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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代泉科学知识寓言选》由广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书创作历时两年多，经过反复修改、补充而成。本书有两大特征，一是科技题材，分为植物、动物、生理卫生、天文地理、科学常识等专题，二是寓言文体。当今儿童文学出版以原创小说、童话以及中外经典童话、经典寓言为主，而较少涉猎原创的寓言文体。固然有少数优秀的原创科幻小说出版，但科技题材寓言作品在儿童文学出版格局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出版格局下，海代泉寓言集的出版就显得弥足珍贵。海代泉以寓言作家著称于世，这部科技题材寓言集的创作提示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失衡状态。同时，原创科技寓言日趋失落的背景下，该书出版又昭示出边缘文体重获生机的可能。本文以海代泉科技寓言创作为个案，结合当下儿童文学出版现状，探析儿童文学出版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可能性。
寓言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中的重要品种。它以精妙的情节吸引读者，通过故事的讲述给人以启迪。“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寓言篇》和《天下篇》。庄子曰：“寓言十九，籍外论之。”中国古代寓言既有叙事体，也不乏诗体，但总的来说文体形式略显单调。从接受看，中国古代寓言多用于政治和哲理的说教与辩论，而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儿童读者有所忽略。在《伊索寓言》等欧洲及印度寓言影响下，面向儿童读者的寓言创作渐成气候。至20世纪，以拟人化手法创作的动植物题材寓言在整个寓言创作中占绝对优势①。“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茅盾、老舍、张天翼等大家都有寓言创作，例如鲁迅的《古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这些作品以现代价值观念烛照传统文化，反思民族劣根性。30年代，中国寓言文体形式不断创新，出现了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等新体寓言小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文学生产追随主流文化，张扬集体力量并持续到“新时期”之初。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中宣部、文化部与国家出版局等部门相继举办了两次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同时推出儿童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儿童文学出版座谈会和评奖制度的出台“像一声春雷，迎来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园地百花竞艳的春天”（庄志明语）。随着文艺思想的渐趋开放，儿童文学创作在新时期之初迎来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崛起”（谭旭东语）。
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新时期”寓言创作在艺术形式上更加开放，除了延续传统叙事体和寓言诗，还包括寓言剧、寓言电视、寓言电影、寓言相声、寓言快板等。同时，寓言创作题材不断丰富，如黄瑞云有关环保题材的《普罗米修斯的哀伤》《猫岛的悲剧》，凡夫的《蝉的新生》、方崇智的《蟹壳》等批判守旧、赞美改革的寓言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最新科学成果的科技题材寓言成为特别受宠的寓言新品种。虽然《列子》中也存在如《偃师造人》《扁鹊换心》《小儿辩日》等科幻色彩浓厚的篇什，但此类作品在中国古代毕竟还是比较少见。应当说，中国科幻寓言创作高潮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秦牧的《黑豹的邻居》、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孟伟哉的《花博士与赏花者》、金近的《青草、老鼠和桃子》、魏锡林的《耗子嫁女》、黄庆云的《皮鞋兄弟》、马达的《动物世界科学寓言百篇》等出色的科技题材寓言作品都出现在“新时期”。
