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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意在促进、提高教学质量的评估，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有着非常良好愿望的事情，为什么成了为人诟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评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评估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谁？在“迎评促建”的方针下，是促进了教学，还是干扰了正常的教学进程，甚至妨碍了高校自身发展的轨迹？
现有的指标体系不尽合理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撰有《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 《学问中国》《无梦时代》等著作。
《教育》旬刊：一直有一些声音在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取消本科质量评估，您怎么看？
杨东平：评估本身没错，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国的评估方式还存在一些缺陷。评估对指导新学校建立办学规范和自己的教学秩序非常必要，尤其很多“年轻”的、刚刚升格的高校更需要评估，以达到以评促建、提高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能力的目的。如果作为一种“合格评估”，帮助新大学规范管理，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教育》旬刊：主要的缺陷在哪儿？
杨东平：对于那些优秀的大学，再去这样评估就意义不大了。办了几十年学的学校，因为评估把气氛搞得很紧张，学校花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结果95%以上都是优，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对于高等学校应当分类管理，我国目前存在多种类型的学校，用现有的一套指标体系显然非常不合理，例如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学校，其条件和水平完全不一样，那些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完全放开，不参加这种评价，或者建立另一套适合它们的评价体系。
《教育》旬刊：评价体系方面需要作出哪些改变？
杨东平：现行的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体系有些内容并不合适。有些要求非常高，比如要求教授授课的比例，几乎没有多少学校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会迫使人造假。而有些要求，例如教师当中博士生的比重等，这些都是常规统计，学校的报表里面都有，根本就没有评估的必要。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认可程度，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很多都是公开的：如几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学生就业率高低等，如果检查的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公开信息和客观指标，大家就不可能去为了评估而造假。评估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很多国家评价餐馆水平都采用“美食家”的制度，即聘用一批美食家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去饭店吃饭，然后把评价反映给餐饮协会。这是一个真实的评价，而不是事先告诉他某月某日我要来检查，这样做不免流于形式。所以，评估的方式应当以常态行为和公开数据为主。
《教育》旬刊：如何改变由政府主导评价的现状？
杨东平：有一些评价高校的重要指标，比如学生的培养质量，真正的评价应该是来自社会和用人单位的，但目前还没有这一类评价体系。在国外公共信息系统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大学生一年后的就业率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反映大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这很有价值，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点。对高等学校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行政化的评价，而是同行之间的评价。虽然目前参与评估的也是校长、老师，但就整个模式而言还是政府在评，老师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缺乏这样一个公开的过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问题不是要不要评价，而是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怎样完善我们的评价制度，怎样设定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而不至于形式主义泛滥，劳民伤财。需要对不同的大学分类管理，需要制定新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教育》旬刊：怎么看待社会对于高校质量报告的质疑？
杨东平：高校对教育部提出的要求不可谓不重视，多数高校召开了专门的办公会进行部署。而报告的初稿也须经讨论、修改、通过后才会发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校情复杂，各高校面临的调研难度也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下，教育部的严规便有可能被“注水”。据了解，虽然报告主体是本科生的教育质量，但本科生的参与度并不高。有高校的负责人则坦言，“学生学习满意度”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分别需要学生、用人单位的参与，但是数据内容采集过程比较麻烦，需要设计问卷等，加之又不是要求必须公布的部分，所以很多高校简化了此部分的内容。一份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却缺乏目标主体——学生的参与和反馈。这样编撰出的教育质量报告，怎么可能如实反映本科教学的实际水平？当然要面对“形式主义”和“没有权威”的质疑。
《教育》旬刊：怎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高校办学质量？
杨东平：香港高校作了很好的示范，香港各高校均设有定期的课程检讨机制，以反思课程的实际学习效果是否符合学生学习需要，检讨内容包括学习效果、学习活动、各科目内容及评核等。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高校的这种评价机制完全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来制定，而且上级部门对于高校的质素核证也是根据该校自己提交的“综合架构”来展开。相形之下，内地高校在本科教学评估的科学性和灵活性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本科教学质量评估还应有针对性地向业内人士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开，接受审读，形成多元反馈。
评估主体应该多元化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什刹海书院教研副院长。从事教育史、比较教育、教师教育、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曾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包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职成教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研究部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兼任《学习报》主编、《大学：研究与评价》编委会副主任。发表《教育情报学简论》《新师说》《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等诸多著作和论文。
《教育》旬刊：目前评估主体设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程方平：按照规定，我国教学评估由政府主导，评估专家由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组织遴选和委派。在遴选环节，一般由评估中心将专家名额分配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推荐，然后进入评估专家库。评估专家的构成基本是高等学校的校领导、教务处长、教授和高等教育专家。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开展的评估工作，是政府组织的，体现的是国家或政府的意志。而在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政府既是办学者、管理者，又是评价者，即“管、评、办”三位一体，结果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不仅难于摆脱立场及其价值偏好，而且容易将评估活动及其信息只局限在政府与高校内部，社会参与度低，客观性和开放性不够。 《教育》旬刊：这样的主体设置还有哪些不足？
