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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改编的话本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本事源自汉代经学家刘向所着的《列士传》一书，载有羊左二人交友死义之事。羊左二人乃为春秋燕人，乃今所言古代八拜之交之一舍命之交，相传刘关三人张桃园结义敬奉的就是羊左二人。后《列士传》佚失，因此对于《羊角哀舍命全交》小说本事的考证，唯有通过历代对刘向《列士传》或收录、或辑佚或涉及羊左故事的书籍中汲取。对于《羊角哀舍命全交》的本事，谭正璧、孙楷第、饶道庆等前辈兹已辑佚了不少资料，也做了些许考证。但笔者在整理、阅读相关资料后，深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时代、事件等存有异议，因此有必要对小说的本事做些许考释。本文兹拟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对涉及羊左本事的材料进行考据;二是对小说中的年代错误进行勘正，三是对荆轲重新评判。
【关键词】：羊角哀;左伯桃;舍命全交;考释
一、《羊角哀舍命全交》本事流变
羊角哀舍命全交又可简称‘羊左死义’，据考应始于汉代刘向所著《列士传》（或曰《烈士传》），后此书或于宋代佚失，盖引自唐、宋两代典籍、文章之文句，或可窥得其原貌。今所见羊左故事于方志类，史传类，小说类，变文及戏曲等多种文学、艺术体裁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
自西汉刘向《列士传》一书成，止于魏晋南北朝之时，民间关于羊左之交的流传并不广泛，目前所知仅有三国时经学家王肃著有《丧服要记》：
“孔子问曰：‘宁设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宛荊，宛荆于山之下，道逢寒，死交哀（一做羊角哀），往迎其尸，悯神之寒，故作魂衣”。[1]
讲的是鲁君与孔子谈及左氏受冻而死，挚友角哀举义，不仅收殓左氏尸身，还为其增添冬衣，使得伯桃能够入土为安。据此可考羊左死义之事系为孔子辞世（公元前 479 年）前之事，故羊左二人应为春秋时期之人。部分史书、地方史志等亦存有羊左死义的零星材料，以《魏书》为例，“……廪丘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阴，晋属。有羊角哀左伯桃冢、管公明冢……”[2][2460]，仅仅谈及在廪丘有“羊角哀左伯桃冢”而已。缺乏羊左舍命之交的具体故[3]事情节以及情节的发展方向等。
羊左死义之事于隋唐五代时流传渐广，据《后汉书》载：
“烈士传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为死友，欲仕于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饥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谓角哀曰：‘俱死之后，骸骨莫收，内手扪心，知不如子。生恐无益而弃子之能，我乐在树中。’角哀听之，伯桃入树中而死。楚平王爱角哀之贤，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梦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正苦荆将军頉相近。今月十五日，当大战以决胜负。’角哀至期日，陈兵马诣其頉，作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4][1015]
又据《北堂书钞》载曰：
“左伯并粮，良士传云：羊角左伯桃相与为友，闻楚王贤，欲往仕焉。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伯桃，角哀入树内而死矣。”[5]
目前据考除上述两书中载有《列士传》引文之外，其他文学体裁如诗和志怪类作品亦有所涉及。至李唐科举初兴，行卷之风盛行，诗篇歌赋、志怪传奇蓬勃发展。羊左死义之事亦不例外，虽内容言简，文风却奇秀至甚，唐代文风蔚然。
羊左死义本事的流变之一，即谁主动选择“并粮”？又是谁主动选择殒命？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种是与《列士传》相类似的《搜神记》一书，持有主要观点是左伯桃死（下称“左死”）;另一种像《高士传》等持有截然不同的说法，认为是羊角哀死（下称“羊死”）。以宋为分水岭，“羊死”一说销声敛迹，众书皆言“左死”。总体而言，冯氏之前鲜有文风奇绝者，大都泛泛而论，如明代文人钱希言所著《戏瑕》者，步唐李冗《独异志》后尘，仅全文收录而已。据此可以大致推断出，像《良士传》等持有“羊死”观点的文章应该是羊左二人之事之变文或仅为误传而已，这种情况大约起始于唐代，并一度广为流传，因宋以后书籍记载均为“左死”，故五代应为羊角哀主动就死观点的下限。
两宋时期市民文学蓬勃发展，羊左死义之事开始市民文学的视野。《列士传》或全文或部分的散见于《太平寰宇记》、《景定建康志》等为代表的方志类书籍，和《太平御览》、《韵府群玉》、《类林杂说》、《锦绣万花谷》和《册府元龟》等类书之中，现可考证的诗词歌赋类的作品也多集中于两宋时期，且多数作品的内容旨在贬古刺今，与宋代文风不无关系。
