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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在他的著作《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中指出“一言以蔽之,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由理性主义到抒情主义,从思想史看就是宋代到明代的展开”,在人性论的演变方面也有着相似的进程: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二程兄弟也在“性即理也”的基础上继承了张载的思想,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融合理与气,接续二程的人性观点;宋明理学发展到了明代,王阳明依据“心即理也”提出人性一元论。依据这个发展脉络,笔者将简单阐述一下宋明理学的人性论演变史。
关键词:宋明理学;二元论;一元论;人性论
人性论一直以来都是儒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不仅关涉着个人道德的品质行为,还体现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政策指导,对教育、文化、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很显著的:从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判断;孟子就是最先主张性善论,提出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之心,基本奠定了后期儒家学者的人性论基础;荀子还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主张礼仪教化存善去恶;孟荀之后,汉代的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和圣人之性,融合了孟荀的人性观……
唐代以后的儒学家,融合儒道佛三教重新发展了儒家哲学,宋明理学自周敦颐开始。周敦颐也有关于人性观的看法,在《太极图说》中他写道“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从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论述里的儒道色彩,他还融合《周易》中的五行学说将宇宙和人类万物汇融一体,创立起了囊括整个宇宙的学说观点,开创了宋明理学与宇宙相契合的学术思想的先河。
张载构建出了自己的极具体系,十分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以“气”作为他哲学架构的基础和宇宙人生的最终本质“太虚无形,气之本体,齐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太虚即气”的天道论是他人性论的基础,宇宙的统一性和万物的生死聚散都是源于“气”,在此之上,他写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直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篇》)”太虚即天,气化就是万物之道,性是由气与虚构成的,心又是性和直觉共同形成的,他从宇宙论中阐发出人性本源,在《正蒙·诚明篇》中有言“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一物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纳不二也”,他以冰与水和光线大小的例子生动地阐明了“天地之性”是最初便赋予所有人的人性特点,虽有“晦明”的不同,但是本质相同,都由太虚而成。在此之外,张载又提及了“气质之性”,在《正蒙·诚明篇》中“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不同于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观,他们主张的是“性即理也”(主要是由程颐提出的),“所谓理,性是也。(《遗书》)”程颐在孟子人性善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理”,将性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对整个理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二程创建的哲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是它指导天和气化生成万物,性指的就是天和理赋予人们的自然本性,而性与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密不可分。性与理成为二程人性论的基础,因为它可以承上启下:既能连接到每个个体,还能将这一理论与宇宙本质相融合,就使他们的人性論更具说服力了。二程赞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论断,并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生之谓性,止所秉受也。今人言天性缓柔、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秉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二程集》)”,这里的“生之谓性”就是气质之性,是在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此道或者理了,而天命之性就是本体论“性即理也”中的“性”,是人性的根本“天下之理,厚其所自,未有不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二程集》)”,所以天命之性是不能言说的永恒真理,具有人人平等和无贵贱之分的特质。二程在言及天命之性的基础上对气质之性加以阐释,成功完整的解释出了不同人的善恶禀性的原因,是理学的重大成果之一。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性即理也”的天道论来说明人性论。人性论上,他也接续张载和二程,将“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朱熹将理与气相融合形成了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的理气观。理在人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附于人体上成为先天禀赋在人心上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是先天的善性人人皆有,所以是“天命之性”;而人形成之时,必须禀乘气,但是由于气有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差异,所以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的区别和性格上的不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天命之性如水,气质之性如盐水(《朱文公文集》)”、“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答郑子上十三》),这是因为这二者并存于人的身上,所以人的后天才会有不同的选择与人生道路,并且这一观点使性善论、性恶论或是无善无恶、有善有恶的争论得到了极好地解决,其实所有上述争论的本质是人性即理。
进入明代后,因为僵化的程朱理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不良学习的风气和社会氛围,外加王阳明自身曾以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去格物,但是一无所获还生了一场大病,所以他创立了阳明心学。其中人性论是他心学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元论,他不赞同朱熹的“心、理为二”的主张,他认为朱熹的主张分裂了主观和客观的关联性,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把理和气对立来看,有了前后主次排序,但在王阳明看来理与气应是一体的,并统一于“心”这个宇宙本体,所以在此基础上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也应该是圆融统一的,他在《传习录》中多次写道“心即理也”“心即理,性即理…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填一分”他把理完全归于“心”中,主张心理合一、性气合一、天人合一、理气合一,而今“心即天”,所以不需要外求就可以获得内心的自我富足,人性又与自然相联系“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传习录下》)”,所一王阳明的人性论又将二元论化归于一元论,将理与气统一融合为心性,具有强烈的主观唯心特点,更加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的多种人性论都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成果,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与进步之处,但也有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笔者所介绍的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嬗变,涉及到的也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人性论不论是在古今还是中外,都是哲学家们争论的重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大程度的发扬和继承其中的优秀部分,通过人性论的研究和学习发挥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为当今社会服务和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明理学及其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一些人对宋明理学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和错误认识,我们要通过学习和研究纠正人们的错误观点并补充新儒学,只有对它们有了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才能真正利用好宋明理学。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宋明理学;二元论;一元论;人性论
