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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风暴的余波，在2011年发酵成为欧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并把人们的不安情绪带到了充满不确定性的2012年。
身处主权债务危机的核心区，欧洲经济的不稳定性，在2012年初便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出来，此前一度看似否极泰来，如今却是危机丛生。
欧洲央行(ECB)在1月中旬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新任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说，欧元区已出现经济企稳的“初步”迹象。去年12月，欧洲央行向欧元区成员国的银行提供了489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避免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短缺，并降低了“信贷紧缩”导致欧元区经济前景显著恶化的风险。与之相呼应，西班牙和意大利顺利招标了220亿欧元的债券和短期债券，收益率远远低于此前的几次招标。一些人对此的正面解读是，欧债危机至少在短时间内可得以缓解。
就在欧洲人的紧张情绪似乎稍得舒缓之时，1月13日，标准普尔公司宣布：下调欧元区九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剥夺了法国和奥地利维持数十年的AAA评级，令市场大为震惊。一些愤怒的欧洲人声称：这是美国人在落井下石。
随后，标准普尔在1月16日宣布，下调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长期信用评级。标普声称，对EFSF评级的展望为“发展中”，因为这一基金的多个参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了。如果标普认为EFSF的信用状况得到增强，未来可能恢复其AAA评级；但如果他们认为未来两年可能进一步下调EFSF参与国的信用评级，那么也可能进一步下调EFSF的评级。
令外界不安的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震源希腊仍然阴晴不定。牵绊于双方的分歧，希腊政府与债权人就希腊债务重组计划的谈判停停走走。
最近一次危机又转向峭壁边缘的关键时点是1月23日，此时将召开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而债务减记的框架协议需要在此前达成。分析家们提醒，此次谈判如若失败，希腊便无法以足够的现金支付十周内到期的144亿欧元债券，3月20日的违约将不可避免。由此，希腊将成为60余年来首个债务违约的发达国家。能否避免这一结局，就要看接下来几天各方的努力了。
除了欧洲，左右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另一个核心自然是美国，相关数据利好在年初得以集中展示，让人略感安慰。2011年12月，美国制造业扩张的速度创出半年新高。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3.9，是自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1月建筑支出增长1.2％，至8071亿美元；美国全国独立商业联盟的小企业乐观情绪指数，也在12月创一年来新高。
更让许多人振奋的是，2011年12月，美国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竟然下降至近三年的最低水平：8.5％。一些金融市场人士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2012年或许不那么可怕。
经济学家们思考则更深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2011年12月14日曾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问题仍然是总需求不足，需要像“二战”期间那样，减少消费、增加投资，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提醒，抢占高端制造业或是美国增加就业的一条重要出路，否则“那些熟练技术工人就会开始流失”。
2012年全球经济如何定调，既要看欧洲严酷的经济境况如何演化，也要看美国乐观的复苏景象能否持续，欧洲的命运更举足轻重。世界银行1月18日的最新经济预测警告说，如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全球经济可能陷入2008年至2009年那种规模的危机。
此前一天，联合国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强调，2012年十分关键，全球经济可能实现缓慢复苏，也有可能再次滑向衰退。言辞闪烁之间，信心颇为不足。
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不得不被动承受欧美两大发达经济体的不确定风险。具体到中国，此前高速增长趋势可能放缓，一个重要原因将是欧美外需不足导致出口乏力。
欧洲评级再沦陷
法国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评级沦陷的象征意义，仍然极具杀伤力，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核心区蔓延
在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期，欧元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视为成功典范，如今随着经济紧缩政策的展开和部分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人们却对它充满怀疑与忧虑。
2012年初，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 Berglof)对《财经》记者说，危机的发生与应对，正在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经济增长趋缓，而支持金融体系和重振经济的措施又大大地加重了债务负担。
这种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使得整个欧元区经济的脆弱在过去一年被不断暴露并放大，市场的担心也在反复震荡中一步步自我实现，并从欧元区边缘国家一直向核心国家延伸。而主权信用评级的不断下调及下调范围的扩大，使经济下行的形势更难扭转。
在1月13日标普对多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后，目前只有德国、荷兰、芬兰和卢森堡四个欧元区国家还保有AAA评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评级被下调两档，其中葡萄牙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的BB。虽然国际三大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中的穆迪和惠誉均在1月16日宣布维持法国AAA主权信用评级不变，穆迪同时也承认，债务状况恶化和潜在负债问题，令法国评级展望承压。金融市场对此的解读是：穆迪下调法国评级也快了。
所幸的是，其后一周的金融市场表现显示，这一评级下调事件似乎早在预期之中，因此未立即掀起大波澜。合理的解释是，2011年12月，法国即公布了对2011年四季度和2012年一季度的官方预期：法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因此法国或早或晚失去AAA评级已无悬念。
另外，经过去年８月和11月两轮紧缩计划，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在今年1月９日表示，法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可能比预期减少40亿欧元，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低于预定的5.7％的目标。这让人们对法国公共财政可以得到控制多了一些信心。
