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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眼看书坛(三十八)
【车行晋中】首届全国帖学名家学术邀请展暨研讨会在山西晋中紫云轩开幕
网站:www.frehead.com
帖主:车帝麟
发帖时间:2012年5月28日
帖主说“作品都是以行草书在书坛闻名的人。展览作者是以邀请的形式而来,作品都是‘素面朝天’,没有什么形式,写的是自家路数,面貌风格也有所拉开”。看来还真有点“学术”呢。
《十听》连载—第一部书法长篇小说
网站:各大书法网
帖主:野狐禅
发帖时间:2012年6月26日
写了近四年的小说,写一群玩书法的人。我很想卖瓜,但目前只想极力把它写得“好看”一点,并连载完。这也是第一部写得“最长”的书法小说哦。
【公社辩论会】七月之辩:当今“二王”面目趋向雷同是何种因素造成的?
网站:www.shufa.org
帖主:网站编辑
发帖时间:7月2日
大家就都发表高见说:
“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经典作品,是任何时代和任何人无法逾越的高峰,不是书家不深入,而是他太难了,他的笔法太丰富了,他的结构太完美了,雷同化现象是因为当代人研究的太少,而且研究水平只能到这程度”。
“好多外行朋友称书法家都惊诧为‘玩书法的’,其实书法家自己知道是‘被书法玩的’。主动与被动反映了书法家的心态。真正地玩书法是随心所欲,心性使然,而被书法玩的则是为书法所左右,没有己见。对于‘二王’书法其实也是,更多人是‘被二王玩’”。
“功夫再好也是套路,适合表演。真正打人还得靠散手随机应变,那种花拳绣腿只有让自己鼻青脸肿的份”。
“都是想获奖造成的”。
【壬辰初夏英伦行】之十一:大英图书馆唐人写经拍摄记(国内首发北朝老子想尔注高清图)
网站:www.zgsf.com.cn
帖主:刘正成
发帖时间:7月9日
值得收藏啊,摘抄若干:
6月8日上午志:为了看和拍摄敦煌写经,八年来这已是第五次去大英图书馆了。我去敦煌三、四次,从来没有看到过真经,展厅陈列框里摆的全是复制品,更别说拍摄照片了。后来我找到孙玉龙市长帮忙要几张写经图,孙市长一一答应说宣传敦煌是好事,但直到他已做到市委书记,这事也没办成。所以,《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一卷中,敦煌博物馆收藏品上得很少,是花钱从别的渠道“偷”来的,大英图书馆收藏的5件都上了,而且是原片没花一分钱。因此,我还是要问一句话:当年施坦因搞走敦煌经卷存入大英图书馆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现在在中国各大博物馆要资料昴贵无比不说,还要有关系,繁难无比。敦煌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是个例子。再举个例子,《中国书法全集—徐渭》卷花了十几万图片资料费,印3000册全部卖给书店还不够这资料费,更何况卖的书很难收回钱了!所以每次去大英图书馆,见到吴芳思博土的热情接待和服务,见到库房里整洁完好陈放随叫随取看的一万卷敦煌经卷,不仅像回家一样心情特别爽,而且总是感慨不已。
回来才发现,这次在大英博物馆中拍摄唐写经写本中,竟拍下北朝写道经S6825《老子想尔注》,此为饶宗颐先生考证无误的北朝之物,故立刻补上正要付印的《中国书洁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换下原来从日本收藏本影印的黑白图片,真乃大幸。
囿于所见,在西方世界保持敦煌遗书最好的还是大英图书馆。遗书托裱、装轴、木合都与日本合作完成。包括地下室库房的恒温、恒湿、防火、防盗、防水均十分严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法国、日本研制一种保护性涂料刷在遗书纸上,造成纸色变暗的破坏性效果。当年,大英图书馆拒绝给遗书涂涂料,各国还批评英图人文物保护不力。我就上巴黎国家图书馆去看过,那里的敦煌遗书变得厚厚的、黄黄的,而大英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比刚出土时更为新崭。这不是英国人多聪明,而是对中国古人的高度信任:在洞窟里放了一千多年都不坏的敦煌遗书,是中国先人早就保护好了,浸染过黄蘖的纸是千年不蠹的!至于中国博物馆保护得如何,我们看不见,天知道。
【成都玉】
神仙告御状
宗教为了维持自身的神圣和唯一,总是将其他信仰视为异端,这就是所谓的“排他性”。回顾吾国历史,佛道之间除了偶然交锋,仍以和睦相处的时候居多,并不是这种“排他律”不起作用,而是屈从于儒教伦理的“宗教团结”。失去独立性的宗教,只能做儒家政权的附庸,通过弥补儒教终极关怀之不足,勉强获得狭窄的生存空间。儒释道三教争论,由于儒教的绝对强势,渐渐只剩下释道间的小打小闹,而即使小打小闹,其最终调停人,仍然是儒教的教主,当今天子。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一个“占”字用得传神。比如峨眉山,从山脚至巅顶,处处都是梵宫宝刹,唯九老洞、纯阳殿,还依稀存有道教的影子。青城山是天师道的发源地,张陵在此传教,尤其半山天师洞一带,遗迹甚多,徐太亨《青城山丈人祠庙碑》说:“仙都众妙之奥,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之处焉。”如此圣地,竟然在道教盛行的唐代,也差点叫僧给占了去,真是不可思议。天师洞轩辕台尚刻有一通开元十二年(724)唐玄宗亲笔诏书,叙述这段风波。诏书写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寒暄问候之后,皇帝说:“蜀州清城,先有常道观,其观所置,元在青成山中,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州既在卿节度,检校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令使内品官毛怀景、道士王仙卿往蜀川等州,故此遣书,指不多及。”接奉皇帝的最高指示,张敬忠高度重视,立即遣派官吏妥善处理,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唐玄宗,汇报材料由常道观观主甘道荣隶书,镌刻在碑阴。
