、通信技术的配置不均衡。有的家庭通信技术环境好，学生学习没有受太大影响，而有些低收入家庭学习用的电脑和网络不完备，对子女上网课有较大影响。另外，日本学校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环境也较为滞后，政府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明显落后于美国，这无疑影响到日本的技术进步与效率，同时也使得日本教育出现地区差距。为此，文部省出台了关于改善学校教育ICT环境的五年计划（2018—2022年），决定每年度从地方财政中抽出1 805亿日元的经费用于鼓励开发和使用电子教科书和电子教材，完善学校的信息化，构筑家庭与学校之间无缝连接的教育学习环境[3]。目前，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的“社会5.0”的目标之一，就是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大数据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表明，2020年3月，日本学校的电脑数量是每5.4名中小学生仅有1台平板终端设备[4]。普通公立学校无线网络配备率不到50%。文部科学省为了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到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接受公正的、个性化的、最适宜的且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机会，于2019年12月提出了“GIGA学校构想”，即2023年之前，全日本的学校实现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人一台电脑、配备高速度大容量通信网络一体化的目标。 疫情让日本政府意识到“GIGA学校构想”的推进已刻不容缓。2020年2月14日，萩生田光文部科学大臣在记者会上，表明了在新冠肺炎蔓延背景下，加快推进“GIGA学校构想”早日实现的态度[5]。文部科学省决定将原计划到2023年中小学生一人一台电脑的目标提前到2020年内完成，以改变目前日本教育领域信息与通信技术滞后的现状，消除地域教育差异，提高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大量中小企业停产停业，旅馆、餐饮、商业设施、补习机构等停业关闭，雇佣环境恶化，特别是对本身就处于雇佣不稳定状态的非正规就业者、自由职业者群体造成的影响极大，出现了大量失业者或隐性失业者。有些企业解雇了非正式员工，有些企业的正式员工虽未失业，但却没活儿可干，收入锐减。2020年4月份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相比新冠肺炎蔓延之前，雇佣人数减少了79万人，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6]。总务省6月30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显示，5月份的完全失业率上升至2.9%，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点。4月份休业人数为597万人，5月份为423万人[7]。特别是对从事非正规雇用的女性打击更大，在服务业工作的女性比例高，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体现在女性临时工群体身上。日本政府给疫情期间停业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发放补贴，每月人均最多可拿到33万日元。但这些停业补贴仅针对全日制员工，非正式员工不包括在内。失去工作的非正规雇佣群体陷入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窘境。
疫情导致众多24小时营业的漫画店、网络咖啡馆、网吧、桑拿馆关闭，数千名“网络咖啡馆难民”“网络咖啡馆难民”指那些没有住房也不租房，在城市的网络咖啡馆、漫画店住宿和生活的群体，多为临时工、小时工、短期劳动派遣者，也属于无家可归者。“网络咖啡馆难民”一词出自2007年1月播放的一部纪录片。丧失安身之处。据2018年对“网络咖啡馆难民”所做的调查，东京都内1天有5 000人平均每周5天以上栖身网络咖啡馆。这一群体中最多的是30多岁的人，男性占85%，女性占15%，且有近一半的人收入在11万～15万日元[8]。此次疫情下，仅东京就有4 000名“网络咖啡馆难民”无处栖身。日本政府对于疫情期间收入减少而失去住所的人，给予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住房保障补贴，但能否真正惠及到这些“网络咖啡馆难民”还是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打工的学生群体影响较大，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失去打工机会，生活费出现问题，一些人不得不面临中途退学的境地。2020年4月1～7日，KCAA机构KCAA是一家大学体育方面的横向联合组织，以关西地区为中心，有23个私立大学加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学生的意识、生活状况、活动状况，对全日本的大学生进行了“新冠肺炎感染扩大对学生生活的影响调查”，得到了1 406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8.8%的学生在疫情扩大后打工收入减少，其中22.9%的学生打工收入大幅减少[9]。
疫情让挣扎在相对贫困线上的家庭面临困顿，其中，单亲家庭、母子家庭最为严峻。因为学校临时停课，父母不得不在家照顾孩子，不能外出工作，导致家庭收入锐减。一些临时工家庭，不工作也就无收入，如果再没有积蓄，生活便会陷入窘境。疫情期间，政府咨询窗口接到经济困窘家庭的求助以及家庭暴力的求助均有所增加。NPO認定NPO法人グッドネーバーズ·ジャパン。法人“好邻居—日本”于8月6～12日对558人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得到318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单亲家庭约半数“收入减少”，九成以上“支出增加”，其中96%是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10]。
老年人也成为此次疫情受冲击较大的群体。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全日本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短期入住机构中，有858所机构停业，因其中有843所是自主判断决定停业的，另有两所是自治体要求停业，因人手不足停业的有13所[11]。没有停业的护理机构，也有不少因人手不足，运营达到极限。例如，北海道一所老年公寓，由于疫情蔓延，职员和入住老年人有10人呈新冠肺炎阳性，护理人员减少了1/4，对老年人的照护已经很难维持。疫情下，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因为运动不足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沉重负担[12]。
疫情下，日本政府对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实施了一些救济和支援措施，例如：向每一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给满足一定条件的失业人员发放租房补贴（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生活有困难的个人可到当地政府申请最多20万日元的无息贷款;针对因疫情期间打工收入锐减、难以继续学业的学生特设“学生支援紧急补贴”，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领到10万日元，免交居民税家庭的学生可申领20万日元;针对停工停产的中小企业劳动者，没有领到失业津贴的人员最高每天可领到1.1万日元;因疫情失业人员3月31日之前最多可获得8 330日元的生活补助;对育儿家庭发放临时特别津贴，每个孩子可领到1万日元;陷入生活窘困的单亲家庭可领到临时特别津贴5万日元，第二个孩子之后，每个孩子加3万日元。父母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再追加5万日元等[13]。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或疫情长期化的情况下，这些临时性补助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日本贫困家庭的子女因家庭经济原因中途退学、休学的现象受到关注。文部科学省2014年发表的调查结果文部科学省对1 191所学校，包括国立私立公立大学、公立私立短期大学、高中学校学生中途退学的调查。显示，中途退学休学的人數占全体学生的2.65%，其中有20.4%的人是因为经济原因退学[14]。另外，2008年开始，“儿童的贫困”问题在日本受到关注。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统计，2012年日本儿童的贫困率为16.3%，即6个孩子里有1人是贫困儿童。厚生劳动省《平成28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儿童贫困率为13.9%，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50.8%[15]。东京都立大学阿部彩教授指出，“政府虽然出台了大力促进父母就业的对策，但由于从事不稳定就业的人数多，应提早对那些育儿家庭提供补助、生活费等公共支援。”[16]贫富差距扩大会带来社会割裂、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还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并稳固下来的“全民中产社会”已发生动摇，一部分中产阶级正在悄然分化，且有向下流动的趋势。厚生劳动省《平成30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20余年来日本人的收入持续减少。1994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664.2万日元，2017年降至551.6万日元。平均收入线423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占62.4%，有55.1%的家庭感到生活辛苦[17]。日本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避免下坠而竞争可谓当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特征，其实质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所进行的竞争，也就是为了不坠入‘下游社会’而做的竞争。这种竞争绝不是积极向前的，而是倒退的。因此，准确地说，是为了免于堕入底层的竞争或者挣扎。”[18]疫情对低收入群体、贫困家庭造成的冲击较大，但也不能忽视疫情对中产阶级群体的打击，要避免正式员工因失去工作而跌入中下层。 （四）两性关系再遇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企业开始居家办公，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这样一来，一家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空间，这一从未有过的现象对于日本的婚姻、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夫妻关系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更加凸显了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153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121名，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为历史新低。这显示日本距实现两性平等、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集中表现在：不少家庭还延续着传统的“丈夫全日制工作、妻子专职主妇或兼职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且税收、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都是在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之上建立的，至今仍对大部分女性的人生构成影响。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和工作之间面临巨大矛盾，在家庭和职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情况还较为普遍。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只有女性的六分之一。女性还面临职业上升困境以及和男性员工在工作性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别。育儿结束后女性再就职很难找到一份全日制工作，而只能是从事小时工、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用。