流变的另一重要依据是根据南宋年间周应合所撰《景定建康志》载：
“……熈宁中，太子中允关杞知县事梦二人告之曰：余，羊左也，为魏伦所苦。出祭文百余篇示杞，既觉仅防记其一语云‘千花落兮奠酒空’，明日问之邑人，有魏伦者，以钱买羊左墓木，将伐焉，杞遽止之，乃表墓事……”[6][2021]
讲的是北宋熈宁年间，有魏伦者将伐羊左墓旁之树，于是羊左二人托梦于太子中允关杞，欲请关杞在阳间制止魏伦之胡作非为之事。胡宗愈曾在其长篇叙事诗中提及此事“……薄诉魏伦者，相侵意贪饕。诘朝究其详，伦乃邑之豪。墓木各合抱，移欲挥斧刀。……”[7]足见羊左之事在当时流十分广泛。
流变之三是《太平寰宇记》一书开始把“荆将军”于刺客荆轲视为同一人，与之前各版本均不相同，此说为宋以后历代文学作品所沿用。
进入明清白话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共诗9首，文3篇，白话小说2部，戏曲2部”[8]。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地方戏曲等大众化文学或文艺表演方式的兴起，体现了明清通俗文学雅俗共赏的时代特色。冯氏在《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中将古代文人间真挚的友情，通过‘羊左死义’这样富有文学性的表达方式传递给世人。同时代的话本《羊角哀鬼战荆柯》一文相对于刘向《列士传》的寥寥数语而言，不仅仅是扩容，而且还进行了高层次的艺术加工，作为本事流变的一大要点，即将羊左二人对关杞的“托梦”环节改编为“显灵”，并且安排了羊左二人与“恶鬼荆轲”的三次激烈正邪交锋，更是使得故事情节意趣盎然，这样一来羊左二人的“相殉”在情理上就显得更加合理，而且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冯梦龙正是得益于此，在原有的高度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使得《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读起来发人深省。 二、《羊角哀舍命全交》小说文本分析
冯氏的《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与同时代的话本《羊角哀鬼战荆柯》一文有着一定的渊源，但也可能部分受到元明时期的民间杂剧《羊角哀鬼战荆柯》的影响。从汉代流行的人物杂传一直发展到明末的拟话本题材小说，羊左二人的故事情节不断地变化发展，其概况大致是由历史人物纪传逐步向虚构小说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
从唐代李贤、李善二人所标注和引用的《列士传》所载的羊左故事开始，虽有亡灵托梦等略带神鬼的描写，但‘羊左死义’的故事还谈不上虚诞怪妄。可能‘羊左死义’的故事具备了某些神鬼怪异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列士传》本身已具备虚构小说的一些特点。魏征在《隋书》中把《列士传》与刘义庆的《幽明录》、干宝的《搜神记》以及颜之推的《冤魂志》等书籍一并归类在史部杂传类中，刘氏、干氏及颜氏三人作品在体裁上划分正是我们现代的小说类著作。魏征曾在《隋书》中总结道：
“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格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
说的是类似《列士传》这类书籍之所以“不在正史”，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志尚，率尔而作”，但众多“相继而作者”则“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笔者认为魏征对《列士传》分类缘由及评价是中肯的，同时对于羊左死义由‘人物纪传’逐渐发展成为‘虚构小说’的过程也是十分恰当的。周邦彦曾作诗《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一篇，赞颂羊左二人“重义”之举，而责怪司马迁之《史记》中阙之不录羊左之事，嗔而怪曰：“子长何所疑，旧史刊不录。”笔者认为司马迁可能同样基于羊左死义之事，参杂鬼怪因素，系虚构之作的原由，遂不录之。
随着历代文人对‘羊左死义’之事的不断完善和废益，到了明代，冯梦龙《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在细节和情节上都有新的发展。首先是主人公的籍贯发生改变。由燕地“搬到了”西羌或是雍地。《清平山堂话本》中《羊角哀死战荆柯》言及羊角哀有自称吴人一说，与冯氏一说出入颇大。“接着羊左故事的发生地亦随主要人物的籍贯改变而改变。从西羌积石山（青海）到雍经岐阳、梁山（陕西）至楚国。”人物形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荆将军”与“刺秦荆轲”开始划等号，又楚平王变成楚元王，此外还增加了裴仲、高渐离等人。按，明田艺蘅《留青日札》（明万历重刻本）卷二《群书纪事不同》引《烈士传》也把“楚平王”写成了“楚元王”。