这场地产纠纷并不大,竟然惊动最高领袖亲自过问,此事若是地方官处理不力在先,理应受到申斥;恰好相反,诏书开篇却奉承张敬忠,说他镇抚四川,“百姓咸安,革弊迁讹”,又赐给衣物。我推测,这件事并非受害方越过州县官僚进京上访,而是神仙告御状的结果,故皇帝亦觉得程序稍有未妥,先加慰问之辞。 故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告御状的神仙,在晚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一中都有所透露:“青城山宗玄观,古常道观也,在黄帝受坛前,六时岩侧,后为僧徒所侵,移观于山外,遂以其地置飞赴寺。”与其说是被侵占,似乎更像是交易,山外的飞赴寺搬到青城山中,常道观迁出山外。而僧人在山也不安稳,“常有神人所扰,或飞石坏屋;或撤其门窗,投于崖下;寺中巨钟,三度掷于谷中,每一取之,所费功力殊广。僧知其不可住,亦多苦之。”于是,“道士王仙卿奏请,移观还旧所,寺出山外。诏益州长史张敬忠,命道士王仙卿、高品官王怀景专检校,移观入山。仍赐金仙、玉真二公主道像石真,镇于龛内。”故事反复说“移观入山”,可见常道观一直存在,只是暂居别处,所以后来唐玄宗过问此事,马上就有常道观三纲(指道观的上座、观主、监斋)甘道荣等出来料理善后。
道士王仙卿是玄宗面前的红人,《全唐文》卷927有《张尊师遗烈碑》,提到开元十年(722),朝廷增崇大圣祖玄元庙,张尊师与“峨眉王仙卿”等同时参与其盛。卷932杜光庭《青城山记》说:“玄宗皇帝敕道士王仙卿就黄帝坛修醮,其灯遍山。”此事在开元十八年,据《玄宗诏书碑》碑阴补记说:“奉圣旨,令检校内供奉精勤道士东明观主王仙卿,就此青城丈人灵山,修斋设醮,并奉龙璧。”
由此可以推知,应该是王仙卿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获得手谕,令常道观迁回原址。而道士们似乎不领情,《道教灵验记》继续说:“咸通末(约872),道流即阙,观已荒摧,但有尊殿石坛而已。丛篁拱木遍于基址之上,侵及阶檐。”遂又被僧人占领,直到乾符六年(879)由官家出面收复,不久唐僖宗幸蜀,才最终肯定道教对此山的所有权。
【南京梁培先】
当代书法已进入“博傻”时代
股市有言:空头不死,泡沫不灭。意思是说,当所有人都看好市场的时候恰恰是泡沫开始破灭之时。而在没有破灭以前,傻瓜赢傻瓜的游戏规则总是使人产生一种永远上升的幻觉:我承认自己可能是傻瓜,但只要不成为最后一个傻瓜就有的赚头,这就是著名的“博傻理论”。当代书法亦可作如是观。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书法也已进入到类似的“博傻”时代。无趣、无味、无高潮的三流演员主演的蹩脚剧本,却赢得万千的喝彩,人们不恰当地向其中倾注过多热情、过多精力、过多金钱,而浑然不知这些投入已超出了书法所能的承载。
官方文化管理机构是这场“博傻”运动的启动机。从中国书法馆的建设立项,“书法文化名城”、“书法之乡”的挂牌,到各地政府的“文化公园”、“仿古一条街”,货币流动性泛滥与所谓国家“文化形象”、地域“文化品牌”的心理诉求一拍即合,政治和金钱共同推动并塑造了一个个宏大的文化蓝图。书法的唯一性被做足文章,似乎有朝一日,中国书法终将成为文化输出的一张名片、成为全球艺术的领跑者。然而,颇为不谐且有些蹊跷的是,与此同时,当年走红西方的前卫闯将们却无心与国内形成“里应外合”的扩张之势,而是纷纷收拾起行囊,借助西方获得的盛誉、盘算着回来如何“报效祖国”。是的,个体的算计远比官方机构要简捷而明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养活了这么多的艺术家:在欧洲、在美洲、在澳洲,艺术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大财团、大买家的亲睐,进军好莱坞、进军奥斯卡;绝大多数只能在繁琐的手续中等待艺术赞助项目的下批,赚取一些生活费;或者只有把自己的作品委托给画廊,等待那个海上漂流瓶一般撞上门来的买家。待在哪里都不如待在中国啊??感谢政府、感谢社会主义。
这些艺术家中,书法家永远都是最“深入人心”的部分。日韩的书家们好多只能依靠教授少儿、家庭妇女为生;新加坡的书家们白天可能是银行职员、公司文员,晚上回到自己四十平米的组屋里才能拿起毛笔。而我们有部队、高校、文联、画院、美术馆、群艺馆、博物馆、研究院、少年宫、政教处、党公办??北斗天罡、十八罗汉,只需主管领导喜欢,就是少不了的国家饭碗;招商引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笔会、雅集、采风、展览,送书法下乡,叠床架屋、见者有份,填饱的是自己的钱袋,满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期盼。
然而,这些看似两情相悦的派对中,谁将是最终的买单者?
鸡多了不一定都下蛋,或者干脆吃多了、只拉屎不下蛋,各级政府真金白银的盛情被一盆盆冷水激下,是否也会幡然醒悟:政府财政养活了这么多的书法家,真的能比多造几艘航空母舰更合算?
