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个人经验”之于小说的重要性，是个常识性问题；“小说新闻化”则是近些年小说创作中的一种病态。正是因为后者的病相愈发严重，从而使前者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提起的知识。在2015年发表或出版的部分长篇小说中，有的成为这种病态的新案例，有的则在常识性问题上探索了新的可能，为这个文体挽回了尊严。
在2015年，路内与周嘉宁有过一次关于长篇小说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路内说：“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写小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来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这个词叫心解，即用心去解释。”[1]路内谈论的虽然是周嘉宁的长篇小说《密林中》[2]，然而在我看来，“心解”其实是重提了个人经验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是对近年来长篇小说基本品格缺失的提醒。在这个价值观、审美趣味日益趋同的时代，如何重建个人经验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重申个人经验之于“虚构”（长篇小说）的合法性，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密林中》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凸显了自身的意义。
《密林中》是一部出色的作家精神自传。这部作品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周嘉宁执着于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但是这种反复并不表现为具体情境中的某种情绪的凝视和放大，或者说，并不表现为在具体情绪中的沉溺和封闭。周嘉宁不断“反复”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关于写作实践的思考和调整，以及这些言行与自身生活状态、精神历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这些绵密、繁复的个人经验实际上始终保持了流动性、开放性、探索性，只不过是以一种朴拙甚至滞重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这种形式表现出的叙事进程倒是非常符合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极其缓慢、艰难甚至可能倒退、停滞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虽说历史进程、社会文化构成等宏大因素确实不是周嘉宁的关注重点，然而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上述因素对其写作及其所要处理的经验形态的影响。例如，QQ，MSN等即时交流工具的聊天内容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对话描写，论坛成为小说中人物交流、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等，触及的都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流方式、伦理/情感表达方式、认知世界的视角/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在根本上则是关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总体特征”的感性认知。这在小说的物质层面表现为叙述语言、文体思维与社会文化构成的相互影响；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个人经验与历史进程中某个代际群体精神症候、生存图景的普遍性的关系。
学者张新颖看重的亦是《密林中》的上述特点：“（她）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这一代人的经验当然首先是个人的经验，想象和虚构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3]可见，《密林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如何出色地将个人经验视角中的世界图景铺陈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即如评论家行超所总结的那样，“‘个人’即是‘世界’”[4]；而且在于，它的存在将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很严重的病相映照出来。如张新颖所指出的那样：“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大量的写作，我们看不到和写作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看不到写作的必要性和启动点。倒不是说作品里面要有‘我’，而是说，写作者和写作之间，不能不有或显或隐的连接，哪怕你写的是外星球。”[5]事实上，这样的病例很容易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找到。
具体而言，我们反复谈论《密林中》无非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侧重“个人经验”的书写并不必然保证作品的成功，然而“个人经验”却关乎文学的本质。所以，当我们认为《密林中》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佳作之一时，在广泛意义上指的是，这部小说捍卫了个人面对世界发言的权利，哪怕这声音是微弱的，私密的，甚至是排斥的。从微观层面，它重申的是主体在虚构领域的霸权和中心位置，无论作者关心的是何种层面的问题，所有的经验都必须经由“主体”的重构。其次，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并无多少玄奥和深刻的道理。只是因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整体颓势，它又重新成为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学史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个人经验的消失和主体的退场，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那么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主体的消逝”，却是一个主动撤退的结果。
