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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而言，“四九城”是一个十分熟悉但仔细想想又不知其所以然的称谓。从民国时期老舍的小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文学作品，从话剧到电影再到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四九城”似乎已经成为首都北京独有的城市称谓。北京人口中的“四九城”不仅是对北京这座现代化都市的简单指称，也是北京城长久以来沉淀的城市符号，更是属于北京人的一种历史文化记忆。那么，北京为什么会被称作“四九城”？“四九城”这一名称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由来呢？让我们从档案文献中探寻答案。
关于北京城为何被称为“四九城”，有两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则是说“四九城”指的自清朝开始，以内城为边界的，包括皇城和紫禁城所构成的区域。其中“四九”分别指的是内城的九座城门和皇城的四座城门。支持这一说法者主要是以清朝的民族统治政策为出发点，解释称“四九城”其实是居住在内城的满洲亲贵为了彰显社会身份的一种区域称谓，其所包含的区域则是内城、皇城与紫禁城。另一则说法则称“四九城”指的是组成北京城的四道城垣与内城的九座城门，即由外城、内城、皇城及紫禁城所构成的区域。相较于第二种说法，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
首先，“四九城”这一名词的出现最初就带有浓烈的政治属性与身份意味。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护满族贵族的切身利益并鞏固自身统治，在北京城实行了严格的旗民分治政策，将以前居住在内城的普通民众都驱逐至外城定居。居住在内城的满族亲贵往往享有特权，此后，对于外城的北京老百姓而言，定居内城的人在社会地位上自然就高人一等。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居住的外城虽然是北京城市区域的一部分，但却偏离了“四九城”这一称谓的初衷。
其次，据我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张清常考察，“四九城”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清末民初时期[1]。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与国内众多革命阵营的反抗，直至最后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为清王朝统治群体的满族已经从昔日的神坛上跌落。此时居住在内城的满族遗老、遗少在日常交谈中就企图通过“四九城”这一称谓，来凸显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居所差异，以此证明并找回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由此，“四九城”这一称谓才开始在民间流行。
明清时期，北京城被四道城垣分隔为四个城区，它们由外而内分别是：外城、内城、皇城以及紫禁城（或称宫城）。
紫禁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地带，为天子居所和朝臣觐见之地，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皇城位于内城南部正中，为彰显皇室威严，皇城城墙建筑形式以红墙黄瓦为主。皇城内部也多设有官署、宗庙、园林、仓库、内务府等机构，具有拱卫与服务紫禁城的职能。
内城又称“京城”，它包裹着皇城与紫禁城，明朝时期，北京城中的百姓几乎都居住在内城之中。八旗铁骑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城实行了严格的驻防制度，城内则严格实行旗民分治。早先居住在内城的平民百姓被驱逐，内城被用来安置清朝八旗及其家眷、从属。其中内城南部为正蓝、镶蓝旗辖区，北部为正黄、镶黄旗辖区。在镶黄与正蓝旗辖区交界地带，北部为正白旗辖区，南部为镶白旗辖区。在正黄与镶蓝旗辖区交界地带，北部为正红旗辖区，南部为镶红旗辖区。清朝王公贵族的府邸和中央官署也都设在内城之中。
外城整体呈长方形，位于内城的南部。因其整体外形形似帽子，北京百姓也将其戏称为“帽子城”。清朝初期，外城一般是汉族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居所，同时也是北京城重要的商业区。内、外城泾渭分明，汉族官员就算权柄再大，也不能前往内城居住。外城与紫禁城之间距离遥远，对于每日需要前往紫禁城觐见的外城官员来说，无疑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由此也引发了外城官员的不满。