平心而论,各级政府文化建设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不得不承认,正是他们的慷慨解囊、缔造了一个“集天下不成之大成”(沃兴华语)的书法江湖,为各种或官方、或民间的“博傻”游戏之最终实现创造了外围的必需条件。
2009年以后,由于实体经济形势的不乐观,股市低迷、楼市调控,通胀形势下资金乱窜、寻求避险的需要,书画市场的爆炒行为已然沦为一场击鼓传花、财富掠夺的战争。前代大师作品不断升值的历史意象,催生了波诡云谲的当代作品市场,也成就了居于金字塔塔尖的当代书家们,在一个乏善可陈、水平日下的书法时代里享受着吴昌硕、齐白石生前都不敢梦想的天价,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
秘书长八千,副主席一万,主席两万、五万、八万,市场分辨率的低下、唯官职是从的畸形规则,迫使我们的书法精英们高度投身于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争斗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江湖利益、头把交椅,要得就是这个位置。群体内耗、短期行为的增加,既表明精英们对自己艺术成就的极不自信,也折射出他们对整个行业前景黯淡的预判。能捞则捞,能赚则赚,一旦身谢道衰,谁管洪水滔天?这已不是经济学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泡沫时代整个社会心理和群体行为的逻辑必然。符号化的权力游戏,资本杠杆的纵欲延伸,价值规律的天花板早已被捅破。过分透支的快感,疯狂过后的满地鸡毛,其代价莫过于给整个行业的未来安放了无数个定时炸弹:烂在手里的那些带字的宣纸真的能比干净的宣纸更值钱吗?那些清点“雅腐”成果的贪官们、那些投入金钱和心血的商人们,如果最后得到的只是上当受骗,谁还会愿意往书法这个行业里投钱?
与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情绪骚动相契合,官方举办的各种展览活动也在扮演着神话制造者的角色,给无数书法从业者、爱好者勾画出以书法成名发财的远景想象。于是,尽管“奥运会”已由四年一届改为每年一届、一年几届,并衍生出“青奥会”、“冬奥会”、“残奥会”等等花样、分支;尽管中国书协会员早已人满为患,甚至远远超出史书中所有存录书家的人数总和。但是,巨大供需的缺口依然牵引着众多的奔竞者不惜大把、大把的钞票投入其中,笔墨纸砚、参赛费、培训费、托关系、找门子、烧香磕头,处处都要钱,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投入,换来一张不一定能带来几万、数十万回报的会员证。没有人计算过其中严重扭曲的投入产出比;没有人会想到奥运冠军的机遇性差异使我们永远地记住了许海峰、记住了李宁,却未必能记住更多的后来者,更不用说他们的全部。冲啊,向着“国展”的目标冲。“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封侯?” 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在积极煽动并促成另一场书法“博傻”运动。二类本科的高考成绩因为学了书法可以进入“国”字头的美院,三类本科的成绩可以进入“211”的高校。学生感谢书法、家长感谢书法。文凭泛滥的时代使那些不具备书法潜质的学子们有幸挤进了大学的校门。只是刚当上大学生的兴奋劲还没有褪去,就发现自己原是误上了“贼船”:简化字的数理化都没学好,怎么去打理那些繁体字?再者,纵然学得“屠龙之术”也抵不过“拼爹”时代的“富二代”、“官二代”。工作没着落、功课没心思。糊糊糊,糊完一科再糊一科;混混混,混到文凭赶紧走人—这就是我们书法专业未来的从业者。
即便如此,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孩子的一纸文凭,家长不得不把口袋掏空:学杂费两万、住宿费三千、“特招”五万、“点招”三十万??高校们一边开动点钞机,一边成批量地印刷书法本科的文凭。厚德载物、博学慎思、创新图强、严谨求实??新生入学、大学校园里校训不绝于耳。校办、招生办、监察处、文明办??香车宝马、觥筹交错、今夕何夕、天上人间;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四海门生、冠盖如云、招财进宝、恭喜发财。
一届一届的新生,一届一届的毕业生,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谁是卖家?谁是买家?谁在坐庄这一场场输赢已判的博弈?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能给予每个专业的资源支持总是与它们的价值、功用等因素相对应、相关联。显然,有关当代书法的这些“金融衍生品”的过于膨胀,已远远地超出了书法这一现代社会的边缘之物所具有的价值总和。或者说,其实质是通货膨胀形势下整个社会利益群体对于书法过分载体化、利益化处理的结果。在这些由庄家张罗、控制的“博傻”游戏中,书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充当的符号诱骗功能能够带来巨大的金钱收益,能够使人们产生对于这种收益之可能性的幻觉与期待。因此,请不要惊叹:为什么一个没有成长性只有衰退性的行业,在今天,仅仅些许社会金融泡沫的冲击就变得如此风声鹤唳、江山变色?之后你将发现,这正是“博傻”游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最为精彩的一幕:泡沫已经做大,当尽量多的玩家们被看似很美的幻景诱惑入水后,庄家们会将所有的利益席卷而去。玩家们的幻觉与期待将不可能得到兑现,等待他们的只有和当代书法一起被剥光最后的裤头、赤裸裸地留在寸草不生的海滩上。
【上海万君超】
寻找碑拓的“DNA”
自清中期起,碑拓鉴藏家、金石家和碑帖商人等,将各个时期的碑拓中存在的某些具体差异,用最简单的归纳方法进行区分。许多官员学者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翁方纲、阮元、黄易、王澍、崇恩、何绍基、吴荣光、陈介祺等。在这样的学术和鉴藏大环境中,使得碑拓鉴藏和研究成为了文化精英阶层一种专门的学问和雅好。他们一般都挑选碑拓中,以某些变化较大的文字、石花、划擦痕等作为“参照点”或“考据点”,从而来对碑石或碑拓进行断代。对某件历经椎拓或翻摹的碑刻,具体指出它们的个体差异:比如某碑第几行第几字,宋代如何、明代如何、清代如何、乾嘉如何、嘉道如何、清末民初如何等等,从而排比出鉴定碑拓的“标准要点”。许多“标准要点”后来都约定成俗,为此道中人共同认何和提供参考。
