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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渔阳里结识陈独秀
1920年3月，20岁出头的浙江青年俞秀松与他的好友施存统来到上海。他俩因在浙江第一师范就学期间从事学生运动，出版《浙江新潮》这本刊物而被学校开除。他们想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探望一些师长朋友，然后从上海坐船去广州，投靠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这一天他们来到居住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国民日报》主编戴季陶那里，碰巧遇到了陈独秀。
其实陈独秀也不过刚来上海，他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搬了过来，居住在离戴季陶住所仅一步之遥的老渔阳里2号。他们俩兴致勃勃地接待了俞秀松与施存统，仔细聆听了被陈独秀称之为“可爱可敬的小兄弟”的叙述后，陈独秀提出让他们俩留在上海，协助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于是俞秀松与施存统都暂住在戴季陶的寓所。由于身体原因，施存统一面养病，一面帮助戴季陶编辑“星期评论”。而俞秀松除了编辑工作，每天还要到虹口的原生铁厂做工，进行社会调查。晚上还要去小沙渡路工人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工人俱乐部，一面教工人识字，一面进行调查研究。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1920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寓所举行了成立大会，俞秀松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22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年纪最轻的俞秀松，受陈独秀委派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9月又在这里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俞秀松任秘书负责具体事务。依照陈独秀的安排，俞秀松是要回浙江去筹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著名历史学家、《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考证：陈独秀始终认为，“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在条件不成熟时，先建团，后建党”，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的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见《陈独秀全传》258页）。这些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无一例外，几乎都参加了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而俞秀松却突然消失了，而浙江杭州青年团的筹建成立也是在一年以后1922年的4月才完成的。
那俞秀松究竟去哪儿了？原来他是受陈独秀的委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极其重要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总部设在莫斯科。它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负责指导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规定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晓得，它与中国一大召开的日子，相距仅一个月。那么处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将派谁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呢？
第一位最合适的代表是张太雷。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他不仅是“五四”运动天津的学生领袖，而且是李大钊在北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负责指导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向李大钊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名成员到该书记处工作。李大钊考虑再三，派张太雷前往就任中国部书记，成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他赴莫斯科参加大会顺理成章。
当张太雷还在伊尔库斯克工作时，第二位代表俞秀松已经抵达了莫斯科，他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当时从上海赴莫斯科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赴海参崴，然后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至莫斯科，一路上军警盘查，土匪袭扰，险象环生。陈独秀考虑再三，决定由俞秀松参加过少共国际二大，紧接着就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了。
那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中共是否还派遣了第三位代表呢？一种说法第三位代表是杨明斋。最主要的佐证是1921年10月4日杨明斋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与陈独秀一块儿被捕，他是在向陈独秀汇报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情况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以及中共党员包惠僧与柯庆施。陈独秀这次被捕轰动一时，影响很大，于是外界也顺理成章地认为杨明斋作为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了。
其实不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杨明斋就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地区打工，并在十月革命前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0年他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来华进行革命活动的。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之一，他的确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但应该是工作人员，而绝非是中共的代表。
另一位被普遍當作中共代表的是瞿秋白。瞿秋白确实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他写下了多篇文章，介绍在俄国，在莫斯科发生的情景。6月17日，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国近百个组织上千名代表和工作人员，苏共中央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道：“广大的旷场几千赤军，步马炮队，工人军事组织，共产党军事训练员，男工、女工、儿童、少年都列队操演。格罗茨基（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笔者注）洪亮的声音，震颤赤场对面的高云，回音响亮，好像声音都想传遍宇宙似的……”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达百分。”更可贵的是瞿秋白还即席记录了列宁参加这次大会的珍贵形象：“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敢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电器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另存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这些文字传回国内，发表在报刊上，给了无数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青年，以无穷的向往与力量。
瞿秋白是唯一留下长篇文字介绍共产国际三大的人，此刻他作为《晨报》记者常驻莫斯科，但是他还不是中共代表，因为此刻他不是中共党员。瞿秋白在牺牲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中说他在1921年5月“加入共产党”，9月“始正式入党”。但几乎同时，他在狱中接受李克长访问中说，“次年”即1922年“张国焘、张太雷到俄，介绍我入党” 。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的肖劲光在晚年回忆录中也同意这个说法。而在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失落的巅峰》一书关于“瞿秋白生平简介”中也明确地说“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 苏联解体后，许多珍藏在莫斯科关于共产国际的资料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运动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说明中，明确写道：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为张太雷和俞秀松。客人（按现在通用的提法拟为特邀嘉宾——笔者注）陈文影和瞿秋白。
会前揭露假共党
会上多次发言
笔者详细介绍了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代表真实情况。那么参加此次代表大会又有什么重大意义？张太雷、俞秀松又做了怎样的重要工作？