清康熙时期及以后，为了缓和臣民矛盾，皇帝通过赐予汉族官员在北京内城居住的特权以嘉奖汉族官员，由此形成了汉官赐第制度。如在康熙时期，张廷玉之父张英以谕德赐第西华门；高士奇以侍讲的身份被皇帝赐居在今北海一带的西苑，为凸显皇恩之浩荡，高氏还特意写了“客中陋巷为家久，忽讶恩辉住苑西”[2]的诗句。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败、民族融合和京城经济的繁荣，北京旗民分治的制度日益弱化。到了清末，内外城均为满汉等多民族杂居。
在中国古代，城市城垣的修建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军事防御与分隔居所的需要，作为皇家天子居所的北京城，其空间分布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北京城四座城垣所形成的区域不仅是对百姓生活区域的简单划分，因不同区域所居住阶层的不同，它还是北京城内身份等级的象征。如以皇帝为首的皇家宗嗣居住在北京城之中心——紫禁城，一般百姓与官员若无召见则一生也不能进入。皇城与内城则居住着清朝贵族及清朝大臣，也是具有特权的一群人。那些居住在内城及皇城的群体往往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而外城则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聚居区，当然也是北京城最具生活与市井气息的地区。
“四九城”中的“四”指的就是皇城的四座城门。皇城的南门为天安门，明代称之为承天门，意为皇权受命于天，它也是整个皇城的正门。在天安门之外，有一门外门称为大明门，因其使用明朝的国号命名，遂俗称“国门”，也称“皇城第一门”。大明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清顺治元年（1644）改称大清门。据《大清会典》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其建筑庄严华丽，具有浓郁的皇室风范。在清代，大清门被视为“吉门”也是大清皇帝迎娶皇后的必经之门。皇城东门为东安门，它始建于明宣德年间，后于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爆发兵变时被摧毁。皇城西门为西安门，前身为元代都城皇城墙的西门，称之为“红墙”。明永乐十五年（1417）被正式修建为西安门。在清代，相较于其他皇城三门，因其靠近内城的集市贸易区，而成为最具有市井气息的一个城门。1950年西安门因北京商贩不慎引起的火灾而被焚毁。皇城北门称地安门，最早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其雁翅楼别致的建筑风格使得地安门成为北京城中轴线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通过对四门名称的归纳不难发现：皇城四门的称谓蕴含了清王朝对长治久安的期盼，这也是北京城城门楼命名的特征之一。
城门是北京城重要的交通枢纽，起着沟通城区内外的重要作用。北京百姓也通过城门往返于各个城区。北京城内的交通要道也与城门紧密联系，城门口的车水马龙使得城门的周围形成了客栈、集市等商业贸易区，充满了繁华的市井气息。如果说城垣将北京城划分为相对封闭的城區，那么分布于各个城垣之间的城门，则将北京城四个城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外沟通、有机循环的北京城。
北京城门的布局在京城百姓口中被称为“内九外七皇城四”[3]，这句俗语形象地描绘了北京城门的数量及分布区域即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则有四座城门。
明世宗朱厚璁在位时期，为应对蒙古部落的北方危机，巩固北京城防，按照“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的原则，计划修建长达120里的外城用以包围内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外城开始修建，但因太庙建设、军事局势等原因导致朝廷财力不足，后仅仅修建了北京城南郊的部分，其他则全部放弃。据记载，南郊的外城城垣全长28里，设有七座城门。此番外城的修建也奠定了以后北京城城市格局的基本轮廓，使得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的城市平面图呈现出独特的“凸”字形结构。