近人方若(字药雨,1869—1954)在清末出版了《校碑随笔》,此书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碑拓鉴定的开山之作。此书在手,几乎可以成为半个碑拓鉴定的“内行”,故影响极为广远。但方著中的有些碑拓并非原物,而是珂罗版影印本,所以难免会产生误鉴。后来王壮弘先生(1931—2008)对《校碑随笔》进行了增补和订正,出版了《增补〈校碑随笔〉》(1981年初版、2008年再版)一书,在有些碑拓中还附录了清末以来的各种影印本书目。它是一部碑拓鉴藏的名著和工具书。另外,张彦生(1901—1982)的《善本碑帖录》(1984年)、马子云(1903—1986)、施安昌合著的《碑帖鉴定》(1993年)等书,均是碑帖鉴赏者的必读之书。但上述诸书有一个不足之处,它们的图片或是没有或是太少。
上海图书馆碑帖学者仲威先生,自2003年起,用了六年多时间撰写了《中国碑拓鉴别图典》一书。选取历代名碑三百三十余种,附录图片二千三百余幅(绝大多数为上图馆藏),是迄今为止最具实用价值的一部碑拓鉴别的工具书。由于是一部工具类图典,所以它的图片质量似不应苛评。图典所收碑拓始于先秦、西汉,终于唐末。何谓“名拓”?它又有何标准?仲先生在本书《自序》中解释道:“其一是极端强调拓片自身的文物价值,诸如:孤本、善本、宋拓、明拓、清初拓、出土后初拓、名家监拓本等等。这些拓本或因年代久远,或因传世数量稀少,抑或拓制质量高超,成为碑帖收藏领域的宠儿。其二是还要追加考虑拓本之外的附加值,如:这些拓本之后尾随的历代名家题跋,考释、题诗、题画、观款、藏印。此外,还应该涉及拓本的品相与装潢等等。”上海图书馆共藏有二十万件历代碑帖,其中善本名拓二千五百余件,堪称“碑帖博物馆”。
本图典的撰写体例是:(一)每件碑刻名拓的基本情况,包括碑石原尺寸、文字、年代、俗称、今藏处(或亡佚)、学术研究等信息。(二)各个时代的拓片情况,包括每件碑拓的第几行、第几字的文字残泐、石花;递藏、翻刻、伪刻、涂描等信息。(三)每件拓片各个时期最主要的“考据点”(文字泐损和石花等)的局部图片,并以黄绿色线条标示出来,一目了然,极具可操作性。有些复杂的拓本附印图片多达二三十余张,比如《九成宫》、《李靖碑》等。
碑拓鉴别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甄别历代各种拓片的残泐情况。巫鸿先生曾经说过:“碑帖鉴定的基本技法是甄别毁坏的痕迹,最主要成就是构造毁坏的序例。”(见巫著《时空中的美术》)但鉴别碑拓的必要前提是需接触大量的拓片原件,再进行一一比对和甄别,从而发现它们各自的差异。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同一件拓片,所以它的“考据点”(类似现代医学鉴定中的“DNA”)具有唯一性。只要见到真正的原碑刻或原拓本,则以后各类拓本的“破绽”就无处遁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碑拓鉴定的难度要小于书画。书画鉴定有它一定的“模糊性”,笔墨风格、时代特征等,由于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不同,就造成了各自在鉴定上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但碑帖鉴定的“风险性”要高于书画。它之所以“风险”高,就是因为古今任何一个碑帖鉴藏家,都不可能接触到或完全记住同一件碑拓所有帖本的“考据点”。有时看到的所谓宋拓本、原拓本或初拓本,还极有可能是后人伪赝或翻刻本。如稍一失误,则谬之千里,损失惨痛。在碑帖鉴藏史上,像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甚至许多大家、名家也为之“走眼”和“吃药”。所以说“墨老虎吃人”,并非危言耸听和无中生有。我已写了一篇以《董美人墓志铭》为个案的文章(《〈董美人〉与上海的传奇因缘》),叙述了清末以来上海诸多碑帖鉴藏名家“走眼”的故事。将在以后发表,此不赘述。
但今人远要比古人、前人幸运得多。随着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今人已经能够鉴阅到绝大多数传世的各类碑帖“名拓”。那些高科技印刷(粗印滥制不含在内)的“下真迹一等”的新印本,为我们鉴别提供了最具可操作性的实物证据。而《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就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工具书,它不仅有碑拓鉴定方面的价值,也为书法学习者或新印碑帖收藏者在选择时提供了参考的“考据点”。此书在手,可大致鉴别各类碑帖拓本或新印本的真伪和优劣。本图典稍有些遗憾之处是,可能是版权等方面的原因,一些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的名碑拓,未能刊印在本图典中。
从宋迄今的碑帖鉴藏和研究,历来就是一门极为小众的学问和雅好。因为在碑帖以外,它还涉及到历史学、古文字学、避讳学、书法史料学、人物碑传学、碑刻史、法帖史等诸多学科。它有时看似简单,却实为精深广博,而且有些著名拓本的谱系极为繁杂。所以自古以来,有成就的碑帖鉴藏家和研究学者,最多也就一二百人左右,远远少于书画的鉴藏和研究,其真实缘由或在于此。
相对今天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碑帖鉴定和研究,已成为了一门“屠龙之技”。所以它的实用性已日渐式微。但如果是一名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则必须要了解古今碑帖的优劣和真伪等方面的知识。近人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曾经说过:“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识绳墨也。”而对今天的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来说,此言也同样适合—少写点所谓的“书法”,尽可能多花点精力和时间去鉴赏或研究碑帖,定能事半功倍,更上层楼。
