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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堂：您考艺术学校之前，素描、色彩等美术基础是怎么学的？
李山：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我没有上过美院附中，所以缺乏专业训练。考试之前我从书店买了一本苏联当时出的业余绘画教材，很厚一本，没有老师教，我就翻一张样子，它有示范图，有文字介绍，比例分割啊，就是画图指导，素描就按照这个教材画了两三张。我高中退学的时候，中学一个美术老师把他家的石膏像半面贴在墙上，不是全立体的，就是挂在墙上的，我就按照业余画那种顺序和要求，画了两三张，好坏谁也不知道。
色彩呢，就是当时黑龙江有很多苏联的杂志，《星火》、《妇女》等，每本杂志扉页和中间都有一些绘画作品，当然那种大师的画作就没法看，但是经常有一些学生老师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有一期是他们大学毕业生的毕业作品，非常好，我就临摹，也不是研究，就是临摹印刷品，后来我发现临摹印刷品很有难度，因为它的颜色都是印刷的，不是画本身的色彩，所以临起来很困难，我临过罗工柳一张习作，就是蓝颜色的场景，上面是紫罗兰颜色的一个模特，我记得当时我印象深的是买不到玫瑰红颜色，那个玫瑰红非常地难调，后来我想各种办法调得很接近，用大红，加点蓝颜色，加点白粉，这种调法差不多是我的专利了。
后来到了大学读书的时候，很不谦虚地说，我色彩一直是很好的，我也喜欢色彩，因为在自学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很多乐趣。在练习色彩的时候，没有老师在鞭策你，逼迫你，或者是教训你，完全自由自在的在那，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不对再弄掉。
财富堂：很多人都觉得您的色感很好。
李山：考大学之前我读《列维坦传》，后面有印刷的他的风景作品，我一看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是黄昏的稻草堆，湿漉漉的绿颜色，跟我们家乡一模一样，后来我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还在临摹这张作品，学院里的老师给我讲色彩，老讲对比色，冷暖等，老是这些东西。其实色彩有情感，调子是冷是暖，对它的感受和认识更需要你内心去体验，没那么简单。
财富堂：就是说应该用色彩表达内心情感。
李山：对，非常重要，我不知道现在大学怎么教，因为同样的灰色调，印象派的灰色调和后现代派的灰色调，这不是冷暖和对比色这种知识能够解释的，它完全是带个人情感的。
财富堂：你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教，但一直不太推崇学院教育？
李山：对，对于我来讲，因为美术没有受到严格的规范，所以我画画一直比较自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要表达的其实是我心里感受的东西，一直是这样，也没人跟我这样说，但是我就是这样做了。学院老师不会讲感受这些问题，他们也就是按照保守的素描关系、色彩对比的这些东西讲，还有那个年代画画都是很严格的，画西瓜就应该画成这样，然后颜色你也不能变化。上课时我就按照这种要求尽量这样做，后来我把对我自己的要求和做法在我教学过程当中给了我学生，我对学生说课堂应该这样，课外你随便，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上我的课。
财富堂：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画得好的？
李山：我进大学以后，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够跟受过训练的同学在一起画画。我的自信心是一张课外练习提起来的，老师让我们课外画画，我就跑到我们学校对面一个洋房的拱门，前面有两棵梧桐树，对着马路画了一张风景画，没想到回来之后老师拿这张画给别的学生做讲评，我突然感觉我也能够跟美院附中毕业的人在一起交流，没人瞧不起我了。每次绘画色彩这块分数我是最高的，然后我就开始自信了，有了自信之后画画更加无阻，所以一直走到今天我什么都想试验一下。在创作和后来的教学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绘画真的不是学的，比如塞尚你就学不了，只有自己把生活方式变成塞尚的才能有塞尚的作品。
财富堂：您早期的绘画一直是画景物多，画人物少。
李山：这跟专业有关系，我是学舞台美术专业的，上课人体肖像画得少，化妆班画人物多一点，我是设计班，所以风景画得多一点。
财富堂：您早期的风景很有后印象派的风格，您怎么接触到后印象派的？
李山：上戏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我是读美术史知道的，当你看得多了，多了解了，特别是现代的部分多去读读，当这些作品表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的人愿意去思索一下，而有的人彻底排斥。
财富堂：当时接触到这些书籍容易吗？
李山：我很感谢我们上戏的闵希文老师，很多印象派的美术史都是他翻译的，但他当时被划了右派，不能进课堂，他的知识、他对艺术的认识、他的审美眼光都不能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后来他进了图书馆工作。1964年大一的时候，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每次我去闵希文老师都不好意思把书拿给我，因为我总看外国的画册，我一直去，能看到的就那么几本，他都不好意思再把这些东西拿给我了，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反反复复看那几本书了。我也有这个愿望，想看新的画册，终于有一天他就从桌子底下塞了一本书给我，就是很厚的印象派的东西，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了，等阅览室人多了，他感到有点紧张了，偷偷地又收起来了。他的这个行为我很感动，因为他本身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这样做是冒着很大危险的，要是被人发现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的幸运，闵希文老师知道我是很需要读书的人，他知道我从农村来的，不像城里的孩子接触艺术那么早，我非常感激他，这些东西可能对我后来所走的艺术道路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财富堂：您的作品好像多次受过批判，有没有担心过出政治问题？