据文献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皇帝就令内臣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数万人修建九门城楼。”[4]其中正南边有三座城门，正东、西、北三面各有两座城门。正南三座城门左为崇文门，俗称海岱门、哈德门；中间为丽正门，后改为正阳门，俗称前门；右为顺承门，后改为宣武门，俗称顺治门。为什么左边是“文”，右边是“武”呢？据说出自老子《道德经》，老子说“安居贵左，出兵贵右”。东面南侧为齐化门，后改为朝阳门；北侧为东直门。西面南侧为平则门，后改为阜成门；北侧为西直门。北面西侧为德胜门，东侧为安定门。
朝阳门，元代称齐化门，明“正统初更名齐化为朝阳”。[5]后其称谓延续至今。南方浩浩荡荡的粮船经过大运河漕运至通州、东便门装运之后，多经由朝阳门运输进城，在朝阳门留有“海运仓”“新太仓”等地名，其实就是朝廷存放粮食的仓库。因此民间形象地将其比喻为“走粮车”。
崇文门，又称哈德门，据传“哈达大王府在门内”[6]，民间又将“哈达”讹传为“哈德”，故得名哈德门。专供皇城的美酒都是经由崇文门运输，因此又被形象地比喻为“走酒车”。
正阳门也就是今天人尽皆知的前门，位于北京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之上。在古代，它是内城九门之中地位较为显要的门，正阳门是皇家祭祀、巡游的专用城门，因为被称为“走龙车”。
宣武门，元代称顺承门，明改称宣武门，得之于张衡《东京赋》之“武节是宣”，有宣扬武功的意思。位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明清北京城著名刑场之一，关押死刑犯的囚车多经由宣武门，由此宣武门在过去又被称之为“死门”，被比喻为“走囚车”。
阜成门，明朝时称平则门，位于北京西面的门头沟一带，是著名的产煤之地。北京城内日常生活所需之煤块皆由骆驼等从门头沟运输而来，而京外煤队必经之门就是阜成门，因此又被称之为“走煤车”。
德胜门，是由元代的健德门改建而成，后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北京城内重要的军事防卫要隘。据传，德胜门并不是取得军事胜利的意思，而是寓意为“以德取胜”，故名德胜门。此外，朝廷出兵也多由此门而出，由此被称为“走兵车”。
西直门，是明清时期由京畿玉泉山向皇宫运输饮用水源的要道。因此被称为“走水车”。
东直门，也有人称之为“建直门”。明朝时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等皆由此门进入。清朝时，从南方购进的木材经常被放置于东直门外，所以东直门也被百姓称之为“木门”。此外，明清时期北京城烧制砖瓦的土窑大部分修建在东直门边。因此，东直门也被称为“走木车”或“走瓦车”。
安定门，有“得胜之师归来安定”之意。德胜门是将士出征之门，而安定门则是得胜将领归来所走的城门。但是，由于以往北京城内并无先进的下水道处理系统，城内的粪便需要被称之为粪夫的人统一输送至地坛附近进行集中处理。安定门是前往地坛附近粪便处理点的必经之路，由此安定门也被称作“走粪车”。
北京外城共设有七道城门，据《明世宗实录》记载，除东便门与西便门外，其余五门的名称均由嘉靖帝命名，称“正阳门外名永定，崇文门外名左安，宣武门外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总览外城七门的名称，不难发现其命名以期盼安宁、安定为主旨，这其实与修筑外城时北京城面临的军事战争威胁紧密相关。
由上可知，相比等级森严、政治意味浓厚的四城设置，“九门”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实用功能和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在与皇城“四门”连接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同时，“九门”提供了更富生命力的历史生活空间，这也正是“四九城”之名经久流传的一大重要原因。随着城市的发展，“四九城”中的城垣门楼已经被拆得所剩无几，但我们却能从“四九城”的历史记忆中探寻逝去的城垣。如今的“四九城”早已不是其最初的等级与区域差异的象征，更多的则是被引申成为现代化都市北京的趣称。“四九城”，一个蕴含了古代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又承载了现代北京城民众日常生活之历史记忆的名词。数不尽的历史遗迹、道不完的风俗人情，“四九城”作为北京人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忆而被广为传唱。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4：21.
[2]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15.
[3]杨学军.老北京地名文化寻踪[M].商务印书馆， 2016：10.
[4]社会局等单位关于难于变更城门街道名称的签呈（附北平市内外城各城门名称沿革），档案号：J002-007-00826，北京市档案馆藏。
[5]李东阳.大明会典[M].江苏：扬州广陵书社， 2007：332.