此次疫情放大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对夫妻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人一般居住地和职场分离，这与二战后日本城市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由于东京房价不断上涨，只能把家安在大都市的郊外，职住分离，通常每天通勤时间要在一两个小时。工薪族的丈夫早走晚归，与妻子、子女相处时间短，缺少交流，也难有余暇参与家务和育儿。疫情期间，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夫妻从未有这么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屋檐下，有的夫妻得以更多的交流和了解，增进了感情;也有的夫妻由于长时间共处一室，导致精神紧张、压抑，在家庭琐事、育儿、家务分工等方面产生分歧，甚至出现了感情破裂。据《东洋经济》报道，通过Twitter就疫情期间的夫妻关系对不特定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4天集中了150份答卷。有人回答夫妻关系比以前好了，有人发现了夫妻二人兴趣的不同，有人回答夫妻间对子女教育产生分歧，甚至有人说夫妻走向了“新冠离婚”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夫妻关系紧张、冲突，最终感情破裂导致离婚。[19]。
疫情下，日本的保育所、幼儿园纷纷实施休园、停业等措施，育儿负担便集中到了父母、尤其是母亲身上。Brainpad公司实施的调查表明，在新冠疫情导致的“自肃生活”中，育儿负担多集中到了家庭主妇身上。该公司5月12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感觉压力非常大”或者“感觉有压力”的家庭主妇高达72%，高于公司职员的58%;感觉自己接下来只能继续忍受“最多两周”的“自肃生活”或者“已经达到极限”的家庭主妇占36%，高于公司职员的30%[20]。京都大学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究小组在网络上对300余人进行了关于疫情下的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男性，女性较多地感受到家务和育儿的负担增加。不少女性感到压力大，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特别是一些女性自己有工作，不但要负担家务和育儿，还要为居家工作的丈夫忙碌一日三餐，感到身心疲惫。另外，网络调查还显示，有47%的男性认为疫情下在家工作“与家庭成员一起度过的时间增加了”“与家庭成员的交流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好了。有30%的回答者认为“没有了通勤时间”“是一件好事”，节省下的时间可以用于家务劳动和育儿[21]。
疫情令日本社会重新反思性别平等问题，期待疫情后能出台更加具体的措施，解决女性在家务、育儿和工作上难以兼顾的问题，切实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和性别分工模式，大力推进两性平等、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
（五）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居家办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取消聚会的“自肃”生活对日本人的社会心理还是造成了一定影响：一些人出现了不安的心理状态，怕出门被感染而不想跟人见面;一些人不愿意摘下口罩，与他人在封闭空间会产生不安全感，喜欢独处，特别是那些没有家人、朋友的独居群体更感孤独倍增;患有抑郁、焦虑症状的人明显增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甚至出现了新的词汇“新冠绝交”。对疫情的不安和恐惧容易滋生偏见和歧视。在SNS等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的诽谤和中伤，给感染者精神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子女都遭受偏见、歧视。
日本著名学者土居健郎认为，依赖的心理是调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他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写道“依赖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也是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22]。日本社會的人际关系源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迅速减弱，日本人的家庭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僚关系、邻里关系等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单身家庭增多，个人主义观念对年轻人一代浸透，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逐渐呈现疏离迹象。被称为企业管理三大法宝的终身雇佣制度曾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企业员工对“社缘”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家庭关系，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终身雇佣制度趋于瓦解。非正规雇用劳动者人数攀升，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农村人口的“过疏”与城市人口的“过密”相伴而生，城市社会服务的便利化加剧了地缘关系的弱化，身处社区却对社区缺乏归属感的人增多。种种迹象表明，以“血缘”“社缘”“地缘”为纽带凝聚起来的日本“人情社会”“有缘社会”正在走向“无缘化”。
另外，进入21世纪，人们使用社交网络、信息通信设备等虚拟社交的方式满足了交流、沟通的欲望。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大幅减少，社交软件聊天、语音或视频聊天、视频会议等方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而当人们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后，日本的人际关系或许会更为疏离。
三、“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等在其撰写的《改变社会》一书中写道：“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日本曾被称为‘Japan as number one’。只要读好学校，进好公司，等待你的就是安定的生活、舒适的养老，即‘一亿国民全中产’的曼妙时代。但现在，那个时代构筑起的日本似已陷入进退失据的全面故障之中，更糟糕的是，可取而代之的新型模式却至今无处可寻。”[23]新冠肺炎疫情对每个国家、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关系到今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此次疫情让日本社会面临严峻挑战，也让日本放慢脚步审视和反思，将挑战变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动力，在变革中寻求机遇。
（一）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在东京等大城市感染的速度非常快，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大城市的医院、病床陷入紧张状态，无症状和轻症患者不得不在自己家、酒店等处隔离观察。新冠疫情让日本再次反思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应通过自助、共助、公助提高社会防疫能力。此次疫情下，“自助”体现在民众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上，减少出行，自觉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开“三密场所”。“共助”体现在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扶助，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对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午餐的配备。“公助”体现在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核酸检测机制的构建、政府对陷于窘困的弱势群体的经济支援等。日本相关部门也认识到，对弱势群体、感染者的支援体制应进一步完善，如提高对民众电话咨询的服务水平、完善轻症患者住宿疗养设施等。同时，此次疫情对避难所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满足群众避难的基础上，防止形成“三密场所”，让避难所的空间更为舒适，是今后避难所改革的一个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多次强调，人类未来或将长期同新冠肺炎共存。与新冠病毒长时间和平相处就要遵循新生活方式所规定的生活规则。疫情过后，“新生活方式”也将长期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指南。
（二）新工作方式将孕育一场生活方式革命
