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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年满101岁，老态龙钟，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说，我断不会接受《财经》的盛情邀请，借此机会对中国读者发言。
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让我先谈谈一些个人见闻。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可以说的是，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20世纪伊始，欧洲洋溢着乐观和信心。那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吸收。
但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我还不到4岁。这是个绝对的灾难，不仅因为数以百万的人，为了毫无意义的目的，自相残杀，更是因为它让人们的态度和观点误入歧途。
人们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历史学家称之为的“极端年代”降临在我们身上。
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从更早的19世纪后期开始，就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其整个文化传统为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但是，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抱有信心。年轻的时候，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如他一样，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不已。我觉得中国是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家，不知怎么回事，它的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又出乎我的意料。似乎中国正努力实现其潜力。我不认为有人可以预计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中国是如何从计划经济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呢？
带着这个疑惑，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于三年多前开始写一本书，来解释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妥协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但是，这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实验之路。
这样的心态，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
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
在此争斗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其实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正如我从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的，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
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很明显，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 远不是其尾声。
中国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丰富的传统会和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结合起来。市场社会毕竟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
2010年1月，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推断，在2040年中国的经济将达到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二。
福格尔估计的中国总产量可能过高，但也有可能是太低。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非常低，只有40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7万美元，英国3.6万美元，即使与其亚洲的邻居相比，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很低, 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3万美元，韩国2万美元和香港3.1万美元。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增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
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通常被誉为世界工厂。美国家庭中可以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很少有美国消费者能记住任何中国品牌。
英国工业革命和后来的美国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产品，开创了许多新产业。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其速度和规模给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并不生产自己的产品，而是依赖于接受来自国外的订单。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
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举例而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通过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在美国, 经济学已经变成理论导向的学科。经济学家们不是在事实中寻求真相，而是忙于从数学证明中寻找真理。
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让我先谈谈一些个人见闻。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可以说的是，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20世纪伊始，欧洲洋溢着乐观和信心。那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吸收。
但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我还不到4岁。这是个绝对的灾难，不仅因为数以百万的人，为了毫无意义的目的，自相残杀，更是因为它让人们的态度和观点误入歧途。
人们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历史学家称之为的“极端年代”降临在我们身上。
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从更早的19世纪后期开始，就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其整个文化传统为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但是，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抱有信心。年轻的时候，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如他一样，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不已。我觉得中国是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家，不知怎么回事，它的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又出乎我的意料。似乎中国正努力实现其潜力。我不认为有人可以预计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中国是如何从计划经济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呢？
带着这个疑惑，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于三年多前开始写一本书，来解释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妥协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但是，这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实验之路。
这样的心态，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
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
在此争斗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其实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正如我从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的，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
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很明显，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 远不是其尾声。
中国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丰富的传统会和多样化的现代世界结合起来。市场社会毕竟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
2010年1月，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推断，在2040年中国的经济将达到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二。
福格尔估计的中国总产量可能过高，但也有可能是太低。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非常低，只有40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7万美元，英国3.6万美元，即使与其亚洲的邻居相比，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依然很低, 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3万美元，韩国2万美元和香港3.1万美元。由此看来，中国经济生产力持续快速的增长，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
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通常被誉为世界工厂。美国家庭中可以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很少有美国消费者能记住任何中国品牌。
英国工业革命和后来的美国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产品，开创了许多新产业。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其速度和规模给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并不生产自己的产品，而是依赖于接受来自国外的订单。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今天的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和谐，正如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所示，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来自各方不同的声音，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媒介，交相呼应，互为融合，方能共奏和谐之韵。
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举例而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通过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在美国, 经济学已经变成理论导向的学科。经济学家们不是在事实中寻求真相，而是忙于从数学证明中寻找真理。
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能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还能改变经济学。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