从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史来看，冰心、周作人、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波、葛翠琳、孙幼军、曹文轩、郑渊洁、张之路、汤素兰、伍美珍等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在20世纪中国几代人的精神成长以及现代人格的塑形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到了新世纪，儿童文学出版对“畅销”概念的推崇，“编辑不再安于三尺案牍，而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市场”②，这使儿童文学作家“想尽办法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如果兒童文学作品“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业也不会给予作品问世的机会”③。为了迎合主流的商业化出版潮流，有的作家强调把创作姿态降低到“与儿童在同一水平线上”（杨红樱语），追求“好看”“好玩”的阅读效果。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十七年”儿童文学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视角的纠偏，但从文本来看，这种“低姿态”创作又走向了“快乐主义”的极端，它缺少形而上的情感培育、审美熏陶和精神提升的空间，事实上是以抛弃儿童文学对少儿的“启蒙”功能为代价的。不能不说，这种为追求市场销量而放弃对孩子创造性思维和良好情操的培育的童书出版走向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在八九十年代，海代泉勤于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童话、寓言、寓言诗、儿童小说等十多部，产量很高但较少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新作《海代泉科学知识寓言选》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来看，都是新世纪中国寓言文学的新收获。纵览全书，海代泉寓言创作主要体现出三种叙事路向。
一是朝向童真。儿童对知识的探知欲望是海代泉科技题材寓言创作的心理预期。从接受群体看，儿童年纪小、文化浅，缺少生活经验，处于探知世界的人生阶段。而这部寓言集的显著特征是其所体现的巨大信息量和显在的知识性。这些知识对儿童来说大都是陌生的，属于“未知”世界。这个意义上，阅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探秘的旅程。随着叙事推进，一种神秘感挟持着少儿在阅读的旅行中与作者一同遨游知识的海洋，去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科学秘密。
那么，作为创作主体，作家究竟如何才能让吸附着高知识含量的寓言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带领孩子与他一道探寻科学的奥秘呢？我以为，要在文学接受中实现这种精神对接，最重要的前提是需要对儿童生命、智力和心理保持足够的尊重。从当前儿童文学出版来看，“在审美价值上过度成人化，比如对小女孩的衣着打扮完全模仿时尚的摩登女郎，将某些儿童形象描写得过于足智多谋从而显得城府很深，甚至在其中出现大量少年儿童之间爱情故事的情节描写”④，这种书写向度与少儿人生经历以及心理和智力状况是极不相称的，其后果是，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孩子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知，往严重处说，甚至会把他们引入歧途。因此，在知识输入的问题上，除了需要照顾到孩子的欣赏口味，作家还不能不尊重儿童心理意识和智力状态。基于普遍成人化的创作偏向，有学者对儿童文学提出这样的设想“如何在试探、寻索儿童文学的题材与文本边界的努力中，保持与真切、鲜活、生动的童年审美感觉和趣味之间的血肉联系”，或者“如何在儿童生活的普遍书写中，认识、寻求一种独特、纯正、高级的童年文学趣味”⑤。 所谓朝向童真，就是要求作者将叙述姿态降低到儿童的层次，通过儿童视角去观察“事物”，以儿童心理去描述动植物的生长习性。毕竟，科学知识是非常枯燥的，由此，作者有必要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去揣摩那些没有情感也没有思维的“事物”，对之进行人格化的艺术处理，“改造”成适合儿童阅读的形象。首先，海代泉寓言在标题的命名上做出了这种努力。有些标题是拟人化的，如《太阳公公的七个女儿》《大树的梦》《小花猫剪胡子》《鲨鱼告状》《动物气象员》;有些标题是颠覆“常识”的，如《植物也有感觉》《会吃虫的猪笼草》《没翅膀动物的飞行比赛》《鱼也能离开水》《小鲫鱼变形记》《羊毛不都出在羊身上》。看到这些既风趣又触人深思的标题，可以想见，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会油然而生。
海代泉创作的童真化是以虚构形象来完成的。以《想帮花朵做好事的蚂蚁》为例，作品描写蜜蜂是如何采花传粉的，但没有止于采花传粉的一般性描述，而是在“蜜蜂”的形象之外，设置了另一个“对应物”——“蚂蚁”的形象，与之构成对照，说明生活中的事理。“对照物”的设置及其所贯穿的类比逻辑，使蚂蚁、蜜粉与桃花姐姐之间的对话过程变得曲折有致，充满稚气而又不失情理。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归功于作者将叙述视线降低到儿童的层次，让寓言的讲述更切近儿童好奇和对比的欣赏心理，同时也创生了一道不乏童真之气的趣味线。