面对新冠肺炎对人类的挑战，人类可以用最新科技、信息通信来与之抗衡。新冠疫情期间，信息通信技术异军突起，居家办公、线上办公、远程办公、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受到大家欢迎。信息通信成为维持经济社会运行的生命线。不少企业推出了各种防疫APP程序，人们的出行轨迹、活动范围得以清晰地捕捉到。居家工作、在线工作等新的工作方式正在被社会普遍接受，这将是一场改变日本人工作方式的革命，將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后新冠”时代，男女两性共同参与育儿、共同工作的社会环境将会得到逐步改善。当今日本，出生率降低和育儿、工作难以两全一直是困扰日本社会的两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因育儿而影响出勤的人越来越多。居家工作减少了加班，节省了通勤时间以及和同事喝酒、聚餐的时间，父亲在家的时间增加对参与育儿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会减轻妻子的负担，对于改善和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当男女共同分担家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风气时，少子化现象或许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疫情期间，一些养老机构、医院推出了入住老年人、患者与其家属在线上的交流，这一举措有利于消除老年人和患者的孤独感。相信未来，伴随着日本老年人健康福祉政策的完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日本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得以推进，日本式的养老模式将会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开启新的思路。
“后新冠”时代，居家工作成为工作方式的一个重要选项，人们在社区的时间会增多，对社区事务会更为关心，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或社区非营利组织，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这将会给日本的社区发展带来契机，也会提升人们对人生的满意度。此次疫情让日本再次认识到个体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今后，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社区的联系将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推动，这将有利于日本人重拾信心，重建信任，构筑一个安心、安全的社会。
（三）雇佣形势不容乐观，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或在明年显现。由于日本大学生的就职活动开展得比较早，因此，通常情况下毕业前已内定就职的比例较高。虽然有企业遭遇疫情而取消内定的情况，但目前来看，整体情况尚属稳定。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2020年6月12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4月1日的时点就职率为98%，属1997年有此项调查以来最高。新冠肺炎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或在2021年以后显现，2021年雇佣环境将较为严峻。7月21日，日本航空宣布将取消从2021年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员工（飞行员等一部分职业除外），这是日本航空时隔9年再一次大幅减少招聘新员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来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行业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疫情下，不少企业、店铺倒闭，导致失业者增加，有些企业苦苦挣扎，不得不削减人力成本。这都预示着“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重新审视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一步改善自由打工者的劳动环境显得十分急迫。新冠肺炎疫情正促使日本政府和民间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对低收入群体不能仅实行事后救济，而是要在早期给与他们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建立一个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安全网才是至关重要的。
（四）地方社会或迎来发展机遇
当今，日本地方社会面临年轻人口流失、老年人口比例增大、经济萎缩、社会缺乏活力等严峻问题。“地方创生”就是反思东京一极化集中趋势、致力于地方社会焕发活力的政策和举措。2017年，东京圈流入人口超过12万，已保持了12年的连续增长。如果东京一极化趋势得不到遏制，高腾的房价将会让东京变得不再宜居，对儿童的保育、对老年人的护理等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了偏远地区抗风险能力相比大城市要弱得多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异，使地方社会和大城市共同均衡发展将是未来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的情形来看，受灾地的中小城市人口减少现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有所不同。大都市生活的人们因为新冠疫情不得不在家办公，而这种工作方式正在显示种种益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员工认识到，办公不一定非要去单位，在家工作也一样可以取得好的成绩。有些工作性质不一定非要住在大城市，忍受密集的人口、快节奏的生活、高房租高物价带来的压力和身心疲惫。据报道，疫情期间，有些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齐全的地方城市或郊区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咨询有关搬家、移居方面的电话和来访次数显著增加。地方生活成本低，生活便利，亲近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轻松和谐，育儿环境比较宽松。从日本各地总和生育率来看，越是大城市，生育率越低。2019年总和出生率最低的是东京，仅为1.15，京都1.25，大阪1.31，埼玉县1.27，千叶县1.28，神奈川县1.28;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冲绳县1.82，宫崎县1.73。一些年轻人已经显示了迁居地方城市或郊区的意愿，各都道府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趋势，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公开相关信息，出台针对移居的支援政策。
搬到地方城市生活，或是从大城市回故乡定居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前就已初露端倪，此次疫情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有机构曾在2017年以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5 000名男女为对象，进行了居家办公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每4个人中有1人希望过一种慢生活，对移居地方显示出兴趣[24]。京都大学教授广井良典提倡应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重新审视东京一极化集中的利弊，把日本建成一个分散型的可持续的福祉社会。他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东京一极化的弊端，导致东京感染人数多，易感人群多。“都市集中型”社会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今后应发展地方社会，促使人口向地方流动，实现一种新的成熟性社会。而居家工作的急速推进使得这一新的成熟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interview/detail/opinion_07.html.。
客观而言，搬到地方城市或郊区的趋势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更深一层次的课题，例如，地方社会如何增加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工资，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吸引年轻人来定居？如何改善购物环境、学习环境，营造对年轻人友善的社区？等等。
綜上所述，从以上新冠肺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社会正悄然出现一些变化来看，日本社会似乎正在孕育着一场变革。一些征兆也显示了“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自民党撰写的《面向后新冠的经济社会成长战略》[25]报告中针对日本“后新冠”时代的成长战略，重点提到了以下两个视角：一是尊重作为生活者的国民的视角，消除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对气候变化的不安，让国民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目标。二是避免走向“差距社会”，努力减少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阻断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趋势。2020年5月，日本财团在新冠肺炎蔓延的背景下，对日本年轻人进行了一项“18岁意识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克服了这一疫情危机后，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归纳起来，对日本未来的社会建设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每个人都有觉悟和责任感的社会;和平安全的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社会;政府能倾听到国民心声的社会;一旦出现问题能迅速应对的社会等[26]。
总之，“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将迎来诸多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和令人忧虑的一面。日本社会能否摆脱危机，实现日本年轻人所描绘的美好蓝图，与日本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息息相关，也体现着日本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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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zyouhou/detail/1402835.htm.
[4]MASTER EDUCATION.今さら聞けないGIGAスクール構想とは？基本から実施スケジュール、文部科学省の支援まで解説[DB/OL]. [2020-07-11].
https：//master-education.jp/column/about_giga_school/.
