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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整顿形成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邓小平进行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指示办的，有些领域的整顿，如文艺调整，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启动的。但是，整顿的深入，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
形势的逆转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获得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690亿斤，增长3.4％；钢2390万吨，增长13.2％；原煤4.82亿吨，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6％。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1亿元，比1974年增加32.5亿元，增长4.15％；财政支出820.9亿元，比1974年增加30.1亿元，增长3.8％；收支相抵，财政赤字5.3亿元，比上年减少2.4亿元。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总规模达392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539个，新增固定资产250亿元。国防科技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远洋运输业迅猛发展，远洋运输船队达到500万载重吨，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李天德《献国策》的主要内容有：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取消开卷考试制度，一律实行闭卷考试；凡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批评者，一律不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领袖的任期与功过等12个问题。他在《献国策》中说：“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是主席一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坏处”是：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的空前大破坏。由于林彪搞宗教迷信、集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奸滑。
这篇鞭辟入里、不掩锋芒的《献国策》，是一篇以生命为代价，批判“左”倾错误，声讨林彪和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战斗檄文。今天读来，仍然可以感到这位当年只有36岁、却有11年狱中经历的知识分子，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冒死上谏、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
1975年夏天，这些并无政治背景的大字报、万言书、《献国策》等的相继出现，反映出在全面整顿的影响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一定范围成为比较强烈的社会呼声。
就在这时，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上书。这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的内容都是反映迟群在清华大学的问题。
第一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他们在信中反映：近几年来，迟群在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他多次劝说和帮助，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这封信请求中央派人解决迟群的问题。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列举了迟群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五个方面的问题。10月13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人再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对迟群专横跋扈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说迟群最近的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了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还反映“谢静宜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
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没想到这件事很快成为党内矛盾的爆发点。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会传达毛泽东在10月下旬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于11月12日扩大到1700多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
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北大逐步推向全国，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悲剧性的结局
1975年的整顿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的。
从11月开始，没有几个月时间，邓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顿前列的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也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整顿精神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仅七机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厂、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就被改组了80％。
整顿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刘冰等人在不适当的时间写了一封信吗？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静宜，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这才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来，作为共产党员，通过正当的组织手续，向党中央主席反映本单位负责人的问题，是符合党章规定的正常做法的，更何况是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虽然，从转信者的立场看，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至少是同情、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提出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本人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不合社会常理，实际上偏袒了迟群等人。
其实，整顿之所以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并不在于有没有刘冰的信，或邓小平转没转刘冰的信，而在于毛泽东对整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一点，邓小平等人是在11月才明白过来的。
11月10日，邓小平和胡乔木有过一段对话。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小平回答：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联系到8月15日和9月底，胡乔木两次提醒邓小平：评论《水浒》是不是有所指？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架空毛主席。那时，邓小平并不以为然。而从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断语开始，他真正意识到了形势的复杂和问题的严重。
各种材料表明，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断语，不仅反映了他内心对整顿深入产生的不满，而且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背景，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整顿出现悲剧性结局的真正原因。
1975年，是整顿成效显著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内矛盾进一步深化、几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一年。斗争围绕着要不要安定团结、要不要落实党的政策、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而展开。斗争的焦点，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还是全面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所转变、有所前进。其中，涉及到的实质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这是从1967年2月老一辈革命家激烈抗争时，就尖锐提出的问题，也是到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时，又一次触及到的问题。
1975年前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交织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他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错误，抑制极左思潮，实现安定团结，保持经济正常发展。这一年，他不仅在抑制社会混乱、解放干部、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作过许多指示，还建议释放关押的战争罪犯和国民党省将级人员。根据这一指示，公安部和司法机关对341名国民党省将级以上人员和3300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全部履行释放和安置手续，还对在押的95名台湾武装特务和49名特务船船员宽大释放，给予公民权，并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就业。其中，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泽东在病重时回顾往事，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打垮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事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这后一方面，在他看来，是可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相并列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思想上绝对不容动摇的主导方面。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通过实现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体现他发动这场运动时“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但是，整顿越是深入，便越是接近甚至将超出毛泽东所能允许的“底线”。一旦他感到整顿将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时，就绝对不能容忍整顿进行下去了。