[6]窦光鼐，朱筠.日下旧闻考[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68.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
一、众说纷纭：关于“四九城”的两种说法
关于北京城为何被称为“四九城”，有两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则是说“四九城”指的自清朝开始，以内城为边界的，包括皇城和紫禁城所构成的区域。其中“四九”分别指的是内城的九座城门和皇城的四座城门。支持这一说法者主要是以清朝的民族统治政策为出发点，解释称“四九城”其实是居住在内城的满洲亲贵为了彰显社会身份的一种区域称谓，其所包含的区域则是内城、皇城与紫禁城。另一则说法则称“四九城”指的是组成北京城的四道城垣与内城的九座城门，即由外城、内城、皇城及紫禁城所构成的区域。相较于第二种说法，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
首先，“四九城”这一名词的出现最初就带有浓烈的政治属性与身份意味。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护满族贵族的切身利益并鞏固自身统治，在北京城实行了严格的旗民分治政策，将以前居住在内城的普通民众都驱逐至外城定居。居住在内城的满族亲贵往往享有特权，此后，对于外城的北京老百姓而言，定居内城的人在社会地位上自然就高人一等。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居住的外城虽然是北京城市区域的一部分，但却偏离了“四九城”这一称谓的初衷。
其次，据我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张清常考察，“四九城”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清末民初时期[1]。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与国内众多革命阵营的反抗，直至最后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为清王朝统治群体的满族已经从昔日的神坛上跌落。此时居住在内城的满族遗老、遗少在日常交谈中就企图通过“四九城”这一称谓，来凸显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居所差异，以此证明并找回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由此，“四九城”这一称谓才开始在民间流行。
二、分隔城区：北京城的四道城垣与皇城的四座城门
明清时期，北京城被四道城垣分隔为四个城区，它们由外而内分别是：外城、内城、皇城以及紫禁城（或称宫城）。
紫禁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地带，为天子居所和朝臣觐见之地，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皇城位于内城南部正中，为彰显皇室威严，皇城城墙建筑形式以红墙黄瓦为主。皇城内部也多设有官署、宗庙、园林、仓库、内务府等机构，具有拱卫与服务紫禁城的职能。
内城又称“京城”，它包裹着皇城与紫禁城，明朝时期，北京城中的百姓几乎都居住在内城之中。八旗铁骑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城实行了严格的驻防制度，城内则严格实行旗民分治。早先居住在内城的平民百姓被驱逐，内城被用来安置清朝八旗及其家眷、从属。其中内城南部为正蓝、镶蓝旗辖区，北部为正黄、镶黄旗辖区。在镶黄与正蓝旗辖区交界地带，北部为正白旗辖区，南部为镶白旗辖区。在正黄与镶蓝旗辖区交界地带，北部为正红旗辖区，南部为镶红旗辖区。清朝王公贵族的府邸和中央官署也都设在内城之中。
外城整体呈长方形，位于内城的南部。因其整体外形形似帽子，北京百姓也将其戏称为“帽子城”。清朝初期，外城一般是汉族官员和平民百姓的居所，同时也是北京城重要的商业区。内、外城泾渭分明，汉族官员就算权柄再大，也不能前往内城居住。外城与紫禁城之间距离遥远，对于每日需要前往紫禁城觐见的外城官员来说，无疑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由此也引发了外城官员的不满。
清康熙时期及以后，为了缓和臣民矛盾，皇帝通过赐予汉族官员在北京内城居住的特权以嘉奖汉族官员，由此形成了汉官赐第制度。如在康熙时期，张廷玉之父张英以谕德赐第西华门；高士奇以侍讲的身份被皇帝赐居在今北海一带的西苑，为凸显皇恩之浩荡，高氏还特意写了“客中陋巷为家久，忽讶恩辉住苑西”[2]的诗句。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败、民族融合和京城经济的繁荣，北京旗民分治的制度日益弱化。到了清末，内外城均为满汉等多民族杂居。