李山：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文革”，在政治方面一直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说高名潞在策划“89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他会很严格地控制，包括作品，包括艺术家行为，比如到哪开会，因为大家都很压抑，有些过错、行为、语言，他都会控制，如果不谨慎，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展览就搞不起来了。
其实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想在艺术上做出点成绩，有所贡献，并不是在社会、政治这方面做些什么，我认为真的想在政治上做些什么没有必要当艺术家。尽管80年代压力很重，但是我内心还是有底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做下去，当时的创作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作品是不是跟黄色有关，主要是这么两条界限，在那个年代我想只要我和两条界限划得很清楚，不管怎么样不见得把我头砍掉。比如我的语言、我的作品、我的行为，不会很直接地牵扯政治，尽管我画了毛泽东，但是我有我的解释，我没有表达得很直接，最多打打插边球，我还是很严格地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做事情。
财富堂：您从90年代初开始，断断续续在纽约生活了20多年，国外的生活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李山：去纽约是因为女儿、家属生活在那边，基本上每年都得回去。这两年我在国内呆的时间多一点，其实作品主要是在这边做。因为我的创作想法、创作规划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在美国的生活对创作并没有什么影响，哪里有条件在哪里做，没什么感觉。
财富堂：您怎么理解“自由”？
李山：人对自由的渴望，不单单是思想上、心理上的，机体也需要自由，而且是最本质的自由，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说我们对自由这个概念，从形式上走下来，用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是一个很物质化的观点来解释就会变得很实际了，就是自由可能变得我可以操控它，可以改变它，不完全是一个哲学理念的概念。所以要回到机体，回到物质，回到基因，回到DNA内，在这里面很实在地解决自由问题。我对“阅读”系列的最终要求，就是创造一个活体，这个活体最好是一个自由表达结果的活体。
李山：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我没有上过美院附中，所以缺乏专业训练。考试之前我从书店买了一本苏联当时出的业余绘画教材，很厚一本，没有老师教，我就翻一张样子，它有示范图，有文字介绍，比例分割啊，就是画图指导，素描就按照这个教材画了两三张。我高中退学的时候，中学一个美术老师把他家的石膏像半面贴在墙上，不是全立体的，就是挂在墙上的，我就按照业余画那种顺序和要求，画了两三张，好坏谁也不知道。
色彩呢，就是当时黑龙江有很多苏联的杂志，《星火》、《妇女》等，每本杂志扉页和中间都有一些绘画作品，当然那种大师的画作就没法看，但是经常有一些学生老师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比如说有一期是他们大学毕业生的毕业作品，非常好，我就临摹，也不是研究，就是临摹印刷品，后来我发现临摹印刷品很有难度，因为它的颜色都是印刷的，不是画本身的色彩，所以临起来很困难，我临过罗工柳一张习作，就是蓝颜色的场景，上面是紫罗兰颜色的一个模特，我记得当时我印象深的是买不到玫瑰红颜色，那个玫瑰红非常地难调，后来我想各种办法调得很接近，用大红，加点蓝颜色，加点白粉，这种调法差不多是我的专利了。
后来到了大学读书的时候，很不谦虚地说，我色彩一直是很好的，我也喜欢色彩，因为在自学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很多乐趣。在练习色彩的时候，没有老师在鞭策你，逼迫你，或者是教训你，完全自由自在的在那，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不对再弄掉。
财富堂：很多人都觉得您的色感很好。
李山：考大学之前我读《列维坦传》，后面有印刷的他的风景作品，我一看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是黄昏的稻草堆，湿漉漉的绿颜色，跟我们家乡一模一样，后来我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还在临摹这张作品，学院里的老师给我讲色彩，老讲对比色，冷暖等，老是这些东西。其实色彩有情感，调子是冷是暖，对它的感受和认识更需要你内心去体验，没那么简单。
财富堂：就是说应该用色彩表达内心情感。
李山：对，非常重要，我不知道现在大学怎么教，因为同样的灰色调，印象派的灰色调和后现代派的灰色调，这不是冷暖和对比色这种知识能够解释的，它完全是带个人情感的。
财富堂：你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教，但一直不太推崇学院教育？
李山：对，对于我来讲，因为美术没有受到严格的规范，所以我画画一直比较自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要表达的其实是我心里感受的东西，一直是这样，也没人跟我这样说，但是我就是这样做了。学院老师不会讲感受这些问题，他们也就是按照保守的素描关系、色彩对比的这些东西讲，还有那个年代画画都是很严格的，画西瓜就应该画成这样，然后颜色你也不能变化。上课时我就按照这种要求尽量这样做，后来我把对我自己的要求和做法在我教学过程当中给了我学生，我对学生说课堂应该这样，课外你随便，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所以学生们都很喜欢上我的课。