[5]文部科学省.GIGAスクール構想の実現に向けて民間事業者の皆様と萩生田大臣が意見交換[EB/OL].[2020-07-11].https：//www.mext.go.jp/b_menu/activity/detail/2020/202002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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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週刊女性.新型コロナ福祉のダークサイド、ネットカフェ難民が追いやられた「本当の行き先」 [J/OL].[2020-07-19].https：//www.jprime.jp/articles/-/1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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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臨時休校で、ひとり親の約半数が「収入が減る」、9割以上が「支出が増える」で内96%は「食費」[DB/OL].[2020-07-25].https：//www.fnn.jp/articles/-/2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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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客观日本.家有学龄前儿童的母亲负担明显加重，育儿状态回到半个世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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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本財団.18歳意識調査[DB/OL].[2020-07-21].https：//www.nippon-foundation.or.jp/what/projects/eighteen_survey.
[责任编辑 孙 丽]
The Impact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n Japanese Society： The Trend of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PostCorona”Era
HU Pe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outbreak pose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its impact has far exceeded the epidemic itself. Since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in Japan in February 2020， it has many impacts on Japan’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has spawned new ways of working; it has highlighted the lagging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the epidemic has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lowincome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has been challenged again;the degree of “no contact” has increased. The epidemic is like a magnifying glas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social problems i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the epidemic is like an accelerator，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social change in Japan. It seems difficult for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post corona” era to go back to the past.So， where will Japanese society go？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Japanese society; the lagging in education; “postcorona” era; new ways of working
收稿日期：2020-07-28
作者簡介：
胡 澎（1966—）女，北京人，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社会研究。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日本社会;教育差距;“后新冠”时代;新工作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4-0024-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3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多国席卷进来，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面之广、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之多，被认为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世界范围最严重的疫情，堪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对人类健康、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重大疫情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能力，也带来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透过疫情，我们可以深入观察国家、社会、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探究灾难对人类社会、人类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的影响，思考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反思如何吸取此次疫情的经验教训、迈向新的文明社会。
此次世界范围的疫情同样也重创日本。截至2020年7月22日，日本已累计确诊25 736人，累计死亡988人。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没能迎来一个“气淑风和”的新开端，反倒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搞得十分狼狈。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本不得不按下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暂停键，将防控疫情作为首选。就连日本民众翘首以盼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被迫延期。疫情对日本人的心态打击也较大，本来已深陷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的长期不振以及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社会，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造成的巨大损失又让日本社会元气大伤，今年又遭此番疫情袭击，令不少日本人心灰意冷，有人将此次的新冠冲击与“昭和恐慌”相提并论，也有人认为其严峻程度比二战后两次石油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截至目前，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落下帷幕，疫情究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密切观察并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及对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2020年1月30日，内阁决定成立“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2月17日，宫内厅发表了中止23日在皇居举办令和新天皇生日庆祝活动;25日，“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召开会议并出台《新冠肺炎对策基本方针》。27日，政府宣布自3月2日开始全日本的中小学校、特别支援学校暂时停课。3月28日，《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基本处理方针》日语为『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基本的対処方針』，之后多次修订。公布，希望民众减少出行，避免去密闭空间、人员密集地、近距离密切接触的“三密场所”。4月7日，安倍晋三首相在新冠肺炎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岛县进入“紧急事态”，宣言自4月8日起生效，5月6日结束。4月16日，“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全日本。根据相关法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有可能对国民生命、健康造成显著损害;二是疫情在全国蔓延，给民众生活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或有此种可能性。“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涉及的都道府县知事可根据当地疫情形势，采取以下措施：避免不必要非紧急的外出;停止或限制学校、保育院、幼儿园、老人院、电影院等设施的使用，停止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和大型集会;为建立临时医疗设施强制征用房屋、土地等。
2020年5月4日，新冠肺炎感染症专家会议提倡的“新生活方式”从如何防止被传染、如何防止出门被传染、如何购物、如何吃饭等方面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提出了具体建议。得到广泛宣传，绝大部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自觉遵守。之后，日本多地多日没有出现新感染者，疫情趋于好转。5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39个解除了“紧急事态宣言”。5月21日，又解除了大阪、京都和兵库县的“紧急事态宣言”，这就意味着自5月25日全日本范围的“紧急事态宣言”正式宣告解除。然而，解除宣言之后，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又开始缓慢上升，特别是7月份感染人数上升较快，呈现疫情第二波反弹的态势。出于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考量，日本政府并未再次公布“紧急事态宣言”，而是采取以下措施：以“新生活方式”为前提逐步放宽民众出行、设施使用等限制，分阶段引导社会经济生活重回正常轨道;另一方面，对新感染的患者积极治疗并适当扩大核酸检测规模。