即使如此，法国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评级沦陷的象征意义，仍然极具杀伤力。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法国牵扯其中，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核心区蔓延。
此前，在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才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心。标普在2011年9月19日宣布，将意大利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从A＋降至A，前景展望为负面，已表明对其失去信心。斯宾塞分析，欧元区核心国家并不相信意大利能完成改革。
更令人忧心的是，依赖其AAA级信用的担保者在债务市场上筹资的EFSF也被降级。曹远征担心，利用EFSF防火墙的机制发债、向成员国实施救助的渠道会受到影响，保护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免受危机侵害的初衷难免受挫。法国和奥地利负责担保的部分约为1800亿欧元，而评级下调可能会导致EFSF被迫支付更高溢价，抑或减少EFSF可动用的现金。
瑞银全球经济研究报告也认为，这次大面积的降级会导致中东和亚洲主权基金或中央银行削减对欧元区资产的投资和欧元的进一步贬值。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的主权基金大概持有３万亿欧元左右的欧元区资产，而德国的债券市场的整体规模也只有1.5万亿欧元。为了保证资产的安全性，这些主权基金应会大量出售欧元资产。
在整个欧洲，欧元区的创伤尚无愈合迹象，且呈现出向东欧扩大的趋势。一些东欧国家与西欧贸易关系紧密相联，在融资方面高度依赖西欧银行。对这种依赖，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警觉，但始自2009年的降低对外国母公司资金依赖的努力收效甚微，而开发本地资本市场来支撑国内信贷的努力也起色不大。
一方面受制于需求疲软，另一方面脆弱的银行业也使这些国家多少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和辐射。曹远征对匈牙利尤为担心，他认为由于此前的一些经济决策出现失误，匈牙利等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受到削弱，欧债危机将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体系，恰恰是被欧洲实力最弱的银行控制。比如，希腊银行就控制着中东欧15％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曹远征提醒说，现在的欧元区系统性问题正在向金融机构蔓延，人们担心欧洲银行业将步履维艰。前段时间穆迪把近90％欧洲银行的次级债列入了可能下调评级的观察名单，更进一步凸显了欧洲信贷紧缩的风险。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高级业务主管肇越对《财经》记者说，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被降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国有代表性的大银行牵扯较多。法国三大银行的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不断遇挫，在欧洲银团贷款市场上的地盘不断被美国银行侵占。据彭博的数据显示，法国三大银行在该市场的占有率已向下逼近15％，是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的最低水平。
银行和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融资的关键，但特里谢在2011年底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之前曾公开承认：“本次危机已重创银行，有时还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欧洲银行管理局的压力测试也发现，在70家接受测试的银行中，有31家需要额外筹集总计1150亿欧元的资本。两家欧洲大陆银行可能无法在1月20日最后期限前拿出解决资本缺口的可信方案，欧洲监管者相信这两家银行会因此面临完全或部分国有化的风险。
肇越强调，目前欧洲的实体经济与欧洲的债务危机仍然彼此分离，实体经济的复苏进程虽然受到债务问题的影响而略有下降，但是还未发生危机。而一旦法国几家主权支持背景的银行评级被下调，传染效应会加大银行间拆借的难度，抑制企业融资需求。
欧元区解体之辩
欧元区形成不易，解体更不容易。欧元区解体的成本比不解体成本更高，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不解体为好
进入2012年，欧债危机最大的悬念仍然是：欧元区会否解体。
从各种迹象来看，虽然危机仍然深重，解体的必然性也存在，但欧元区核心成员的政治协调正在加强，解体的危险有望避免。但由此须投入的挽救成本，亦难以精确估算。具体到那些危机的起源国，经济学家们最关注的还是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
由于对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希腊和葡萄牙的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了国内支出显著增加。外国资本又刺激了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了房市泡沫。这四个国家在偿债能力未改善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外债。
迈克尔·斯宾塞对《财经》记者说，一些对全球经济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政府做错了事，而现在又不愿收拾残局，“现在我们的环境错综复杂，面临很多宏观经济上的危机，而危机的重心就在欧洲”。
令人悲观的是，在欧元区的经济模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人们似乎找不到欧元区增长潜力的答案，这使得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日益增加。特里谢2011年底给《财经》杂志撰文指出，虽然在德国，人们对欧元这一单一货币有真心的担忧，但“他们希望确保这仍是一个建立在规则和责任基础上的稳定共同体”，为此需要尊重规则并认真对待责任。
在肇越看来，从2010年起，欧洲先是拿不出救助方案，后来各种救助方案陆续出台，但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很多方案无法得以落实。市场信心无法恢复，一方面是因为救助方案缺乏细节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现有的救助计划仍侧重于短期应急措施，而缺乏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的综合方案，尤其缺少对提升经济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注。
眼下欧元区解体的压力似已渐行渐近，并对投资者行为产生影响。自2011年中期意大利债券市场承压以来，外国投资者一直在寻求削减其在欧元区各国国债的风险敞口。据野村证券估计，外国投资者在2011年下半年抛售了价值1300亿欧元的欧元区固定收益工具，而他们在2011年上半年购买了3200亿欧元的此类工具。
同时，在过去两个月，欧元的交易动力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欧元对新兴市场和其他欧洲国家货币走弱，而在去年11月前，欧元的疲软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美元和日元上。野村证券美洲固定收益研究主管和G10外汇策略主管诺德维格（Jens Nordvig）认为，最近欧元全面走软，意味着资本开始逃离欧元区。