【车行晋中】首届全国帖学名家学术邀请展暨研讨会在山西晋中紫云轩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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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主:车帝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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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主说“作品都是以行草书在书坛闻名的人。展览作者是以邀请的形式而来,作品都是‘素面朝天’,没有什么形式,写的是自家路数,面貌风格也有所拉开”。看来还真有点“学术”呢。
《十听》连载—第一部书法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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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主:野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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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近四年的小说,写一群玩书法的人。我很想卖瓜,但目前只想极力把它写得“好看”一点,并连载完。这也是第一部写得“最长”的书法小说哦。
【公社辩论会】七月之辩:当今“二王”面目趋向雷同是何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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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都发表高见说:
“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经典作品,是任何时代和任何人无法逾越的高峰,不是书家不深入,而是他太难了,他的笔法太丰富了,他的结构太完美了,雷同化现象是因为当代人研究的太少,而且研究水平只能到这程度”。
“好多外行朋友称书法家都惊诧为‘玩书法的’,其实书法家自己知道是‘被书法玩的’。主动与被动反映了书法家的心态。真正地玩书法是随心所欲,心性使然,而被书法玩的则是为书法所左右,没有己见。对于‘二王’书法其实也是,更多人是‘被二王玩’”。
“功夫再好也是套路,适合表演。真正打人还得靠散手随机应变,那种花拳绣腿只有让自己鼻青脸肿的份”。
“都是想获奖造成的”。
【壬辰初夏英伦行】之十一:大英图书馆唐人写经拍摄记(国内首发北朝老子想尔注高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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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收藏啊,摘抄若干:
6月8日上午志:为了看和拍摄敦煌写经,八年来这已是第五次去大英图书馆了。我去敦煌三、四次,从来没有看到过真经,展厅陈列框里摆的全是复制品,更别说拍摄照片了。后来我找到孙玉龙市长帮忙要几张写经图,孙市长一一答应说宣传敦煌是好事,但直到他已做到市委书记,这事也没办成。所以,《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一卷中,敦煌博物馆收藏品上得很少,是花钱从别的渠道“偷”来的,大英图书馆收藏的5件都上了,而且是原片没花一分钱。因此,我还是要问一句话:当年施坦因搞走敦煌经卷存入大英图书馆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现在在中国各大博物馆要资料昴贵无比不说,还要有关系,繁难无比。敦煌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是个例子。再举个例子,《中国书法全集—徐渭》卷花了十几万图片资料费,印3000册全部卖给书店还不够这资料费,更何况卖的书很难收回钱了!所以每次去大英图书馆,见到吴芳思博土的热情接待和服务,见到库房里整洁完好陈放随叫随取看的一万卷敦煌经卷,不仅像回家一样心情特别爽,而且总是感慨不已。
回来才发现,这次在大英博物馆中拍摄唐写经写本中,竟拍下北朝写道经S6825《老子想尔注》,此为饶宗颐先生考证无误的北朝之物,故立刻补上正要付印的《中国书洁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写经写本》卷,换下原来从日本收藏本影印的黑白图片,真乃大幸。
囿于所见,在西方世界保持敦煌遗书最好的还是大英图书馆。遗书托裱、装轴、木合都与日本合作完成。包括地下室库房的恒温、恒湿、防火、防盗、防水均十分严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法国、日本研制一种保护性涂料刷在遗书纸上,造成纸色变暗的破坏性效果。当年,大英图书馆拒绝给遗书涂涂料,各国还批评英图人文物保护不力。我就上巴黎国家图书馆去看过,那里的敦煌遗书变得厚厚的、黄黄的,而大英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比刚出土时更为新崭。这不是英国人多聪明,而是对中国古人的高度信任:在洞窟里放了一千多年都不坏的敦煌遗书,是中国先人早就保护好了,浸染过黄蘖的纸是千年不蠹的!至于中国博物馆保护得如何,我们看不见,天知道。
【成都玉】
神仙告御状