更重要的是，海代泉作品中动植物的交谈以及对话中的情理和逻辑，通过文学阅读无形中参与了少儿的生命成长，促进儿童理性思维的形成，实现儿童健康人格的塑造。从创作角度来看，每篇寓言作品的写作都离不开儿童思维的参与，都是儿童思维与审美思维的“化合物”。《山雀交朋友》通过山雀与啄木鸟的愉快合作，保护绿色森林，共同御敌的画面，鼓励儿童多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劝人向善、和谐共存的价值诉求非常明显。不难看出，向善的人格是海代泉寓言建构艺术形象、确立价值目标的道德根基。又如《各有各的习惯》，这是一则以植物为审美对象的寓言，并以“意义”的揭示把叙述目标导向了儿童德育范畴。
这些锻造儿童文化人格、科学思维，培育价值情操的篇章中，部分是从反面来说明道理的。那些啼笑皆非的结局，皆以童真、童趣见哲理。以《鹦鹉学舌》为例，鹦鹉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话，主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种不分情况变化而以同样办法解决问题的死板思维，定然令小读者捧腹大笑。《乌龟的老办法》同样如此。乌龟先是遇到狐狸，它的办法是把头缩进坚硬的壳里，使狐狸无从下手，因此逃过一劫。而后来碰到体型巨大又凶恶无比的胡秃鹰，乌龟以同样的办法应对，结果成了胡秃鹰的盘中餐。又如《想帮花朵做好事的蚂蚁》，作者通过蚂蚁模仿蜜粉采花传粉的过程的描述，向小朋友传达出一种向善的情感伦理。蚂蚁不但不能帮上忙，它身上分泌的蚁酸反而会对花蕊構成伤害。善意的想法最终未能变为现实。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不管自身条件是否符合，只凭良好的愿望和一腔热情，不但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还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蚂蚁的思维显示出不成熟的幼年特征，而寓言在结尾则实现了一种思维的矫正。
二是朝向知识。丰富的知识含量是儿童文学出版的主要价值追求。“儿童旺盛的求知欲决定了具有丰富知识审美价值追求的儿童文学出版物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儿童的欢迎。”⑥海代泉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向少年儿童介绍科普知识，于是他尽可能将生活知识、科学常识和最新科学发现融入形象化的描写中和生动有趣的对话里，以寓言的形式为他们打开现代科学的一线视角。如果孩子们在阅读后，能引起对科学知识的重视，进一步深入了解科学，热爱科学，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实现了，甚而感到快慰。从科普角度来看，适于小学中低段学生阅读的“桥梁书”较少的情况下，这部科学知识寓言集的出版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日渐转向娱乐化。“娱乐至上观念的侵袭使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启蒙意识逐渐淡化，而转向以无原则的低俗和不健康的描写去迎合儿童的好奇心，或者以不良爱好和兴趣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和利润。”⑦也就是说，当前儿童文学出版以生产“趣味”为主旨，过于强调文学消费中的浅层次娱乐，而严重忽略了少儿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收获”。读完作品，孩子学到了哪些知识，获得了怎样的人生启迪，这些审美目标并未有效纳入创作者和出版者的视野。这是新世纪儿童文学生产中的突出问题。最典型的例子，“马小跳系列”过度强调情节的趣味性，以迎合儿童好玩好奇的心理特征，而放弃了高雅情趣、道德情操和丰富知识的灌注。而科技寓言的创作，对海代泉来说，不只意味着给少儿读者“传道”“授业”“解惑”，更多是在不失趣味性和童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形而下的描写升腾出形而上的人生哲理。这个意义上，“寓教于乐”的审美原则对寓言写作来说依然是适用的，而且显得更为必要。儿童阅读虽然追求“好玩”的效果，但增长见识、培育情操无疑是其终极性的阅读期待。
从创作目标来看，力图将科学知识尤其是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动态艺术化地传达给少儿读者，是海代泉寓言写作的第一要义。无论是以植物、动物及其生长习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还是有关生理知识、天文地理、科学常识的篇章，给读者传输的知识养料都是异常丰富的。《昆虫遇险记》描述各类昆虫在遇到危险时如何各显神通使出百般本领，巧妙避开杀身之祸的办法。《不会飞的鸟》通过公鸡与苍鹰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南极的企鹅，非洲的鸵鸟，毛里斯岛的渡渡鸟、阔醉鹦鹉，新西兰辟岛的恐鸟都和公鸡一样，虽然都生有翅膀，但丧失了飞行的能力。作者借此喻示，任何事物，用则进化，不用则退化。《骄傲的北极星》既有鲜为人知的天文知识，同时又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因为一点成绩就骄傲甚至狂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就像在一万两千年后，北极星的位置将会被织女星所取代，今天的“中心”在明天可能就沦为“边缘”。