疫情出现后，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封城”措施对城市或地区进行强制封锁，也没有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即便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也未对国民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干涉，居民外出、上班并未受限制，超市、银行、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也正常运营。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有序。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均处于较低水准。那么，日本在疫情防控上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日本有着较为完备的医疗体制以及覆盖全体国民的国民健康保险。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能合理冷静应对。重症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轻症患者在家或指定机构隔离养病，即便是低收入群体也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民众不会因疫情蔓延而产生极端恐慌心理。其次，日本作为一个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人们从小就接受防范灾害的演练以及防灾抗灾的知识，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面对重大疫情表现得较为理性。第三，日本的公共场所环境清洁、卫生，公共卫生水平较高。疫情发生后，日本媒体不遗余力宣传如何对办公室、家庭、餐厅、地铁等公共空间进行消毒、通风，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防范新冠肺炎，企业、店铺等如何减少人员聚集，做好消毒工作。这些对于阻止病毒的传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第四，日本抗击疫情主要靠的是国民的自律自觉、对规则的遵守以及集团的觉悟。“紧急事态宣言”之后，政府要求民众自我约束，防范和避开“三密场所”。虽非强制，但国民有义务协助政府落实。日本民众听从政府号召，自愿佩戴口罩，自觉减少出行，减少聚会聚餐，错峰出行，不少店铺自行关门谢客。这些均显示出日本国民隐忍、克制以及对于权力和命令的高度服从的特性，同时也与日本的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有关，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公民意识以及基本伦理道德。特别是大多数人具有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和较高的自我防范疾病的意识，养成了勤洗手、重消毒、感冒自觉戴口罩、不给别人添麻烦等日常生活习惯。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客观而言，日本在应对疫情上也有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初期政府更多考虑外交和经济上的影响，导致对策相对滞后;信息、通信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日本过分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在锁定密切接触者以及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行动轨迹和信息公开等方面有待改进。
二、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的主要影响
危机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影响是空前的，特别是容易形成“三密场所”的餐厅、旅馆、咖啡馆、居酒屋等纷纷停业、歇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居家办公、在线学习改变了日本人传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人际交流模式。疫情让日本既存的社会问题更加凸显，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激化。
（一）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
當疫情出现并呈现蔓延趋势后，为了避免人们乘坐公共交通通勤相互感染，也为了应对孩子因停课在家需要成人照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了居家办公模式，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远程工作。一家株式会社的调查表明，7个都道府县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后的4月10～12日期间，正式员工居家办公率为27.9%;5月29日～6月2日实施的调查表明，“紧急事态宣言”结束后，全日本正式员工的居家工作平均实施率为25.7%，越是大公司，居家办公的实施率越高[1]。富士通公司、软银集团、NTT通讯集团和KDDI通讯公司等企业决定顺应时代潮流，缩减办公室面积，鼓励非生产一线员工居家工作。居家办公令东京都写字楼的空置率增高。
信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把人们从长时间劳动中解放出来。疫情作为契机，让日本传统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人敬业、勤奋的工作态度为世界所公认。《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遵守的企业寥寥无几。超长时间工作让日本人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甚至不乏“过劳死”现象的发生。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的日本式劳动方式也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为了改变日本以往的工作方式，2016年内阁官房下设“工作方式改革实现推进室”，启动了提倡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劳动时间的工作方式改革。2017年正式提出了“工作方式改革执行计划”2017年又被称为“工作方式改革元年”。，2018年7月6日，公布了“工作方式改革一揽子法”（平成30年法律第71号）修正的法案包括《劳动基准法》《劳动安全卫生法》《改善劳动时间等设定的特别措施法》《尘肺法》《雇用对策法》《劳动契约法》《改善短时间劳动者的雇用管理等的法律》《确保劳动者派遣事业正确运营及保护派遣劳动者的法律》。。工作方式改革主要包括：纠正长时间劳动的弊端，贯彻同工同酬，扩大就业机会，挖掘潜在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推广弹性工作方式等。
疫情对日本的工作方式改革起到了一个客观促进的作用，同时，对企业的人员招聘方式也产生了影响。不少企业采取网上招聘的方式录取员工。有些餐饮等服务行业已内定了新员工，由于疫情不能上岗，就职企业将其推荐到一家职业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暂时推荐其去需要人手的IT企业、农业方面的用人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待疫情结束再返回内定企业上班。还有一些从事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自由职业者，面对疫情导致工作量的大幅减少，纷纷开展线上教学，尝试新的职业模式。可以预测，疫情下新的工作方式将对疫情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年轻人的人生选择、生活方式将更加多元。
（二）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的滞后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日本的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为阻止疫情扩散，3月2日开始，日本中小学校宣布临时停课，保育所、幼儿园纷纷休园，学习塾、补习班也相继停课。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4月16日，15个都道府县168所认可保育所放假，其中东京都内就有144所[2]。日本学校的毕业季和入学季选在樱花盛开的4月，由于疫情关系，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不得不宣布中止毕业典礼和入学典礼，进入停课阶段，还有些大学对校园进行了封闭管理停课是由当地政府、学校来根据情况决定并实施的。。
为保证教学进度，减轻停课造成的影响，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各界大力宣传、积极推动线上教育，希望学生“停课不停学”，利用在线课堂、电子教材在家学习。不仅仅是中小学采用在线授课，各种学习塾、补习班也采用线上授课的方式。在线教育让日本的教育差距问题显现出来。
教育差距与学生的家庭出身、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收入、父母学历、父母职业等有密切的关系。父母越是高学历、高收入，对子女成长越有利，子女大学毕业后从事正规雇佣的可能性就越高。另外，大城市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对子女教育有利，偏僻地区和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其子女成功的概率就要小很多。客观而言，二战后的日本在教育的均等化上付出了极大努力，义务教育体制提供了标准化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师资水平、教学设备、教育设施、教学内容的差距都较小。但东京一极化的发展和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教育的均等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大城市与偏远地区的教育差距呈现缓慢扩大的趋势。
大规模的线上教育将日本的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家庭之间潜在的教育差距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家庭中信息、通信技术的配置不均衡。有的家庭通信技术环境好，学生学习没有受太大影响，而有些低收入家庭学习用的电脑和网络不完备，对子女上网课有较大影响。另外，日本学校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环境也较为滞后，政府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投资明显落后于美国，这无疑影响到日本的技术进步与效率，同时也使得日本教育出现地区差距。为此，文部省出台了关于改善学校教育ICT环境的五年计划（2018—2022年），决定每年度从地方财政中抽出1 805亿日元的经费用于鼓励开发和使用电子教科书和电子教材，完善学校的信息化，构筑家庭与学校之间无缝连接的教育学习环境[3]。目前，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的“社会5.0”的目标之一，就是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大数据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表明，2020年3月，日本学校的电脑数量是每5.4名中小学生仅有1台平板终端设备[4]。普通公立学校无线网络配备率不到50%。文部科学省为了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到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接受公正的、个性化的、最适宜的且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机会，于2019年12月提出了“GIGA学校构想”，即2023年之前，全日本的学校实现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人一台电脑、配备高速度大容量通信网络一体化的目标。 疫情让日本政府意识到“GIGA学校构想”的推进已刻不容缓。2020年2月14日，萩生田光文部科学大臣在记者会上，表明了在新冠肺炎蔓延背景下，加快推进“GIGA学校构想”早日实现的态度[5]。文部科学省决定将原计划到2023年中小学生一人一台电脑的目标提前到2020年内完成，以改变目前日本教育领域信息与通信技术滞后的现状，消除地域教育差异，提高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大量中小企业停产停业，旅馆、餐饮、商业设施、补习机构等停业关闭，雇佣环境恶化，特别是对本身就处于雇佣不稳定状态的非正规就业者、自由职业者群体造成的影响极大，出现了大量失业者或隐性失业者。有些企业解雇了非正式员工，有些企业的正式员工虽未失业，但却没活儿可干，收入锐减。2020年4月份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相比新冠肺炎蔓延之前，雇佣人数减少了79万人，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6]。总务省6月30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显示，5月份的完全失业率上升至2.9%，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点。4月份休业人数为597万人，5月份为423万人[7]。特别是对从事非正规雇用的女性打击更大，在服务业工作的女性比例高，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体现在女性临时工群体身上。日本政府给疫情期间停业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发放补贴，每月人均最多可拿到33万日元。但这些停业补贴仅针对全日制员工，非正式员工不包括在内。失去工作的非正规雇佣群体陷入完全没有收入来源的窘境。
