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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顺治七年(1650)清军占领广州以后,人们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所有男人都被强制剃头,梳起了辫子,并废弃了传统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旗人的长袍马褂。这在很长时间内受到汉人的抗拒,为此丢掉脑袋的人,不知凡几。但在刀刃架颈的威逼下,最后不得不接受现实。
开海贸易再次为广州带来了机遇。尽管朝市改,衣冠易,但人们对好日子的追求,始终不变。逃到乡下的工匠陆续返回城里了,打铁的炉火再次熊熊燃起;大沙头又泊满了从河源、新丰、龙门、惠州来的杉排;烧毁的房子重新建造起来;因垃圾淤塞和民房“压渠”而变得日益狭窄、污臭的濠渠,也得到了疏浚。行商坐贾把招牌擦亮,重新挂起,店铺一家家开张了。山陕、湖广、浙绍、徽州与金陵等地的商帮,云集在濠畔街,纷纷成立自己的会馆和银号。苏杭顾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堆满了仓库,为十三行提供货源。《南海县志》写道:“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这条在明代最繁华的街道,一天天再次繁华起来了。
濠畔街是观察广州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帮,而且广东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商人也建立起他们的地盘,以经营酸枝、花梨、紫檀等高档广式家具为主。广式家具被称为“广州作”,与“苏州作”和“北京作”并列为三大作。著名店号英泰祥、德昌泰的红木家具,品种有罗汉床、贵妃床、八仙桌等,都被朝廷列为贡品,派有官员驻店督造。
四邑匠人不仅做家私一流,造乐器也是一把好手。明末有一位黄姓艺人在濠畔街创办金声馆乐器作坊,因为产品质量好,声名鹊起,乐器作坊越开越多,到道光末年(1850),已有正声馆、悠扬阁、金城等八间名气最大的乐器作坊。广东音乐经典的乐器组合是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箫“五架头”,而“省城豪畔街”“金声馆造”的二弦、秦琴、竹提琴,或高音三弦等乐器,都是乐师们的心水之选。民国初年,濠畔街又多了全声、德声、文声、扬高声等乐器作坊,在街口就能听见四邑人“死袋包”“弊家伙”的嘈嚷声。
濠畔街的西端是归德门,万历十年(1582),归德门曾毁于大火。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归德门外是小市街(今解放南路),同治年间(1862—1874),归德门设有小市、大市(今惠福西路)和归德门三个墟。每逢墟期,街上摆满一筐筐的海鲜、河鲜、蔬果、山货,叫卖声此起彼落,喧闹不息。
归德门内是归德门直街,因立有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和贞烈坊四座牌坊,故又称为四牌楼、忠贤坊、忠贤街等,以花市、鹑市和灯市最为出名,城里无人不知。花市是四季常设的,随着季节的更替,素馨、茉莉、水仙、百合、朱槿、九里香等鲜花,每天从河南(珠江南岸)、芳村运来,堆满城厢,争妍斗艳。有一首清代的竹枝词写道:
茉莉花宜衬晚妆,沿江都是卖花郎。
花篮千样齐围住,不买满船花也香。
喜欢玩鹌鹑的人,从早到晚,像苍蝇一样聚集在魁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鹌鹑集市,不仅买卖鹌鹑,也是最有名的斗鹌鹑赌博场。赌徒之众多,足以把街道堵死。不少八旗子弟凭祖宗福荫,靠朝廷月钱过活,长年游手好闲,沉溺于斗鹌鹑、斗雀鸟的赌博中。同治朝的《番禺县志》描述:“午市巷满,至不可过车马。新鹑佳者值数金,其老鹑善斗者则恒值数百金,谓把而熟之也。斗场分栅,集者如市,一日间胜负计数千金。”
灯市不是常设的,每年只在元宵节前后最热闹。制作与销售各类花灯的,多为旗界居住的旗人。每逢过年、元宵,归德门灯市便人山人海,万灯放彩;沿街店铺几乎全是卖灯的,还有许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灯的,整条街闪闪烁烁,如同银河一般。鱼灯以大良出品最佳,透明薄纱扎成红鱼、鲈鱼、狮子鱼、火鲤、石斑等形状,点亮后通体发光,五颜六色,栩栩如生。广州的大三星灯、和合二仙灯、百花莲藕灯、树头灯、小三星灯等,也是元宵节最受欢迎的花灯。
但凡逛过归德灯市的文人,没有哪个不讴吟歌诵一番。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元宵箫鼓韵和谐,火树银花遍六街。更有鱼灯终夜出,官清民乐举頭牌。”另一首竹枝词,透过描写一位少妇的心事,反映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节近元宵乐未休,买灯花到四牌楼。愿郎买得灯花后,照妾青春到白头。”两广总督阮元虽是封疆大员、著名学者,也不甘后人,留下了赞美归德门灯市的诗作:
海鳌云凤巧珑玲,归德门前列彩屏,
市火蛮宾余物力,丰年羊穗复仙灵。
(原注:前年火灾洋市甚损,今年复盛年谷亦丰)
月能彻夜春光满,人似探花马未停。
见说瀛洲双客到,书窗更有万灯青。
(原注:时状元林召棠、探花罗文俊皆归里)
“火灾洋市”指道光二年(1822)十三行那场大火灾。广州人疗伤能力之强,也令阮元深为惊叹,才两年时间,已繁荣如昔了。
广州是一座不夜城。在清代的笔记中,有大量广州夜生活的记录。时人陈徽言《南越游记》对咸丰年间双门底举办酬神活动的描写,展现了一种入夜更华丽的景象:“雄镇街通衢建篾棚,棚高数丈,轩豁宏敞,涂以五色,皆花鸟人鱼之状。下复承以布幔,张灯施彩,中多琉璃洋物。市门各悬傀儡,造制奇巧,锦绣炫目。两旁栏内罗列名花珍果、珠玉古玩,错杂繁朊,靡不工致。间数武则有彩轩,中奏八音,歌声达旦,往来者流连观听。自藩署直至南门,灯火辉煌,金鼓喧震,男女耳目,势不暇给。凡三昼夜,复演剧以终其事,合计所费不下万金。”
中秋佳节,八月十五、十六两晚,越秀山下歌声如沸,通宵达旦。客家人多居住在莲塘街、三眼井、十八九洞一带,月圆之夜,结伴登上越秀山,引吭高唱山歌。即使不登山的,也在家门口大展歌喉。客家人对山歌时,先由一人出面挑战:
你唱歌不似唱歌声,
好似田鸡蛤乸声,
不好被哥捉呀到,
菜刀斩来无放轻!
