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的记忆中，曾于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的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是欧洲对纳粹德国绥靖政策的化身，将欧洲引向“二战”的始作俑者。
　　但是，在那灾难深重的十年前，大萧条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使得价格水平重回衰退前的轨道，英国经济也得以迅速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与张伯伦当年的手段相比，如今戴维·卡梅伦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扩张”政策（现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是该政策的最大吹鼓手）很可能使一直以来都保持平稳的英国GDP再次下跌。
　　 事实上，如果目前的预测无误，英国的卡梅伦-奥斯本衰退将不仅仅是自大萧条以来该国所经历的最严重衰退，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这真是一项丰功伟绩。正如英国日报《卫报》的菲利浦·因曼最近写到的那样：“英国的整个金融危机复苏计划都寄望于在2012年实现一场全速复苏——消费者信心、商业投资和一般支出等因素会合力将经济推到一个高于平常水平的增长轨道之上。”
　　 但这一切却没能实现：因为政府大臣们“照右派经济学家所说的去做并走上了邪路——而那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就是公共部门支出和投资‘挤压’了私人部门”。事实上，“当前的西班牙就是紧缩导致衰退的样板，而我们（英国）却似乎很想走上这条弱势国家所选择的道路”。
　　 对那些全球各地的扩张性紧缩政策鼓吹者来说，该政策在英国所遭遇的失败是一个足以令他们反省并重新思考其政策的理由。英国是一个高度开放、汇率灵活且拥有进一步货币扩张空间的经济体，没有任何风险或者由违约费用所导致的英国利率显示对未来政治、经济混乱的恐惧将阻碍投资。
　　 有一种说法——不一定是对的，但至少有此一说——认为，1997年至2010年5月托尼·布莱尔以及戈登·布朗的工党政府执政时期长期可持续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过高。他们的行为与那些在21世纪初减少债务相对于GDP水平的国家背道而驰，也跟美国不同，美国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支出，而是小布什政府的征税不足。
　　 如果谁对这一说法信以为真，英国这个十年期名义利率低于每年2.1％的国家早该进入繁荣期了。如果真有一个扩张性紧缩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也就是私人投资和出口能在政府支出下降时上升，符合那些鼓吹者的世界观——那就该是英国。
　　 但是，英国如今却不是这番景象。而如果扩张性紧缩政策在英国都行不通，那么在那些开放程度更低，无法利用汇率渠道来促进增长，并缺乏英国投资者和企业界那种长期信息的国家又如何能成功？
　　 而作为英国副首相兼执政联盟伙伴（自由民主党）的领袖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应尽早结束这场闹剧。他应该告诉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自己的党派对政府缺乏信心，并谦虚地请求女王下令工党领导人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组建一个新政府。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克莱格真的这样做了，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完结，而他所属党派的竞选前景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将相当黯淡。其实，在英国目前所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经济困难之下，克莱格的政治生涯及其党派的前途无论如何都将长期低迷。但至少把这个没头脑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执政联盟解散能对这个国家有所裨益。
　　 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们请注意：忍饥挨饿可不是通往健康之路，而推高失业率也不是个恢复市场信心的良方。
　　 作者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