程方平：我国的评估专家都是由来自高等教育系统的教学人员和教育管理者构成，基本没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及其他社会机构的专家。一次评估的专家组成员一般为11人到13人，人员相当有限，不具有广泛代表性。评估专家组成员只是精通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评估理论知之不深，仅凭评估者的个人知识和经验难免受局限。评估专家组是根据某项评估的需要临时组织起来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组织和团体从事某类高等教育评估的专门活动，由于缺乏稳定的队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法形成体系，一些评估者也无法潜心于评估的研究。
《教育》旬刊：您认为应该如何优化评估主体设置？
程方平：政府参予评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评估的权威性，但这种自己评价自己的模式毕竟不是最佳选择。明智的办法是政府摈弃事必躬亲的做法，权力下放，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估。政府负责把握大方向，一方面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对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多元评估。这样既顺应了当前的国际趋势，也符合近年来大众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即变管理者为服务者。评估中介机构可以由政府委托、授权，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资和自主筹资为辅，但政府与机构之间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当然，这种中介机构每年必须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与认证，包括考核其评价标准是否合适、评估程序是否科学、能否保证评估活动客观公正地进行等。
高校教学评估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活动，需要评估主体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评估技能。中介组织进行的专业性评估，在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其评估工作会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和公正性。中介组织在性质上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实体，更加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不依附于政府也不归属于高校，既能体现政府意图，又能传达高校的意愿，因此是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欧洲发达国家的评估机构在遴选评估专家时、注重专家来源的多样化，其成员包括社会的教育专家、学者、工商业人士等。如匈牙利高等教育院校认证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高素质的认证专家，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在社会、人文和宗教神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以及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设立了19个专业委员会。于2002年设立了匈牙利顾问委员会，以帮助匈牙利认证委员会与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避免了纯学术认证方面的倾向。我国目前在评估专家队伍建设方面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建立专家认证体制、从多渠道、多领域来建设评估专家人才库是现有模式下优化评估主体的重要措施。
《教育》旬刊：第三方机构的主体地位如何保障？
程方平：我国目前建立的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多依附于政府部门，成为从属于政府的职能执行机构，没有自己的社会独立性，其教育评估结果的信度会大大降低。为保证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政府必须重新划分并规范政府、学校和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与功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管理体制。政府除依照有关法规对教育评估中介组织进行登记、日常管理和监督外，不应直接干涉其具体事务。应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法》中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作出专门规定。法律应该承认中介机构作为独立的公共服务机构在高校评估中的合法地位，并对中介机构的使命、任务、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使其既不受政府控制，又独立于学术界，从而保障中介机构在本科教学评估中有法可依，从而避免受政府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它社会团体的干预或影响，保证本科教学评估的公正性。
现有的指标体系不尽合理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撰有《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 《学问中国》《无梦时代》等著作。
《教育》旬刊：一直有一些声音在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取消本科质量评估，您怎么看？
杨东平：评估本身没错，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国的评估方式还存在一些缺陷。评估对指导新学校建立办学规范和自己的教学秩序非常必要，尤其很多“年轻”的、刚刚升格的高校更需要评估，以达到以评促建、提高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能力的目的。如果作为一种“合格评估”，帮助新大学规范管理，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教育》旬刊：主要的缺陷在哪儿？
杨东平：对于那些优秀的大学，再去这样评估就意义不大了。办了几十年学的学校，因为评估把气氛搞得很紧张，学校花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结果95%以上都是优，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对于高等学校应当分类管理，我国目前存在多种类型的学校，用现有的一套指标体系显然非常不合理，例如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学校，其条件和水平完全不一样，那些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完全放开，不参加这种评价，或者建立另一套适合它们的评价体系。
《教育》旬刊：评价体系方面需要作出哪些改变？
杨东平：现行的本科教学评估指标体系有些内容并不合适。有些要求非常高，比如要求教授授课的比例，几乎没有多少学校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会迫使人造假。而有些要求，例如教师当中博士生的比重等，这些都是常规统计，学校的报表里面都有，根本就没有评估的必要。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认可程度，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很多都是公开的：如几个人拿了诺贝尔奖、学生就业率高低等，如果检查的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公开信息和客观指标，大家就不可能去为了评估而造假。评估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很多国家评价餐馆水平都采用“美食家”的制度，即聘用一批美食家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去饭店吃饭，然后把评价反映给餐饮协会。这是一个真实的评价，而不是事先告诉他某月某日我要来检查，这样做不免流于形式。所以，评估的方式应当以常态行为和公开数据为主。
《教育》旬刊：如何改变由政府主导评价的现状？
杨东平：有一些评价高校的重要指标，比如学生的培养质量，真正的评价应该是来自社会和用人单位的，但目前还没有这一类评价体系。在国外公共信息系统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大学生一年后的就业率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反映大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这很有价值，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点。对高等学校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行政化的评价，而是同行之间的评价。虽然目前参与评估的也是校长、老师，但就整个模式而言还是政府在评，老师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缺乏这样一个公开的过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问题不是要不要评价，而是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怎样完善我们的评价制度，怎样设定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而不至于形式主义泛滥，劳民伤财。需要对不同的大学分类管理，需要制定新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教育》旬刊：怎么看待社会对于高校质量报告的质疑？