宗教为了维持自身的神圣和唯一,总是将其他信仰视为异端,这就是所谓的“排他性”。回顾吾国历史,佛道之间除了偶然交锋,仍以和睦相处的时候居多,并不是这种“排他律”不起作用,而是屈从于儒教伦理的“宗教团结”。失去独立性的宗教,只能做儒家政权的附庸,通过弥补儒教终极关怀之不足,勉强获得狭窄的生存空间。儒释道三教争论,由于儒教的绝对强势,渐渐只剩下释道间的小打小闹,而即使小打小闹,其最终调停人,仍然是儒教的教主,当今天子。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一个“占”字用得传神。比如峨眉山,从山脚至巅顶,处处都是梵宫宝刹,唯九老洞、纯阳殿,还依稀存有道教的影子。青城山是天师道的发源地,张陵在此传教,尤其半山天师洞一带,遗迹甚多,徐太亨《青城山丈人祠庙碑》说:“仙都众妙之奥,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之处焉。”如此圣地,竟然在道教盛行的唐代,也差点叫僧给占了去,真是不可思议。天师洞轩辕台尚刻有一通开元十二年(724)唐玄宗亲笔诏书,叙述这段风波。诏书写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忠,寒暄问候之后,皇帝说:“蜀州清城,先有常道观,其观所置,元在青成山中,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州既在卿节度,检校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令使内品官毛怀景、道士王仙卿往蜀川等州,故此遣书,指不多及。”接奉皇帝的最高指示,张敬忠高度重视,立即遣派官吏妥善处理,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唐玄宗,汇报材料由常道观观主甘道荣隶书,镌刻在碑阴。
这场地产纠纷并不大,竟然惊动最高领袖亲自过问,此事若是地方官处理不力在先,理应受到申斥;恰好相反,诏书开篇却奉承张敬忠,说他镇抚四川,“百姓咸安,革弊迁讹”,又赐给衣物。我推测,这件事并非受害方越过州县官僚进京上访,而是神仙告御状的结果,故皇帝亦觉得程序稍有未妥,先加慰问之辞。 故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告御状的神仙,在晚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一中都有所透露:“青城山宗玄观,古常道观也,在黄帝受坛前,六时岩侧,后为僧徒所侵,移观于山外,遂以其地置飞赴寺。”与其说是被侵占,似乎更像是交易,山外的飞赴寺搬到青城山中,常道观迁出山外。而僧人在山也不安稳,“常有神人所扰,或飞石坏屋;或撤其门窗,投于崖下;寺中巨钟,三度掷于谷中,每一取之,所费功力殊广。僧知其不可住,亦多苦之。”于是,“道士王仙卿奏请,移观还旧所,寺出山外。诏益州长史张敬忠,命道士王仙卿、高品官王怀景专检校,移观入山。仍赐金仙、玉真二公主道像石真,镇于龛内。”故事反复说“移观入山”,可见常道观一直存在,只是暂居别处,所以后来唐玄宗过问此事,马上就有常道观三纲(指道观的上座、观主、监斋)甘道荣等出来料理善后。
道士王仙卿是玄宗面前的红人,《全唐文》卷927有《张尊师遗烈碑》,提到开元十年(722),朝廷增崇大圣祖玄元庙,张尊师与“峨眉王仙卿”等同时参与其盛。卷932杜光庭《青城山记》说:“玄宗皇帝敕道士王仙卿就黄帝坛修醮,其灯遍山。”此事在开元十八年,据《玄宗诏书碑》碑阴补记说:“奉圣旨,令检校内供奉精勤道士东明观主王仙卿,就此青城丈人灵山,修斋设醮,并奉龙璧。”
由此可以推知,应该是王仙卿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获得手谕,令常道观迁回原址。而道士们似乎不领情,《道教灵验记》继续说:“咸通末(约872),道流即阙,观已荒摧,但有尊殿石坛而已。丛篁拱木遍于基址之上,侵及阶檐。”遂又被僧人占领,直到乾符六年(879)由官家出面收复,不久唐僖宗幸蜀,才最终肯定道教对此山的所有权。
【南京梁培先】
当代书法已进入“博傻”时代
股市有言:空头不死,泡沫不灭。意思是说,当所有人都看好市场的时候恰恰是泡沫开始破灭之时。而在没有破灭以前,傻瓜赢傻瓜的游戏规则总是使人产生一种永远上升的幻觉:我承认自己可能是傻瓜,但只要不成为最后一个傻瓜就有的赚头,这就是著名的“博傻理论”。当代书法亦可作如是观。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书法也已进入到类似的“博傻”时代。无趣、无味、无高潮的三流演员主演的蹩脚剧本,却赢得万千的喝彩,人们不恰当地向其中倾注过多热情、过多精力、过多金钱,而浑然不知这些投入已超出了书法所能的承载。
官方文化管理机构是这场“博傻”运动的启动机。从中国书法馆的建设立项,“书法文化名城”、“书法之乡”的挂牌,到各地政府的“文化公园”、“仿古一条街”,货币流动性泛滥与所谓国家“文化形象”、地域“文化品牌”的心理诉求一拍即合,政治和金钱共同推动并塑造了一个个宏大的文化蓝图。书法的唯一性被做足文章,似乎有朝一日,中国书法终将成为文化输出的一张名片、成为全球艺术的领跑者。然而,颇为不谐且有些蹊跷的是,与此同时,当年走红西方的前卫闯将们却无心与国内形成“里应外合”的扩张之势,而是纷纷收拾起行囊,借助西方获得的盛誉、盘算着回来如何“报效祖国”。是的,个体的算计远比官方机构要简捷而明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养活了这么多的艺术家:在欧洲、在美洲、在澳洲,艺术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大财团、大买家的亲睐,进军好莱坞、进军奥斯卡;绝大多数只能在繁琐的手续中等待艺术赞助项目的下批,赚取一些生活费;或者只有把自己的作品委托给画廊,等待那个海上漂流瓶一般撞上门来的买家。待在哪里都不如待在中国啊??感谢政府、感谢社会主义。
这些艺术家中,书法家永远都是最“深入人心”的部分。日韩的书家们好多只能依靠教授少儿、家庭妇女为生;新加坡的书家们白天可能是银行职员、公司文员,晚上回到自己四十平米的组屋里才能拿起毛笔。而我们有部队、高校、文联、画院、美术馆、群艺馆、博物馆、研究院、少年宫、政教处、党公办??北斗天罡、十八罗汉,只需主管领导喜欢,就是少不了的国家饭碗;招商引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笔会、雅集、采风、展览,送书法下乡,叠床架屋、见者有份,填饱的是自己的钱袋,满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期盼。
然而,这些看似两情相悦的派对中,谁将是最终的买单者?
鸡多了不一定都下蛋,或者干脆吃多了、只拉屎不下蛋,各级政府真金白银的盛情被一盆盆冷水激下,是否也会幡然醒悟:政府财政养活了这么多的书法家,真的能比多造几艘航空母舰更合算?
