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长篇小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作者的地位，也随之飞黄腾达起来。古代文学所谓“四大名著”，专指四部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均无此种殊荣。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一般都是写过长篇小说的。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鲁迅和汪曾祺。他们都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也不多，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
　　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出版过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对长篇小说及其作家的地位和影响的变化，比谁都清楚。因此，鲁迅没有写出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一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事实上，鲁迅不但有过写长篇小说的计划，而且开始付诸行动了。1921年，也就是写作《阿Q正传》的那一年，鲁迅已经构思好了写杨贵妃的长篇小说，从长生殿上杨贵妃跟安禄山初次相见，到唐玄宗授意军士杀死杨贵妃。预计全书20万字，分为18个章节。为了创作这部小说，鲁迅还借应邀到西安讲学的机会，实地考察了一番唐朝故都。1932年，鲁迅结识到上海治疗腿伤的红军将领陈赓，听他讲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故事后，又决定写一部红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题目拟用《飘落的红云》，预计篇幅15万字。据说已经写了个开头，瞿秋白读过之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
　　结果尽人皆知，两部小说都没有如愿完成。其中原因，有十分具体直接的——忙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阿Q正传》需要加工修订、出版等等，使得写杨贵妃故事的计划搁浅；母亲生病，需要赴京探视，参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应邀到北京、上海几所高校演讲等等，使得写红军故事的计划夭折。
　　但是，这些具体直接的原因，远非两部长篇小说未能问世的全部原因。鲁迅先生固然诸事繁忙，但抽出完成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显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志趣，二是观念。
　　鲁迅的志趣实在是太广泛了。关心现实政治，关心文艺青年，关心文艺创作，结交各界人士，研究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收集造像碑帖，研究古文字，研究语言文字大众化问题，介绍外国绘画木刻艺术，培养本国木刻人才，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这决定了他很难抽出大块时间、静下心来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否则，在教育部上班、北大师大教课之余，独身而居的鲁迅完全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完成关于杨贵妃的长篇；上海时期，虽然有了家庭和孩子，但是并不需要他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照料家人，也完全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红军题材的长篇写作。
　　比起志趣来，观念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关于写作，鲁迅有两个观念：一是文章喜短小不喜长大，二是重介绍不重创作。《坟·题记》：“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都是鲁迅的夫子自道。不说别的，只要鲁迅能够把用于翻译外国作品的时间用于长篇小说创作，区区两部长篇小说，根本不在话下。
　　实际上，对于小说创作，鲁迅的热情和动力是明显不足的。他岂止不够重视，简直是有些轻视。《呐喊·自序》答应钱玄同给《新青年》写文章，“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所以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可见，他的小说大多是编辑约稿约出来的。倘若没有钱玄同、陈独秀、孙伏园等人，很可能，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不会有个名叫鲁迅的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