在余华的《第七天》之后，“小说新闻化”已经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顽疾。在《第七天》引起争议之后的两年，东西的《篡改的命》[6]在2015年的文坛上收获了诸多的赞誉。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坛已经默认小说确实需要社会新闻来拯救，而这并不会损毁小说这种文体的肌质，甚至会认为这是小说文体的新突破？
《篡改的命》共七章，每个章节都用了一个时下流行的词语作为标题，如“簈丝”“拼爹”等。这些词语清浅直白地宣示着每个章节的叙事内容与读者所熟知社会现象的对应关系，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大众关于这些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同构关系。小说的内容也并不复杂：农民的后代汪长尺在高考录取时被官二代冒名顶替，命运从此被篡改。汪长尺的一生始终徘徊于社会的最底层，期间经历了迫于生计为富人子弟顶罪、工伤与“跳楼”式索赔、妻子卖淫等，最后他把孩子送给了一家有钱人，希望孩子的命运就此被“篡改”。无疑，这是一个控诉权力与资本掌控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的故事。在创作动机、故事内容、情感取向、价值判断等方面，我们都无法挑剔其无比正确的政治正确性。只是就一部小说的阅读反应而言，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社会新闻如何巧合而戏剧性地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说，《第七天》里设置了一个“鬼魂”来收集、讲述各类社会不公的新闻，那么《篡改的命》无非是设置了一个人物来充当这些事件的受害人。这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当下“小说新闻化”的两种典型。
作家迫不及待地把新闻素材加以戏剧化处理，迅速进入公共领域，无非是试图证明在各种媒介/话语相互竞争、多元共生的时代里，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话语，依然保持了它充沛、积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怀的品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道德追求和政治诉求确实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描述却掩盖了一些问题的实质。
首先，作家作为公民个体的社会政治参与，与以文学的形式参与历史进程和社会建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却终归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家若为凸显自身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把小说处理成类似于新闻的同质性话语，他动摇的是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经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经验范围之外，甚至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会倒逼作家反省自己的想象力。然而这都不足以构成模糊“现实”与“虚构”、“小说”与“新闻”之间基本界限的理由。抛开更为复杂的理论描述，如果把文学仅仅视为一种话语类型，当它与其他话语类型共同面对同一种事物时，它需要在其他话语类型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关系中，提供另外的可能性。这可能是我们关于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在反思极权的问题上，我们既需要以赛亚·柏林的思辨，也需要乔治·奥威尔的想象力。 其次，“小说新闻化”的现象往往出自名家之手，而这些作品也会毫无悬念地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赞誉。发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并不复杂：这种现象的发生本身就是作家们控诉的权力和资本在文学场域运作的结果。具体而言，这些作家凭借早些年的优秀作品树立了自身在文坛的地位和声誉，文化象征资本的原始积累便得以完成。以小说的形式谈论社会热点，既能在公共领域树立作家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是写作迅速被大众关注的便捷途径。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粗糙的作品在文化资本的运作下熠熠生辉，另一方面是作家沉寂数年后重返文坛中心使得文化资本又得以扩张。这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也是当下文坛的典型病相之一种。每年年底的各类文学排行榜包括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是推广优秀作品的方式，还是作家文化象征资本影响力排行榜，这确实是个问题。