平心而论,各级政府文化建设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不得不承认,正是他们的慷慨解囊、缔造了一个“集天下不成之大成”(沃兴华语)的书法江湖,为各种或官方、或民间的“博傻”游戏之最终实现创造了外围的必需条件。
2009年以后,由于实体经济形势的不乐观,股市低迷、楼市调控,通胀形势下资金乱窜、寻求避险的需要,书画市场的爆炒行为已然沦为一场击鼓传花、财富掠夺的战争。前代大师作品不断升值的历史意象,催生了波诡云谲的当代作品市场,也成就了居于金字塔塔尖的当代书家们,在一个乏善可陈、水平日下的书法时代里享受着吴昌硕、齐白石生前都不敢梦想的天价,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
秘书长八千,副主席一万,主席两万、五万、八万,市场分辨率的低下、唯官职是从的畸形规则,迫使我们的书法精英们高度投身于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争斗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江湖利益、头把交椅,要得就是这个位置。群体内耗、短期行为的增加,既表明精英们对自己艺术成就的极不自信,也折射出他们对整个行业前景黯淡的预判。能捞则捞,能赚则赚,一旦身谢道衰,谁管洪水滔天?这已不是经济学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泡沫时代整个社会心理和群体行为的逻辑必然。符号化的权力游戏,资本杠杆的纵欲延伸,价值规律的天花板早已被捅破。过分透支的快感,疯狂过后的满地鸡毛,其代价莫过于给整个行业的未来安放了无数个定时炸弹:烂在手里的那些带字的宣纸真的能比干净的宣纸更值钱吗?那些清点“雅腐”成果的贪官们、那些投入金钱和心血的商人们,如果最后得到的只是上当受骗,谁还会愿意往书法这个行业里投钱?
与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情绪骚动相契合,官方举办的各种展览活动也在扮演着神话制造者的角色,给无数书法从业者、爱好者勾画出以书法成名发财的远景想象。于是,尽管“奥运会”已由四年一届改为每年一届、一年几届,并衍生出“青奥会”、“冬奥会”、“残奥会”等等花样、分支;尽管中国书协会员早已人满为患,甚至远远超出史书中所有存录书家的人数总和。但是,巨大供需的缺口依然牵引着众多的奔竞者不惜大把、大把的钞票投入其中,笔墨纸砚、参赛费、培训费、托关系、找门子、烧香磕头,处处都要钱,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投入,换来一张不一定能带来几万、数十万回报的会员证。没有人计算过其中严重扭曲的投入产出比;没有人会想到奥运冠军的机遇性差异使我们永远地记住了许海峰、记住了李宁,却未必能记住更多的后来者,更不用说他们的全部。冲啊,向着“国展”的目标冲。“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封侯?” 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在积极煽动并促成另一场书法“博傻”运动。二类本科的高考成绩因为学了书法可以进入“国”字头的美院,三类本科的成绩可以进入“211”的高校。学生感谢书法、家长感谢书法。文凭泛滥的时代使那些不具备书法潜质的学子们有幸挤进了大学的校门。只是刚当上大学生的兴奋劲还没有褪去,就发现自己原是误上了“贼船”:简化字的数理化都没学好,怎么去打理那些繁体字?再者,纵然学得“屠龙之术”也抵不过“拼爹”时代的“富二代”、“官二代”。工作没着落、功课没心思。糊糊糊,糊完一科再糊一科;混混混,混到文凭赶紧走人—这就是我们书法专业未来的从业者。
即便如此,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孩子的一纸文凭,家长不得不把口袋掏空:学杂费两万、住宿费三千、“特招”五万、“点招”三十万??高校们一边开动点钞机,一边成批量地印刷书法本科的文凭。厚德载物、博学慎思、创新图强、严谨求实??新生入学、大学校园里校训不绝于耳。校办、招生办、监察处、文明办??香车宝马、觥筹交错、今夕何夕、天上人间;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四海门生、冠盖如云、招财进宝、恭喜发财。
一届一届的新生,一届一届的毕业生,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谁是卖家?谁是买家?谁在坐庄这一场场输赢已判的博弈?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能给予每个专业的资源支持总是与它们的价值、功用等因素相对应、相关联。显然,有关当代书法的这些“金融衍生品”的过于膨胀,已远远地超出了书法这一现代社会的边缘之物所具有的价值总和。或者说,其实质是通货膨胀形势下整个社会利益群体对于书法过分载体化、利益化处理的结果。在这些由庄家张罗、控制的“博傻”游戏中,书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充当的符号诱骗功能能够带来巨大的金钱收益,能够使人们产生对于这种收益之可能性的幻觉与期待。因此,请不要惊叹:为什么一个没有成长性只有衰退性的行业,在今天,仅仅些许社会金融泡沫的冲击就变得如此风声鹤唳、江山变色?之后你将发现,这正是“博傻”游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最为精彩的一幕:泡沫已经做大,当尽量多的玩家们被看似很美的幻景诱惑入水后,庄家们会将所有的利益席卷而去。玩家们的幻觉与期待将不可能得到兑现,等待他们的只有和当代书法一起被剥光最后的裤头、赤裸裸地留在寸草不生的海滩上。
【上海万君超】
寻找碑拓的“DNA”
自清中期起,碑拓鉴藏家、金石家和碑帖商人等,将各个时期的碑拓中存在的某些具体差异,用最简单的归纳方法进行区分。许多官员学者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翁方纲、阮元、黄易、王澍、崇恩、何绍基、吴荣光、陈介祺等。在这样的学术和鉴藏大环境中,使得碑拓鉴藏和研究成为了文化精英阶层一种专门的学问和雅好。他们一般都挑选碑拓中,以某些变化较大的文字、石花、划擦痕等作为“参照点”或“考据点”,从而来对碑石或碑拓进行断代。对某件历经椎拓或翻摹的碑刻,具体指出它们的个体差异:比如某碑第几行第几字,宋代如何、明代如何、清代如何、乾嘉如何、嘉道如何、清末民初如何等等,从而排比出鉴定碑拓的“标准要点”。许多“标准要点”后来都约定成俗,为此道中人共同认何和提供参考。