就科学知识本身来讲，这部寓言集既有常识性的科学知识的审美传达，又对世界最新科技成果投以相当的关注。海代泉先生意欲将最前沿的科学发展动态通过寓言的形式介绍给少儿读者。《谁的能量大》向读者呈现了铀元素作为“能量大力士”的神奇性。铀是自然界中能够找到的最重的元素，它通过原子核裂变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血液和心脏》告诉我们心脏工作的原理，同时也介绍了最新研制出的新型人造心脏。这种心脏用金属材料肽制造的，它的体积小于大拇指，功能相当于微型泵。但人造心脏不能代替整个心脏，而是安装在心脏内部，运行时每分钟将十升血液从心脏泵进动脉中。作品以形象化的描述将这些科学前沿动态传达给小读者，促发儿童勤于思考的习惯以及对科学世界的探知欲望。 三是朝向审美。儿童文学是诗性智慧的展现。为了避免枯燥的说教，这本寓言集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过拟人、比喻、对话等形式，增强文学阅读的趣味性。寓言的艺术呈现方式是儿童进入神秘世界的重要通道，也必然是考验作者文学审美能力的重要指标。因为寓言作为一种文体，旨在以审美的方式塑造形象，传达哲理。语言、叙述、视角、形象等艺术手段的使用以及使用得如何，都直接关涉到文学接受的效果。就艺术形式来看，海代泉多以拟人和对话的修辞来激活叙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创作主体自觉地把“事物”当作一个生命体，并赋予其性格特征。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作者将动植物进行生命化、人格化等艺术处理，使“主人公”具有“人”的情感和逻辑，而不是把理念生硬地套在“人物”身上，任意摆布，颐指气使，更不是把科学知识直接灌输给读者。借助艺术形象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透露科学知识以及生活中隐含的事理，更易让儿童重视“文本”，而不只是以获取知识为旨归。这是海代泉寓言的创作理念。
从叙事模式来看，海代泉寓言作品中，谜团打开的过程构成寓言故事的中心线索。为了完成主题表达，作者惯于塑造一个“质疑者”形象，而这个“质疑者”与“揭示者”的对话构成叙事的动力源。《落花生的秘密》中的乌鸦就充当了这个“质疑者”，而花生秧和土壤则扮演“揭示者”的角色。起先，花生秧说，花生是在土壤里获得生长的。但乌鸦不信，于是问土壤。土壤耐心地讲述“花生仁”的发育过程。子房柄能否插进土壤，决定着子房能否受到刺激而获得发育，落花生最终能否结实。乌鸦的质问步步紧逼，迷雾层层拨开。乌鸦的形象犹如土壤所埋怨的那样，“你真是个怀疑主义者，怀疑这样，怀疑那样”，这个“怀疑主义者”形象的塑造不但能促成谜团的揭开和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育孩子敢于质疑的精神，形成一种打破定向思维、反叛惯常意识的独立人格。
海代泉寓言善于勾勒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寥寥数笔，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便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过目难忘。以《不认母的佛像珍珠》为例，这则寓言同样在对话中铺开故事。佛像珍珠从沐浴者的饰品上脱落，跌到沙滩。这是一枚名贵珍珠，应该很容易被海滩沐浴者发现，拾入囊中。但作者并未以惯常模式展开叙述，而是让这枚佛像珍珠与一只母贝相逢。这就让故事披上了传奇的外衣，同时让珍珠的命运有了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这种故事开端的设置为佛像珍珠的性格塑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佛像珍珠当然把自己当作人们心中的掌上明珠，无比高贵。母贝的丑陋与珍珠的美丽形成鲜明对照。佛像珍珠无法认同母贝的说法，不能证实自我的真实出身。因此，珍珠与母贝的亲缘关系是接下来两者争论的焦点。当佛像珍珠恶狠狠地对母贝说：“你这居心叵测的丑八怪，怎么配同我在一起，快滚远点。”佛像珍珠对自我真实出身的质疑开始转向彻底的否定，彰显了浅薄者的骄傲自大的性格特征，而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珍珠对自我身份的拒绝隐喻着人类生存中自我认识的误区，以及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现代性焦虑。这则寓言除了告诫儿童不能骄傲自满，敢于正视缺点和问题，同时也将灵魂中那个真实的“自我”（母贝）推向前台，批判的锋芒指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注释】
①陈浦清：《关注变革，有容乃大——20世纪寓言创作回顾与展望》，《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②陳天冲：《展望“黄金十年”后的儿童文学出版：喜有一些，忧也不少——第十四届少读工委文学读物研究会双年会综述》，《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16日。
③谭旭东：《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的整体回顾与思考》，《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④贾秋彦：《儿童文学出版审美的价值定位、失范与实现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