新闻之于小说的诱惑力像是一种病毒，它在2015年感染了更多的作家，甚至会产生新的病毒形态。刘庆邦的《黑白女人》[7]便是一个例子。《黑白女人》讲述的是矿难家属如何重建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因为它既涉及国家制度、政府职能运作，又涉及世态、人情。然而，刘庆邦最终把这个极具话题性的故事处理成了主流媒体报道“灾后重建”的长篇新闻通讯。整部小说像是关于受难者家属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这或许只事关作者描述经验时的才情和技巧。但是角色功能的设置却直接关乎作者的价值观。至少在《黑白女人》中，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处理灾情报道时的叙述框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其创作的影响。或许灾变之后的生活重建意味回归日常，但是这种日常毕竟是巨大灾变后的日常，所以，这日常的另一面或许就是危机四伏。这既是世态常情，也是叙事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两个角色的出现彻底将这个故事拉回到主流新闻的腔调。这两个角色分别是工会主席和一位矿工的遗孀，后者还曾是一位教师。前者总是及时处理受害者家属的现实困难，而后者则现身说法经常帮助其他遗孀进行心理疏导。不难看出，这两个角色分别对应了新闻报道中“政府高度重视”和“热心群众”/“民间力量”，这些让“灾后重建”焕发出昂扬的乐观主义基调；具体到文本内部，这两个角色则可以消弭任何层次的情节冲突，从而让叙事牢牢地限定在政治安全的边界之内。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长篇小说结构和角色设置与主流新闻报道模式高度相似的情况下，刘庆邦复述这个“家属情绪稳定”的故事意欲何为？
如果更年轻的作家传染上这种病毒，这将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盛慧的《闯广东》[8]封面上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故事，而是一代人的烈火青春，堪称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题目和推荐语都在表明，这部小说定位于讲述在时代大潮中个人奋斗终获成功的励志故事。我并不反对长篇小说故事类型的多样性。这行为本身是值得敬佩的，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书写光明和理想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尝试。而事实证明，盛慧确实没有实现推荐语里所标榜的高度。或许我们已经习惯雷同的经历在不同的打工者身上发生，甚至是具体情境、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那么相像。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新闻素材对这些故事的干扰，去寻求更为值得讨论的现象。然而结果却是，个人奋斗的成功不是因为体制所提供的正常上升渠道，或者说并非来自制度的保障，而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赏识和慧眼识珠，这个阶层恰恰又是与造成打工者们苦难的制度是一种共谋关系。这样类型的励志故事难免令人不安地想起那些前现代的道德说教故事，个人努力总会获得神赐或贵人相助。这样的价值观所试图消除的是，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制度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在现实语境中清醒的自由意志。简而言之，“个人奋斗”是一个现代性的故事，而非个人言行自我完善的道德故事。如果年轻的作者秉持如此陈旧的价值观去书写这个时代的挫败与光荣，我们很难想象理想主义在当下重新扎根的可能性。
在与“小说新闻化”有关的小说中，话题大多集中于阶层、权力、资本、制度等层面，它们是当下中国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困境最重要的表征。它们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切切实实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存最基本的语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与我们的生存焦虑和不安全感以及我们的言行、价值形态变化有着直接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些庞然大物在小说中也未必非要直接体现为官员、富豪等符号，它们对普通人的冲击也并不总是表现为泾渭分明的阶层对立，或赤裸裸的压迫和暴力。所以，对于无法避而不谈的问题，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在“虚构”中更好地谈论它。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9]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如小说题记写的那样，“依然，此书献给被遮蔽的过往”，王十月想讨论的是盛世背后的原始积累，歌舞升平面纱下的历史真实，大到经济繁荣小到个人成功的源头和历程。简单说来，这是一部追述/审判资本、权力原罪的小说。它在形式、内容、细节等方面的出色表现，让这个看似并不新鲜的话题重新散发出深刻的意义。
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作家，他需要在一场司法鉴定中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自己并非是精神病患者，而且这场司法鉴定举办的目的却是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患者。限制性的自叙视角和“悬疑”的叙事效果，便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第一个层次。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作家同时又在不断强调自己是个“收脚印的人”。“收脚印”的说法来自作家故乡楚地的传说，据说将死之人会在死前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入睡之后，灵魂便飘荡至人生经历中的某些具体场景中去捡拾自己的脚印。于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和荒诞魔幻的叙事效果，又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第二层次。
两个层次的结合，使叙事者能够从容地在现实/虚构、过去/未来、全知/未知/限制中自由切换；如果同时考虑到这是一场自证清醒的自述，叙事者还能根据叙事需要随时插入其他类型的话语，如抒情、思辨、议论等，甚至可以毫无障碍引入作家访谈、新闻材料、网络语言等。由此，一段可能冗长、平淡的自叙便显得具有开放性和可读性。
