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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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长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始设港澳室。国务院港澳办鲁平每次来上海总要到社科院召集港澳室同志开会，开会的内容一般先是港澳室同志汇报前阶段工作，然后鲁平布置今后的任务。比如翻译有关香港经济的书籍，翻译的质量是得到鲁平认可的。对于前期已经翻好的书籍的稿费，都由港澳办在香港支付。当时所翻的书籍有时由一个人完成，有时也有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当时港澳室出版的《港澳经济专辑》是不定期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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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长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始设港澳室。国务院港澳办鲁平每次来上海总要到社科院召集港澳室同志开会，开会的内容一般先是港澳室同志汇报前阶段工作，然后鲁平布置今后的任务。比如翻译有关香港经济的书籍，翻译的质量是得到鲁平认可的。对于前期已经翻好的书籍的稿费，都由港澳办在香港支付。当时所翻的书籍有时由一个人完成，有时也有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当时港澳室出版的《港澳经济专辑》是不定期刊（每月约3-4期），每期都寄给港澳办參考，其中有些部分得到港澳办和鲁平的认可，并加以采用。
记得有一次，鲁平打电话给我，要我推荐一位既懂英语又熟悉法律的人去澳门工作，于是我就将这事转托社科院世经所的王惠珍同志，很快王惠珍就在社科院法学所物色了一位符合要求的同志，我立即把这位同志的姓名告诉鲁平。鲁平通过港澳办请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调该同志，但过了一年多还没调成。鲁平后来才知道该同志的组织关系不在市政府，而是在社科院法学所。过后港澳办到法学所来商调，该同志很快就走马上任了。
鲁平先生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来我几乎总要和他见面。地点有时在社科院，有时在我家里。鲁平是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他把我也吸收为上海分会的会员。该会每年至少开一次会，所以我和他每年至少多见一次面。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他吸收我为会员的目的。
2009年，我最后一次去北京，原想顺便去看看他，但因逗留时间短，而且要去国家图书馆等事情耽搁了，所以没有去成。不想这竟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因为直至2015年他因病去世，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201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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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启功先生交往的事，可谈的太多，有关他的德行、书法、绘画，他的幽默等，之前写过他的文章也极多，从专家、学者到学生、百姓，而我作为与启功先生相识半个多世纪，跨越民国、新中国两个时代的人，只采撷与启老交往的二三事，以此寄托对启老的无尽思念。 我存有启功老致我的两通书札，时间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因年事高，具体时间一时想不准。内容不妨录之： 谐和同志： 首先恳切要求尊谦万勿再称，咱们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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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1913年—2012年），堪称百寿老人。他的祖父黄绍昌是清末举人，曾在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投身报界，后创办香港中华中学，是香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黄苗子出生在这个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不乏革命思想的家庭，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小名“猫仔”。苗子曾受教于岭南画家黄般若，黄劝他将两个偏旁去掉，以“苗子”为笔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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