人性论一直以来都是儒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不仅关涉着个人道德的品质行为,还体现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政策指导,对教育、文化、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很显著的:从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判断;孟子就是最先主张性善论,提出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之心,基本奠定了后期儒家学者的人性论基础;荀子还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主张礼仪教化存善去恶;孟荀之后,汉代的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和圣人之性,融合了孟荀的人性观……
唐代以后的儒学家,融合儒道佛三教重新发展了儒家哲学,宋明理学自周敦颐开始。周敦颐也有关于人性观的看法,在《太极图说》中他写道“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从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论述里的儒道色彩,他还融合《周易》中的五行学说将宇宙和人类万物汇融一体,创立起了囊括整个宇宙的学说观点,开创了宋明理学与宇宙相契合的学术思想的先河。
张载构建出了自己的极具体系,十分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以“气”作为他哲学架构的基础和宇宙人生的最终本质“太虚无形,气之本体,齐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太虚即气”的天道论是他人性论的基础,宇宙的统一性和万物的生死聚散都是源于“气”,在此之上,他写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直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篇》)”太虚即天,气化就是万物之道,性是由气与虚构成的,心又是性和直觉共同形成的,他从宇宙论中阐发出人性本源,在《正蒙·诚明篇》中有言“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一物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纳不二也”,他以冰与水和光线大小的例子生动地阐明了“天地之性”是最初便赋予所有人的人性特点,虽有“晦明”的不同,但是本质相同,都由太虚而成。在此之外,张载又提及了“气质之性”,在《正蒙·诚明篇》中“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不同于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观,他们主张的是“性即理也”(主要是由程颐提出的),“所谓理,性是也。(《遗书》)”程颐在孟子人性善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理”,将性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对整个理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二程创建的哲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是它指导天和气化生成万物,性指的就是天和理赋予人们的自然本性,而性与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密不可分。性与理成为二程人性论的基础,因为它可以承上启下:既能连接到每个个体,还能将这一理论与宇宙本质相融合,就使他们的人性論更具说服力了。二程赞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论断,并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生之谓性,止所秉受也。今人言天性缓柔、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秉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二程集》)”,这里的“生之谓性”就是气质之性,是在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此道或者理了,而天命之性就是本体论“性即理也”中的“性”,是人性的根本“天下之理,厚其所自,未有不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二程集》)”,所以天命之性是不能言说的永恒真理,具有人人平等和无贵贱之分的特质。二程在言及天命之性的基础上对气质之性加以阐释,成功完整的解释出了不同人的善恶禀性的原因,是理学的重大成果之一。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性即理也”的天道论来说明人性论。人性论上,他也接续张载和二程,将“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朱熹将理与气相融合形成了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的理气观。理在人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附于人体上成为先天禀赋在人心上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是先天的善性人人皆有,所以是“天命之性”;而人形成之时,必须禀乘气,但是由于气有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差异,所以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的区别和性格上的不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天命之性如水,气质之性如盐水(《朱文公文集》)”、“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答郑子上十三》),这是因为这二者并存于人的身上,所以人的后天才会有不同的选择与人生道路,并且这一观点使性善论、性恶论或是无善无恶、有善有恶的争论得到了极好地解决,其实所有上述争论的本质是人性即理。
进入明代后,因为僵化的程朱理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不良学习的风气和社会氛围,外加王阳明自身曾以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去格物,但是一无所获还生了一场大病,所以他创立了阳明心学。其中人性论是他心学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元论,他不赞同朱熹的“心、理为二”的主张,他认为朱熹的主张分裂了主观和客观的关联性,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把理和气对立来看,有了前后主次排序,但在王阳明看来理与气应是一体的,并统一于“心”这个宇宙本体,所以在此基础上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也应该是圆融统一的,他在《传习录》中多次写道“心即理也”“心即理,性即理…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填一分”他把理完全归于“心”中,主张心理合一、性气合一、天人合一、理气合一,而今“心即天”,所以不需要外求就可以获得内心的自我富足,人性又与自然相联系“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传习录下》)”,所一王阳明的人性论又将二元论化归于一元论,将理与气统一融合为心性,具有强烈的主观唯心特点,更加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的多种人性论都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成果,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与进步之处,但也有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笔者所介绍的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嬗变,涉及到的也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人性论不论是在古今还是中外,都是哲学家们争论的重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大程度的发扬和继承其中的优秀部分,通过人性论的研究和学习发挥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为当今社会服务和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明理学及其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一些人对宋明理学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和错误认识,我们要通过学习和研究纠正人们的错误观点并补充新儒学,只有对它们有了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才能真正利用好宋明理学。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 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