小说的主要内容以作家自叙自己从打工者到作家的成长经历为主。得益于叙述结构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在自述的同时，那些与他经历有关的其他人物及其经历也从容不迫地进入叙述视野，这些人大多是自己当年的工友，有的已经消失（死亡、失踪、失联），有的依然如故，有的则完成身份转变（官员、商人）。于是，这个以个人经历为主的叙事其纵深度和视野均得到极大的扩展。从时间上来说，个人经历与一个群体/阶层的分化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来说，个人经历又与各个群体/阶层的生活产生交集。需要提醒的是，这份自述的人生经历中的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重要政策调整的结果。由此，个人经验、群体经历、阶层分化都与具体的历史进程产生关联，这些经验在叙述形式的带动下在文本中形成了紧张的互动关系。因而，王十月所试图实现的写作诉求，最终都落实在复杂、具体的经验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个人自述中的身份转变问题。身份转变其实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个过程其实便是从制度的受害者到制度的共谋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权力、资本缓慢滋生的过程。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成功学”的叙事是一种限制性视角叙事，它遮蔽隐藏了部分历史的真实，而“收脚印”所具备的全知全能视角则是一种祛弊、还原的过程，正如我们在文本中经常能够看到，“收脚印的人”的灵魂飘荡在具体情境的上空，事件的细节尽收眼底。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回溯、描述历史真实的过程，也是把自身拉回历史深处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审判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把自我重新放置回具体的情景中，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与历史同谋的状态，由此，所有的宏大的批判和控诉都落实在坚实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之上，而构成自我批判内容的正是那些内容饱满、细节充沛的个人经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收脚印的人》成为同类作品中少有的清醒、深刻之作。
注释
[1]周嘉宁、路内、黄德海：《世界的一半始终牢牢掌握在那些僧侣型作家手中》，《澎湃》2015年11月23日，http：//www. 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00209。
[2]周嘉宁：《密林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张新颖：《煅冶尚未成形的经验———〈密林中〉序》，《文艺争鸣》2015年第11期。
[4]行超：《“自我”即是“世界”———周嘉宁小说论》，《西湖》2014年第11期。
[5]同[3]。
[6]东西：《篡改的命》，《花城》2015年第4期。
[7]刘庆邦：《黑白女人》，《中国作家》2015年第4期。
[8]盛慧：《闯广东》，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9]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红岩》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责任编辑郎静）
在2015年，路内与周嘉宁有过一次关于长篇小说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路内说：“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写小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来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这个词叫心解，即用心去解释。”[1]路内谈论的虽然是周嘉宁的长篇小说《密林中》[2]，然而在我看来，“心解”其实是重提了个人经验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是对近年来长篇小说基本品格缺失的提醒。在这个价值观、审美趣味日益趋同的时代，如何重建个人经验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重申个人经验之于“虚构”（长篇小说）的合法性，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密林中》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凸显了自身的意义。
《密林中》是一部出色的作家精神自传。这部作品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周嘉宁执着于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但是这种反复并不表现为具体情境中的某种情绪的凝视和放大，或者说，并不表现为在具体情绪中的沉溺和封闭。周嘉宁不断“反复”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关于写作实践的思考和调整，以及这些言行与自身生活状态、精神历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这些绵密、繁复的个人经验实际上始终保持了流动性、开放性、探索性，只不过是以一种朴拙甚至滞重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这种形式表现出的叙事进程倒是非常符合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极其缓慢、艰难甚至可能倒退、停滞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虽说历史进程、社会文化构成等宏大因素确实不是周嘉宁的关注重点，然而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上述因素对其写作及其所要处理的经验形态的影响。例如，QQ，MSN等即时交流工具的聊天内容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对话描写，论坛成为小说中人物交流、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等，触及的都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流方式、伦理/情感表达方式、认知世界的视角/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在根本上则是关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总体特征”的感性认知。这在小说的物质层面表现为叙述语言、文体思维与社会文化构成的相互影响；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个人经验与历史进程中某个代际群体精神症候、生存图景的普遍性的关系。