杨东平：高校对教育部提出的要求不可谓不重视，多数高校召开了专门的办公会进行部署。而报告的初稿也须经讨论、修改、通过后才会发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校情复杂，各高校面临的调研难度也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下，教育部的严规便有可能被“注水”。据了解，虽然报告主体是本科生的教育质量，但本科生的参与度并不高。有高校的负责人则坦言，“学生学习满意度”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分别需要学生、用人单位的参与，但是数据内容采集过程比较麻烦，需要设计问卷等，加之又不是要求必须公布的部分，所以很多高校简化了此部分的内容。一份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却缺乏目标主体——学生的参与和反馈。这样编撰出的教育质量报告，怎么可能如实反映本科教学的实际水平？当然要面对“形式主义”和“没有权威”的质疑。
《教育》旬刊：怎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高校办学质量？
杨东平：香港高校作了很好的示范，香港各高校均设有定期的课程检讨机制，以反思课程的实际学习效果是否符合学生学习需要，检讨内容包括学习效果、学习活动、各科目内容及评核等。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高校的这种评价机制完全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来制定，而且上级部门对于高校的质素核证也是根据该校自己提交的“综合架构”来展开。相形之下，内地高校在本科教学评估的科学性和灵活性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本科教学质量评估还应有针对性地向业内人士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开，接受审读，形成多元反馈。
评估主体应该多元化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什刹海书院教研副院长。从事教育史、比较教育、教师教育、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曾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包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职成教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研究部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兼任《学习报》主编、《大学：研究与评价》编委会副主任。发表《教育情报学简论》《新师说》《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等诸多著作和论文。
《教育》旬刊：目前评估主体设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程方平：按照规定，我国教学评估由政府主导，评估专家由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组织遴选和委派。在遴选环节，一般由评估中心将专家名额分配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推荐，然后进入评估专家库。评估专家的构成基本是高等学校的校领导、教务处长、教授和高等教育专家。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开展的评估工作，是政府组织的，体现的是国家或政府的意志。而在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政府既是办学者、管理者，又是评价者，即“管、评、办”三位一体，结果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不仅难于摆脱立场及其价值偏好，而且容易将评估活动及其信息只局限在政府与高校内部，社会参与度低，客观性和开放性不够。 《教育》旬刊：这样的主体设置还有哪些不足？
程方平：我国的评估专家都是由来自高等教育系统的教学人员和教育管理者构成，基本没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及其他社会机构的专家。一次评估的专家组成员一般为11人到13人，人员相当有限，不具有广泛代表性。评估专家组成员只是精通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评估理论知之不深，仅凭评估者的个人知识和经验难免受局限。评估专家组是根据某项评估的需要临时组织起来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组织和团体从事某类高等教育评估的专门活动，由于缺乏稳定的队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法形成体系，一些评估者也无法潜心于评估的研究。
《教育》旬刊：您认为应该如何优化评估主体设置？
程方平：政府参予评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评估的权威性，但这种自己评价自己的模式毕竟不是最佳选择。明智的办法是政府摈弃事必躬亲的做法，权力下放，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估。政府负责把握大方向，一方面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对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多元评估。这样既顺应了当前的国际趋势，也符合近年来大众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即变管理者为服务者。评估中介机构可以由政府委托、授权，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资和自主筹资为辅，但政府与机构之间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当然，这种中介机构每年必须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与认证，包括考核其评价标准是否合适、评估程序是否科学、能否保证评估活动客观公正地进行等。
高校教学评估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活动，需要评估主体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评估技能。中介组织进行的专业性评估，在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其评估工作会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和公正性。中介组织在性质上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实体，更加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不依附于政府也不归属于高校，既能体现政府意图，又能传达高校的意愿，因此是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欧洲发达国家的评估机构在遴选评估专家时、注重专家来源的多样化，其成员包括社会的教育专家、学者、工商业人士等。如匈牙利高等教育院校认证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高素质的认证专家，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在社会、人文和宗教神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以及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设立了19个专业委员会。于2002年设立了匈牙利顾问委员会，以帮助匈牙利认证委员会与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避免了纯学术认证方面的倾向。我国目前在评估专家队伍建设方面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建立专家认证体制、从多渠道、多领域来建设评估专家人才库是现有模式下优化评估主体的重要措施。
《教育》旬刊：第三方机构的主体地位如何保障？
程方平：我国目前建立的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多依附于政府部门，成为从属于政府的职能执行机构，没有自己的社会独立性，其教育评估结果的信度会大大降低。为保证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政府必须重新划分并规范政府、学校和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与功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管理体制。政府除依照有关法规对教育评估中介组织进行登记、日常管理和监督外，不应直接干涉其具体事务。应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法》中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作出专门规定。法律应该承认中介机构作为独立的公共服务机构在高校评估中的合法地位，并对中介机构的使命、任务、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使其既不受政府控制，又独立于学术界，从而保障中介机构在本科教学评估中有法可依，从而避免受政府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它社会团体的干预或影响，保证本科教学评估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