冯氏话本正话开头便道“春秋时”，又道“楚元王”，而后再把羊左与荆柯拉到一块，人物年代错乱甚矣，但这是不是能够真的说明作者把历史事實搞错了呢？非也！冯氏在批注《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的时候，曾在左荆二人阴间相斗一事注有眉批：“变幻。”并加有自己的看法：“《传》但云角哀至楚为上大夫，以卿礼葬伯桃，角哀自杀以殉，未闻自战荆柯之事。且角哀死在荆柯、高渐离之前。”，他认为刘向《烈士传》的创作动机是“盖愤荆轲误太子丹之事，而借角哀以愧之耳”，并肯定这种思想。对于这部奇作所具备的“变幻”特色，冯氏显然是以虚构的艺术手法来对待的。
冯氏的《羊角哀舍命全交》将羊左故事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扩容，情节上也变得愈加神异鬼怪。这应当说与古代汉语本身的时代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汉刘向的《列士传》是使用文言杂传体来描述羊左之事的，而且故事情节也相对比较单调。至唐代干宝的神话小说《搜神记》，羊左的故事情节有了新的发展，文章也由比较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写成。再到宋元时说话、戏剧的广泛流传，完全使用白话文讲述、表演的羊左故事在人物神态、心理的描写上更加细腻、丰富，并且情节构思上更加曲折、离奇。以话本、杂剧的为体裁的羊左故事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历程。另外冯梦龙在丰富故事情节上相比之前的各种版本更胜一筹，如增加了羊左与荆柯鬼魂大战等富有创造性的情节。此外，冯氏《羊角哀舍命全交》的主题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即在最初较为单纯的“信义”和“义烈”基础上，增加了“情”和“爱”的主题，因此可以把小说的主题看作是对兄弟“情义”的赞美，而且这是种“情”、“义”并重，并且二者合为一体的“情义”。
三、为“荆轲”正名
羊左死义故事中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反派人物，自西汉刘向版《列士传》起，止于北宋之前的多数版本将其称为“荆将军”，然而不知为何在宋元以后“荆将军”在概念上为“刺秦”之荆轲所替代，这个来由实在是耐人寻味。总体来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两点，可以为“荆轲”正名。
首先，通过考析王肃所着《王氏丧服要记》中鲁国国君与孔子谈及左氏受冻而死，挚友角哀为左氏举义之事，可以考证羊左之事发生在孔子辞世（公元前 479 年）之前，这二人和孔子应同为春秋之人，而刺客荆轲本为战国晚期卫人（今河南鹤壁淇县），故不存在羊左在亡故前后遭逢荆轲恶魂并与之大战三回合的可能性。
由此来说这个时间上的矛盾是究竟如何形成的呢？
究其缘由，应该与《列士传》中涉及的“荆将军”这一角色不知何时，又因何误成为“刺客”荆轲这一谬误有关。多数人在想到荆轲的时候，恐怕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易水歌》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名句对荆轲这位悲情英雄形象的描写。《列士传》一书中的涉及这位反面形象“荆将军”，据考只是某一名姓“荆”的将领，并且这位“荆将军”在羊左二人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与刺秦荆轲并无瓜葛。
那么“荆将军”究竟何许人？通过查阅《淮南子》、《吕氏春秋》、《水经注》等文献资料，确实发现上述文献均载有“荆轲”一名，此“荆轲”系春秋时楚国将军。北宋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最先将“荆将军”与“荆轲”这两个人物等同化，这一说法为后代文人所采纳。
其次，荆轲原本的正派形象又是如何走向反派角色的呢？
在羊左故事当中，这两位“荆”姓人物显然都是反派角色。并且“荆将军”与荆轲相比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显得更加微不足道，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不是被轻描淡写，就是仅仅作为引出故事走向高潮因子而已。有的作者甚至将其忽略，阙之不录。但随着二“荆”成为同一概念即刺客荆轲，荆轲的反派角色也愈加突出。到了明代拟话本小说《羊角哀死战荆轲》时，荆轲“悲情英雄”的形象也是轰然倒塌，与仗势欺人的恶霸并无二异。 刺客群体在封建王朝儒法社会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不被认可的群体，荆轲尚且作为刺客群体的代表人物，极具争议。对于特定历史的人物的评价历来就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荆轲亦不例外。