然后对方就出来应战。你唱一歌,他唱一歌,互相舌战,有时一人与一人战,有时一人与数人战,有时男人与女人战。往往由最初一个人出战,最后变成十几人对战。莲塘街一位街坊描述越秀山下对山歌的有趣场面:“有如两军对垒,互相增援,驳而胜者,昂首而歌;驳而败者,钦声而去。其有善歌者,虽数人合驳之,亦勿能屈也。” 明末清初,广东兴起了粤劇,广州人叫做“锣鼓大戏”。其渊源错综复杂,以皮黄为本,融入了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也吸收了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元素。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北方官话的,即所谓“戏棚官话”。
最初还没有戏院,戏班通常乘坐着红船,在珠江三角洲漂泊,哪里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搭戏棚演出。所谓红船,是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戏班专用,人们一看红船,就知道有好戏看了。有人说,红船的名字,与反清复明的活动有关。“红”与“洪门”的“洪”字同音,是梨园弟子一个反清暗号。
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广东有一个姓史的人,向官府申请在卫边街(今广卫路)开设庆春园戏院获准。那时戏院在京师和直隶一带已很盛行,但南方却没有。庆春园是广州第一家,不过还不是真正的戏院,而是一座可以演大戏的园林式茶园。每当有戏班开锣,城里的达官显宦、名流富商,便乘轻驱肥而来。戏院不收门票,只计茶资。戏台前摆放桌凳,男左女右。入夜以后,张起灯笼,光耀如昼。台上金翠迷离,锣鼓板钹,一唱三叹。台下观众一边品着香茗、点心、果品,一边观赏大戏,关目好的,做手好的,唱喉好的,便大声喝彩,把赏封抛掷到台上去。
戏院门外聚拢着人群,他们聚精会神聆听着从里面传出的丝竹筦弦声,若断若续的演唱声和阵阵叫好声,虽然无缘入场观看,但想象着舞台上的精彩之处,也是一种满足。名儒李文田为庆春园题了八个字的楹联:“东山丝竹,南海衣冠”。张维屏也有诗咏庆春园:“身似在皇州,笙箫助劝酬。岭南为创举,燕北想前游。富庶乃有此,去来皆自由。康衢传击壤,从古重歌讴。”在张维屏眼中,广州的热闹,竟可与帝都相比。戏院的出现,对戏剧而言,是一个里程碑。不久,怡园、锦园、庆丰园、听春园等戏院,纷纷出现,遍布西关、南关等地。
咸丰初年,不少粤剧艺人参加了反朝廷的洪兵之役和太平天囯,因此粤剧长期被官府禁演,梨园弟子备受打压。光绪十五年(1889),粤剧同业在广州建立八和会馆(和合八方之意),召集同人,重整旗鼓,粤剧才从谷底慢慢爬出,重现复兴生机。
戏院兴起后,粤剧开始全部采用粤语,戏棚官话逐渐被淘汰了。广州第一家售票公演的戏院是西关的广庆戏院,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第一家专演粤剧的同庆戏院,十三年后在长堤开张,有五六百个座位,后来改名叫海珠大戏院。从咸丰初年的凤凰仪班(广府班),到清末的省港大班,轮番粉墨登场。戏班开演头台第一晚,都是先演《六国大封相》,全班演员齐齐亮相,然后再演其他剧目,往往一开锣就演足三昼四夜。晚清活跃在广州舞台上的广府大班,有三十六班之多。
粤剧界不乏热心革命的人。在珠三角一带,就有自称“志士班”的戏班,专演针砭时弊,抨击官府的戏剧。不仅演粤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为了标榜与传统粤剧不同,旧戏班坐红船,他们便把船涂成绿色,自称“绿船班”;别的戏班都到八和会馆拜田元帅,他们却刻意回避,被同行戏称为“九和班”。
光绪三十年(1904),天演公司在河南(珠江南岸)成立采南歌班,专门排演新戏,其实就是“志士班”的对外旗号。第二年腊月在长乐戏院试演,发票千张,观众反应非常热烈。《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一期刊登了《欢迎新剧》的图文。图画描绘了演出舞台,演员身穿制服,其中一名蓄八字胡的男子,挥动帽子,正在发表演讲。在他身后,排着两队学生,正在听演讲。舞台深处有三位奏乐者,一操月琴,一敲铜锣,一持唢呐。舞台上方悬挂横幅:“优界万岁”。采南团上演的剧目,包括《地府闹革命》《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和一些宣传民族主义的文明戏,受到舆论追捧,称之为“开粤省剧界革命之新声”,一扫旧戏卿卿我我、幽咽含怨之风。
有些年轻艺人痛感“吾粤剧界腐败已极”,立志改革戏剧,另辟天地。他们把反映社会变化的题材,谱成讴歌,编成剧本,登台演出,“以动人感情,开人智识,为进化之大助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联合报界、学界志同道合的人,在惠爱七约创办“影响说法社”,专门排演新戏,把世界时事融入剧中,以迎合清末改革,咸与维新的社会风气。
清末的文人墨客,越来越热衷于描写西关的繁华,因为它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准确地说,广州并无西关。因为关城是指老城人口过于稠密,在城墙外再建一座小城,有自己的城门与街道。南城外的小城叫南关,西城外的就叫西关。而广州的西关,并没有城墙,但习惯仍称为西关。西山、龟岗,今陈家祠、西华路一带,因地势较高,称为“上西关”;今光复中路以西至华贵路一带,曾经遍布莲塘、河涌,称为“下西关”。到清代末年,西关已形成了1750多条街巷,是广州最稠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客家才子温训在《登云山房文稿》中感叹:“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亦无昼夜。”
有个叫伊凡(Yvan)的法国人,鸦片战争后到广州,住在潮音街,经常出入十三行,他对打铜街的印象特别深。打铜街在西濠西侧,聚集了众多的银号、参茸庄、绸缎庄、药材铺。西关人最怕火烛,人们觉得“打铜”二字,犯了火星,很不吉利,一度改名为太平街。伊凡在《广州城内》一书中写道:“打铜街被英国人称为药街,因为那里有很多药材铺,但是那儿的药店数量并不比卖灯笼的、玩具的、原材料的商铺多。药街穿过整个郊区(其实就是西关地区),从东到西,由于它范围大,成为广州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了。”