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上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1922年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后，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几乎每个月都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份报告，并接受它提供的经费，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事安排上接受它的指导。
但是在中共一大召开的前夜——即1921年6月22日，张太雷与俞秀松走入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突然发现有另外两个中国所谓“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并登堂入室，进入了会场。
这两家组织一个是由姚作宾等组织的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并担任过全国学联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就潜入海参崴寻求苏俄共产党人士的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组织所谓的“共产党”，这一次也就兴致勃勃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了。
俞秀松与张太雷仔细商议后，当即以俞秀松名义发出了一份《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严正指出姚作宾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后攀接北洋军阀，已成为中国革命学生唾弃的叛徒，没有资格与国际联系，要求立刻撤销对姚作宾“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这一份声明书经过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张太雷的手，直接转呈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当时的办事效率确实高，当天就撤销了姚作宾的资格，将他赶出会场。
另一家取得代表资格出席大会的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江亢虎的问题比较复杂。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下于李大钊与陈独秀。他所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有490个支部，52万党员，后遭袁世凯镇压，被迫解散，于是他就携新婚妻子跑到美国，结识了托洛茨基等，在外流浪达七八年，1920年才刚刚回国。听说共产国际三大召开的消息，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获得签证，到莫斯科后受到苏俄方面的热烈欢迎。不仅见到了托洛斯基，也受到列宁的两次接见，于是便以“鄙人为倡导（中国）社会革命最早之一人”，及“中国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取得代表证，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俞秀松与张太雷商议后，公开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他们抓住江亢虎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关系，严正指出：江亢虎是一位十足的政客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这封信影响极大，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代表的意见，经过紧急磋商，果断撤销了江亢虎的代表证，但允许他以“客人”身份参加大会。江亢虎一万个不愿意，但也只能以“客人”身份参加了会议，还作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发言。1922年初他绕道欧洲回国，还出版了《新俄游记》一书。但不过几年，这个自誉为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人，就成了向段祺瑞政府告密的人，秘密递交了《请迅筹扑灭共产党祸变办法》一文。抗战期间，这个曾到处鼓吹自己见过列宁的人，竟落水成了汪精卫政府的考试院长，当了大汉奸。
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張太雷和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作了多次发言，传递了即将举行中共一大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他们在国际三大开幕当天，就果敢地向大会提出要求，撤销了姚作宾与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封杀了这两家伪“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共建党之初，在中国大地就出现了由共产国际承认的真真假假三个共产党组织，这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多么大的混乱与损失？俞秀松与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表现出色，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居功甚伟！
1920年3月，20岁出头的浙江青年俞秀松与他的好友施存统来到上海。他俩因在浙江第一师范就学期间从事学生运动，出版《浙江新潮》这本刊物而被学校开除。他们想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探望一些师长朋友，然后从上海坐船去广州，投靠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这一天他们来到居住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国民日报》主编戴季陶那里，碰巧遇到了陈独秀。
其实陈独秀也不过刚来上海，他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搬了过来，居住在离戴季陶住所仅一步之遥的老渔阳里2号。他们俩兴致勃勃地接待了俞秀松与施存统，仔细聆听了被陈独秀称之为“可爱可敬的小兄弟”的叙述后，陈独秀提出让他们俩留在上海，协助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于是俞秀松与施存统都暂住在戴季陶的寓所。由于身体原因，施存统一面养病，一面帮助戴季陶编辑“星期评论”。而俞秀松除了编辑工作，每天还要到虹口的原生铁厂做工，进行社会调查。晚上还要去小沙渡路工人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工人俱乐部，一面教工人识字，一面进行调查研究。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1920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寓所举行了成立大会，俞秀松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22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年纪最轻的俞秀松，受陈独秀委派在新渔阳里6号举行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9月又在这里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俞秀松任秘书负责具体事务。依照陈独秀的安排，俞秀松是要回浙江去筹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著名历史学家、《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考证：陈独秀始终认为，“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在条件不成熟时，先建团，后建党”，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的毛泽东在湖南的建党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见《陈独秀全传》258页）。这些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无一例外，几乎都参加了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而俞秀松却突然消失了，而浙江杭州青年团的筹建成立也是在一年以后1922年的4月才完成的。
那俞秀松究竟去哪儿了？原来他是受陈独秀的委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极其重要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总部设在莫斯科。它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负责指导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规定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晓得，它与中国一大召开的日子，相距仅一个月。那么处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将派谁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呢？
第一位最合适的代表是张太雷。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他不仅是“五四”运动天津的学生领袖，而且是李大钊在北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负责指导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负责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向李大钊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名成员到该书记处工作。李大钊考虑再三，派张太雷前往就任中国部书记，成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他赴莫斯科参加大会顺理成章。
当张太雷还在伊尔库斯克工作时，第二位代表俞秀松已经抵达了莫斯科，他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当时从上海赴莫斯科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赴海参崴，然后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至莫斯科，一路上军警盘查，土匪袭扰，险象环生。陈独秀考虑再三，决定由俞秀松参加过少共国际二大，紧接着就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了。