自西汉始，对于荆轲的赞与否就已经开始争斗。唐末藩镇与中央矛盾加剧，对于各地藩镇而言已无任何“正义与否”之说，藩镇与中央以及藩镇之间的政治刺杀活动屡见不鲜。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作为刺客的荆轲。而在“扬文抑武”作为治国大政方针的两宋，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政治行为颇受以苏洵、王安石、朱熹为代表的一批士人的诟病。蒙元推行“四等人制”，尤其是“南人”，作为广大的第四等级，生存环境异常艰难，所以荆轲才被奉为他们的思想支柱。进入明朝，社会政局趋于稳定，刺客荆轲命运突变，再次卷入被文人抨擊的浪潮。
形成“罪轲”之情由大致有三，首先，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刺客群体对于封建王朝统治下儒法社会体系是一种挑战;其次，刺秦后荆轲本人以及燕国的命运走向是残酷的，这就使得后世文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会将燕国的覆灭、太子丹的悲剧的命运尽数归归咎于他。如冯梦龙“愤荆轲误太子丹之事，而借角哀以愧之耳”，蒲松龄鄙薄荆轲“生不成名，死犹丧义”;再次，人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是其对“英雄”人物评价最重要的标准。乱世之中的世人需要精神上的拯救，人们对英雄的期待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赞颂英雄成为乱世的一种潮流，反过来说，盛世中的世人不再需要英雄，甚至主动要消灭英雄。“因此，无论是出于心理排斥还是出于反思，荆轲崇高的英雄人格被不断解构、弱化，甚至成为一个“反派”荆轲。”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士更青睐于同样是士阶层的“同类人物”，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偏见，使得荆轲与羊左走向了道义上的两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评判这三人，究竟谁功成名就、谁一事无成视乎并没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标准，所以需要为悲情英雄荆轲正名。
参考文献：
[1]王谟辑：《汉魏遗书钞·丧服要记》，嘉庆三年（1798年）刻本。
[2]魏收.魏书·地形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2460页.
[3]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申屠刚鲍永致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015页.
[4]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申屠刚鲍永致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015页.
[5]虞世南撰，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M].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本.第3页.
[6]马光祖修，周应合纂：《宋元方志丛刊·景定建康志·巻四十三》，清嘉庆六年（1801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第2021页。
[7]熊梦祥撰，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136页.
[8]王君逸.羊角哀、左伯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J].天中学刊，2014.29（6）.
【关键词】：羊角哀;左伯桃;舍命全交;考释
一、《羊角哀舍命全交》本事流变
羊角哀舍命全交又可简称‘羊左死义’，据考应始于汉代刘向所著《列士传》（或曰《烈士传》），后此书或于宋代佚失，盖引自唐、宋两代典籍、文章之文句，或可窥得其原貌。今所见羊左故事于方志类，史传类，小说类，变文及戏曲等多种文学、艺术体裁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
自西汉刘向《列士传》一书成，止于魏晋南北朝之时，民间关于羊左之交的流传并不广泛，目前所知仅有三国时经学家王肃著有《丧服要记》：
“孔子问曰：‘宁设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宛荊，宛荆于山之下，道逢寒，死交哀（一做羊角哀），往迎其尸，悯神之寒，故作魂衣”。[1]
讲的是鲁君与孔子谈及左氏受冻而死，挚友角哀举义，不仅收殓左氏尸身，还为其增添冬衣，使得伯桃能够入土为安。据此可考羊左死义之事系为孔子辞世（公元前 479 年）前之事，故羊左二人应为春秋时期之人。部分史书、地方史志等亦存有羊左死义的零星材料，以《魏书》为例，“……廪丘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阴，晋属。有羊角哀左伯桃冢、管公明冢……”[2][2460]，仅仅谈及在廪丘有“羊角哀左伯桃冢”而已。缺乏羊左舍命之交的具体故[3]事情节以及情节的发展方向等。