西关店铺的华丽装饰,琳琅满目的招牌,让人过目不忘。沿街的熟药铺,从宋代开始,就有所谓“医药合流”的经营方式,即后面是自制丸、散、膏、丹、酒、水、茶、油的工场,前面是卖药的店铺,还有郎中坐堂,药厂、药店、医馆三位一体,望闻问切,君臣佐使,有痛止痛,有肿消肿。很多药铺也以参茸补品为招徕。
商店门口都经过精心布置,古朴的挂匾上雕刻着店号,大门楹联有的写“制药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有的写“架上丹丸能济世,壶中日月可回春”。伊凡觉得,“无论招牌是药材商的还是珠宝商的,卖玻璃的还是卖瓷器的,纺织工的还是裁缝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货物不同”。他还观察到,在商店的墙上,通常都会张贴着一些介绍文字,“介绍文字是商业用语,相当于‘信誉是生命’,或者非常有创造性的宣传广告”,诸如“祖传秘方”“古法炮制”“虔诚炼制”,或者“如有假冒,灭祖灭宗,五世子女为妓为奴”之类的誓戒。 广告无处不在。美国商人亨特抄錄了一段:“万应午时茶,气味纯正芳香;性质温和,不寒不热。健脾开胃,止渴生津,袪寒去湿。总之内疾外感,本茶一概适用,岂不神奇?万应午时茶系按本堂主人历代家传之秘方配制而成。所用各药,均精心挑选,品质超群,不惜工本,饮者无不称便。”还有人把广告挂在身上,走街串巷。买脚气丸的药铺,雇人扛着纸扎大脚,巡游各街,吹嘘功效。亨特曾经描写过一位身上挂招纸,在街头兜售药物的小贩,他身上的广告牌写着:“道士将仙丹放在我手中,我便辞别而去,自此我遵照他嘱咐,远游四方,救死扶伤。如今来到贵处,远离家乡,盘缠用尽,只好将此药出卖。药为药膏,每帖售价六个铜钱。”每逢北帝诞、南海神诞、观音诞等民间庆祝活动时,药材铺的店员便倾巢而出,到祠庙唱龙舟、奏八音,出尽法宝,推销药品。
清末民初,真正的“药街”,还包括了仁济路、桨栏街、宝华路、杉木栏一带。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南北药材集散地,东南亚的药材经香港进入广州,再运往内地;内地的药材也通过广州销往港、澳和海外,药材行业分成南北药行、西土药行、参茸行、生药行、药片行、生草药行、熟药丸散行和樽头店等著名的“药业八行”。每一行又按经营方式、规模和性质的不同,分为行、店、铺三类。
南北药材行以出售南北药材(长江以南的川、滇、浙、赣和长江以北诸省所产的药材)为主;西土药材行主营广东、广西的土药材和湖南、江西一带所出产的同类药材,大商号有张泰昌、唐钜昌、卫兆隆、广悦来、生和药材行等;参茸行经营人参、鹿茸和一些贵重药,以珍珠、琥珀、牛黄、犀角等为主,大商号有忠信行、宝安隆、同安泰、同顺泰、裕泰祥、利丰行等。这三大药行,大都集中在仁济路、仁济西路、回栏街、潮兴街、潮音街、水月宫、晏公街、一德西路一带。
药行的交易方式,五花八门,行家坐在一起,指手画脚,唾沫横飞,议价、开盘、清盘、静盘、响盘、上盘、映盘、复盘、收盘,行外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佣金是药行的主要收入之一,南北、西土、药材行按贷款额加收4%;参茸行、幼药(专售牛黄、麝香、熊胆等名贵细药)、生药、药片行业按贷款总额加收8%;熟药店按贷款总额加收10%。有些财力雄厚的行家,除收佣金外,还低价吃盘购进客户存货,待价而沽,牟取更高的利润。
陈李济、梁财信、敬修堂、保滋堂、集兰堂、王老吉、马百良、唐拾义、橘香斋、李众胜、潘高寿、鹿芝林、元生堂、兆民安、大金堂、广生堂、宝华堂、天好堂这些响当当的字号,都是广州人十分熟悉的。
陈李济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创办人是广东南海九江人陈体全和西樵人李升佐。陈体全的母亲体弱多病,无钱医治,他便自己钻研医书,搜罗古方,上西樵山采药,亲尝百草,精通各种药理,也到广州卖药。李升佐在广州大南门己未牌坊脚开设医馆。某年岁晚,李升佐在船上捡到一袋银元,他不顾天寒地冻,一整天站在码头上等待失主。遗落银元的人正是陈体全,他收回卖货的钱准备回乡度岁,一时疏忽失落。当他回到码头寻找时,被李升佐的诚实深深感动,便提出从失而复得的银元中取出一半,投资到李升佐的药店中,一起实现行医济世的愿望。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立约“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祥”,共同创办陈李济药店。
药店继续设在大南门己未牌坊脚,即今北京路陈李济旧厂址,四百余年没有搬迁,一直忠实地守护着双门底,守护着广州城。陈李济总店虽然不在西关,但咸丰六年(1856)就在十三行设立了批发所,一直维持到1954年。坊间有一种说法,“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其实“南陈”的历史,比“北同”还要长近七十年。陈李济开张后,陈体全负责在前店坐堂问诊,李升佐在后厂研制药丸,他广泛收集古代的各种验方、成方,研究炮制方法。
陈李济经常向贫苦大众赠医赠药,夏天还在店门口外设茶缸,向过路的挑夫、车夫免费提供茶水。双门底商铺密集,街道狭窄,容易受祝融光顾,官方的消防设备严重不足,陈李济便出资成立义务消防队,购置三辆消防车,备有手压水枪、火勾、水桶、绳索、斧头、梯子等,并有专门救急药箱随行。消防队的旗子为黑底白字,绣“陈李济”三字。这一善举深受街坊好评。
每年四月廿八是药王诞,城内大小药材商,家家絮酒炙鸡,焚香顶礼,拜祭药王孙思邈,然后把拜祭的烧猪分送各同业,还会用彩轿抬药王神像游街过市,东家与伙计一起加菜庆贺。初一、十五,所有药铺都煲及第粥,全店的人一起吃;初二、十六拜祭土地,拜过神的膰肉,又可以凭神做福打牙祭了。
几乎每条街都会一两家药铺,墙壁摆放着百子柜,密密层层的抽屉,存放各种药材,行内称之为“龙”。生意要想好,店里就得有点动静才行。掌柜坐在龙头位置,拨动算盘,噼啪作响;店员在龙尾位置用铜药臼杵药,发生“咚咚”声响,与算盘声互相和应,金木齐鸣,谓之“旺龙”,象征生意兴隆。常有顽皮的街童,哄骗邻家小孩到药材铺买“执药龟”,自己躲在一边看热闹。“执药龟”是对药店店员的嘲笑。谁真跑去买“执药龟”,店员一定暴跳如雷,追出柜台做打人状,把倒霉的孩子吓得抱头鼠窜。