欧盟为稳定欧元区局势探讨决定过很多机制，但是能否完全落实仍是个问号。曹远征说，在未来一两个月中救助机制落实到位的难度很大，现在已成了事实上的欧债危机和机制措施落实到位的赛跑，现在谁能赛过谁还是未知数。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官员阿尔弗雷多·卡尔卡尼奥表示，欧盟国家若想摆脱经济困境，各国政府仍需实施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加强国际间协调，并推行旨在创造就业和促进投资的中长期改革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元区解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正在变得愈来愈大，但舆论则开始转变风向，对欧元区解体可能带来的大麻烦有更多的分析。
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参加一年一度的“朗润新年圆桌”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欧元区形成不易，解体更不容易，比较来说，欧元区解体的成本比不解体成本更高，前者是原子弹，后者只是传统炸弹，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不解体为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则从前苏联解体的经验分析说，卢布的解体使整个区域经济下降了40％，确实很痛苦，但是相信比僵而不死要好得多。他说，欧元解体的痛苦可能比卢布的痛苦还小一点，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而且欧洲的管理能力比较高。对此林毅夫强调，前苏联解体时，各加盟共和国有一个美好的期待，而欧元区的情况正相反，若真的解体，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将失去希望，情况会更加失控。
美国复苏露曙光
美国还是总需求不足，唯有进行新的投资，才有可能让贸易部门再次成为就业发动机。机会也许在高端制造业
就在欧洲还在为自己的经济体系软肋纠结之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2011年底却似乎迎来了略为明显的经济形势逆转迹象，复苏的可能大为提高。
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汽车城”底特律找到微缩景观式的反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萎靡不振，底特律的重工业制造中心的地位也被削弱。今年1月9日至22日，在有百年历史的北美国际汽车展（Nor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uto Show）期间，底特律作为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地位再次得以确立：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汽车工业已经走出长期的衰退，2010年的产量获得35％的增长。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际，美国人曾经讨论说，拯救汽车业的真正目的不是改革、复兴或者重构这个产业，而是为了推迟其破产，直到看到经济萧条结束之曙光。
如今曙光终于绽现。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说，美国汽车制造商过去长期落在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后面，但现已重新获得市场份额，从几年前的严重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
经济复苏的曙光同时在美国制造业上闪耀。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净增工作岗位数量多于七国集团(G7)其余六国之和。而六个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只有德国和加拿大在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有所增加。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
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把美国制造业的表现定义为：这不仅是衰退过后的一次反弹，更是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斯宾塞虽然没有这样乐观，也向《财经》记者指出，美国应当“抢占高端制造业领域”，否则那些熟练工人会开始流失。他反对简单地保持就业数据上升，更强调美国的优势产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并发展壮大”。
事实上，与外界普遍感受的美国去实业化有所不同，在大力发展IT、金融业的同时，美国的制造业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比较重要的结构调整，如今正重新进入上升期。统计表明，2002年到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分别上涨3％和41％；在过去八间的大部分年份中，中国平均工资年度涨幅都达到或超过了15％。
生产力增长、工资上涨速度放缓、美元持续走弱，以及新兴经济体工资急剧上涨等因素，反过来增强了美国作为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地的吸引力。
一个值得中国思考的例子是，包括海尔、万向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恰恰在过去几年里或直接投资或并购整合，在美国建立或拥有生产制造基地，而并非将所有制造业均放在美国之外。在南卡罗来纳州等制造业聚集区，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招商，在2008年危机之后变得更加活跃。
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主管保罗·谢阿德（Paul Sheard）对《财经》记者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相对亮点。其实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无辜的旁观者”的角色，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强劲，许多企业在全球世界颇有实力，贸易投资也坚实，“我们预期投资在真实GDP 基础上，2011年可能上涨8.5％，2012年上涨6.9％ ”。
美国工业复兴的希望再次升起，也有赖于美国页岩气产量激增，这降低了美国国内的能源成本，在油价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升高的大环境下，在美国设立生产线显得更具吸引力。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 Zandi)说：“我认为美国制造业正处于拐点。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之势已延续了几十年。如今，制造业就业形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来自美国劳工部。据其统计，去年12月美国非农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20万，是三个月来最大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学家预计的15万人的增长。失业率则为8.5％，从去年11月份的8.7％下降到了2009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增加了160万个就业岗位，为五年来最多。