出现整顿的悲剧性结局，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社会原因。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讲话、行动都已很困难。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9月，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了他的联络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从此，毛泽东的意见由毛远新传达，政治局开会也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这种状况，不仅使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更加难于直接见到毛泽东，而且使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原本就不多的联系变得更加单一。从这时起，同江青等人关系密切的毛远新，对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作用。9月底开始，毛远新不断向毛泽东作的汇报，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文章谈到毛远新的这些汇报时，说这是“诽谤”、“诬陷”、“谗言”，不少书籍也援引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乎带有“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批判“四人帮”的痕迹。今天，我们再来看那些汇报的内容，并未感到是“诽谤”、“诬陷”等，倒是从中看到了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对立。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密切配合、加紧活动的阶段。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汇报。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一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表示：“担心中央，出现反复。”
10月中旬，当毛泽东把邓小平转呈的刘冰等人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当即为迟群辩护，理由是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没隔几天，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就在迟群指使下，于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状告周荣鑫“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还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也在10月，王洪文与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刘庆棠等人密谈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同月，王洪文还授意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炮制了一个将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四合并”的方案。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作了一次很有分量的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似乎不大提了。工业现在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是什么？文化革命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情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强调？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在汇报中抓住的这些特点，恰恰反映了全面整顿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迂回曲折的表现特点，真的是“点”到了要害，触到了毛泽东内心的敏感点。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他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现在回顾，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对整顿能否进行下去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是毛泽东静观、权衡、态度微妙的阶段。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何者能胜？最终取决于毛泽东的裁决。而毛泽东的裁决倒向哪一方，则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政治斗争的全局来看，整顿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在9月底至11月初已经孕育。刘冰等人写于10月13日的信，不过是一个引爆的导火线而已。
当然，最能说明整顿之所以出现悲剧性结局的，还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下旬到年底的几次谈话。11月2日，当毛远新向他汇报情况时，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认识相比较，此时，他把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进一步延伸、扩大了。他认为，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5年岁末最后一天，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到中国的变化时，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谈话。虽然，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认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存在已久，但在经历了1975年的整顿后，发展得似乎更加极端。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在共产党已经执政20多年的情况下，还把“斗”当作解决“八亿人口”基本问题的有效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民族精神，反映出共产党执政20多年后仍在延续的“革命党”的思维方式。
谈到整顿的悲剧性结局时，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邓小平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而是急于事功，结果导致了政治上的“大翻车”。从现有的材料看，邓小平在当年对形势的估计的确比较乐观，没有料到毛泽东的思想会出现反复，形势很快会发生逆转。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大翻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邓小平的急于事功？还是其他原因？从邓小平领导整顿的过程来看，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既然整顿已经从经济、军队、科技、文教等领域开展起来，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投入到整顿之中，要想放缓、刹车，恐怕不大容易，这不是个人“戒急用忍”所能完全控制住的。这一点与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样特点。
从总体上看，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翻车”的原因，既不在于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也不在于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根本的原因在于1975年的历史环境。1975年，持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和希望。邓小平进行整顿，是想改弦易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而这样的努力，根本无法在1975年的历史环境中进行下去。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影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存在……具有这些时代特征的历史环境，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整顿很难最终扭转局面，取得成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试图通过整顿，把党和国家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是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中断的。
当然，在这一悲剧性结局形成的过程中，在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失去信任时，他对邓小平这位得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一开始，他并不想立即批判邓小平，而是采取帮助的态度。11月2日，他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作个自我批评。他不想让跟邓小平冰炭不容的“四人帮”插手此事，不安排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叮嘱毛远新不要把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江青。他真心希望邓小平接受意见，作个自我批评，把目前的政治格局维持下去。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使他不愿意立刻打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格局，再进行一次重组了。
但是，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的“争论”却表明，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毛远新按照毛泽东指示作了“开门见山”的发言后，邓小平驳斥了毛远新对当前形势的描述。他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他对自己的主要工作作了简略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这是邓小平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整顿实际上开始于1975年1月。——作者注)，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从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他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邓小平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最终打破了毛泽东的希望，使他精心安排的政治格局已经难于实现。