光绪二十年(1894),广州曾爆发了一场大鼠疫,这种病最初的症状是发高烧,神志昏乱,舌头焦黄或发黑,剧烈头晕不能坐立,过不了多久便会死亡,被人视为不治之症。染疫而死的人太多了,如同打了一场战争。《申报》进行追踪报导,充满了令人恐惧的描述,诸如“城西冼基地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迨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长逝……其弟……来办丧事,入门未久,亦染病暴亡……中有回教人某甲……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干,归而啖粥,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甲已仆地而逝……讵意入门未几,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之,无敢过问……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
南海、番禺县令到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城,到处巡游,希望倚仗神威,驱疫免灾。惊恐万状的老百姓,更是各出奇招,有的抬神像巡游,有的烧香拜佛,有的主张释放囚犯以消弥怨气而迓天和,有的燃放炮仗,敲锣打鼓想吓走瘟神。但鼠疫继续肆虐,于是愤怒的人把大粪浇在神像上。 在小北启云楼有一位姓欧阳的老人,患上鼠疫。早上发病,到午后已不能起床,瞑目闭气,状如僵死。两个小女儿以为他死了,便点上香烛,哭泣拜祭。长女回到家后,发现父亲还有一丝游气,赶紧请医生诊治。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郎中赶来,开了一剂药,设法徐徐灌下。服后片时,老人竟能坐起,连呼肚子饿,吃饭后神志泰然,遂获痊愈。这位少年郎中名叫郭梅峰,出生于中医世家,后来成为广州的一代名医。
药业只是这座大城的一个侧影。它还有许多不同的侧影,比如饮食业。广州最早的平民食肆,称为二厘馆,因茶价收费二厘(清代一银毫等于七十二厘)而得名,多开在长堤、西濠口的码头附近,还有一些星布于城厢内外、村头路尾的粉面馆、茶寮。二厘馆大多卖蛋散、煎堆、芋头糕、油炸鬼、豆沙包、大肉包、炒米饼之类的廉价糕点,而粉面馆则供应粥粉面和各种小炒。茶果铺也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食品店铺。茶果是婚娶、节日、拜神、庙祭等场合使用的饼饵,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人家,都会有光顾茶果铺的时候。
到清代中期以后,茶居逐渐兴起,大多兼营饼饵,把茶果铺的名点,直接移植过来,加以改良,迎合广州人的口味变化,销路马上大增,比如用莲蓉、豆蓉作饼馅,取代潮州粉、糖粉作饼馅;用马拉糕取代发糕。小小的变化,为食客带来全新感受,引得人们纷纷弃旧捧新。咸丰、同治年间,广州茶居已是雄踞饮食业的半壁河山。第二甫的第珍居、第三甫的永安居、第五甫的五柳居,茶客们流连忘返。每天早晨,带着鸟笼上茶居,水滚茶靓,一盅两件,边饮茶边逗鸟,是许多闲人的消遣方式;生意佬也在茶楼内,斟斟生意经,打听一下行情。“饮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饮咗茶未啊?”是广州人见面问候的习惯语。
不少有生意头脑的佛山人,纷纷到广州开茶居,竞争日益激烈,人人都想“以大取胜”,茶居规模越做越大,从一层平房变成两三层的高楼。首层通常用来卖饼饵茶果等廉价食品,楼上开设雅座,茶来水到,服务殷勤。人们常说“有钱楼上楼,冇钱地下踎”,把去茶居饮茶,叫做“上高楼”,后来“茶居”这一叫法,也被“茶楼”取代了。
上下九的莲香楼,前身是经营糕点的茶果铺,以大发糕、婚嫁酥饼、寿辰紅包等节庆神诞与红白二事的食品为主,其莲子馅料点心最有名。后来,佛山七堡乡人谭新义联合谭晴波等人,收购了糕酥馆,更名为“连香楼”,光绪十五年(1889)在第十甫开张。为了确保莲蓉质量,谭新义只用最负盛名的湖南湘莲,还要去皮挑心,精心研磨煮制,清香无比,口感细腻幼滑。宣统二年(1910),翰林院编修陈如岳在品尝连香楼的莲蓉点心后,赞不绝口,建议把店名改为莲香楼。谭新义喜出望外,得到翰林垂青,就是最好的活广告,当即请陈如岳题书“莲香楼”三个大字,制成簪花挂红的大牌匾,一挂便挂了上百年。莲香楼号称“莲香第一家”,以中秋月饼与龙凤礼饼闻名省港澳。谭新义被誉为广州的“茶楼王”。
另一间誉满羊城的老字号茶楼陶陶居,与莲香楼望衡对宇,原名葡萄居,创办于光绪六年(1880)。陶陶居所在地,原为十一甫,后来合并为第十甫。它之所以闻名,全在于制作精益求精。就以陶陶居的用水来说,每天派人上白云山汲取九龙泉水,山路崎岖难行,全凭人力,把水挑到三元里,再用大板车拉到西关,雇几十人以红色扁担挑着大红木桶,桶上漆着“陶陶居”“九龙泉水”字样,列队招摇过市,成为他们的招牌广告。不仅用水讲究,茶具也很讲究,以宜兴茶煲、潮州炭炉做烹茶工具,自夸“陶陶烹茶,瓦鼎陶炉,文火红炭,别饶风味”。细微之处,可见用心,这就是好口碑的来源。
西关在乾隆、嘉庆年间达至了繁荣的高峰。同治朝《续修南海县志》写道:“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坌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矗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竟街兼巷无诈无虞,文螺翠羽,留犁(琉璃)挠酒,炮羔擘豚。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
富人的生活,朝头晏昼,晚头更后,到了夜晚,珠江船上的酒席,比白天更加热闹。时人何仁镜在《城西泛春词》写道:“珠江花月之盛,至嘉庆末年极矣。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让人感到奇怪,广州人的钱有没有花完的一天?