疫情导致众多24小时营业的漫画店、网络咖啡馆、网吧、桑拿馆关闭，数千名“网络咖啡馆难民”“网络咖啡馆难民”指那些没有住房也不租房，在城市的网络咖啡馆、漫画店住宿和生活的群体，多为临时工、小时工、短期劳动派遣者，也属于无家可归者。“网络咖啡馆难民”一词出自2007年1月播放的一部纪录片。丧失安身之处。据2018年对“网络咖啡馆难民”所做的调查，东京都内1天有5 000人平均每周5天以上栖身网络咖啡馆。这一群体中最多的是30多岁的人，男性占85%，女性占15%，且有近一半的人收入在11万～15万日元[8]。此次疫情下，仅东京就有4 000名“网络咖啡馆难民”无处栖身。日本政府对于疫情期间收入减少而失去住所的人，给予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住房保障补贴，但能否真正惠及到这些“网络咖啡馆难民”还是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打工的学生群体影响较大，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失去打工机会，生活费出现问题，一些人不得不面临中途退学的境地。2020年4月1～7日，KCAA机构KCAA是一家大学体育方面的横向联合组织，以关西地区为中心，有23个私立大学加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学生的意识、生活状况、活动状况，对全日本的大学生进行了“新冠肺炎感染扩大对学生生活的影响调查”，得到了1 406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8.8%的学生在疫情扩大后打工收入减少，其中22.9%的学生打工收入大幅减少[9]。
疫情让挣扎在相对贫困线上的家庭面临困顿，其中，单亲家庭、母子家庭最为严峻。因为学校临时停课，父母不得不在家照顾孩子，不能外出工作，导致家庭收入锐减。一些临时工家庭，不工作也就无收入，如果再没有积蓄，生活便会陷入窘境。疫情期间，政府咨询窗口接到经济困窘家庭的求助以及家庭暴力的求助均有所增加。NPO認定NPO法人グッドネーバーズ·ジャパン。法人“好邻居—日本”于8月6～12日对558人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得到318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单亲家庭约半数“收入减少”，九成以上“支出增加”，其中96%是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10]。
老年人也成为此次疫情受冲击较大的群体。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全日本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短期入住机构中，有858所机构停业，因其中有843所是自主判断决定停业的，另有两所是自治体要求停业，因人手不足停业的有13所[11]。没有停业的护理机构，也有不少因人手不足，运营达到极限。例如，北海道一所老年公寓，由于疫情蔓延，职员和入住老年人有10人呈新冠肺炎阳性，护理人员减少了1/4，对老年人的照护已经很难维持。疫情下，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因为运动不足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沉重负担[12]。
疫情下，日本政府对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实施了一些救济和支援措施，例如：向每一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给满足一定条件的失业人员发放租房补贴（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生活有困难的个人可到当地政府申请最多20万日元的无息贷款;针对因疫情期间打工收入锐减、难以继续学业的学生特设“学生支援紧急补贴”，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领到10万日元，免交居民税家庭的学生可申领20万日元;针对停工停产的中小企业劳动者，没有领到失业津贴的人员最高每天可领到1.1万日元;因疫情失业人员3月31日之前最多可获得8 330日元的生活补助;对育儿家庭发放临时特别津贴，每个孩子可领到1万日元;陷入生活窘困的单亲家庭可领到临时特别津贴5万日元，第二个孩子之后，每个孩子加3万日元。父母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再追加5万日元等[13]。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或疫情长期化的情况下，这些临时性补助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日本贫困家庭的子女因家庭经济原因中途退学、休学的现象受到关注。文部科学省2014年发表的调查结果文部科学省对1 191所学校，包括国立私立公立大学、公立私立短期大学、高中学校学生中途退学的调查。显示，中途退学休学的人數占全体学生的2.65%，其中有20.4%的人是因为经济原因退学[14]。另外，2008年开始，“儿童的贫困”问题在日本受到关注。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统计，2012年日本儿童的贫困率为16.3%，即6个孩子里有1人是贫困儿童。厚生劳动省《平成28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2015年日本儿童贫困率为13.9%，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50.8%[15]。东京都立大学阿部彩教授指出，“政府虽然出台了大力促进父母就业的对策，但由于从事不稳定就业的人数多，应提早对那些育儿家庭提供补助、生活费等公共支援。”[16]贫富差距扩大会带来社会割裂、社会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还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并稳固下来的“全民中产社会”已发生动摇，一部分中产阶级正在悄然分化，且有向下流动的趋势。厚生劳动省《平成30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20余年来日本人的收入持续减少。1994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664.2万日元，2017年降至551.6万日元。平均收入线423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占62.4%，有55.1%的家庭感到生活辛苦[17]。日本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避免下坠而竞争可谓当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特征，其实质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所进行的竞争，也就是为了不坠入‘下游社会’而做的竞争。这种竞争绝不是积极向前的，而是倒退的。因此，准确地说，是为了免于堕入底层的竞争或者挣扎。”[18]疫情对低收入群体、贫困家庭造成的冲击较大，但也不能忽视疫情对中产阶级群体的打击，要避免正式员工因失去工作而跌入中下层。 （四）两性关系再遇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企业开始居家办公，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这样一来，一家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空间，这一从未有过的现象对于日本的婚姻、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夫妻关系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更加凸显了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153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121名，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为历史新低。这显示日本距实现两性平等、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集中表现在：不少家庭还延续着传统的“丈夫全日制工作、妻子专职主妇或兼职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且税收、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都是在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之上建立的，至今仍对大部分女性的人生构成影响。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和工作之间面临巨大矛盾，在家庭和职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情况还较为普遍。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只有女性的六分之一。女性还面临职业上升困境以及和男性员工在工作性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别。育儿结束后女性再就职很难找到一份全日制工作，而只能是从事小时工、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用。
此次疫情放大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对夫妻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人一般居住地和职场分离，这与二战后日本城市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由于东京房价不断上涨，只能把家安在大都市的郊外，职住分离，通常每天通勤时间要在一两个小时。工薪族的丈夫早走晚归，与妻子、子女相处时间短，缺少交流，也难有余暇参与家务和育儿。疫情期间，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夫妻从未有这么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屋檐下，有的夫妻得以更多的交流和了解，增进了感情;也有的夫妻由于长时间共处一室，导致精神紧张、压抑，在家庭琐事、育儿、家务分工等方面产生分歧，甚至出现了感情破裂。据《东洋经济》报道，通过Twitter就疫情期间的夫妻关系对不特定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4天集中了150份答卷。有人回答夫妻关系比以前好了，有人发现了夫妻二人兴趣的不同，有人回答夫妻间对子女教育产生分歧，甚至有人说夫妻走向了“新冠离婚”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夫妻关系紧张、冲突，最终感情破裂导致离婚。[19]。
疫情下，日本的保育所、幼儿园纷纷实施休园、停业等措施，育儿负担便集中到了父母、尤其是母亲身上。Brainpad公司实施的调查表明，在新冠疫情导致的“自肃生活”中，育儿负担多集中到了家庭主妇身上。该公司5月12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感觉压力非常大”或者“感觉有压力”的家庭主妇高达72%，高于公司职员的58%;感觉自己接下来只能继续忍受“最多两周”的“自肃生活”或者“已经达到极限”的家庭主妇占36%，高于公司职员的30%[20]。京都大学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究小组在网络上对300余人进行了关于疫情下的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男性，女性较多地感受到家务和育儿的负担增加。不少女性感到压力大，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特别是一些女性自己有工作，不但要负担家务和育儿，还要为居家工作的丈夫忙碌一日三餐，感到身心疲惫。另外，网络调查还显示，有47%的男性认为疫情下在家工作“与家庭成员一起度过的时间增加了”“与家庭成员的交流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好了。有30%的回答者认为“没有了通勤时间”“是一件好事”，节省下的时间可以用于家务劳动和育儿[21]。