近人方若(字药雨,1869—1954)在清末出版了《校碑随笔》,此书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碑拓鉴定的开山之作。此书在手,几乎可以成为半个碑拓鉴定的“内行”,故影响极为广远。但方著中的有些碑拓并非原物,而是珂罗版影印本,所以难免会产生误鉴。后来王壮弘先生(1931—2008)对《校碑随笔》进行了增补和订正,出版了《增补〈校碑随笔〉》(1981年初版、2008年再版)一书,在有些碑拓中还附录了清末以来的各种影印本书目。它是一部碑拓鉴藏的名著和工具书。另外,张彦生(1901—1982)的《善本碑帖录》(1984年)、马子云(1903—1986)、施安昌合著的《碑帖鉴定》(1993年)等书,均是碑帖鉴赏者的必读之书。但上述诸书有一个不足之处,它们的图片或是没有或是太少。
上海图书馆碑帖学者仲威先生,自2003年起,用了六年多时间撰写了《中国碑拓鉴别图典》一书。选取历代名碑三百三十余种,附录图片二千三百余幅(绝大多数为上图馆藏),是迄今为止最具实用价值的一部碑拓鉴别的工具书。由于是一部工具类图典,所以它的图片质量似不应苛评。图典所收碑拓始于先秦、西汉,终于唐末。何谓“名拓”?它又有何标准?仲先生在本书《自序》中解释道:“其一是极端强调拓片自身的文物价值,诸如:孤本、善本、宋拓、明拓、清初拓、出土后初拓、名家监拓本等等。这些拓本或因年代久远,或因传世数量稀少,抑或拓制质量高超,成为碑帖收藏领域的宠儿。其二是还要追加考虑拓本之外的附加值,如:这些拓本之后尾随的历代名家题跋,考释、题诗、题画、观款、藏印。此外,还应该涉及拓本的品相与装潢等等。”上海图书馆共藏有二十万件历代碑帖,其中善本名拓二千五百余件,堪称“碑帖博物馆”。
本图典的撰写体例是:(一)每件碑刻名拓的基本情况,包括碑石原尺寸、文字、年代、俗称、今藏处(或亡佚)、学术研究等信息。(二)各个时代的拓片情况,包括每件碑拓的第几行、第几字的文字残泐、石花;递藏、翻刻、伪刻、涂描等信息。(三)每件拓片各个时期最主要的“考据点”(文字泐损和石花等)的局部图片,并以黄绿色线条标示出来,一目了然,极具可操作性。有些复杂的拓本附印图片多达二三十余张,比如《九成宫》、《李靖碑》等。
碑拓鉴别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甄别历代各种拓片的残泐情况。巫鸿先生曾经说过:“碑帖鉴定的基本技法是甄别毁坏的痕迹,最主要成就是构造毁坏的序例。”(见巫著《时空中的美术》)但鉴别碑拓的必要前提是需接触大量的拓片原件,再进行一一比对和甄别,从而发现它们各自的差异。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同一件拓片,所以它的“考据点”(类似现代医学鉴定中的“DNA”)具有唯一性。只要见到真正的原碑刻或原拓本,则以后各类拓本的“破绽”就无处遁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碑拓鉴定的难度要小于书画。书画鉴定有它一定的“模糊性”,笔墨风格、时代特征等,由于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不同,就造成了各自在鉴定上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但碑帖鉴定的“风险性”要高于书画。它之所以“风险”高,就是因为古今任何一个碑帖鉴藏家,都不可能接触到或完全记住同一件碑拓所有帖本的“考据点”。有时看到的所谓宋拓本、原拓本或初拓本,还极有可能是后人伪赝或翻刻本。如稍一失误,则谬之千里,损失惨痛。在碑帖鉴藏史上,像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甚至许多大家、名家也为之“走眼”和“吃药”。所以说“墨老虎吃人”,并非危言耸听和无中生有。我已写了一篇以《董美人墓志铭》为个案的文章(《〈董美人〉与上海的传奇因缘》),叙述了清末以来上海诸多碑帖鉴藏名家“走眼”的故事。将在以后发表,此不赘述。
但今人远要比古人、前人幸运得多。随着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今人已经能够鉴阅到绝大多数传世的各类碑帖“名拓”。那些高科技印刷(粗印滥制不含在内)的“下真迹一等”的新印本,为我们鉴别提供了最具可操作性的实物证据。而《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就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工具书,它不仅有碑拓鉴定方面的价值,也为书法学习者或新印碑帖收藏者在选择时提供了参考的“考据点”。此书在手,可大致鉴别各类碑帖拓本或新印本的真伪和优劣。本图典稍有些遗憾之处是,可能是版权等方面的原因,一些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的名碑拓,未能刊印在本图典中。
从宋迄今的碑帖鉴藏和研究,历来就是一门极为小众的学问和雅好。因为在碑帖以外,它还涉及到历史学、古文字学、避讳学、书法史料学、人物碑传学、碑刻史、法帖史等诸多学科。它有时看似简单,却实为精深广博,而且有些著名拓本的谱系极为繁杂。所以自古以来,有成就的碑帖鉴藏家和研究学者,最多也就一二百人左右,远远少于书画的鉴藏和研究,其真实缘由或在于此。
相对今天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碑帖鉴定和研究,已成为了一门“屠龙之技”。所以它的实用性已日渐式微。但如果是一名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则必须要了解古今碑帖的优劣和真伪等方面的知识。近人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曾经说过:“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识绳墨也。”而对今天的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来说,此言也同样适合—少写点所谓的“书法”,尽可能多花点精力和时间去鉴赏或研究碑帖,定能事半功倍,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