咸丰六年(1856),谷埠一条紫洞花艇失火,周围的船过于拥挤,无处可逃,以致火烧连营,殃及沙面。事后两广总督勒令花艇统统迁走,远离洋人租界。一部分迁往大沙头,一部分上岸去了陈塘。那时大沙头人迹稀少,海印石外,水流湍急,花艇摇来晃去,连酒杯都放不稳,怎么做生意?西关的熟客,大多转到陈塘去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场飓风袭击广州,花艇被吹得七歪八倒。更倒霉的是,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晚,又遭回禄,数百只花艇烧得精光。大沙头被花界视为头号凶地,纷纷弃船登陆,埋街食井水。
八旗二马路有一户姓孔的豪门大户,家道衰落后,大院变成停放灵柩的棺材庄。妓女们无奈之下,唯有与鬼为邻,暂借作栖身之地。刚好东堤有一些新盖起的鬼楼(洋楼),正在招租,妓女们便在鬼楼安家。长安大寨、挹翠大寨等香艳招牌,很快便挂起来了。不几年间,墙花路柳,越开越多,较当年谷埠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带起了周围的酒楼、茶居生意。
宣统元年(1909),有一千多个座位的东关戏院,在东堤开张。宣统二年(1910),大茶楼襟江楼也在东堤开业。邓亚善、李世桂等人投资的大型戏院广舞台,开始动工兴建了,外形如同上海天蟾大舞台,重楼复阁,富丽堂皇,座位达两千多个,于1913年建成开幕,以往入夜就黑沉沉的东堤,变得灯火辉煌,笙歌如沸了。
1912年,番禺人黄佐贤买下了孔家大院,改建为南园酒家。酒家内开设“四局”:雀局(麻将)、花局(召妓陪饮)、响局(乐队演奏)、烟局(抽鸦片)。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人们吃喝玩乐的兴致,因为所有人都深信,不出几年,东堤的繁荣将直追西堤。不料,广舞台开张仅一年,又发生了火灾,整个戏院烧成废墟。许多人在惋叹之余,都不禁悚然自问:火灾真是广州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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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海贸易再次为广州带来了机遇。尽管朝市改,衣冠易,但人们对好日子的追求,始终不变。逃到乡下的工匠陆续返回城里了,打铁的炉火再次熊熊燃起;大沙头又泊满了从河源、新丰、龙门、惠州来的杉排;烧毁的房子重新建造起来;因垃圾淤塞和民房“压渠”而变得日益狭窄、污臭的濠渠,也得到了疏浚。行商坐贾把招牌擦亮,重新挂起,店铺一家家开张了。山陕、湖广、浙绍、徽州与金陵等地的商帮,云集在濠畔街,纷纷成立自己的会馆和银号。苏杭顾绣、绫罗绸缎、药材、皮草、绍酒、火腿,堆满了仓库,为十三行提供货源。《南海县志》写道:“归德门外濠畔街,富贵巨商列肆栉居,舟楫运货由西水关入,至临蒸桥络绎不绝。”这条在明代最繁华的街道,一天天再次繁华起来了。
濠畔街是观察广州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帮,而且广东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商人也建立起他们的地盘,以经营酸枝、花梨、紫檀等高档广式家具为主。广式家具被称为“广州作”,与“苏州作”和“北京作”并列为三大作。著名店号英泰祥、德昌泰的红木家具,品种有罗汉床、贵妃床、八仙桌等,都被朝廷列为贡品,派有官员驻店督造。
四邑匠人不仅做家私一流,造乐器也是一把好手。明末有一位黄姓艺人在濠畔街创办金声馆乐器作坊,因为产品质量好,声名鹊起,乐器作坊越开越多,到道光末年(1850),已有正声馆、悠扬阁、金城等八间名气最大的乐器作坊。广东音乐经典的乐器组合是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箫“五架头”,而“省城豪畔街”“金声馆造”的二弦、秦琴、竹提琴,或高音三弦等乐器,都是乐师们的心水之选。民国初年,濠畔街又多了全声、德声、文声、扬高声等乐器作坊,在街口就能听见四邑人“死袋包”“弊家伙”的嘈嚷声。
濠畔街的西端是归德门,万历十年(1582),归德门曾毁于大火。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归德门外是小市街(今解放南路),同治年间(1862—1874),归德门设有小市、大市(今惠福西路)和归德门三个墟。每逢墟期,街上摆满一筐筐的海鲜、河鲜、蔬果、山货,叫卖声此起彼落,喧闹不息。
归德门内是归德门直街,因立有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和贞烈坊四座牌坊,故又称为四牌楼、忠贤坊、忠贤街等,以花市、鹑市和灯市最为出名,城里无人不知。花市是四季常设的,随着季节的更替,素馨、茉莉、水仙、百合、朱槿、九里香等鲜花,每天从河南(珠江南岸)、芳村运来,堆满城厢,争妍斗艳。有一首清代的竹枝词写道:
茉莉花宜衬晚妆,沿江都是卖花郎。
花篮千样齐围住,不买满船花也香。
喜欢玩鹌鹑的人,从早到晚,像苍蝇一样聚集在魁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鹌鹑集市,不仅买卖鹌鹑,也是最有名的斗鹌鹑赌博场。赌徒之众多,足以把街道堵死。不少八旗子弟凭祖宗福荫,靠朝廷月钱过活,长年游手好闲,沉溺于斗鹌鹑、斗雀鸟的赌博中。同治朝的《番禺县志》描述:“午市巷满,至不可过车马。新鹑佳者值数金,其老鹑善斗者则恒值数百金,谓把而熟之也。斗场分栅,集者如市,一日间胜负计数千金。”
灯市不是常设的,每年只在元宵节前后最热闹。制作与销售各类花灯的,多为旗界居住的旗人。每逢过年、元宵,归德门灯市便人山人海,万灯放彩;沿街店铺几乎全是卖灯的,还有许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灯的,整条街闪闪烁烁,如同银河一般。鱼灯以大良出品最佳,透明薄纱扎成红鱼、鲈鱼、狮子鱼、火鲤、石斑等形状,点亮后通体发光,五颜六色,栩栩如生。广州的大三星灯、和合二仙灯、百花莲藕灯、树头灯、小三星灯等,也是元宵节最受欢迎的花灯。
但凡逛过归德灯市的文人,没有哪个不讴吟歌诵一番。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元宵箫鼓韵和谐,火树银花遍六街。更有鱼灯终夜出,官清民乐举頭牌。”另一首竹枝词,透过描写一位少妇的心事,反映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节近元宵乐未休,买灯花到四牌楼。愿郎买得灯花后,照妾青春到白头。”两广总督阮元虽是封疆大员、著名学者,也不甘后人,留下了赞美归德门灯市的诗作:
海鳌云凤巧珑玲,归德门前列彩屏,
市火蛮宾余物力,丰年羊穗复仙灵。
(原注:前年火灾洋市甚损,今年复盛年谷亦丰)
月能彻夜春光满,人似探花马未停。
见说瀛洲双客到,书窗更有万灯青。
(原注:时状元林召棠、探花罗文俊皆归里)
“火灾洋市”指道光二年(1822)十三行那场大火灾。广州人疗伤能力之强,也令阮元深为惊叹,才两年时间,已繁荣如昔了。
广州是一座不夜城。在清代的笔记中,有大量广州夜生活的记录。时人陈徽言《南越游记》对咸丰年间双门底举办酬神活动的描写,展现了一种入夜更华丽的景象:“雄镇街通衢建篾棚,棚高数丈,轩豁宏敞,涂以五色,皆花鸟人鱼之状。下复承以布幔,张灯施彩,中多琉璃洋物。市门各悬傀儡,造制奇巧,锦绣炫目。两旁栏内罗列名花珍果、珠玉古玩,错杂繁朊,靡不工致。间数武则有彩轩,中奏八音,歌声达旦,往来者流连观听。自藩署直至南门,灯火辉煌,金鼓喧震,男女耳目,势不暇给。凡三昼夜,复演剧以终其事,合计所费不下万金。”
中秋佳节,八月十五、十六两晚,越秀山下歌声如沸,通宵达旦。客家人多居住在莲塘街、三眼井、十八九洞一带,月圆之夜,结伴登上越秀山,引吭高唱山歌。即使不登山的,也在家门口大展歌喉。客家人对山歌时,先由一人出面挑战:
你唱歌不似唱歌声,
好似田鸡蛤乸声,
不好被哥捉呀到,
菜刀斩来无放轻!