⑤陈香：《对话方卫平：如何评价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
⑥秦文君：《漫谈儿童文学的价值》，《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⑦谭旭东：《重估当代儿童文学的价值》，《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王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广西文联文研室）
寓言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中的重要品种。它以精妙的情节吸引读者，通过故事的讲述给人以启迪。“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寓言篇》和《天下篇》。庄子曰：“寓言十九，籍外论之。”中国古代寓言既有叙事体，也不乏诗体，但总的来说文体形式略显单调。从接受看，中国古代寓言多用于政治和哲理的说教与辩论，而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儿童读者有所忽略。在《伊索寓言》等欧洲及印度寓言影响下，面向儿童读者的寓言创作渐成气候。至20世纪，以拟人化手法创作的动植物题材寓言在整个寓言创作中占绝对优势①。“五四”时期，鲁迅、胡适、茅盾、老舍、张天翼等大家都有寓言创作，例如鲁迅的《古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这些作品以现代价值观念烛照传统文化，反思民族劣根性。30年代，中国寓言文体形式不断创新，出现了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等新体寓言小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文学生产追随主流文化，张扬集体力量并持续到“新时期”之初。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中宣部、文化部与国家出版局等部门相继举办了两次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同时推出儿童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儿童文学出版座谈会和评奖制度的出台“像一声春雷，迎来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园地百花竞艳的春天”（庄志明语）。随着文艺思想的渐趋开放，儿童文学创作在新时期之初迎来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崛起”（谭旭东语）。
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新时期”寓言创作在艺术形式上更加开放，除了延续传统叙事体和寓言诗，还包括寓言剧、寓言电视、寓言电影、寓言相声、寓言快板等。同时，寓言创作题材不断丰富，如黄瑞云有关环保题材的《普罗米修斯的哀伤》《猫岛的悲剧》，凡夫的《蝉的新生》、方崇智的《蟹壳》等批判守旧、赞美改革的寓言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最新科学成果的科技题材寓言成为特别受宠的寓言新品种。虽然《列子》中也存在如《偃师造人》《扁鹊换心》《小儿辩日》等科幻色彩浓厚的篇什，但此类作品在中国古代毕竟还是比较少见。应当说，中国科幻寓言创作高潮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秦牧的《黑豹的邻居》、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孟伟哉的《花博士与赏花者》、金近的《青草、老鼠和桃子》、魏锡林的《耗子嫁女》、黄庆云的《皮鞋兄弟》、马达的《动物世界科学寓言百篇》等出色的科技题材寓言作品都出现在“新时期”。
从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史来看，冰心、周作人、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波、葛翠琳、孙幼军、曹文轩、郑渊洁、张之路、汤素兰、伍美珍等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在20世纪中国几代人的精神成长以及现代人格的塑形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到了新世纪，儿童文学出版对“畅销”概念的推崇，“编辑不再安于三尺案牍，而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市场”②，这使儿童文学作家“想尽办法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如果兒童文学作品“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业也不会给予作品问世的机会”③。为了迎合主流的商业化出版潮流，有的作家强调把创作姿态降低到“与儿童在同一水平线上”（杨红樱语），追求“好看”“好玩”的阅读效果。