学者张新颖看重的亦是《密林中》的上述特点：“（她）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这一代人的经验当然首先是个人的经验，想象和虚构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3]可见，《密林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如何出色地将个人经验视角中的世界图景铺陈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即如评论家行超所总结的那样，“‘个人’即是‘世界’”[4]；而且在于，它的存在将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很严重的病相映照出来。如张新颖所指出的那样：“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大量的写作，我们看不到和写作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看不到写作的必要性和启动点。倒不是说作品里面要有‘我’，而是说，写作者和写作之间，不能不有或显或隐的连接，哪怕你写的是外星球。”[5]事实上，这样的病例很容易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找到。
具体而言，我们反复谈论《密林中》无非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侧重“个人经验”的书写并不必然保证作品的成功，然而“个人经验”却关乎文学的本质。所以，当我们认为《密林中》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佳作之一时，在广泛意义上指的是，这部小说捍卫了个人面对世界发言的权利，哪怕这声音是微弱的，私密的，甚至是排斥的。从微观层面，它重申的是主体在虚构领域的霸权和中心位置，无论作者关心的是何种层面的问题，所有的经验都必须经由“主体”的重构。其次，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并无多少玄奥和深刻的道理。只是因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整体颓势，它又重新成为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学史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个人经验的消失和主体的退场，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那么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主体的消逝”，却是一个主动撤退的结果。
在余华的《第七天》之后，“小说新闻化”已经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顽疾。在《第七天》引起争议之后的两年，东西的《篡改的命》[6]在2015年的文坛上收获了诸多的赞誉。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坛已经默认小说确实需要社会新闻来拯救，而这并不会损毁小说这种文体的肌质，甚至会认为这是小说文体的新突破？
《篡改的命》共七章，每个章节都用了一个时下流行的词语作为标题，如“簈丝”“拼爹”等。这些词语清浅直白地宣示着每个章节的叙事内容与读者所熟知社会现象的对应关系，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大众关于这些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同构关系。小说的内容也并不复杂：农民的后代汪长尺在高考录取时被官二代冒名顶替，命运从此被篡改。汪长尺的一生始终徘徊于社会的最底层，期间经历了迫于生计为富人子弟顶罪、工伤与“跳楼”式索赔、妻子卖淫等，最后他把孩子送给了一家有钱人，希望孩子的命运就此被“篡改”。无疑，这是一个控诉权力与资本掌控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的故事。在创作动机、故事内容、情感取向、价值判断等方面，我们都无法挑剔其无比正确的政治正确性。只是就一部小说的阅读反应而言，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社会新闻如何巧合而戏剧性地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说，《第七天》里设置了一个“鬼魂”来收集、讲述各类社会不公的新闻，那么《篡改的命》无非是设置了一个人物来充当这些事件的受害人。这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当下“小说新闻化”的两种典型。
作家迫不及待地把新闻素材加以戏剧化处理，迅速进入公共领域，无非是试图证明在各种媒介/话语相互竞争、多元共生的时代里，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话语，依然保持了它充沛、积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怀的品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道德追求和政治诉求确实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描述却掩盖了一些问题的实质。