财富堂：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画得好的？
李山：我进大学以后，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够跟受过训练的同学在一起画画。我的自信心是一张课外练习提起来的，老师让我们课外画画，我就跑到我们学校对面一个洋房的拱门，前面有两棵梧桐树，对着马路画了一张风景画，没想到回来之后老师拿这张画给别的学生做讲评，我突然感觉我也能够跟美院附中毕业的人在一起交流，没人瞧不起我了。每次绘画色彩这块分数我是最高的，然后我就开始自信了，有了自信之后画画更加无阻，所以一直走到今天我什么都想试验一下。在创作和后来的教学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绘画真的不是学的，比如塞尚你就学不了，只有自己把生活方式变成塞尚的才能有塞尚的作品。
财富堂：您早期的绘画一直是画景物多，画人物少。
李山：这跟专业有关系，我是学舞台美术专业的，上课人体肖像画得少，化妆班画人物多一点，我是设计班，所以风景画得多一点。
财富堂：您早期的风景很有后印象派的风格，您怎么接触到后印象派的？
李山：上戏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我是读美术史知道的，当你看得多了，多了解了，特别是现代的部分多去读读，当这些作品表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的人愿意去思索一下，而有的人彻底排斥。
财富堂：当时接触到这些书籍容易吗？
李山：我很感谢我们上戏的闵希文老师，很多印象派的美术史都是他翻译的，但他当时被划了右派，不能进课堂，他的知识、他对艺术的认识、他的审美眼光都不能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后来他进了图书馆工作。1964年大一的时候，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每次我去闵希文老师都不好意思把书拿给我，因为我总看外国的画册，我一直去，能看到的就那么几本，他都不好意思再把这些东西拿给我了，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反反复复看那几本书了。我也有这个愿望，想看新的画册，终于有一天他就从桌子底下塞了一本书给我，就是很厚的印象派的东西，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了，等阅览室人多了，他感到有点紧张了，偷偷地又收起来了。他的这个行为我很感动，因为他本身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这样做是冒着很大危险的，要是被人发现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的幸运，闵希文老师知道我是很需要读书的人，他知道我从农村来的，不像城里的孩子接触艺术那么早，我非常感激他，这些东西可能对我后来所走的艺术道路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财富堂：您的作品好像多次受过批判，有没有担心过出政治问题？
李山：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文革”，在政治方面一直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说高名潞在策划“89现代艺术大展”的时候，他会很严格地控制，包括作品，包括艺术家行为，比如到哪开会，因为大家都很压抑，有些过错、行为、语言，他都会控制，如果不谨慎，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展览就搞不起来了。
其实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想在艺术上做出点成绩，有所贡献，并不是在社会、政治这方面做些什么，我认为真的想在政治上做些什么没有必要当艺术家。尽管80年代压力很重，但是我内心还是有底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做下去，当时的创作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作品是不是跟黄色有关，主要是这么两条界限，在那个年代我想只要我和两条界限划得很清楚，不管怎么样不见得把我头砍掉。比如我的语言、我的作品、我的行为，不会很直接地牵扯政治，尽管我画了毛泽东，但是我有我的解释，我没有表达得很直接，最多打打插边球，我还是很严格地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做事情。
财富堂：您从90年代初开始，断断续续在纽约生活了20多年，国外的生活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李山：去纽约是因为女儿、家属生活在那边，基本上每年都得回去。这两年我在国内呆的时间多一点，其实作品主要是在这边做。因为我的创作想法、创作规划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在美国的生活对创作并没有什么影响，哪里有条件在哪里做，没什么感觉。
财富堂：您怎么理解“自由”？
李山：人对自由的渴望，不单单是思想上、心理上的，机体也需要自由，而且是最本质的自由，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说我们对自由这个概念，从形式上走下来，用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是一个很物质化的观点来解释就会变得很实际了，就是自由可能变得我可以操控它，可以改变它，不完全是一个哲学理念的概念。所以要回到机体，回到物质，回到基因，回到DNA内，在这里面很实在地解决自由问题。我对“阅读”系列的最终要求，就是创造一个活体，这个活体最好是一个自由表达结果的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