在中国古代，城市城垣的修建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军事防御与分隔居所的需要，作为皇家天子居所的北京城，其空间分布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北京城四座城垣所形成的区域不仅是对百姓生活区域的简单划分，因不同区域所居住阶层的不同，它还是北京城内身份等级的象征。如以皇帝为首的皇家宗嗣居住在北京城之中心——紫禁城，一般百姓与官员若无召见则一生也不能进入。皇城与内城则居住着清朝贵族及清朝大臣，也是具有特权的一群人。那些居住在内城及皇城的群体往往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而外城则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聚居区，当然也是北京城最具生活与市井气息的地区。
“四九城”中的“四”指的就是皇城的四座城门。皇城的南门为天安门，明代称之为承天门，意为皇权受命于天，它也是整个皇城的正门。在天安门之外，有一门外门称为大明门，因其使用明朝的国号命名，遂俗称“国门”，也称“皇城第一门”。大明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清顺治元年（1644）改称大清门。据《大清会典》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其建筑庄严华丽，具有浓郁的皇室风范。在清代，大清门被视为“吉门”也是大清皇帝迎娶皇后的必经之门。皇城东门为东安门，它始建于明宣德年间，后于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爆发兵变时被摧毁。皇城西门为西安门，前身为元代都城皇城墙的西门，称之为“红墙”。明永乐十五年（1417）被正式修建为西安门。在清代，相较于其他皇城三门，因其靠近内城的集市贸易区，而成为最具有市井气息的一个城门。1950年西安门因北京商贩不慎引起的火灾而被焚毁。皇城北门称地安门，最早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其雁翅楼别致的建筑风格使得地安门成为北京城中轴线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通过对四门名称的归纳不难发现：皇城四门的称谓蕴含了清王朝对长治久安的期盼，这也是北京城城门楼命名的特征之一。
三、沟通内外：内城的九座城门
城门是北京城重要的交通枢纽，起着沟通城区内外的重要作用。北京百姓也通过城门往返于各个城区。北京城内的交通要道也与城门紧密联系，城门口的车水马龙使得城门的周围形成了客栈、集市等商业贸易区，充满了繁华的市井气息。如果说城垣将北京城划分为相对封闭的城區，那么分布于各个城垣之间的城门，则将北京城四个城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外沟通、有机循环的北京城。
北京城门的布局在京城百姓口中被称为“内九外七皇城四”[3]，这句俗语形象地描绘了北京城门的数量及分布区域即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则有四座城门。
明世宗朱厚璁在位时期，为应对蒙古部落的北方危机，巩固北京城防，按照“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的原则，计划修建长达120里的外城用以包围内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外城开始修建，但因太庙建设、军事局势等原因导致朝廷财力不足，后仅仅修建了北京城南郊的部分，其他则全部放弃。据记载，南郊的外城城垣全长28里，设有七座城门。此番外城的修建也奠定了以后北京城城市格局的基本轮廓，使得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的城市平面图呈现出独特的“凸”字形结构。
据文献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皇帝就令内臣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数万人修建九门城楼。”[4]其中正南边有三座城门，正东、西、北三面各有两座城门。正南三座城门左为崇文门，俗称海岱门、哈德门；中间为丽正门，后改为正阳门，俗称前门；右为顺承门，后改为宣武门，俗称顺治门。为什么左边是“文”，右边是“武”呢？据说出自老子《道德经》，老子说“安居贵左，出兵贵右”。东面南侧为齐化门，后改为朝阳门；北侧为东直门。西面南侧为平则门，后改为阜成门；北侧为西直门。北面西侧为德胜门，东侧为安定门。