首先，作家作为公民个体的社会政治参与，与以文学的形式参与历史进程和社会建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却终归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家若为凸显自身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把小说处理成类似于新闻的同质性话语，他动摇的是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经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经验范围之外，甚至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会倒逼作家反省自己的想象力。然而这都不足以构成模糊“现实”与“虚构”、“小说”与“新闻”之间基本界限的理由。抛开更为复杂的理论描述，如果把文学仅仅视为一种话语类型，当它与其他话语类型共同面对同一种事物时，它需要在其他话语类型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关系中，提供另外的可能性。这可能是我们关于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在反思极权的问题上，我们既需要以赛亚·柏林的思辨，也需要乔治·奥威尔的想象力。 其次，“小说新闻化”的现象往往出自名家之手，而这些作品也会毫无悬念地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赞誉。发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并不复杂：这种现象的发生本身就是作家们控诉的权力和资本在文学场域运作的结果。具体而言，这些作家凭借早些年的优秀作品树立了自身在文坛的地位和声誉，文化象征资本的原始积累便得以完成。以小说的形式谈论社会热点，既能在公共领域树立作家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是写作迅速被大众关注的便捷途径。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粗糙的作品在文化资本的运作下熠熠生辉，另一方面是作家沉寂数年后重返文坛中心使得文化资本又得以扩张。这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也是当下文坛的典型病相之一种。每年年底的各类文学排行榜包括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是推广优秀作品的方式，还是作家文化象征资本影响力排行榜，这确实是个问题。
新闻之于小说的诱惑力像是一种病毒，它在2015年感染了更多的作家，甚至会产生新的病毒形态。刘庆邦的《黑白女人》[7]便是一个例子。《黑白女人》讲述的是矿难家属如何重建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因为它既涉及国家制度、政府职能运作，又涉及世态、人情。然而，刘庆邦最终把这个极具话题性的故事处理成了主流媒体报道“灾后重建”的长篇新闻通讯。整部小说像是关于受难者家属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这或许只事关作者描述经验时的才情和技巧。但是角色功能的设置却直接关乎作者的价值观。至少在《黑白女人》中，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处理灾情报道时的叙述框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其创作的影响。或许灾变之后的生活重建意味回归日常，但是这种日常毕竟是巨大灾变后的日常，所以，这日常的另一面或许就是危机四伏。这既是世态常情，也是叙事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两个角色的出现彻底将这个故事拉回到主流新闻的腔调。这两个角色分别是工会主席和一位矿工的遗孀，后者还曾是一位教师。前者总是及时处理受害者家属的现实困难，而后者则现身说法经常帮助其他遗孀进行心理疏导。不难看出，这两个角色分别对应了新闻报道中“政府高度重视”和“热心群众”/“民间力量”，这些让“灾后重建”焕发出昂扬的乐观主义基调；具体到文本内部，这两个角色则可以消弭任何层次的情节冲突，从而让叙事牢牢地限定在政治安全的边界之内。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长篇小说结构和角色设置与主流新闻报道模式高度相似的情况下，刘庆邦复述这个“家属情绪稳定”的故事意欲何为？
如果更年轻的作家传染上这种病毒，这将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盛慧的《闯广东》[8]封面上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故事，而是一代人的烈火青春，堪称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题目和推荐语都在表明，这部小说定位于讲述在时代大潮中个人奋斗终获成功的励志故事。我并不反对长篇小说故事类型的多样性。这行为本身是值得敬佩的，毕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书写光明和理想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尝试。而事实证明，盛慧确实没有实现推荐语里所标榜的高度。或许我们已经习惯雷同的经历在不同的打工者身上发生，甚至是具体情境、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那么相像。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新闻素材对这些故事的干扰，去寻求更为值得讨论的现象。然而结果却是，个人奋斗的成功不是因为体制所提供的正常上升渠道，或者说并非来自制度的保障，而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赏识和慧眼识珠，这个阶层恰恰又是与造成打工者们苦难的制度是一种共谋关系。这样类型的励志故事难免令人不安地想起那些前现代的道德说教故事，个人努力总会获得神赐或贵人相助。这样的价值观所试图消除的是，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制度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在现实语境中清醒的自由意志。简而言之，“个人奋斗”是一个现代性的故事，而非个人言行自我完善的道德故事。如果年轻的作者秉持如此陈旧的价值观去书写这个时代的挫败与光荣，我们很难想象理想主义在当下重新扎根的可能性。
