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开放来说，今年正好是孔子说的“四十不惑”。“四十不惑”的含义，指的是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提升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过去40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过去我们强调人口多和劳动力丰富是国情，后来发现这个国情也可以成为促进增长的人口红利。
　　从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而依赖型人口每年以0.2%的速度下降，这种剪刀差就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而且很便宜，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進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到了谷底，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享有人口红利，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还很大，需要挖掘这些生产要素的潜力;二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终究要靠创新驱动，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挖掘前一增长源泉和开启后一增长源泉，归根结底要依靠改革。
　　中国劳动力总量巨大，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统计数据显示，还有27%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4%的劳动力在务农，一些和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只有1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因此，这些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供给。
　　要实现这种转移，必须靠改革。比如，通过推进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在产业间地区间流动并进入城市，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可以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创造更好政策环境，推进公平市场竞争，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
　　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逐渐弱化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只要同一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尚未达到最优配置。通过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可以赢得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
　　通过这些改革，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改革可以直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以及实际增长速度。这样才能支撑我们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