然后对方就出来应战。你唱一歌,他唱一歌,互相舌战,有时一人与一人战,有时一人与数人战,有时男人与女人战。往往由最初一个人出战,最后变成十几人对战。莲塘街一位街坊描述越秀山下对山歌的有趣场面:“有如两军对垒,互相增援,驳而胜者,昂首而歌;驳而败者,钦声而去。其有善歌者,虽数人合驳之,亦勿能屈也。” 明末清初,广东兴起了粤劇,广州人叫做“锣鼓大戏”。其渊源错综复杂,以皮黄为本,融入了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也吸收了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元素。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北方官话的,即所谓“戏棚官话”。
最初还没有戏院,戏班通常乘坐着红船,在珠江三角洲漂泊,哪里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搭戏棚演出。所谓红船,是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戏班专用,人们一看红船,就知道有好戏看了。有人说,红船的名字,与反清复明的活动有关。“红”与“洪门”的“洪”字同音,是梨园弟子一个反清暗号。
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广东有一个姓史的人,向官府申请在卫边街(今广卫路)开设庆春园戏院获准。那时戏院在京师和直隶一带已很盛行,但南方却没有。庆春园是广州第一家,不过还不是真正的戏院,而是一座可以演大戏的园林式茶园。每当有戏班开锣,城里的达官显宦、名流富商,便乘轻驱肥而来。戏院不收门票,只计茶资。戏台前摆放桌凳,男左女右。入夜以后,张起灯笼,光耀如昼。台上金翠迷离,锣鼓板钹,一唱三叹。台下观众一边品着香茗、点心、果品,一边观赏大戏,关目好的,做手好的,唱喉好的,便大声喝彩,把赏封抛掷到台上去。
戏院门外聚拢着人群,他们聚精会神聆听着从里面传出的丝竹筦弦声,若断若续的演唱声和阵阵叫好声,虽然无缘入场观看,但想象着舞台上的精彩之处,也是一种满足。名儒李文田为庆春园题了八个字的楹联:“东山丝竹,南海衣冠”。张维屏也有诗咏庆春园:“身似在皇州,笙箫助劝酬。岭南为创举,燕北想前游。富庶乃有此,去来皆自由。康衢传击壤,从古重歌讴。”在张维屏眼中,广州的热闹,竟可与帝都相比。戏院的出现,对戏剧而言,是一个里程碑。不久,怡园、锦园、庆丰园、听春园等戏院,纷纷出现,遍布西关、南关等地。
咸丰初年,不少粤剧艺人参加了反朝廷的洪兵之役和太平天囯,因此粤剧长期被官府禁演,梨园弟子备受打压。光绪十五年(1889),粤剧同业在广州建立八和会馆(和合八方之意),召集同人,重整旗鼓,粤剧才从谷底慢慢爬出,重现复兴生机。
戏院兴起后,粤剧开始全部采用粤语,戏棚官话逐渐被淘汰了。广州第一家售票公演的戏院是西关的广庆戏院,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第一家专演粤剧的同庆戏院,十三年后在长堤开张,有五六百个座位,后来改名叫海珠大戏院。从咸丰初年的凤凰仪班(广府班),到清末的省港大班,轮番粉墨登场。戏班开演头台第一晚,都是先演《六国大封相》,全班演员齐齐亮相,然后再演其他剧目,往往一开锣就演足三昼四夜。晚清活跃在广州舞台上的广府大班,有三十六班之多。
粤剧界不乏热心革命的人。在珠三角一带,就有自称“志士班”的戏班,专演针砭时弊,抨击官府的戏剧。不仅演粤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为了标榜与传统粤剧不同,旧戏班坐红船,他们便把船涂成绿色,自称“绿船班”;别的戏班都到八和会馆拜田元帅,他们却刻意回避,被同行戏称为“九和班”。
光绪三十年(1904),天演公司在河南(珠江南岸)成立采南歌班,专门排演新戏,其实就是“志士班”的对外旗号。第二年腊月在长乐戏院试演,发票千张,观众反应非常热烈。《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一期刊登了《欢迎新剧》的图文。图画描绘了演出舞台,演员身穿制服,其中一名蓄八字胡的男子,挥动帽子,正在发表演讲。在他身后,排着两队学生,正在听演讲。舞台深处有三位奏乐者,一操月琴,一敲铜锣,一持唢呐。舞台上方悬挂横幅:“优界万岁”。采南团上演的剧目,包括《地府闹革命》《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和一些宣传民族主义的文明戏,受到舆论追捧,称之为“开粤省剧界革命之新声”,一扫旧戏卿卿我我、幽咽含怨之风。
有些年轻艺人痛感“吾粤剧界腐败已极”,立志改革戏剧,另辟天地。他们把反映社会变化的题材,谱成讴歌,编成剧本,登台演出,“以动人感情,开人智识,为进化之大助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联合报界、学界志同道合的人,在惠爱七约创办“影响说法社”,专门排演新戏,把世界时事融入剧中,以迎合清末改革,咸与维新的社会风气。
清末的文人墨客,越来越热衷于描写西关的繁华,因为它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准确地说,广州并无西关。因为关城是指老城人口过于稠密,在城墙外再建一座小城,有自己的城门与街道。南城外的小城叫南关,西城外的就叫西关。而广州的西关,并没有城墙,但习惯仍称为西关。西山、龟岗,今陈家祠、西华路一带,因地势较高,称为“上西关”;今光复中路以西至华贵路一带,曾经遍布莲塘、河涌,称为“下西关”。到清代末年,西关已形成了1750多条街巷,是广州最稠密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客家才子温训在《登云山房文稿》中感叹:“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亦无昼夜。”
有个叫伊凡(Yvan)的法国人,鸦片战争后到广州,住在潮音街,经常出入十三行,他对打铜街的印象特别深。打铜街在西濠西侧,聚集了众多的银号、参茸庄、绸缎庄、药材铺。西关人最怕火烛,人们觉得“打铜”二字,犯了火星,很不吉利,一度改名为太平街。伊凡在《广州城内》一书中写道:“打铜街被英国人称为药街,因为那里有很多药材铺,但是那儿的药店数量并不比卖灯笼的、玩具的、原材料的商铺多。药街穿过整个郊区(其实就是西关地区),从东到西,由于它范围大,成为广州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了。”
西关店铺的华丽装饰,琳琅满目的招牌,让人过目不忘。沿街的熟药铺,从宋代开始,就有所谓“医药合流”的经营方式,即后面是自制丸、散、膏、丹、酒、水、茶、油的工场,前面是卖药的店铺,还有郎中坐堂,药厂、药店、医馆三位一体,望闻问切,君臣佐使,有痛止痛,有肿消肿。很多药铺也以参茸补品为招徕。