怎样认识邓小平此时表现的强硬态度?有人将之归于“邓小平耿介的个性”。个性耿介，固然是邓小平的特点，但是，作为具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并非遇事缺乏灵活性，凡事拒绝妥协，或没有过妥协。关键要看，向谁妥协？在哪些问题上妥协？作为追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部下，邓小平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折服和敬重，是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理想和对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他们虽然对毛泽东的做法持有异议，但对毛泽东的敬重并未改变。基于这种几十年形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在1972年检查“错误”，甚至在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批评发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冰释前嫌，“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
不应忽视的还有，11月2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那一番充满自信的话——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话极简练，但邓小平在整顿中已经看到的国家发展的希望，以及对此具有的坚定信念，却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自“文化大革命”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后，几次纠“左”，几经反复，每一次反击“右倾回潮”、反对“复辟”的运动，都引起更加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除了改弦更张，再无路可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过“两落两起”经历的邓小平，已经洞悉“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前景。他在江西三年下放实践中的思考、他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措施，以及要“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打倒”的信念，此时已坚定而不可动摇。这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处于被动状态的邓小平，想紧跟又跟不上，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的状况相比较，与几年前对于许多问题有所认识，但认识还不深透，因而保证“永不翻案”的状况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此，整顿受挫后，邓小平的不让步，原因恐怕不止于个性。邓小平的不让步，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坚定地表示出拒绝承认“错误”，不向“四人帮”妥协，不与“四人帮”合作，不把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政治“平衡”保持下去的态度。
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在形势逆转后愈加充分地表现出来。11月10日，胡乔木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向邓小平提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11月15日，邓小平在王洪文回京后，给毛泽东写信说：“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11月20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希望中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一次，邓小平还是没有顺从毛泽东的心愿。他接过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曾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茬，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976年，毛泽东讲过“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作者注）
一个月后，邓小平承认：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坦率承认的思想认识分歧，使他最终不得不与自己多年敬重、追随的领袖决裂了。这不是一般领袖与部下、多年战友的分手，而是在国家前途问题上两种政见的分道扬镳。
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位在党政军机关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文件在谈到刘冰等人的信后，又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976年2月，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但在同时也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的这一态度限制了江青等人把“批邓”升级的企图。1976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政治生涯又一次跌到低谷。这是他投身革命后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
形势的逆转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获得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690亿斤，增长3.4％；钢2390万吨，增长13.2％；原煤4.82亿吨，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6％。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1亿元，比1974年增加32.5亿元，增长4.15％；财政支出820.9亿元，比1974年增加30.1亿元，增长3.8％；收支相抵，财政赤字5.3亿元，比上年减少2.4亿元。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总规模达392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539个，新增固定资产250亿元。国防科技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远洋运输业迅猛发展，远洋运输船队达到500万载重吨，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李天德《献国策》的主要内容有：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取消开卷考试制度，一律实行闭卷考试；凡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批评者，一律不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领袖的任期与功过等12个问题。他在《献国策》中说：“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是主席一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坏处”是：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的空前大破坏。由于林彪搞宗教迷信、集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奸滑。
这篇鞭辟入里、不掩锋芒的《献国策》，是一篇以生命为代价，批判“左”倾错误，声讨林彪和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战斗檄文。今天读来，仍然可以感到这位当年只有36岁、却有11年狱中经历的知识分子，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冒死上谏、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
1975年夏天，这些并无政治背景的大字报、万言书、《献国策》等的相继出现，反映出在全面整顿的影响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一定范围成为比较强烈的社会呼声。
就在这时，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上书。这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的内容都是反映迟群在清华大学的问题。
第一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他们在信中反映：近几年来，迟群在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他多次劝说和帮助，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这封信请求中央派人解决迟群的问题。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列举了迟群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五个方面的问题。10月13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人再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对迟群专横跋扈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说迟群最近的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了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还反映“谢静宜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
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没想到这件事很快成为党内矛盾的爆发点。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会传达毛泽东在10月下旬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于11月12日扩大到1700多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
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北大逐步推向全国，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悲剧性的结局
1975年的整顿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的。