羊左死义之事于隋唐五代时流传渐广，据《后汉书》载：
“烈士传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为死友，欲仕于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饥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谓角哀曰：‘俱死之后，骸骨莫收，内手扪心，知不如子。生恐无益而弃子之能，我乐在树中。’角哀听之，伯桃入树中而死。楚平王爱角哀之贤，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梦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正苦荆将军頉相近。今月十五日，当大战以决胜负。’角哀至期日，陈兵马诣其頉，作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4][1015]
又据《北堂书钞》载曰：
“左伯并粮，良士传云：羊角左伯桃相与为友，闻楚王贤，欲往仕焉。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伯桃，角哀入树内而死矣。”[5]
目前据考除上述两书中载有《列士传》引文之外，其他文学体裁如诗和志怪类作品亦有所涉及。至李唐科举初兴，行卷之风盛行，诗篇歌赋、志怪传奇蓬勃发展。羊左死义之事亦不例外，虽内容言简，文风却奇秀至甚，唐代文风蔚然。
羊左死义本事的流变之一，即谁主动选择“并粮”？又是谁主动选择殒命？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种是与《列士传》相类似的《搜神记》一书，持有主要观点是左伯桃死（下称“左死”）;另一种像《高士传》等持有截然不同的说法，认为是羊角哀死（下称“羊死”）。以宋为分水岭，“羊死”一说销声敛迹，众书皆言“左死”。总体而言，冯氏之前鲜有文风奇绝者，大都泛泛而论，如明代文人钱希言所著《戏瑕》者，步唐李冗《独异志》后尘，仅全文收录而已。据此可以大致推断出，像《良士传》等持有“羊死”观点的文章应该是羊左二人之事之变文或仅为误传而已，这种情况大约起始于唐代，并一度广为流传，因宋以后书籍记载均为“左死”，故五代应为羊角哀主动就死观点的下限。
两宋时期市民文学蓬勃发展，羊左死义之事开始市民文学的视野。《列士传》或全文或部分的散见于《太平寰宇记》、《景定建康志》等为代表的方志类书籍，和《太平御览》、《韵府群玉》、《类林杂说》、《锦绣万花谷》和《册府元龟》等类书之中，现可考证的诗词歌赋类的作品也多集中于两宋时期，且多数作品的内容旨在贬古刺今，与宋代文风不无关系。
流变的另一重要依据是根据南宋年间周应合所撰《景定建康志》载：
“……熈宁中，太子中允关杞知县事梦二人告之曰：余，羊左也，为魏伦所苦。出祭文百余篇示杞，既觉仅防记其一语云‘千花落兮奠酒空’，明日问之邑人，有魏伦者，以钱买羊左墓木，将伐焉，杞遽止之，乃表墓事……”[6][2021]
讲的是北宋熈宁年间，有魏伦者将伐羊左墓旁之树，于是羊左二人托梦于太子中允关杞，欲请关杞在阳间制止魏伦之胡作非为之事。胡宗愈曾在其长篇叙事诗中提及此事“……薄诉魏伦者，相侵意贪饕。诘朝究其详，伦乃邑之豪。墓木各合抱，移欲挥斧刀。……”[7]足见羊左之事在当时流十分广泛。
流变之三是《太平寰宇记》一书开始把“荆将军”于刺客荆轲视为同一人，与之前各版本均不相同，此说为宋以后历代文学作品所沿用。
进入明清白话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共诗9首，文3篇，白话小说2部，戏曲2部”[8]。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地方戏曲等大众化文学或文艺表演方式的兴起，体现了明清通俗文学雅俗共赏的时代特色。冯氏在《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中将古代文人间真挚的友情，通过‘羊左死义’这样富有文学性的表达方式传递给世人。同时代的话本《羊角哀鬼战荆柯》一文相对于刘向《列士传》的寥寥数语而言，不仅仅是扩容，而且还进行了高层次的艺术加工，作为本事流变的一大要点，即将羊左二人对关杞的“托梦”环节改编为“显灵”，并且安排了羊左二人与“恶鬼荆轲”的三次激烈正邪交锋，更是使得故事情节意趣盎然，这样一来羊左二人的“相殉”在情理上就显得更加合理，而且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冯梦龙正是得益于此，在原有的高度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使得《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读起来发人深省。 二、《羊角哀舍命全交》小说文本分析