商店门口都经过精心布置,古朴的挂匾上雕刻着店号,大门楹联有的写“制药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有的写“架上丹丸能济世,壶中日月可回春”。伊凡觉得,“无论招牌是药材商的还是珠宝商的,卖玻璃的还是卖瓷器的,纺织工的还是裁缝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货物不同”。他还观察到,在商店的墙上,通常都会张贴着一些介绍文字,“介绍文字是商业用语,相当于‘信誉是生命’,或者非常有创造性的宣传广告”,诸如“祖传秘方”“古法炮制”“虔诚炼制”,或者“如有假冒,灭祖灭宗,五世子女为妓为奴”之类的誓戒。 广告无处不在。美国商人亨特抄錄了一段:“万应午时茶,气味纯正芳香;性质温和,不寒不热。健脾开胃,止渴生津,袪寒去湿。总之内疾外感,本茶一概适用,岂不神奇?万应午时茶系按本堂主人历代家传之秘方配制而成。所用各药,均精心挑选,品质超群,不惜工本,饮者无不称便。”还有人把广告挂在身上,走街串巷。买脚气丸的药铺,雇人扛着纸扎大脚,巡游各街,吹嘘功效。亨特曾经描写过一位身上挂招纸,在街头兜售药物的小贩,他身上的广告牌写着:“道士将仙丹放在我手中,我便辞别而去,自此我遵照他嘱咐,远游四方,救死扶伤。如今来到贵处,远离家乡,盘缠用尽,只好将此药出卖。药为药膏,每帖售价六个铜钱。”每逢北帝诞、南海神诞、观音诞等民间庆祝活动时,药材铺的店员便倾巢而出,到祠庙唱龙舟、奏八音,出尽法宝,推销药品。
清末民初,真正的“药街”,还包括了仁济路、桨栏街、宝华路、杉木栏一带。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南北药材集散地,东南亚的药材经香港进入广州,再运往内地;内地的药材也通过广州销往港、澳和海外,药材行业分成南北药行、西土药行、参茸行、生药行、药片行、生草药行、熟药丸散行和樽头店等著名的“药业八行”。每一行又按经营方式、规模和性质的不同,分为行、店、铺三类。
南北药材行以出售南北药材(长江以南的川、滇、浙、赣和长江以北诸省所产的药材)为主;西土药材行主营广东、广西的土药材和湖南、江西一带所出产的同类药材,大商号有张泰昌、唐钜昌、卫兆隆、广悦来、生和药材行等;参茸行经营人参、鹿茸和一些贵重药,以珍珠、琥珀、牛黄、犀角等为主,大商号有忠信行、宝安隆、同安泰、同顺泰、裕泰祥、利丰行等。这三大药行,大都集中在仁济路、仁济西路、回栏街、潮兴街、潮音街、水月宫、晏公街、一德西路一带。
药行的交易方式,五花八门,行家坐在一起,指手画脚,唾沫横飞,议价、开盘、清盘、静盘、响盘、上盘、映盘、复盘、收盘,行外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佣金是药行的主要收入之一,南北、西土、药材行按贷款额加收4%;参茸行、幼药(专售牛黄、麝香、熊胆等名贵细药)、生药、药片行业按贷款总额加收8%;熟药店按贷款总额加收10%。有些财力雄厚的行家,除收佣金外,还低价吃盘购进客户存货,待价而沽,牟取更高的利润。
陈李济、梁财信、敬修堂、保滋堂、集兰堂、王老吉、马百良、唐拾义、橘香斋、李众胜、潘高寿、鹿芝林、元生堂、兆民安、大金堂、广生堂、宝华堂、天好堂这些响当当的字号,都是广州人十分熟悉的。
陈李济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创办人是广东南海九江人陈体全和西樵人李升佐。陈体全的母亲体弱多病,无钱医治,他便自己钻研医书,搜罗古方,上西樵山采药,亲尝百草,精通各种药理,也到广州卖药。李升佐在广州大南门己未牌坊脚开设医馆。某年岁晚,李升佐在船上捡到一袋银元,他不顾天寒地冻,一整天站在码头上等待失主。遗落银元的人正是陈体全,他收回卖货的钱准备回乡度岁,一时疏忽失落。当他回到码头寻找时,被李升佐的诚实深深感动,便提出从失而复得的银元中取出一半,投资到李升佐的药店中,一起实现行医济世的愿望。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立约“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祥”,共同创办陈李济药店。
药店继续设在大南门己未牌坊脚,即今北京路陈李济旧厂址,四百余年没有搬迁,一直忠实地守护着双门底,守护着广州城。陈李济总店虽然不在西关,但咸丰六年(1856)就在十三行设立了批发所,一直维持到1954年。坊间有一种说法,“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其实“南陈”的历史,比“北同”还要长近七十年。陈李济开张后,陈体全负责在前店坐堂问诊,李升佐在后厂研制药丸,他广泛收集古代的各种验方、成方,研究炮制方法。
陈李济经常向贫苦大众赠医赠药,夏天还在店门口外设茶缸,向过路的挑夫、车夫免费提供茶水。双门底商铺密集,街道狭窄,容易受祝融光顾,官方的消防设备严重不足,陈李济便出资成立义务消防队,购置三辆消防车,备有手压水枪、火勾、水桶、绳索、斧头、梯子等,并有专门救急药箱随行。消防队的旗子为黑底白字,绣“陈李济”三字。这一善举深受街坊好评。
每年四月廿八是药王诞,城内大小药材商,家家絮酒炙鸡,焚香顶礼,拜祭药王孙思邈,然后把拜祭的烧猪分送各同业,还会用彩轿抬药王神像游街过市,东家与伙计一起加菜庆贺。初一、十五,所有药铺都煲及第粥,全店的人一起吃;初二、十六拜祭土地,拜过神的膰肉,又可以凭神做福打牙祭了。
几乎每条街都会一两家药铺,墙壁摆放着百子柜,密密层层的抽屉,存放各种药材,行内称之为“龙”。生意要想好,店里就得有点动静才行。掌柜坐在龙头位置,拨动算盘,噼啪作响;店员在龙尾位置用铜药臼杵药,发生“咚咚”声响,与算盘声互相和应,金木齐鸣,谓之“旺龙”,象征生意兴隆。常有顽皮的街童,哄骗邻家小孩到药材铺买“执药龟”,自己躲在一边看热闹。“执药龟”是对药店店员的嘲笑。谁真跑去买“执药龟”,店员一定暴跳如雷,追出柜台做打人状,把倒霉的孩子吓得抱头鼠窜。
光绪二十年(1894),广州曾爆发了一场大鼠疫,这种病最初的症状是发高烧,神志昏乱,舌头焦黄或发黑,剧烈头晕不能坐立,过不了多久便会死亡,被人视为不治之症。染疫而死的人太多了,如同打了一场战争。《申报》进行追踪报导,充满了令人恐惧的描述,诸如“城西冼基地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迨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长逝……其弟……来办丧事,入门未久,亦染病暴亡……中有回教人某甲……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干,归而啖粥,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甲已仆地而逝……讵意入门未几,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之,无敢过问……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