从11月开始，没有几个月时间，邓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顿前列的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也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整顿精神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仅七机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厂、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就被改组了80％。
整顿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刘冰等人在不适当的时间写了一封信吗？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静宜，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这才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来，作为共产党员，通过正当的组织手续，向党中央主席反映本单位负责人的问题，是符合党章规定的正常做法的，更何况是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虽然，从转信者的立场看，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至少是同情、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提出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本人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不合社会常理，实际上偏袒了迟群等人。
其实，整顿之所以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并不在于有没有刘冰的信，或邓小平转没转刘冰的信，而在于毛泽东对整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一点，邓小平等人是在11月才明白过来的。
11月10日，邓小平和胡乔木有过一段对话。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小平回答：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联系到8月15日和9月底，胡乔木两次提醒邓小平：评论《水浒》是不是有所指？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架空毛主席。那时，邓小平并不以为然。而从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断语开始，他真正意识到了形势的复杂和问题的严重。
各种材料表明，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断语，不仅反映了他内心对整顿深入产生的不满，而且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背景，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整顿出现悲剧性结局的真正原因。
1975年，是整顿成效显著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内矛盾进一步深化、几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一年。斗争围绕着要不要安定团结、要不要落实党的政策、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而展开。斗争的焦点，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还是全面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所转变、有所前进。其中，涉及到的实质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这是从1967年2月老一辈革命家激烈抗争时，就尖锐提出的问题，也是到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时，又一次触及到的问题。
1975年前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交织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他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错误，抑制极左思潮，实现安定团结，保持经济正常发展。这一年，他不仅在抑制社会混乱、解放干部、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作过许多指示，还建议释放关押的战争罪犯和国民党省将级人员。根据这一指示，公安部和司法机关对341名国民党省将级以上人员和3300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全部履行释放和安置手续，还对在押的95名台湾武装特务和49名特务船船员宽大释放，给予公民权，并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就业。其中，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泽东在病重时回顾往事，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打垮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事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这后一方面，在他看来，是可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相并列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思想上绝对不容动摇的主导方面。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通过实现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体现他发动这场运动时“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但是，整顿越是深入，便越是接近甚至将超出毛泽东所能允许的“底线”。一旦他感到整顿将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时，就绝对不能容忍整顿进行下去了。
出现整顿的悲剧性结局，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社会原因。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讲话、行动都已很困难。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9月，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了他的联络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从此，毛泽东的意见由毛远新传达，政治局开会也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这种状况，不仅使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更加难于直接见到毛泽东，而且使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原本就不多的联系变得更加单一。从这时起，同江青等人关系密切的毛远新，对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作用。9月底开始，毛远新不断向毛泽东作的汇报，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文章谈到毛远新的这些汇报时，说这是“诽谤”、“诬陷”、“谗言”，不少书籍也援引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乎带有“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批判“四人帮”的痕迹。今天，我们再来看那些汇报的内容，并未感到是“诽谤”、“诬陷”等，倒是从中看到了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对立。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密切配合、加紧活动的阶段。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汇报。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一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表示：“担心中央，出现反复。”
10月中旬，当毛泽东把邓小平转呈的刘冰等人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当即为迟群辩护，理由是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没隔几天，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就在迟群指使下，于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状告周荣鑫“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还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也在10月，王洪文与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刘庆棠等人密谈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同月，王洪文还授意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炮制了一个将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四合并”的方案。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作了一次很有分量的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似乎不大提了。工业现在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是什么？文化革命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情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强调？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在汇报中抓住的这些特点，恰恰反映了全面整顿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迂回曲折的表现特点，真的是“点”到了要害，触到了毛泽东内心的敏感点。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他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现在回顾，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对整顿能否进行下去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是毛泽东静观、权衡、态度微妙的阶段。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何者能胜？最终取决于毛泽东的裁决。而毛泽东的裁决倒向哪一方，则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政治斗争的全局来看，整顿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在9月底至11月初已经孕育。刘冰等人写于10月13日的信，不过是一个引爆的导火线而已。