冯氏的《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与同时代的话本《羊角哀鬼战荆柯》一文有着一定的渊源，但也可能部分受到元明时期的民间杂剧《羊角哀鬼战荆柯》的影响。从汉代流行的人物杂传一直发展到明末的拟话本题材小说，羊左二人的故事情节不断地变化发展，其概况大致是由历史人物纪传逐步向虚构小说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
从唐代李贤、李善二人所标注和引用的《列士传》所载的羊左故事开始，虽有亡灵托梦等略带神鬼的描写，但‘羊左死义’的故事还谈不上虚诞怪妄。可能‘羊左死义’的故事具备了某些神鬼怪异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列士传》本身已具备虚构小说的一些特点。魏征在《隋书》中把《列士传》与刘义庆的《幽明录》、干宝的《搜神记》以及颜之推的《冤魂志》等书籍一并归类在史部杂传类中，刘氏、干氏及颜氏三人作品在体裁上划分正是我们现代的小说类著作。魏征曾在《隋书》中总结道：
“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格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
说的是类似《列士传》这类书籍之所以“不在正史”，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志尚，率尔而作”，但众多“相继而作者”则“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笔者认为魏征对《列士传》分类缘由及评价是中肯的，同时对于羊左死义由‘人物纪传’逐渐发展成为‘虚构小说’的过程也是十分恰当的。周邦彦曾作诗《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一篇，赞颂羊左二人“重义”之举，而责怪司马迁之《史记》中阙之不录羊左之事，嗔而怪曰：“子长何所疑，旧史刊不录。”笔者认为司马迁可能同样基于羊左死义之事，参杂鬼怪因素，系虚构之作的原由，遂不录之。
随着历代文人对‘羊左死义’之事的不断完善和废益，到了明代，冯梦龙《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在细节和情节上都有新的发展。首先是主人公的籍贯发生改变。由燕地“搬到了”西羌或是雍地。《清平山堂话本》中《羊角哀死战荆柯》言及羊角哀有自称吴人一说，与冯氏一说出入颇大。“接着羊左故事的发生地亦随主要人物的籍贯改变而改变。从西羌积石山（青海）到雍经岐阳、梁山（陕西）至楚国。”人物形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荆将军”与“刺秦荆轲”开始划等号，又楚平王变成楚元王，此外还增加了裴仲、高渐离等人。按，明田艺蘅《留青日札》（明万历重刻本）卷二《群书纪事不同》引《烈士传》也把“楚平王”写成了“楚元王”。
冯氏话本正话开头便道“春秋时”，又道“楚元王”，而后再把羊左与荆柯拉到一块，人物年代错乱甚矣，但这是不是能够真的说明作者把历史事實搞错了呢？非也！冯氏在批注《羊角哀舍命全交》一文的时候，曾在左荆二人阴间相斗一事注有眉批：“变幻。”并加有自己的看法：“《传》但云角哀至楚为上大夫，以卿礼葬伯桃，角哀自杀以殉，未闻自战荆柯之事。且角哀死在荆柯、高渐离之前。”，他认为刘向《烈士传》的创作动机是“盖愤荆轲误太子丹之事，而借角哀以愧之耳”，并肯定这种思想。对于这部奇作所具备的“变幻”特色，冯氏显然是以虚构的艺术手法来对待的。
冯氏的《羊角哀舍命全交》将羊左故事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扩容，情节上也变得愈加神异鬼怪。这应当说与古代汉语本身的时代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汉刘向的《列士传》是使用文言杂传体来描述羊左之事的，而且故事情节也相对比较单调。至唐代干宝的神话小说《搜神记》，羊左的故事情节有了新的发展，文章也由比较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写成。再到宋元时说话、戏剧的广泛流传，完全使用白话文讲述、表演的羊左故事在人物神态、心理的描写上更加细腻、丰富，并且情节构思上更加曲折、离奇。以话本、杂剧的为体裁的羊左故事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历程。另外冯梦龙在丰富故事情节上相比之前的各种版本更胜一筹，如增加了羊左与荆柯鬼魂大战等富有创造性的情节。此外，冯氏《羊角哀舍命全交》的主题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即在最初较为单纯的“信义”和“义烈”基础上，增加了“情”和“爱”的主题，因此可以把小说的主题看作是对兄弟“情义”的赞美，而且这是种“情”、“义”并重，并且二者合为一体的“情义”。
三、为“荆轲”正名
羊左死义故事中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反派人物，自西汉刘向版《列士传》起，止于北宋之前的多数版本将其称为“荆将军”，然而不知为何在宋元以后“荆将军”在概念上为“刺秦”之荆轲所替代，这个来由实在是耐人寻味。总体来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两点，可以为“荆轲”正名。