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十七年”儿童文学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视角的纠偏，但从文本来看，这种“低姿态”创作又走向了“快乐主义”的极端，它缺少形而上的情感培育、审美熏陶和精神提升的空间，事实上是以抛弃儿童文学对少儿的“启蒙”功能为代价的。不能不说，这种为追求市场销量而放弃对孩子创造性思维和良好情操的培育的童书出版走向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在八九十年代，海代泉勤于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童话、寓言、寓言诗、儿童小说等十多部，产量很高但较少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新作《海代泉科学知识寓言选》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来看，都是新世纪中国寓言文学的新收获。纵览全书，海代泉寓言创作主要体现出三种叙事路向。
一是朝向童真。儿童对知识的探知欲望是海代泉科技题材寓言创作的心理预期。从接受群体看，儿童年纪小、文化浅，缺少生活经验，处于探知世界的人生阶段。而这部寓言集的显著特征是其所体现的巨大信息量和显在的知识性。这些知识对儿童来说大都是陌生的，属于“未知”世界。这个意义上，阅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探秘的旅程。随着叙事推进，一种神秘感挟持着少儿在阅读的旅行中与作者一同遨游知识的海洋，去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科学秘密。
那么，作为创作主体，作家究竟如何才能让吸附着高知识含量的寓言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带领孩子与他一道探寻科学的奥秘呢？我以为，要在文学接受中实现这种精神对接，最重要的前提是需要对儿童生命、智力和心理保持足够的尊重。从当前儿童文学出版来看，“在审美价值上过度成人化，比如对小女孩的衣着打扮完全模仿时尚的摩登女郎，将某些儿童形象描写得过于足智多谋从而显得城府很深，甚至在其中出现大量少年儿童之间爱情故事的情节描写”④，这种书写向度与少儿人生经历以及心理和智力状况是极不相称的，其后果是，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孩子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知，往严重处说，甚至会把他们引入歧途。因此，在知识输入的问题上，除了需要照顾到孩子的欣赏口味，作家还不能不尊重儿童心理意识和智力状态。基于普遍成人化的创作偏向，有学者对儿童文学提出这样的设想“如何在试探、寻索儿童文学的题材与文本边界的努力中，保持与真切、鲜活、生动的童年审美感觉和趣味之间的血肉联系”，或者“如何在儿童生活的普遍书写中，认识、寻求一种独特、纯正、高级的童年文学趣味”⑤。 所谓朝向童真，就是要求作者将叙述姿态降低到儿童的层次，通过儿童视角去观察“事物”，以儿童心理去描述动植物的生长习性。毕竟，科学知识是非常枯燥的，由此，作者有必要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去揣摩那些没有情感也没有思维的“事物”，对之进行人格化的艺术处理，“改造”成适合儿童阅读的形象。首先，海代泉寓言在标题的命名上做出了这种努力。有些标题是拟人化的，如《太阳公公的七个女儿》《大树的梦》《小花猫剪胡子》《鲨鱼告状》《动物气象员》;有些标题是颠覆“常识”的，如《植物也有感觉》《会吃虫的猪笼草》《没翅膀动物的飞行比赛》《鱼也能离开水》《小鲫鱼变形记》《羊毛不都出在羊身上》。看到这些既风趣又触人深思的标题，可以想见，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会油然而生。
海代泉创作的童真化是以虚构形象来完成的。以《想帮花朵做好事的蚂蚁》为例，作品描写蜜蜂是如何采花传粉的，但没有止于采花传粉的一般性描述，而是在“蜜蜂”的形象之外，设置了另一个“对应物”——“蚂蚁”的形象，与之构成对照，说明生活中的事理。“对照物”的设置及其所贯穿的类比逻辑，使蚂蚁、蜜粉与桃花姐姐之间的对话过程变得曲折有致，充满稚气而又不失情理。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归功于作者将叙述视线降低到儿童的层次，让寓言的讲述更切近儿童好奇和对比的欣赏心理，同时也创生了一道不乏童真之气的趣味线。
更重要的是，海代泉作品中动植物的交谈以及对话中的情理和逻辑，通过文学阅读无形中参与了少儿的生命成长，促进儿童理性思维的形成，实现儿童健康人格的塑造。从创作角度来看，每篇寓言作品的写作都离不开儿童思维的参与，都是儿童思维与审美思维的“化合物”。《山雀交朋友》通过山雀与啄木鸟的愉快合作，保护绿色森林，共同御敌的画面，鼓励儿童多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劝人向善、和谐共存的价值诉求非常明显。不难看出，向善的人格是海代泉寓言建构艺术形象、确立价值目标的道德根基。又如《各有各的习惯》，这是一则以植物为审美对象的寓言，并以“意义”的揭示把叙述目标导向了儿童德育范畴。