当然，最能说明整顿之所以出现悲剧性结局的，还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下旬到年底的几次谈话。11月2日，当毛远新向他汇报情况时，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认识相比较，此时，他把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进一步延伸、扩大了。他认为，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5年岁末最后一天，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到中国的变化时，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谈话。虽然，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认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存在已久，但在经历了1975年的整顿后，发展得似乎更加极端。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在共产党已经执政20多年的情况下，还把“斗”当作解决“八亿人口”基本问题的有效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民族精神，反映出共产党执政20多年后仍在延续的“革命党”的思维方式。
谈到整顿的悲剧性结局时，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邓小平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而是急于事功，结果导致了政治上的“大翻车”。从现有的材料看，邓小平在当年对形势的估计的确比较乐观，没有料到毛泽东的思想会出现反复，形势很快会发生逆转。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大翻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邓小平的急于事功？还是其他原因？从邓小平领导整顿的过程来看，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既然整顿已经从经济、军队、科技、文教等领域开展起来，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投入到整顿之中，要想放缓、刹车，恐怕不大容易，这不是个人“戒急用忍”所能完全控制住的。这一点与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样特点。
从总体上看，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翻车”的原因，既不在于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也不在于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根本的原因在于1975年的历史环境。1975年，持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和希望。邓小平进行整顿，是想改弦易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而这样的努力，根本无法在1975年的历史环境中进行下去。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影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存在……具有这些时代特征的历史环境，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整顿很难最终扭转局面，取得成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试图通过整顿，把党和国家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是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中断的。
当然，在这一悲剧性结局形成的过程中，在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失去信任时，他对邓小平这位得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一开始，他并不想立即批判邓小平，而是采取帮助的态度。11月2日，他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作个自我批评。他不想让跟邓小平冰炭不容的“四人帮”插手此事，不安排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叮嘱毛远新不要把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江青。他真心希望邓小平接受意见，作个自我批评，把目前的政治格局维持下去。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使他不愿意立刻打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格局，再进行一次重组了。
但是，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的“争论”却表明，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毛远新按照毛泽东指示作了“开门见山”的发言后，邓小平驳斥了毛远新对当前形势的描述。他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他对自己的主要工作作了简略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这是邓小平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整顿实际上开始于1975年1月。——作者注)，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从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他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邓小平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最终打破了毛泽东的希望，使他精心安排的政治格局已经难于实现。
怎样认识邓小平此时表现的强硬态度?有人将之归于“邓小平耿介的个性”。个性耿介，固然是邓小平的特点，但是，作为具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并非遇事缺乏灵活性，凡事拒绝妥协，或没有过妥协。关键要看，向谁妥协？在哪些问题上妥协？作为追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部下，邓小平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折服和敬重，是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理想和对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他们虽然对毛泽东的做法持有异议，但对毛泽东的敬重并未改变。基于这种几十年形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在1972年检查“错误”，甚至在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批评发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冰释前嫌，“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
不应忽视的还有，11月2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那一番充满自信的话——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话极简练，但邓小平在整顿中已经看到的国家发展的希望，以及对此具有的坚定信念，却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自“文化大革命”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后，几次纠“左”，几经反复，每一次反击“右倾回潮”、反对“复辟”的运动，都引起更加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除了改弦更张，再无路可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过“两落两起”经历的邓小平，已经洞悉“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前景。他在江西三年下放实践中的思考、他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措施，以及要“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打倒”的信念，此时已坚定而不可动摇。这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处于被动状态的邓小平，想紧跟又跟不上，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的状况相比较，与几年前对于许多问题有所认识，但认识还不深透，因而保证“永不翻案”的状况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此，整顿受挫后，邓小平的不让步，原因恐怕不止于个性。邓小平的不让步，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坚定地表示出拒绝承认“错误”，不向“四人帮”妥协，不与“四人帮”合作，不把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政治“平衡”保持下去的态度。
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在形势逆转后愈加充分地表现出来。11月10日，胡乔木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向邓小平提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11月15日，邓小平在王洪文回京后，给毛泽东写信说：“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11月20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希望中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一次，邓小平还是没有顺从毛泽东的心愿。他接过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曾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茬，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976年，毛泽东讲过“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作者注）
一个月后，邓小平承认：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坦率承认的思想认识分歧，使他最终不得不与自己多年敬重、追随的领袖决裂了。这不是一般领袖与部下、多年战友的分手，而是在国家前途问题上两种政见的分道扬镳。
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位在党政军机关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文件在谈到刘冰等人的信后，又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976年2月，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但在同时也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的这一态度限制了江青等人把“批邓”升级的企图。1976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政治生涯又一次跌到低谷。这是他投身革命后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