总体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人们的情绪随之提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 Gagnon）对《财经》记者说，在最近数周美国出现的一系列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中，就业率是最硬的指标。“一个月增加20万就业人数聊胜于无，而真正强劲的复苏至少需要连续数月、每月就业人数近40万的连续增加。好在此次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来自真正的增长，而非沮丧的工人放弃了工作寻找。新的就业岗位也分散在各行各业，运输和仓储、零售、制造和餐饮业都增加了就业岗位。”约瑟夫·加侬说。
一份新的贸易报告也锦上添花：在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的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商品的出口还是进口都出现了增长。出口增幅为166亿美元，即10.3％；进口增幅为255亿美元，即12.7％。2011年前11个月与2010年同期相比，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增长了15％，即2515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John Bryson）在1月13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段时期内的增长使得这一时期商品与服务的总出口额达到1.93万亿美元，为美国在2011年出口超过2万亿美元并创新高奠定了基础。“我们有望如期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到2014年底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布赖森说。
这会是人们熟悉并期望中的那个美国复苏故事吗？许多人仍然在观望，而理由亦非常充分，美国2008年受到重创的金融业仍处于结构调整之中，阵痛未全消，增长尚乏力。这也成为华尔街期待2012年美联储再次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缺钱，需要更多的流动性支撑，无论对美国金融业还是制造业均至关重要。斯宾塞向《财经》记者反复强调：美国需要投资，“我们需要再次像“二战”期间那样，减少消费，增加投资”。他解释说，美国的问题还是总需求不足，唯有进行新的投资，才有可能让贸易部门再次成为就业发动机，而机会也许就在高端制造业。
再探底谨慎乐观
欧洲是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如果发达经济体很快垮掉，新兴经济体可以增长吗？
经济扩张的希望能走多远？美国经济2011年上半年出人意料表现疲软，使人们对美国经济在2012年进一步走强仍心存疑问，2011年底的复苏迹象会否是昙花一现？
加侬认为，在选择词语描述美国经济的表现时，“表现平平”可能比“表现良好”更来得贴切。他说，经济数据的明显改善表明，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固定资产贬值等因素自然会创造消费水平增长，除非政策作梗，经济会由于这些力量而不会变得更坏。
美国经济还在前进，但是有相当多的理由保持谨慎，因为复苏加速的征程上还面临着很多阻碍，很多经济学家预料2012年美国不会保持去年四季度的增速。在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贸易专家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对《财经》记者说，现在谈美国走上复苏之路为时尚早。一个经济的快照也许让人觉得经济在复苏，但连续的图像可能就得到相反的答案。欧元区的灾难随时可以将复苏的梦想化为泡影。
单纯研究向好的经济数据，也让人不能高枕无忧。美国还要做大量的努力才能将2007年－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失去的就业岗位夺回来。现在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179万，仍比衰退前的水平低200万左右。而在2007年－2009年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230万；自那以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已累计增加32.8万（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数值）。
即便是2011年12月的就业增加人数，斯托克斯指出，也有季节性因素在内。圣诞节抢购期间，临时性工作增加，联邦快递（FedEx）、UPS等递送业务也在此期间增加了帮手。这些工作机会可能会随着节日的过去而消失。而且失业率是建立在找工作的人群的数量上，一旦以前遇挫的找工作者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失业率会再度上升。
房地产市场的活动水平是另一个考察指标。有人认为是住宅投资推高了美国四季度实际GDP的增长。不过谢阿德认为，基于供求双方的作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疲弱，美国家庭依然在重建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而这些限制了增长。
至于房地产是否见底，谢阿德认为有必要把房地产活动的水平，与房地产改变的方向与速度加以区分。他说，美国房地产市场确实见底并已然反弹，但是反弹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的活动水平上，速度低缓。比如房地产投资等因素占GDP比例都还在历史较低水平徘徊，2011年三季度只有2.2％,是创纪录的最低值，比2005年四季度的6.3％大大下降。后者才是房地产复苏的起点，却受到了结构性问题的制约。
美国经济时下的增长能否维持与扩大，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要看PMI上升趋势能否延续到今年2月份。此外，企业高管和分析师们警告称，由于自动化导致生产率提高，美国很难将过去失去的工作岗位都找补回来，而且，制造业也并非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国际经济项目访问学者威廉·肖（William Shaw）更担心美国国内政策失效。他对《财经》记者说，美国政府与国会已经由于冲突而失灵，国会可能拒绝继续延长工资减税和失业救济，奥巴马当局则没有能力贯彻复苏战略。
扎迪对《财经》记者说，欧洲是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美国经济会受到欧洲经济衰退的牵连。这与多数投资机构的分析一致，作为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两大发达经济体，欧洲危机不除，美国难独善其身。迄今，欧美之间仍然是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项目联席主管、美联储前高级顾问凯伦·戴楠（Karen Dynan）也提醒欧元区的危险，她对《财经》记者说，可能最让人担忧的是欧元区局势突然失控，2008年信贷市场突然失灵的一幕可能会重演，美国金融市场也会由此崩盘，并贻害美国经济。
这样的担忧不仅来自美国，也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事实上，由于欧债危机在2012年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外向型经济占据相当份额的中国、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均面临外需仍然不足的压力。除非迅速启动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消费，否则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也是必然。
而如果中国作为全球增长的火车头也放慢增长速度，在斯宾塞看来，“将会导致全世界衰退，包括所有的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程度不用太大，就足以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压力。
