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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不断衰落和文化多元论的普遍流行，许多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借鉴世界各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从而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人们安身立命的内在依据。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人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前者表现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表现为社会竞争加剧并趋于残酷无情。于是，人们开始了追问和思考，并寻求解决的理念和方法。在反思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思想受到了关注。
“天人合一”的起源、发展与内涵
对于“天人合一”，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则盛赞它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
“天人合一”中的“天”既包括自然之天，也包括神灵之天，但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前者，即宇宙自然界；而“人”则包括人力、人道、人为、人欲，也泛指整个人类。
“天人合一”这个词虽然出现在宋代，其思想却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际。但当时的天人关系多具有宗教神学色彩，人们认为天帝支配着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们必须通过占卜和祭祀来通达天意，以求保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抹去了神学色彩，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道家和儒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从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现实层面上，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道是公正无私的，而人道则不是。在理想层面上，老子主张人们放弃一切违背天道的行为，“塞其兑，闭其户，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从而进入“彼我玄同”的天人合一境界。庄子则视“自然无为”的天道为人道的最高准则，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观点。这里的“人”是指违背天道的人为，“故”是指违背规律的私智技巧。庄子反对以人为对抗天道，旨在强调人们的行为必须顺应自然。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从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出发，提出了“人与天一”的命题。他把“天”看作是道德伦理的化身，并把宗法人伦上升为一种天然合理的东西，用“天意”来协调人类关系，从而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孟子则提出了“天人相通”。
他认为不仅是自然存在的本体，也是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本体。人作为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体现者，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都源于天道，本于天道，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荀子作为先秦哲学的总结者，对前人“天人合一”观中的抽象化和片面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肯定道家有见于自然之天，但批评他们“蔽于天而不知人”；他也不赞成孟子把人道直接归结于天道的做法，由此提出了“天人相交”，认为天道和人道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后来，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继承发展了荀子的学说，刘禹锡甚至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这是注意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区别与联系，揭示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合理地解释了辩证的“天人合一”观。
汉代的董仲舒总结前人关于天人的论述，提出上天和人之间存在感应，天能够通过自然现象示警于人或表示鼓励，人也能以行为改变天命，这就是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基于这种理论，儒家学者认为人与天的根本遵循是一致的，只要遵循天道修身治国，就能实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种以人心体会天心、力图从行为准则上将自身与天道合而为一的思想，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根本追求。
到了宋代，张载完整而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意在运用“诚”“明”的概念，肯定儒家的入世思想和关注现实世界的精神。后来，人们就用“天人合一”来概括天人之间的相通相合。
综合各家学说，“天人合一”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二者彼此相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学者则从“性天同一”出发，提出天人一体，反对人与自然的分割对立。像孟子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强调了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和修炼，可以达到人天相参的境界。宋代理学家张载更是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人与万物都得之于宇宙，与宇宙浑然一体。民众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应该以仁爱相待；宇宙万物都是我的亲密朋友，应该爱护、保护。儒家这种万物交融、并育不害的理念，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大智慧。
其次，重视生命，兼爱宇宙万物。中国古人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视为人类崇高的道德职责。孔子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把自然界纳入仁爱的范围。孟子更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明确主张把爱心从人扩展到一切事物。道家的庄子则认为天地万物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平等的。物各具其性，各得其所，我们不能把此物视为主，把彼物视为宾，更不可扼杀万物的本性，破坏万物的真性。
最后，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一方面强调人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天休命”“辅相天地之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合理利用规律。正如《周易·系辞》中所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天人合一”的起源、发展与内涵
对于“天人合一”，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则盛赞它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
“天人合一”中的“天”既包括自然之天，也包括神灵之天，但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前者，即宇宙自然界；而“人”则包括人力、人道、人为、人欲，也泛指整个人类。
“天人合一”这个词虽然出现在宋代，其思想却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际。但当时的天人关系多具有宗教神学色彩，人们认为天帝支配着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们必须通过占卜和祭祀来通达天意，以求保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抹去了神学色彩，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道家和儒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从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现实层面上，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道是公正无私的，而人道则不是。在理想层面上，老子主张人们放弃一切违背天道的行为，“塞其兑，闭其户，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从而进入“彼我玄同”的天人合一境界。庄子则视“自然无为”的天道为人道的最高准则，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观点。这里的“人”是指违背天道的人为，“故”是指违背规律的私智技巧。庄子反对以人为对抗天道，旨在强调人们的行为必须顺应自然。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从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出发，提出了“人与天一”的命题。他把“天”看作是道德伦理的化身，并把宗法人伦上升为一种天然合理的东西，用“天意”来协调人类关系，从而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孟子则提出了“天人相通”。
他认为不仅是自然存在的本体，也是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本体。人作为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体现者，其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都源于天道，本于天道，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荀子作为先秦哲学的总结者，对前人“天人合一”观中的抽象化和片面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肯定道家有见于自然之天，但批评他们“蔽于天而不知人”；他也不赞成孟子把人道直接归结于天道的做法，由此提出了“天人相交”，认为天道和人道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后来，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继承发展了荀子的学说，刘禹锡甚至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这是注意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区别与联系，揭示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合理地解释了辩证的“天人合一”观。
汉代的董仲舒总结前人关于天人的论述，提出上天和人之间存在感应，天能够通过自然现象示警于人或表示鼓励，人也能以行为改变天命，这就是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基于这种理论，儒家学者认为人与天的根本遵循是一致的，只要遵循天道修身治国，就能实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种以人心体会天心、力图从行为准则上将自身与天道合而为一的思想，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根本追求。
到了宋代，张载完整而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意在运用“诚”“明”的概念，肯定儒家的入世思想和关注现实世界的精神。后来，人们就用“天人合一”来概括天人之间的相通相合。
综合各家学说，“天人合一”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二者彼此相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老子说：“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学者则从“性天同一”出发，提出天人一体，反对人与自然的分割对立。像孟子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强调了人经过后天的努力和修炼，可以达到人天相参的境界。宋代理学家张载更是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人与万物都得之于宇宙，与宇宙浑然一体。民众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应该以仁爱相待；宇宙万物都是我的亲密朋友，应该爱护、保护。儒家这种万物交融、并育不害的理念，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大智慧。
其次，重视生命，兼爱宇宙万物。中国古人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视为人类崇高的道德职责。孔子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把自然界纳入仁爱的范围。孟子更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明确主张把爱心从人扩展到一切事物。道家的庄子则认为天地万物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平等的。物各具其性，各得其所，我们不能把此物视为主，把彼物视为宾，更不可扼杀万物的本性，破坏万物的真性。
最后，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一方面强调人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天休命”“辅相天地之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合理利用规律。正如《周易·系辞》中所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