这些锻造儿童文化人格、科学思维，培育价值情操的篇章中，部分是从反面来说明道理的。那些啼笑皆非的结局，皆以童真、童趣见哲理。以《鹦鹉学舌》为例，鹦鹉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话，主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种不分情况变化而以同样办法解决问题的死板思维，定然令小读者捧腹大笑。《乌龟的老办法》同样如此。乌龟先是遇到狐狸，它的办法是把头缩进坚硬的壳里，使狐狸无从下手，因此逃过一劫。而后来碰到体型巨大又凶恶无比的胡秃鹰，乌龟以同样的办法应对，结果成了胡秃鹰的盘中餐。又如《想帮花朵做好事的蚂蚁》，作者通过蚂蚁模仿蜜粉采花传粉的过程的描述，向小朋友传达出一种向善的情感伦理。蚂蚁不但不能帮上忙，它身上分泌的蚁酸反而会对花蕊構成伤害。善意的想法最终未能变为现实。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不管自身条件是否符合，只凭良好的愿望和一腔热情，不但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还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蚂蚁的思维显示出不成熟的幼年特征，而寓言在结尾则实现了一种思维的矫正。
二是朝向知识。丰富的知识含量是儿童文学出版的主要价值追求。“儿童旺盛的求知欲决定了具有丰富知识审美价值追求的儿童文学出版物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儿童的欢迎。”⑥海代泉先生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向少年儿童介绍科普知识，于是他尽可能将生活知识、科学常识和最新科学发现融入形象化的描写中和生动有趣的对话里，以寓言的形式为他们打开现代科学的一线视角。如果孩子们在阅读后，能引起对科学知识的重视，进一步深入了解科学，热爱科学，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实现了，甚而感到快慰。从科普角度来看，适于小学中低段学生阅读的“桥梁书”较少的情况下，这部科学知识寓言集的出版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日渐转向娱乐化。“娱乐至上观念的侵袭使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启蒙意识逐渐淡化，而转向以无原则的低俗和不健康的描写去迎合儿童的好奇心，或者以不良爱好和兴趣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和利润。”⑦也就是说，当前儿童文学出版以生产“趣味”为主旨，过于强调文学消费中的浅层次娱乐，而严重忽略了少儿读者在文学接受中的“收获”。读完作品，孩子学到了哪些知识，获得了怎样的人生启迪，这些审美目标并未有效纳入创作者和出版者的视野。这是新世纪儿童文学生产中的突出问题。最典型的例子，“马小跳系列”过度强调情节的趣味性，以迎合儿童好玩好奇的心理特征，而放弃了高雅情趣、道德情操和丰富知识的灌注。而科技寓言的创作，对海代泉来说，不只意味着给少儿读者“传道”“授业”“解惑”，更多是在不失趣味性和童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形而下的描写升腾出形而上的人生哲理。这个意义上，“寓教于乐”的审美原则对寓言写作来说依然是适用的，而且显得更为必要。儿童阅读虽然追求“好玩”的效果，但增长见识、培育情操无疑是其终极性的阅读期待。
从创作目标来看，力图将科学知识尤其是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动态艺术化地传达给少儿读者，是海代泉寓言写作的第一要义。无论是以植物、动物及其生长习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还是有关生理知识、天文地理、科学常识的篇章，给读者传输的知识养料都是异常丰富的。《昆虫遇险记》描述各类昆虫在遇到危险时如何各显神通使出百般本领，巧妙避开杀身之祸的办法。《不会飞的鸟》通过公鸡与苍鹰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南极的企鹅，非洲的鸵鸟，毛里斯岛的渡渡鸟、阔醉鹦鹉，新西兰辟岛的恐鸟都和公鸡一样，虽然都生有翅膀，但丧失了飞行的能力。作者借此喻示，任何事物，用则进化，不用则退化。《骄傲的北极星》既有鲜为人知的天文知识，同时又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因为一点成绩就骄傲甚至狂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就像在一万两千年后，北极星的位置将会被织女星所取代，今天的“中心”在明天可能就沦为“边缘”。
就科学知识本身来讲，这部寓言集既有常识性的科学知识的审美传达，又对世界最新科技成果投以相当的关注。海代泉先生意欲将最前沿的科学发展动态通过寓言的形式介绍给少儿读者。《谁的能量大》向读者呈现了铀元素作为“能量大力士”的神奇性。铀是自然界中能够找到的最重的元素，它通过原子核裂变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血液和心脏》告诉我们心脏工作的原理，同时也介绍了最新研制出的新型人造心脏。这种心脏用金属材料肽制造的，它的体积小于大拇指，功能相当于微型泵。但人造心脏不能代替整个心脏，而是安装在心脏内部，运行时每分钟将十升血液从心脏泵进动脉中。作品以形象化的描述将这些科学前沿动态传达给小读者，促发儿童勤于思考的习惯以及对科学世界的探知欲望。 三是朝向审美。儿童文学是诗性智慧的展现。