疫情令日本社会重新反思性别平等问题，期待疫情后能出台更加具体的措施，解决女性在家务、育儿和工作上难以兼顾的问题，切实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和性别分工模式，大力推进两性平等、共同参与社会的实现。
（五）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居家办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取消聚会的“自肃”生活对日本人的社会心理还是造成了一定影响：一些人出现了不安的心理状态，怕出门被感染而不想跟人见面;一些人不愿意摘下口罩，与他人在封闭空间会产生不安全感，喜欢独处，特别是那些没有家人、朋友的独居群体更感孤独倍增;患有抑郁、焦虑症状的人明显增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甚至出现了新的词汇“新冠绝交”。对疫情的不安和恐惧容易滋生偏见和歧视。在SNS等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的诽谤和中伤，给感染者精神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子女都遭受偏见、歧视。
日本著名学者土居健郎认为，依赖的心理是调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他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书中写道“依赖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也是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22]。日本社會的人际关系源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正在迅速减弱，日本人的家庭关系、上下级关系、同僚关系、邻里关系等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家庭、单身家庭增多，个人主义观念对年轻人一代浸透，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逐渐呈现疏离迹象。被称为企业管理三大法宝的终身雇佣制度曾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企业员工对“社缘”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家庭关系，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终身雇佣制度趋于瓦解。非正规雇用劳动者人数攀升，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农村人口的“过疏”与城市人口的“过密”相伴而生，城市社会服务的便利化加剧了地缘关系的弱化，身处社区却对社区缺乏归属感的人增多。种种迹象表明，以“血缘”“社缘”“地缘”为纽带凝聚起来的日本“人情社会”“有缘社会”正在走向“无缘化”。
另外，进入21世纪，人们使用社交网络、信息通信设备等虚拟社交的方式满足了交流、沟通的欲望。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大幅减少，社交软件聊天、语音或视频聊天、视频会议等方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而当人们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后，日本的人际关系或许会更为疏离。
三、“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等在其撰写的《改变社会》一书中写道：“自1960年代至1980年代，日本曾被称为‘Japan as number one’。只要读好学校，进好公司，等待你的就是安定的生活、舒适的养老，即‘一亿国民全中产’的曼妙时代。但现在，那个时代构筑起的日本似已陷入进退失据的全面故障之中，更糟糕的是，可取而代之的新型模式却至今无处可寻。”[23]新冠肺炎疫情对每个国家、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关系到今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此次疫情让日本社会面临严峻挑战，也让日本放慢脚步审视和反思，将挑战变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动力，在变革中寻求机遇。
（一）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在东京等大城市感染的速度非常快，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大城市的医院、病床陷入紧张状态，无症状和轻症患者不得不在自己家、酒店等处隔离观察。新冠疫情让日本再次反思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应通过自助、共助、公助提高社会防疫能力。此次疫情下，“自助”体现在民众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上，减少出行，自觉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开“三密场所”。“共助”体现在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扶助，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对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午餐的配备。“公助”体现在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核酸检测机制的构建、政府对陷于窘困的弱势群体的经济支援等。日本相关部门也认识到，对弱势群体、感染者的支援体制应进一步完善，如提高对民众电话咨询的服务水平、完善轻症患者住宿疗养设施等。同时，此次疫情对避难所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满足群众避难的基础上，防止形成“三密场所”，让避难所的空间更为舒适，是今后避难所改革的一个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多次强调，人类未来或将长期同新冠肺炎共存。与新冠病毒长时间和平相处就要遵循新生活方式所规定的生活规则。疫情过后，“新生活方式”也将长期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指南。
（二）新工作方式将孕育一场生活方式革命
面对新冠肺炎对人类的挑战，人类可以用最新科技、信息通信来与之抗衡。新冠疫情期间，信息通信技术异军突起，居家办公、线上办公、远程办公、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受到大家欢迎。信息通信成为维持经济社会运行的生命线。不少企业推出了各种防疫APP程序，人们的出行轨迹、活动范围得以清晰地捕捉到。居家工作、在线工作等新的工作方式正在被社会普遍接受，这将是一场改变日本人工作方式的革命，將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后新冠”时代，男女两性共同参与育儿、共同工作的社会环境将会得到逐步改善。当今日本，出生率降低和育儿、工作难以两全一直是困扰日本社会的两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因育儿而影响出勤的人越来越多。居家工作减少了加班，节省了通勤时间以及和同事喝酒、聚餐的时间，父亲在家的时间增加对参与育儿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会减轻妻子的负担，对于改善和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当男女共同分担家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风气时，少子化现象或许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疫情期间，一些养老机构、医院推出了入住老年人、患者与其家属在线上的交流，这一举措有利于消除老年人和患者的孤独感。相信未来，伴随着日本老年人健康福祉政策的完备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日本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得以推进，日本式的养老模式将会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开启新的思路。
“后新冠”时代，居家工作成为工作方式的一个重要选项，人们在社区的时间会增多，对社区事务会更为关心，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或社区非营利组织，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这将会给日本的社区发展带来契机，也会提升人们对人生的满意度。此次疫情让日本再次认识到个体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今后，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社区的联系将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推动，这将有利于日本人重拾信心，重建信任，构筑一个安心、安全的社会。
（三）雇佣形势不容乐观，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或在明年显现。由于日本大学生的就职活动开展得比较早，因此，通常情况下毕业前已内定就职的比例较高。虽然有企业遭遇疫情而取消内定的情况，但目前来看，整体情况尚属稳定。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2020年6月12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4月1日的时点就职率为98%，属1997年有此项调查以来最高。新冠肺炎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或在2021年以后显现，2021年雇佣环境将较为严峻。7月21日，日本航空宣布将取消从2021年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员工（飞行员等一部分职业除外），这是日本航空时隔9年再一次大幅减少招聘新员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来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行业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疫情下，不少企业、店铺倒闭，导致失业者增加，有些企业苦苦挣扎，不得不削减人力成本。这都预示着“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重新审视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一步改善自由打工者的劳动环境显得十分急迫。新冠肺炎疫情正促使日本政府和民间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对低收入群体不能仅实行事后救济，而是要在早期给与他们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建立一个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安全网才是至关重要的。
（四）地方社会或迎来发展机遇