朝阳门，元代称齐化门，明“正统初更名齐化为朝阳”。[5]后其称谓延续至今。南方浩浩荡荡的粮船经过大运河漕运至通州、东便门装运之后，多经由朝阳门运输进城，在朝阳门留有“海运仓”“新太仓”等地名，其实就是朝廷存放粮食的仓库。因此民间形象地将其比喻为“走粮车”。
崇文门，又称哈德门，据传“哈达大王府在门内”[6]，民间又将“哈达”讹传为“哈德”，故得名哈德门。专供皇城的美酒都是经由崇文门运输，因此又被形象地比喻为“走酒车”。
正阳门也就是今天人尽皆知的前门，位于北京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之上。在古代，它是内城九门之中地位较为显要的门，正阳门是皇家祭祀、巡游的专用城门，因为被称为“走龙车”。
宣武门，元代称顺承门，明改称宣武门，得之于张衡《东京赋》之“武节是宣”，有宣扬武功的意思。位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明清北京城著名刑场之一，关押死刑犯的囚车多经由宣武门，由此宣武门在过去又被称之为“死门”，被比喻为“走囚车”。
阜成门，明朝时称平则门，位于北京西面的门头沟一带，是著名的产煤之地。北京城内日常生活所需之煤块皆由骆驼等从门头沟运输而来，而京外煤队必经之门就是阜成门，因此又被称之为“走煤车”。
德胜门，是由元代的健德门改建而成，后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北京城内重要的军事防卫要隘。据传，德胜门并不是取得军事胜利的意思，而是寓意为“以德取胜”，故名德胜门。此外，朝廷出兵也多由此门而出，由此被称为“走兵车”。
西直门，是明清时期由京畿玉泉山向皇宫运输饮用水源的要道。因此被称为“走水车”。
东直门，也有人称之为“建直门”。明朝时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等皆由此门进入。清朝时，从南方购进的木材经常被放置于东直门外，所以东直门也被百姓称之为“木门”。此外，明清时期北京城烧制砖瓦的土窑大部分修建在东直门边。因此，东直门也被称为“走木车”或“走瓦车”。
安定门，有“得胜之师归来安定”之意。德胜门是将士出征之门，而安定门则是得胜将领归来所走的城门。但是，由于以往北京城内并无先进的下水道处理系统，城内的粪便需要被称之为粪夫的人统一输送至地坛附近进行集中处理。安定门是前往地坛附近粪便处理点的必经之路，由此安定门也被称作“走粪车”。
北京外城共设有七道城门，据《明世宗实录》记载，除东便门与西便门外，其余五门的名称均由嘉靖帝命名，称“正阳门外名永定，崇文门外名左安，宣武门外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总览外城七门的名称，不难发现其命名以期盼安宁、安定为主旨，这其实与修筑外城时北京城面临的军事战争威胁紧密相关。
由上可知，相比等级森严、政治意味浓厚的四城设置，“九门”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实用功能和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在与皇城“四门”连接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同时，“九门”提供了更富生命力的历史生活空间，这也正是“四九城”之名经久流传的一大重要原因。随着城市的发展，“四九城”中的城垣门楼已经被拆得所剩无几，但我们却能从“四九城”的历史记忆中探寻逝去的城垣。如今的“四九城”早已不是其最初的等级与区域差异的象征，更多的则是被引申成为现代化都市北京的趣称。“四九城”，一个蕴含了古代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又承载了现代北京城民众日常生活之历史记忆的名词。数不尽的历史遗迹、道不完的风俗人情，“四九城”作为北京人一种独特的历史记忆而被广为传唱。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4：21.
[2]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15.
[3]杨学军.老北京地名文化寻踪[M].商务印书馆， 2016：10.
[4]社会局等单位关于难于变更城门街道名称的签呈（附北平市内外城各城门名称沿革），档案号：J002-007-00826，北京市档案馆藏。
[5]李东阳.大明会典[M].江苏：扬州广陵书社， 2007：332.
[6]窦光鼐，朱筠.日下旧闻考[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68.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