当然，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发达经济体。在2011年底，斯宾塞反问《财经》记者：“如果发达经济体很快垮掉，新兴经济体可以增长吗？”
身处主权债务危机的核心区，欧洲经济的不稳定性，在2012年初便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出来，此前一度看似否极泰来，如今却是危机丛生。
欧洲央行(ECB)在1月中旬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新任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说，欧元区已出现经济企稳的“初步”迹象。去年12月，欧洲央行向欧元区成员国的银行提供了489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避免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短缺，并降低了“信贷紧缩”导致欧元区经济前景显著恶化的风险。与之相呼应，西班牙和意大利顺利招标了220亿欧元的债券和短期债券，收益率远远低于此前的几次招标。一些人对此的正面解读是，欧债危机至少在短时间内可得以缓解。
就在欧洲人的紧张情绪似乎稍得舒缓之时，1月13日，标准普尔公司宣布：下调欧元区九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剥夺了法国和奥地利维持数十年的AAA评级，令市场大为震惊。一些愤怒的欧洲人声称：这是美国人在落井下石。
随后，标准普尔在1月16日宣布，下调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长期信用评级。标普声称，对EFSF评级的展望为“发展中”，因为这一基金的多个参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了。如果标普认为EFSF的信用状况得到增强，未来可能恢复其AAA评级；但如果他们认为未来两年可能进一步下调EFSF参与国的信用评级，那么也可能进一步下调EFSF的评级。
令外界不安的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震源希腊仍然阴晴不定。牵绊于双方的分歧，希腊政府与债权人就希腊债务重组计划的谈判停停走走。
最近一次危机又转向峭壁边缘的关键时点是1月23日，此时将召开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而债务减记的框架协议需要在此前达成。分析家们提醒，此次谈判如若失败，希腊便无法以足够的现金支付十周内到期的144亿欧元债券，3月20日的违约将不可避免。由此，希腊将成为60余年来首个债务违约的发达国家。能否避免这一结局，就要看接下来几天各方的努力了。
除了欧洲，左右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另一个核心自然是美国，相关数据利好在年初得以集中展示，让人略感安慰。2011年12月，美国制造业扩张的速度创出半年新高。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3.9，是自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11月建筑支出增长1.2％，至8071亿美元；美国全国独立商业联盟的小企业乐观情绪指数，也在12月创一年来新高。
更让许多人振奋的是，2011年12月，美国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竟然下降至近三年的最低水平：8.5％。一些金融市场人士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2012年或许不那么可怕。
经济学家们思考则更深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2011年12月14日曾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问题仍然是总需求不足，需要像“二战”期间那样，减少消费、增加投资，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提醒，抢占高端制造业或是美国增加就业的一条重要出路，否则“那些熟练技术工人就会开始流失”。
2012年全球经济如何定调，既要看欧洲严酷的经济境况如何演化，也要看美国乐观的复苏景象能否持续，欧洲的命运更举足轻重。世界银行1月18日的最新经济预测警告说，如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全球经济可能陷入2008年至2009年那种规模的危机。
此前一天，联合国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强调，2012年十分关键，全球经济可能实现缓慢复苏，也有可能再次滑向衰退。言辞闪烁之间，信心颇为不足。
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不得不被动承受欧美两大发达经济体的不确定风险。具体到中国，此前高速增长趋势可能放缓，一个重要原因将是欧美外需不足导致出口乏力。
欧洲评级再沦陷
法国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评级沦陷的象征意义，仍然极具杀伤力，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核心区蔓延
在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期，欧元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视为成功典范，如今随着经济紧缩政策的展开和部分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人们却对它充满怀疑与忧虑。
2012年初，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 Berglof)对《财经》记者说，危机的发生与应对，正在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经济增长趋缓，而支持金融体系和重振经济的措施又大大地加重了债务负担。
这种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使得整个欧元区经济的脆弱在过去一年被不断暴露并放大，市场的担心也在反复震荡中一步步自我实现，并从欧元区边缘国家一直向核心国家延伸。而主权信用评级的不断下调及下调范围的扩大，使经济下行的形势更难扭转。
在1月13日标普对多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后，目前只有德国、荷兰、芬兰和卢森堡四个欧元区国家还保有AAA评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评级被下调两档，其中葡萄牙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的BB。虽然国际三大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中的穆迪和惠誉均在1月16日宣布维持法国AAA主权信用评级不变，穆迪同时也承认，债务状况恶化和潜在负债问题，令法国评级展望承压。金融市场对此的解读是：穆迪下调法国评级也快了。
所幸的是，其后一周的金融市场表现显示，这一评级下调事件似乎早在预期之中，因此未立即掀起大波澜。合理的解释是，2011年12月，法国即公布了对2011年四季度和2012年一季度的官方预期：法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因此法国或早或晚失去AAA评级已无悬念。
另外，经过去年８月和11月两轮紧缩计划，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在今年1月９日表示，法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可能比预期减少40亿欧元，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低于预定的5.7％的目标。这让人们对法国公共财政可以得到控制多了一些信心。
即使如此，法国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评级沦陷的象征意义，仍然极具杀伤力。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法国牵扯其中，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核心区蔓延。