那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中共是否还派遣了第三位代表呢？一种说法第三位代表是杨明斋。最主要的佐证是1921年10月4日杨明斋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与陈独秀一块儿被捕，他是在向陈独秀汇报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情况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以及中共党员包惠僧与柯庆施。陈独秀这次被捕轰动一时，影响很大，于是外界也顺理成章地认为杨明斋作为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了。
其实不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杨明斋就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地区打工，并在十月革命前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0年他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来华进行革命活动的。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之一，他的确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但应该是工作人员，而绝非是中共的代表。
另一位被普遍當作中共代表的是瞿秋白。瞿秋白确实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他写下了多篇文章，介绍在俄国，在莫斯科发生的情景。6月17日，为欢迎来自世界各国近百个组织上千名代表和工作人员，苏共中央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道：“广大的旷场几千赤军，步马炮队，工人军事组织，共产党军事训练员，男工、女工、儿童、少年都列队操演。格罗茨基（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笔者注）洪亮的声音，震颤赤场对面的高云，回音响亮，好像声音都想传遍宇宙似的……”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达百分。”更可贵的是瞿秋白还即席记录了列宁参加这次大会的珍贵形象：“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敢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电器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另存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这些文字传回国内，发表在报刊上，给了无数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青年，以无穷的向往与力量。
瞿秋白是唯一留下长篇文字介绍共产国际三大的人，此刻他作为《晨报》记者常驻莫斯科，但是他还不是中共代表，因为此刻他不是中共党员。瞿秋白在牺牲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中说他在1921年5月“加入共产党”，9月“始正式入党”。但几乎同时，他在狱中接受李克长访问中说，“次年”即1922年“张国焘、张太雷到俄，介绍我入党” 。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的肖劲光在晚年回忆录中也同意这个说法。而在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失落的巅峰》一书关于“瞿秋白生平简介”中也明确地说“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 苏联解体后，许多珍藏在莫斯科关于共产国际的资料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运动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说明中，明确写道：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为张太雷和俞秀松。客人（按现在通用的提法拟为特邀嘉宾——笔者注）陈文影和瞿秋白。
会前揭露假共党
会上多次发言
笔者详细介绍了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代表真实情况。那么参加此次代表大会又有什么重大意义？张太雷、俞秀松又做了怎样的重要工作？
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上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1922年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后，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几乎每个月都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份报告，并接受它提供的经费，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事安排上接受它的指导。
但是在中共一大召开的前夜——即1921年6月22日，张太雷与俞秀松走入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突然发现有另外两个中国所谓“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并登堂入室，进入了会场。
这两家组织一个是由姚作宾等组织的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并担任过全国学联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就潜入海参崴寻求苏俄共产党人士的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组织所谓的“共产党”，这一次也就兴致勃勃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了。
俞秀松与张太雷仔细商议后，当即以俞秀松名义发出了一份《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严正指出姚作宾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后攀接北洋军阀，已成为中国革命学生唾弃的叛徒，没有资格与国际联系，要求立刻撤销对姚作宾“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这一份声明书经过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张太雷的手，直接转呈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当时的办事效率确实高，当天就撤销了姚作宾的资格，将他赶出会场。
另一家取得代表资格出席大会的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江亢虎的问题比较复杂。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下于李大钊与陈独秀。他所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有490个支部，52万党员，后遭袁世凯镇压，被迫解散，于是他就携新婚妻子跑到美国，结识了托洛茨基等，在外流浪达七八年，1920年才刚刚回国。听说共产国际三大召开的消息，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获得签证，到莫斯科后受到苏俄方面的热烈欢迎。不仅见到了托洛斯基，也受到列宁的两次接见，于是便以“鄙人为倡导（中国）社会革命最早之一人”，及“中国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取得代表证，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俞秀松与张太雷商议后，公开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他们抓住江亢虎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关系，严正指出：江亢虎是一位十足的政客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这封信影响极大，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代表的意见，经过紧急磋商，果断撤销了江亢虎的代表证，但允许他以“客人”身份参加大会。江亢虎一万个不愿意，但也只能以“客人”身份参加了会议，还作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发言。1922年初他绕道欧洲回国，还出版了《新俄游记》一书。但不过几年，这个自誉为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人，就成了向段祺瑞政府告密的人，秘密递交了《请迅筹扑灭共产党祸变办法》一文。抗战期间，这个曾到处鼓吹自己见过列宁的人，竟落水成了汪精卫政府的考试院长，当了大汉奸。
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張太雷和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作了多次发言，传递了即将举行中共一大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他们在国际三大开幕当天，就果敢地向大会提出要求，撤销了姚作宾与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封杀了这两家伪“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共建党之初，在中国大地就出现了由共产国际承认的真真假假三个共产党组织，这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多么大的混乱与损失？俞秀松与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表现出色，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居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