为了避免枯燥的说教，这本寓言集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过拟人、比喻、对话等形式，增强文学阅读的趣味性。寓言的艺术呈现方式是儿童进入神秘世界的重要通道，也必然是考验作者文学审美能力的重要指标。因为寓言作为一种文体，旨在以审美的方式塑造形象，传达哲理。语言、叙述、视角、形象等艺术手段的使用以及使用得如何，都直接关涉到文学接受的效果。就艺术形式来看，海代泉多以拟人和对话的修辞来激活叙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创作主体自觉地把“事物”当作一个生命体，并赋予其性格特征。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作者将动植物进行生命化、人格化等艺术处理，使“主人公”具有“人”的情感和逻辑，而不是把理念生硬地套在“人物”身上，任意摆布，颐指气使，更不是把科学知识直接灌输给读者。借助艺术形象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透露科学知识以及生活中隐含的事理，更易让儿童重视“文本”，而不只是以获取知识为旨归。这是海代泉寓言的创作理念。
从叙事模式来看，海代泉寓言作品中，谜团打开的过程构成寓言故事的中心线索。为了完成主题表达，作者惯于塑造一个“质疑者”形象，而这个“质疑者”与“揭示者”的对话构成叙事的动力源。《落花生的秘密》中的乌鸦就充当了这个“质疑者”，而花生秧和土壤则扮演“揭示者”的角色。起先，花生秧说，花生是在土壤里获得生长的。但乌鸦不信，于是问土壤。土壤耐心地讲述“花生仁”的发育过程。子房柄能否插进土壤，决定着子房能否受到刺激而获得发育，落花生最终能否结实。乌鸦的质问步步紧逼，迷雾层层拨开。乌鸦的形象犹如土壤所埋怨的那样，“你真是个怀疑主义者，怀疑这样，怀疑那样”，这个“怀疑主义者”形象的塑造不但能促成谜团的揭开和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育孩子敢于质疑的精神，形成一种打破定向思维、反叛惯常意识的独立人格。
海代泉寓言善于勾勒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寥寥数笔，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便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过目难忘。以《不认母的佛像珍珠》为例，这则寓言同样在对话中铺开故事。佛像珍珠从沐浴者的饰品上脱落，跌到沙滩。这是一枚名贵珍珠，应该很容易被海滩沐浴者发现，拾入囊中。但作者并未以惯常模式展开叙述，而是让这枚佛像珍珠与一只母贝相逢。这就让故事披上了传奇的外衣，同时让珍珠的命运有了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这种故事开端的设置为佛像珍珠的性格塑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佛像珍珠当然把自己当作人们心中的掌上明珠，无比高贵。母贝的丑陋与珍珠的美丽形成鲜明对照。佛像珍珠无法认同母贝的说法，不能证实自我的真实出身。因此，珍珠与母贝的亲缘关系是接下来两者争论的焦点。当佛像珍珠恶狠狠地对母贝说：“你这居心叵测的丑八怪，怎么配同我在一起，快滚远点。”佛像珍珠对自我真实出身的质疑开始转向彻底的否定，彰显了浅薄者的骄傲自大的性格特征，而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珍珠对自我身份的拒绝隐喻着人类生存中自我认识的误区，以及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现代性焦虑。这则寓言除了告诫儿童不能骄傲自满，敢于正视缺点和问题，同时也将灵魂中那个真实的“自我”（母贝）推向前台，批判的锋芒指向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注释】
①陈浦清：《关注变革，有容乃大——20世纪寓言创作回顾与展望》，《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②陳天冲：《展望“黄金十年”后的儿童文学出版：喜有一些，忧也不少——第十四届少读工委文学读物研究会双年会综述》，《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16日。
③谭旭东：《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的整体回顾与思考》，《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④贾秋彦：《儿童文学出版审美的价值定位、失范与实现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
⑤陈香：《对话方卫平：如何评价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
⑥秦文君：《漫谈儿童文学的价值》，《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⑦谭旭东：《重估当代儿童文学的价值》，《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王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广西文联文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