此前，在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才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心。标普在2011年9月19日宣布，将意大利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从A＋降至A，前景展望为负面，已表明对其失去信心。斯宾塞分析，欧元区核心国家并不相信意大利能完成改革。
更令人忧心的是，依赖其AAA级信用的担保者在债务市场上筹资的EFSF也被降级。曹远征担心，利用EFSF防火墙的机制发债、向成员国实施救助的渠道会受到影响，保护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免受危机侵害的初衷难免受挫。法国和奥地利负责担保的部分约为1800亿欧元，而评级下调可能会导致EFSF被迫支付更高溢价，抑或减少EFSF可动用的现金。
瑞银全球经济研究报告也认为，这次大面积的降级会导致中东和亚洲主权基金或中央银行削减对欧元区资产的投资和欧元的进一步贬值。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的主权基金大概持有３万亿欧元左右的欧元区资产，而德国的债券市场的整体规模也只有1.5万亿欧元。为了保证资产的安全性，这些主权基金应会大量出售欧元资产。
在整个欧洲，欧元区的创伤尚无愈合迹象，且呈现出向东欧扩大的趋势。一些东欧国家与西欧贸易关系紧密相联，在融资方面高度依赖西欧银行。对这种依赖，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警觉，但始自2009年的降低对外国母公司资金依赖的努力收效甚微，而开发本地资本市场来支撑国内信贷的努力也起色不大。
一方面受制于需求疲软，另一方面脆弱的银行业也使这些国家多少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和辐射。曹远征对匈牙利尤为担心，他认为由于此前的一些经济决策出现失误，匈牙利等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受到削弱，欧债危机将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体系，恰恰是被欧洲实力最弱的银行控制。比如，希腊银行就控制着中东欧15％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曹远征提醒说，现在的欧元区系统性问题正在向金融机构蔓延，人们担心欧洲银行业将步履维艰。前段时间穆迪把近90％欧洲银行的次级债列入了可能下调评级的观察名单，更进一步凸显了欧洲信贷紧缩的风险。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高级业务主管肇越对《财经》记者说，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被降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国有代表性的大银行牵扯较多。法国三大银行的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不断遇挫，在欧洲银团贷款市场上的地盘不断被美国银行侵占。据彭博的数据显示，法国三大银行在该市场的占有率已向下逼近15％，是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的最低水平。
银行和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融资的关键，但特里谢在2011年底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之前曾公开承认：“本次危机已重创银行，有时还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欧洲银行管理局的压力测试也发现，在70家接受测试的银行中，有31家需要额外筹集总计1150亿欧元的资本。两家欧洲大陆银行可能无法在1月20日最后期限前拿出解决资本缺口的可信方案，欧洲监管者相信这两家银行会因此面临完全或部分国有化的风险。
肇越强调，目前欧洲的实体经济与欧洲的债务危机仍然彼此分离，实体经济的复苏进程虽然受到债务问题的影响而略有下降，但是还未发生危机。而一旦法国几家主权支持背景的银行评级被下调，传染效应会加大银行间拆借的难度，抑制企业融资需求。
欧元区解体之辩
欧元区形成不易，解体更不容易。欧元区解体的成本比不解体成本更高，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不解体为好
进入2012年，欧债危机最大的悬念仍然是：欧元区会否解体。
从各种迹象来看，虽然危机仍然深重，解体的必然性也存在，但欧元区核心成员的政治协调正在加强，解体的危险有望避免。但由此须投入的挽救成本，亦难以精确估算。具体到那些危机的起源国，经济学家们最关注的还是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
由于对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希腊和葡萄牙的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了国内支出显著增加。外国资本又刺激了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了房市泡沫。这四个国家在偿债能力未改善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外债。
迈克尔·斯宾塞对《财经》记者说，一些对全球经济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政府做错了事，而现在又不愿收拾残局，“现在我们的环境错综复杂，面临很多宏观经济上的危机，而危机的重心就在欧洲”。
令人悲观的是，在欧元区的经济模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人们似乎找不到欧元区增长潜力的答案，这使得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日益增加。特里谢2011年底给《财经》杂志撰文指出，虽然在德国，人们对欧元这一单一货币有真心的担忧，但“他们希望确保这仍是一个建立在规则和责任基础上的稳定共同体”，为此需要尊重规则并认真对待责任。
在肇越看来，从2010年起，欧洲先是拿不出救助方案，后来各种救助方案陆续出台，但说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很多方案无法得以落实。市场信心无法恢复，一方面是因为救助方案缺乏细节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现有的救助计划仍侧重于短期应急措施，而缺乏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的综合方案，尤其缺少对提升经济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注。
眼下欧元区解体的压力似已渐行渐近，并对投资者行为产生影响。自2011年中期意大利债券市场承压以来，外国投资者一直在寻求削减其在欧元区各国国债的风险敞口。据野村证券估计，外国投资者在2011年下半年抛售了价值1300亿欧元的欧元区固定收益工具，而他们在2011年上半年购买了3200亿欧元的此类工具。
同时，在过去两个月，欧元的交易动力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欧元对新兴市场和其他欧洲国家货币走弱，而在去年11月前，欧元的疲软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美元和日元上。野村证券美洲固定收益研究主管和G10外汇策略主管诺德维格（Jens Nordvig）认为，最近欧元全面走软，意味着资本开始逃离欧元区。