南海、番禺县令到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城,到处巡游,希望倚仗神威,驱疫免灾。惊恐万状的老百姓,更是各出奇招,有的抬神像巡游,有的烧香拜佛,有的主张释放囚犯以消弥怨气而迓天和,有的燃放炮仗,敲锣打鼓想吓走瘟神。但鼠疫继续肆虐,于是愤怒的人把大粪浇在神像上。 在小北启云楼有一位姓欧阳的老人,患上鼠疫。早上发病,到午后已不能起床,瞑目闭气,状如僵死。两个小女儿以为他死了,便点上香烛,哭泣拜祭。长女回到家后,发现父亲还有一丝游气,赶紧请医生诊治。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郎中赶来,开了一剂药,设法徐徐灌下。服后片时,老人竟能坐起,连呼肚子饿,吃饭后神志泰然,遂获痊愈。这位少年郎中名叫郭梅峰,出生于中医世家,后来成为广州的一代名医。
药业只是这座大城的一个侧影。它还有许多不同的侧影,比如饮食业。广州最早的平民食肆,称为二厘馆,因茶价收费二厘(清代一银毫等于七十二厘)而得名,多开在长堤、西濠口的码头附近,还有一些星布于城厢内外、村头路尾的粉面馆、茶寮。二厘馆大多卖蛋散、煎堆、芋头糕、油炸鬼、豆沙包、大肉包、炒米饼之类的廉价糕点,而粉面馆则供应粥粉面和各种小炒。茶果铺也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食品店铺。茶果是婚娶、节日、拜神、庙祭等场合使用的饼饵,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人家,都会有光顾茶果铺的时候。
到清代中期以后,茶居逐渐兴起,大多兼营饼饵,把茶果铺的名点,直接移植过来,加以改良,迎合广州人的口味变化,销路马上大增,比如用莲蓉、豆蓉作饼馅,取代潮州粉、糖粉作饼馅;用马拉糕取代发糕。小小的变化,为食客带来全新感受,引得人们纷纷弃旧捧新。咸丰、同治年间,广州茶居已是雄踞饮食业的半壁河山。第二甫的第珍居、第三甫的永安居、第五甫的五柳居,茶客们流连忘返。每天早晨,带着鸟笼上茶居,水滚茶靓,一盅两件,边饮茶边逗鸟,是许多闲人的消遣方式;生意佬也在茶楼内,斟斟生意经,打听一下行情。“饮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饮咗茶未啊?”是广州人见面问候的习惯语。
不少有生意头脑的佛山人,纷纷到广州开茶居,竞争日益激烈,人人都想“以大取胜”,茶居规模越做越大,从一层平房变成两三层的高楼。首层通常用来卖饼饵茶果等廉价食品,楼上开设雅座,茶来水到,服务殷勤。人们常说“有钱楼上楼,冇钱地下踎”,把去茶居饮茶,叫做“上高楼”,后来“茶居”这一叫法,也被“茶楼”取代了。
上下九的莲香楼,前身是经营糕点的茶果铺,以大发糕、婚嫁酥饼、寿辰紅包等节庆神诞与红白二事的食品为主,其莲子馅料点心最有名。后来,佛山七堡乡人谭新义联合谭晴波等人,收购了糕酥馆,更名为“连香楼”,光绪十五年(1889)在第十甫开张。为了确保莲蓉质量,谭新义只用最负盛名的湖南湘莲,还要去皮挑心,精心研磨煮制,清香无比,口感细腻幼滑。宣统二年(1910),翰林院编修陈如岳在品尝连香楼的莲蓉点心后,赞不绝口,建议把店名改为莲香楼。谭新义喜出望外,得到翰林垂青,就是最好的活广告,当即请陈如岳题书“莲香楼”三个大字,制成簪花挂红的大牌匾,一挂便挂了上百年。莲香楼号称“莲香第一家”,以中秋月饼与龙凤礼饼闻名省港澳。谭新义被誉为广州的“茶楼王”。
另一间誉满羊城的老字号茶楼陶陶居,与莲香楼望衡对宇,原名葡萄居,创办于光绪六年(1880)。陶陶居所在地,原为十一甫,后来合并为第十甫。它之所以闻名,全在于制作精益求精。就以陶陶居的用水来说,每天派人上白云山汲取九龙泉水,山路崎岖难行,全凭人力,把水挑到三元里,再用大板车拉到西关,雇几十人以红色扁担挑着大红木桶,桶上漆着“陶陶居”“九龙泉水”字样,列队招摇过市,成为他们的招牌广告。不仅用水讲究,茶具也很讲究,以宜兴茶煲、潮州炭炉做烹茶工具,自夸“陶陶烹茶,瓦鼎陶炉,文火红炭,别饶风味”。细微之处,可见用心,这就是好口碑的来源。
西关在乾隆、嘉庆年间达至了繁荣的高峰。同治朝《续修南海县志》写道:“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坌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矗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竟街兼巷无诈无虞,文螺翠羽,留犁(琉璃)挠酒,炮羔擘豚。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
富人的生活,朝头晏昼,晚头更后,到了夜晚,珠江船上的酒席,比白天更加热闹。时人何仁镜在《城西泛春词》写道:“珠江花月之盛,至嘉庆末年极矣。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让人感到奇怪,广州人的钱有没有花完的一天?
咸丰六年(1856),谷埠一条紫洞花艇失火,周围的船过于拥挤,无处可逃,以致火烧连营,殃及沙面。事后两广总督勒令花艇统统迁走,远离洋人租界。一部分迁往大沙头,一部分上岸去了陈塘。那时大沙头人迹稀少,海印石外,水流湍急,花艇摇来晃去,连酒杯都放不稳,怎么做生意?西关的熟客,大多转到陈塘去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场飓风袭击广州,花艇被吹得七歪八倒。更倒霉的是,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晚,又遭回禄,数百只花艇烧得精光。大沙头被花界视为头号凶地,纷纷弃船登陆,埋街食井水。
八旗二马路有一户姓孔的豪门大户,家道衰落后,大院变成停放灵柩的棺材庄。妓女们无奈之下,唯有与鬼为邻,暂借作栖身之地。刚好东堤有一些新盖起的鬼楼(洋楼),正在招租,妓女们便在鬼楼安家。长安大寨、挹翠大寨等香艳招牌,很快便挂起来了。不几年间,墙花路柳,越开越多,较当年谷埠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带起了周围的酒楼、茶居生意。
宣统元年(1909),有一千多个座位的东关戏院,在东堤开张。宣统二年(1910),大茶楼襟江楼也在东堤开业。邓亚善、李世桂等人投资的大型戏院广舞台,开始动工兴建了,外形如同上海天蟾大舞台,重楼复阁,富丽堂皇,座位达两千多个,于1913年建成开幕,以往入夜就黑沉沉的东堤,变得灯火辉煌,笙歌如沸了。
1912年,番禺人黄佐贤买下了孔家大院,改建为南园酒家。酒家内开设“四局”:雀局(麻将)、花局(召妓陪饮)、响局(乐队演奏)、烟局(抽鸦片)。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人们吃喝玩乐的兴致,因为所有人都深信,不出几年,东堤的繁荣将直追西堤。不料,广舞台开张仅一年,又发生了火灾,整个戏院烧成废墟。许多人在惋叹之余,都不禁悚然自问:火灾真是广州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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