首先，通过考析王肃所着《王氏丧服要记》中鲁国国君与孔子谈及左氏受冻而死，挚友角哀为左氏举义之事，可以考证羊左之事发生在孔子辞世（公元前 479 年）之前，这二人和孔子应同为春秋之人，而刺客荆轲本为战国晚期卫人（今河南鹤壁淇县），故不存在羊左在亡故前后遭逢荆轲恶魂并与之大战三回合的可能性。
由此来说这个时间上的矛盾是究竟如何形成的呢？
究其缘由，应该与《列士传》中涉及的“荆将军”这一角色不知何时，又因何误成为“刺客”荆轲这一谬误有关。多数人在想到荆轲的时候，恐怕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易水歌》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名句对荆轲这位悲情英雄形象的描写。《列士传》一书中的涉及这位反面形象“荆将军”，据考只是某一名姓“荆”的将领，并且这位“荆将军”在羊左二人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与刺秦荆轲并无瓜葛。
那么“荆将军”究竟何许人？通过查阅《淮南子》、《吕氏春秋》、《水经注》等文献资料，确实发现上述文献均载有“荆轲”一名，此“荆轲”系春秋时楚国将军。北宋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最先将“荆将军”与“荆轲”这两个人物等同化，这一说法为后代文人所采纳。
其次，荆轲原本的正派形象又是如何走向反派角色的呢？
在羊左故事当中，这两位“荆”姓人物显然都是反派角色。并且“荆将军”与荆轲相比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显得更加微不足道，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不是被轻描淡写，就是仅仅作为引出故事走向高潮因子而已。有的作者甚至将其忽略，阙之不录。但随着二“荆”成为同一概念即刺客荆轲，荆轲的反派角色也愈加突出。到了明代拟话本小说《羊角哀死战荆轲》时，荆轲“悲情英雄”的形象也是轰然倒塌，与仗势欺人的恶霸并无二异。 刺客群体在封建王朝儒法社会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不被认可的群体，荆轲尚且作为刺客群体的代表人物，极具争议。对于特定历史的人物的评价历来就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荆轲亦不例外。
自西汉始，对于荆轲的赞与否就已经开始争斗。唐末藩镇与中央矛盾加剧，对于各地藩镇而言已无任何“正义与否”之说，藩镇与中央以及藩镇之间的政治刺杀活动屡见不鲜。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作为刺客的荆轲。而在“扬文抑武”作为治国大政方针的两宋，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政治行为颇受以苏洵、王安石、朱熹为代表的一批士人的诟病。蒙元推行“四等人制”，尤其是“南人”，作为广大的第四等级，生存环境异常艰难，所以荆轲才被奉为他们的思想支柱。进入明朝，社会政局趋于稳定，刺客荆轲命运突变，再次卷入被文人抨擊的浪潮。
形成“罪轲”之情由大致有三，首先，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刺客群体对于封建王朝统治下儒法社会体系是一种挑战;其次，刺秦后荆轲本人以及燕国的命运走向是残酷的，这就使得后世文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会将燕国的覆灭、太子丹的悲剧的命运尽数归归咎于他。如冯梦龙“愤荆轲误太子丹之事，而借角哀以愧之耳”，蒲松龄鄙薄荆轲“生不成名，死犹丧义”;再次，人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是其对“英雄”人物评价最重要的标准。乱世之中的世人需要精神上的拯救，人们对英雄的期待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赞颂英雄成为乱世的一种潮流，反过来说，盛世中的世人不再需要英雄，甚至主动要消灭英雄。“因此，无论是出于心理排斥还是出于反思，荆轲崇高的英雄人格被不断解构、弱化，甚至成为一个“反派”荆轲。”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士更青睐于同样是士阶层的“同类人物”，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偏见，使得荆轲与羊左走向了道义上的两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评判这三人，究竟谁功成名就、谁一事无成视乎并没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标准，所以需要为悲情英雄荆轲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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