欧盟为稳定欧元区局势探讨决定过很多机制，但是能否完全落实仍是个问号。曹远征说，在未来一两个月中救助机制落实到位的难度很大，现在已成了事实上的欧债危机和机制措施落实到位的赛跑，现在谁能赛过谁还是未知数。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官员阿尔弗雷多·卡尔卡尼奥表示，欧盟国家若想摆脱经济困境，各国政府仍需实施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加强国际间协调，并推行旨在创造就业和促进投资的中长期改革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元区解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正在变得愈来愈大，但舆论则开始转变风向，对欧元区解体可能带来的大麻烦有更多的分析。
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参加一年一度的“朗润新年圆桌”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欧元区形成不易，解体更不容易，比较来说，欧元区解体的成本比不解体成本更高，前者是原子弹，后者只是传统炸弹，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不解体为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则从前苏联解体的经验分析说，卢布的解体使整个区域经济下降了40％，确实很痛苦，但是相信比僵而不死要好得多。他说，欧元解体的痛苦可能比卢布的痛苦还小一点，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而且欧洲的管理能力比较高。对此林毅夫强调，前苏联解体时，各加盟共和国有一个美好的期待，而欧元区的情况正相反，若真的解体，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将失去希望，情况会更加失控。
美国复苏露曙光
美国还是总需求不足，唯有进行新的投资，才有可能让贸易部门再次成为就业发动机。机会也许在高端制造业
就在欧洲还在为自己的经济体系软肋纠结之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2011年底却似乎迎来了略为明显的经济形势逆转迹象，复苏的可能大为提高。
美国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汽车城”底特律找到微缩景观式的反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萎靡不振，底特律的重工业制造中心的地位也被削弱。今年1月9日至22日，在有百年历史的北美国际汽车展（Nor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uto Show）期间，底特律作为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地位再次得以确立：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汽车工业已经走出长期的衰退，2010年的产量获得35％的增长。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际，美国人曾经讨论说，拯救汽车业的真正目的不是改革、复兴或者重构这个产业，而是为了推迟其破产，直到看到经济萧条结束之曙光。
如今曙光终于绽现。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说，美国汽车制造商过去长期落在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后面，但现已重新获得市场份额，从几年前的严重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
经济复苏的曙光同时在美国制造业上闪耀。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净增工作岗位数量多于七国集团(G7)其余六国之和。而六个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只有德国和加拿大在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有所增加。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
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把美国制造业的表现定义为：这不仅是衰退过后的一次反弹，更是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斯宾塞虽然没有这样乐观，也向《财经》记者指出，美国应当“抢占高端制造业领域”，否则那些熟练工人会开始流失。他反对简单地保持就业数据上升，更强调美国的优势产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并发展壮大”。
事实上，与外界普遍感受的美国去实业化有所不同，在大力发展IT、金融业的同时，美国的制造业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比较重要的结构调整，如今正重新进入上升期。统计表明，2002年到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分别上涨3％和41％；在过去八间的大部分年份中，中国平均工资年度涨幅都达到或超过了15％。
生产力增长、工资上涨速度放缓、美元持续走弱，以及新兴经济体工资急剧上涨等因素，反过来增强了美国作为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地的吸引力。
一个值得中国思考的例子是，包括海尔、万向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恰恰在过去几年里或直接投资或并购整合，在美国建立或拥有生产制造基地，而并非将所有制造业均放在美国之外。在南卡罗来纳州等制造业聚集区，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招商，在2008年危机之后变得更加活跃。
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主管保罗·谢阿德（Paul Sheard）对《财经》记者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相对亮点。其实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无辜的旁观者”的角色，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强劲，许多企业在全球世界颇有实力，贸易投资也坚实，“我们预期投资在真实GDP 基础上，2011年可能上涨8.5％，2012年上涨6.9％ ”。
美国工业复兴的希望再次升起，也有赖于美国页岩气产量激增，这降低了美国国内的能源成本，在油价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升高的大环境下，在美国设立生产线显得更具吸引力。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 Zandi)说：“我认为美国制造业正处于拐点。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之势已延续了几十年。如今，制造业就业形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来自美国劳工部。据其统计，去年12月美国非农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20万，是三个月来最大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学家预计的15万人的增长。失业率则为8.5％，从去年11月份的8.7％下降到了2009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增加了160万个就业岗位，为五年来最多。
总体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人们的情绪随之提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 Gagnon）对《财经》记者说，在最近数周美国出现的一系列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中，就业率是最硬的指标。“一个月增加20万就业人数聊胜于无，而真正强劲的复苏至少需要连续数月、每月就业人数近40万的连续增加。好在此次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来自真正的增长，而非沮丧的工人放弃了工作寻找。新的就业岗位也分散在各行各业，运输和仓储、零售、制造和餐饮业都增加了就业岗位。”约瑟夫·加侬说。