当今，日本地方社会面临年轻人口流失、老年人口比例增大、经济萎缩、社会缺乏活力等严峻问题。“地方创生”就是反思东京一极化集中趋势、致力于地方社会焕发活力的政策和举措。2017年，东京圈流入人口超过12万，已保持了12年的连续增长。如果东京一极化趋势得不到遏制，高腾的房价将会让东京变得不再宜居，对儿童的保育、对老年人的护理等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了偏远地区抗风险能力相比大城市要弱得多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异，使地方社会和大城市共同均衡发展将是未来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的情形来看，受灾地的中小城市人口减少现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有所不同。大都市生活的人们因为新冠疫情不得不在家办公，而这种工作方式正在显示种种益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员工认识到，办公不一定非要去单位，在家工作也一样可以取得好的成绩。有些工作性质不一定非要住在大城市，忍受密集的人口、快节奏的生活、高房租高物价带来的压力和身心疲惫。据报道，疫情期间，有些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齐全的地方城市或郊区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咨询有关搬家、移居方面的电话和来访次数显著增加。地方生活成本低，生活便利，亲近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轻松和谐，育儿环境比较宽松。从日本各地总和生育率来看，越是大城市，生育率越低。2019年总和出生率最低的是东京，仅为1.15，京都1.25，大阪1.31，埼玉县1.27，千叶县1.28，神奈川县1.28;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冲绳县1.82，宫崎县1.73。一些年轻人已经显示了迁居地方城市或郊区的意愿，各都道府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趋势，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公开相关信息，出台针对移居的支援政策。
搬到地方城市生活，或是从大城市回故乡定居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前就已初露端倪，此次疫情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有机构曾在2017年以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5 000名男女为对象，进行了居家办公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每4个人中有1人希望过一种慢生活，对移居地方显示出兴趣[24]。京都大学教授广井良典提倡应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重新审视东京一极化集中的利弊，把日本建成一个分散型的可持续的福祉社会。他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东京一极化的弊端，导致东京感染人数多，易感人群多。“都市集中型”社会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今后应发展地方社会，促使人口向地方流动，实现一种新的成熟性社会。而居家工作的急速推进使得这一新的成熟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interview/detail/opinion_07.html.。
客观而言，搬到地方城市或郊区的趋势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更深一层次的课题，例如，地方社会如何增加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工资，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吸引年轻人来定居？如何改善购物环境、学习环境，营造对年轻人友善的社区？等等。
綜上所述，从以上新冠肺炎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社会正悄然出现一些变化来看，日本社会似乎正在孕育着一场变革。一些征兆也显示了“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自民党撰写的《面向后新冠的经济社会成长战略》[25]报告中针对日本“后新冠”时代的成长战略，重点提到了以下两个视角：一是尊重作为生活者的国民的视角，消除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对气候变化的不安，让国民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目标。二是避免走向“差距社会”，努力减少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阻断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趋势。2020年5月，日本财团在新冠肺炎蔓延的背景下，对日本年轻人进行了一项“18岁意识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克服了这一疫情危机后，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归纳起来，对日本未来的社会建设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每个人都有觉悟和责任感的社会;和平安全的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社会;政府能倾听到国民心声的社会;一旦出现问题能迅速应对的社会等[26]。
总之，“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将迎来诸多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和令人忧虑的一面。日本社会能否摆脱危机，实现日本年轻人所描绘的美好蓝图，与日本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息息相关，也体现着日本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
[参 考 文 献]
[1]パーソル総合研究所.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のテレワークの実態について調査結果を発表
[DB/OL].[2020-07-20].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0367.000016451.html.
[2]京都新聞社.15都県168保育所が臨時休園 宮城、沖縄など[N].京都新聞，2020-04-16.
[3]文部科学省.学校におけるICT環境の整備について教育のICT化に向けた環境整備5か年計画2018—2022年度[EB/OL]. [2020-06-21].
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zyouhou/detail/1402835.htm.
[4]MASTER EDUCATION.今さら聞けないGIGAスクール構想とは？基本から実施スケジュール、文部科学省の支援まで解説[DB/OL]. [2020-07-11].
https：//master-education.jp/column/about_giga_school/.
[5]文部科学省.GIGAスクール構想の実現に向けて民間事業者の皆様と萩生田大臣が意見交換[EB/OL].[2020-07-11].https：//www.mext.go.jp/b_menu/activity/detail/2020/20200214.html.
[6]日本総合研究所.日本経済展望[J/OL].（2020-06）[2020-07-20].https：//www.jri.co.jp/MediaLibrary/file/report/japan/pdf/11839.pdf.
[7]日本経済新聞社.5月の完全失業率2.9%コロナ禍で3年ぶり高水準[N].日本経済新聞， 2020-06-30.
[8]週刊女性.新型コロナ福祉のダークサイド、ネットカフェ難民が追いやられた「本当の行き先」 [J/OL].[2020-07-19].https：//www.jprime.jp/articles/-/17696.
[9]ReseMom.新型コロナ影響、大学生74.8%がアルバイト収入減[DB/OL].[2020-07-20].https：//resemom.jp/article/2020/04/21/55936.html.
[10]臨時休校で、ひとり親の約半数が「収入が減る」、9割以上が「支出が増える」で内96%は「食費」[DB/OL].[2020-07-25].https：//www.fnn.jp/articles/-/25333.
[11]産経新聞社.デイサービスなど858事業所が休業7都府県は急増、苦渋の決断[N].産経新聞，2020-04-27.
[12]朝日新聞社.高齢者住宅で感染拡大極限状態で介護崩壊迫っている[N].朝日新聞， 2020-04-28.
[13]YAHOO JAPAN.新型コロナ 対策支援制度まとめ[DB/OL].[20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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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山田昌弘.底辺への競争[M].东京：朝日新聞出版，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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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客观日本.家有学龄前儿童的母亲负担明显加重，育儿状态回到半个世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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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Netia media編集部.平成29年度テレワーク人口実態調査[DB/OL].[2020-07-16].https：//nativ.media/16946/.
[25]自民党ホームページ.令和2年度成長戦略「ポストコロナの経済社会に向けた成長戦略」[DB/OL].[2020-07-23].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0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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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The Impact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n Japanese Society： The Trend of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PostCorona”Era
HU Pe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outbreak pose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its impact has far exceeded the epidemic itself. Since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in Japan in February 2020， it has many impacts on Japan’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has spawned new ways of working; it has highlighted the lagging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the epidemic has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lowincome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has been challenged again;the degree of “no contact” has increased. The epidemic is like a magnifying glass，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social problems i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the epidemic is like an accelerator，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social change in Japan. It seems difficult for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post corona” era to go back to the past.So， where will Japanese society go？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Japanese society; the lagging in education; “postcorona” era; new ways of working
收稿日期：2020-07-28
作者簡介：
胡 澎（1966—）女，北京人，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