在与“小说新闻化”有关的小说中，话题大多集中于阶层、权力、资本、制度等层面，它们是当下中国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困境最重要的表征。它们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切切实实地构成了我们当下生存最基本的语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与我们的生存焦虑和不安全感以及我们的言行、价值形态变化有着直接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些庞然大物在小说中也未必非要直接体现为官员、富豪等符号，它们对普通人的冲击也并不总是表现为泾渭分明的阶层对立，或赤裸裸的压迫和暴力。所以，对于无法避而不谈的问题，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在“虚构”中更好地谈论它。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9]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如小说题记写的那样，“依然，此书献给被遮蔽的过往”，王十月想讨论的是盛世背后的原始积累，歌舞升平面纱下的历史真实，大到经济繁荣小到个人成功的源头和历程。简单说来，这是一部追述/审判资本、权力原罪的小说。它在形式、内容、细节等方面的出色表现，让这个看似并不新鲜的话题重新散发出深刻的意义。
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作家，他需要在一场司法鉴定中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自己并非是精神病患者，而且这场司法鉴定举办的目的却是为了证明他确实是患者。限制性的自叙视角和“悬疑”的叙事效果，便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第一个层次。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作家同时又在不断强调自己是个“收脚印的人”。“收脚印”的说法来自作家故乡楚地的传说，据说将死之人会在死前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入睡之后，灵魂便飘荡至人生经历中的某些具体场景中去捡拾自己的脚印。于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和荒诞魔幻的叙事效果，又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第二层次。
两个层次的结合，使叙事者能够从容地在现实/虚构、过去/未来、全知/未知/限制中自由切换；如果同时考虑到这是一场自证清醒的自述，叙事者还能根据叙事需要随时插入其他类型的话语，如抒情、思辨、议论等，甚至可以毫无障碍引入作家访谈、新闻材料、网络语言等。由此，一段可能冗长、平淡的自叙便显得具有开放性和可读性。
小说的主要内容以作家自叙自己从打工者到作家的成长经历为主。得益于叙述结构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在自述的同时，那些与他经历有关的其他人物及其经历也从容不迫地进入叙述视野，这些人大多是自己当年的工友，有的已经消失（死亡、失踪、失联），有的依然如故，有的则完成身份转变（官员、商人）。于是，这个以个人经历为主的叙事其纵深度和视野均得到极大的扩展。从时间上来说，个人经历与一个群体/阶层的分化联系在一起；从空间上来说，个人经历又与各个群体/阶层的生活产生交集。需要提醒的是，这份自述的人生经历中的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重要政策调整的结果。由此，个人经验、群体经历、阶层分化都与具体的历史进程产生关联，这些经验在叙述形式的带动下在文本中形成了紧张的互动关系。因而，王十月所试图实现的写作诉求，最终都落实在复杂、具体的经验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个人自述中的身份转变问题。身份转变其实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个过程其实便是从制度的受害者到制度的共谋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权力、资本缓慢滋生的过程。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成功学”的叙事是一种限制性视角叙事，它遮蔽隐藏了部分历史的真实，而“收脚印”所具备的全知全能视角则是一种祛弊、还原的过程，正如我们在文本中经常能够看到，“收脚印的人”的灵魂飘荡在具体情境的上空，事件的细节尽收眼底。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回溯、描述历史真实的过程，也是把自身拉回历史深处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审判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把自我重新放置回具体的情景中，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与历史同谋的状态，由此，所有的宏大的批判和控诉都落实在坚实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之上，而构成自我批判内容的正是那些内容饱满、细节充沛的个人经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收脚印的人》成为同类作品中少有的清醒、深刻之作。
注释
[1]周嘉宁、路内、黄德海：《世界的一半始终牢牢掌握在那些僧侣型作家手中》，《澎湃》2015年11月23日，http：//www. 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00209。
[2]周嘉宁：《密林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张新颖：《煅冶尚未成形的经验———〈密林中〉序》，《文艺争鸣》2015年第11期。
[4]行超：《“自我”即是“世界”———周嘉宁小说论》，《西湖》2014年第11期。
[5]同[3]。
[6]东西：《篡改的命》，《花城》2015年第4期。
[7]刘庆邦：《黑白女人》，《中国作家》2015年第4期。
[8]盛慧：《闯广东》，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9]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红岩》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