一份新的贸易报告也锦上添花：在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的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商品的出口还是进口都出现了增长。出口增幅为166亿美元，即10.3％；进口增幅为255亿美元，即12.7％。2011年前11个月与2010年同期相比，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增长了15％，即2515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John Bryson）在1月13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段时期内的增长使得这一时期商品与服务的总出口额达到1.93万亿美元，为美国在2011年出口超过2万亿美元并创新高奠定了基础。“我们有望如期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到2014年底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布赖森说。
这会是人们熟悉并期望中的那个美国复苏故事吗？许多人仍然在观望，而理由亦非常充分，美国2008年受到重创的金融业仍处于结构调整之中，阵痛未全消，增长尚乏力。这也成为华尔街期待2012年美联储再次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缺钱，需要更多的流动性支撑，无论对美国金融业还是制造业均至关重要。斯宾塞向《财经》记者反复强调：美国需要投资，“我们需要再次像“二战”期间那样，减少消费，增加投资”。他解释说，美国的问题还是总需求不足，唯有进行新的投资，才有可能让贸易部门再次成为就业发动机，而机会也许就在高端制造业。
再探底谨慎乐观
欧洲是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如果发达经济体很快垮掉，新兴经济体可以增长吗？
经济扩张的希望能走多远？美国经济2011年上半年出人意料表现疲软，使人们对美国经济在2012年进一步走强仍心存疑问，2011年底的复苏迹象会否是昙花一现？
加侬认为，在选择词语描述美国经济的表现时，“表现平平”可能比“表现良好”更来得贴切。他说，经济数据的明显改善表明，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固定资产贬值等因素自然会创造消费水平增长，除非政策作梗，经济会由于这些力量而不会变得更坏。
美国经济还在前进，但是有相当多的理由保持谨慎，因为复苏加速的征程上还面临着很多阻碍，很多经济学家预料2012年美国不会保持去年四季度的增速。在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贸易专家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对《财经》记者说，现在谈美国走上复苏之路为时尚早。一个经济的快照也许让人觉得经济在复苏，但连续的图像可能就得到相反的答案。欧元区的灾难随时可以将复苏的梦想化为泡影。
单纯研究向好的经济数据，也让人不能高枕无忧。美国还要做大量的努力才能将2007年－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失去的就业岗位夺回来。现在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179万，仍比衰退前的水平低200万左右。而在2007年－2009年间，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230万；自那以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已累计增加32.8万（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数值）。
即便是2011年12月的就业增加人数，斯托克斯指出，也有季节性因素在内。圣诞节抢购期间，临时性工作增加，联邦快递（FedEx）、UPS等递送业务也在此期间增加了帮手。这些工作机会可能会随着节日的过去而消失。而且失业率是建立在找工作的人群的数量上，一旦以前遇挫的找工作者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机会，失业率会再度上升。
房地产市场的活动水平是另一个考察指标。有人认为是住宅投资推高了美国四季度实际GDP的增长。不过谢阿德认为，基于供求双方的作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疲弱，美国家庭依然在重建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而这些限制了增长。
至于房地产是否见底，谢阿德认为有必要把房地产活动的水平，与房地产改变的方向与速度加以区分。他说，美国房地产市场确实见底并已然反弹，但是反弹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的活动水平上，速度低缓。比如房地产投资等因素占GDP比例都还在历史较低水平徘徊，2011年三季度只有2.2％,是创纪录的最低值，比2005年四季度的6.3％大大下降。后者才是房地产复苏的起点，却受到了结构性问题的制约。
美国经济时下的增长能否维持与扩大，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要看PMI上升趋势能否延续到今年2月份。此外，企业高管和分析师们警告称，由于自动化导致生产率提高，美国很难将过去失去的工作岗位都找补回来，而且，制造业也并非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国际经济项目访问学者威廉·肖（William Shaw）更担心美国国内政策失效。他对《财经》记者说，美国政府与国会已经由于冲突而失灵，国会可能拒绝继续延长工资减税和失业救济，奥巴马当局则没有能力贯彻复苏战略。
扎迪对《财经》记者说，欧洲是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美国经济会受到欧洲经济衰退的牵连。这与多数投资机构的分析一致，作为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两大发达经济体，欧洲危机不除，美国难独善其身。迄今，欧美之间仍然是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项目联席主管、美联储前高级顾问凯伦·戴楠（Karen Dynan）也提醒欧元区的危险，她对《财经》记者说，可能最让人担忧的是欧元区局势突然失控，2008年信贷市场突然失灵的一幕可能会重演，美国金融市场也会由此崩盘，并贻害美国经济。
这样的担忧不仅来自美国，也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事实上，由于欧债危机在2012年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外向型经济占据相当份额的中国、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均面临外需仍然不足的压力。除非迅速启动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消费，否则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也是必然。
而如果中国作为全球增长的火车头也放慢增长速度，在斯宾塞看来，“将会导致全世界衰退，包括所有的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程度不用太大，就足以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压力。
当然，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发达经济体。在2011年底，斯宾塞反问《财经》记者：“如果发达经济体很快垮掉，新兴经济体可以增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