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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用工荒；刘易斯拐点效应；劳动参与率；劳动力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41.21；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3000807
一、引言
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要素，是企业创造财富最主要的源泉。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各省区竞相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以谋求现代产业布局快速扩展，同质化竞争致使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用工荒”“招工难”现象亦陆续蔓延到重庆等中、西部地区，且愈演愈烈。调研发现，当下重庆农村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空心化”现象十分突出，已很难寻觅大量可转移的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用工荒”俨然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很多学者据此推断，现代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1989）在重庆等欠发达地区或已出现有学者认为当前劳动力相对短缺应归因于伊斯特林人口波谷，而不是“刘易斯拐点”（翟振威 等，2011）。 ，它既促使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盛来运 等，2006），也将引起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蔡昉，2005），即从劳动力“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其“双面效应”效应一是：劳动力供给从之前的“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带动用工成本迅速提升，进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形成负面影响；效应二是：普通劳动用工成本提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也将显现（王晖余 等，2013）。至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突出表象“用工荒”的成因，有学者认为其不是因为劳动力总量的绝对短缺，只是劳动力就业结构、产业布局等引起的结构性短缺的反映（刘尔铎，2006；钱文荣 等，2009），也有学者认为是劳动者对待遇低、用工环境差等“用脚投票”的结果（杨兴凯，2010）。
相关比较研究发现，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转嫁能力有限，其区域劳动供需平衡更多受制于“供给决定需求”模式，尤其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东部等发达地区；而且，其未来劳动力总体供给及变动往往与区域劳动人口的缓慢变化态势相一致，且呈刚性变化。但是，有关研究缺乏对中、西部具体省区的实证考察，而从区域劳动力供给的视角解读区域性“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效应”，更为全面、客观。因此，本文以重庆为例，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解读未来劳动供给的“相对短缺”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直观地揭示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内在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演化趋势，以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的“用工荒”形势以及“刘易斯拐点效应”。钱明亮: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二、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构成同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2013年是全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具有转折性的起点。以重庆为例，未来5—10年劳动力人口本文中人口指常住人口，劳动力人口是指16~64岁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人口。 总量呈快速缩减态势。无迁移人口预测表明：2013年重庆市劳动力人口为2 029.33万人，到2015年减为2 017.60万人，到2020年则减为1 940.68万人，2010—2020年累计减少68.26万人，缩减幅度为3.39%。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低生育率对劳动力人口变化的滞后影响，也是不可更改的。因此，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内在缩减趋势无疑是同期重庆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与之对应，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人口的构成老化加剧，其对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劳动参与率等的影响将更大。预测数据显示：2010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为39.58岁，2015年增加到 40.28岁，而2020年则增加到40.68岁。构成老化的最直观表象是50~64岁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为536.52万，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61%；2015年增加到575.87万，占比增加到281%；2020年增加到621.51万，占比达到315%；10年总量累计增加84.98万，占比累计增加5.4个百分点。相关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和经验表明：普通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学习能力或技能等原因，就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易过早地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并联动致使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而显著下降（如图1所示）。据此看来，未来5—10年劳动力构成老化的加剧，已成为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或抑制性因素。图1重庆不同性别、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布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为2 056.13万人，GDP为7 800亿元，人均生产值刚跨越4 000美元；2010年上海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为1 870.36万，GDP总量则已达16 872亿元，其人均生产值已超过10 000美元。到2020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仍可达到1 972.29万人； 因此，相对其经济规模而言，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依然十分丰富，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构成同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近枯竭，唯有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可形成新增长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各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将是城镇地区未来新增劳动力的主体，以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所需“普工”的主要来源。因此，“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认为是化解招工难的重要途径。
但是，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后简称“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总数为845.63万人，其中，处于劳动年龄内的人口572.31万人，超龄劳动人口（男60岁及以上，女55岁及以上）273.32万人。若以重庆市每个农村劳动力实际能耕种的面积为5亩和“十二五”规划耕地保有量为3325.05万亩计算，全市共需要农业劳动力66501万人；若根据“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法”计算，其所需农业劳动力为480.39~621.29万人；进一步结合重庆赶超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市情，可推算目前重庆需要农业劳动力的上限，即估计2010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还有68.31万人可供转移。如果再将外出不到半年的30.17万人以及在近2—3年的持续净流出考虑在内，可初步推定：当前及未来5—10年，重庆农村的可转移剩余劳动力已近枯竭转引自重庆统计局人口处的研究报告《重庆城乡劳动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未出版）。 。如果不是超龄劳动人口在进行农业劳动，重庆的农村中不但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回流部分已流出劳动力才能满足相应的农业劳动需求。
第一，未来劳动力资源存量依然庞大，尽管同期劳动力供给增长量有限，但还存在很大“挖潜”空间，其利用率也有很大提高空间。故不存在劳动力供给层面的“绝对短缺”问题，更多的是在需求层面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短缺”。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更加有助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利益。如果把“工资偏低”“工作条件不够好”“工作强度大”和“工作时间长，经常需要加班”都理解为“工资低”，那么，对没有招满工人的生产厂商而言，只有提高“工资待遇”才能招到工人。故“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正是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的表现，是普通劳动者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那些工作条件恶劣、劳动报酬和待遇低且不能随着新的供求关系而进行调整的地区和企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因此，局部地区或个别企业“招工难”是统一开放的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这具体反映在，我国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致使以往雇佣方的“用工偏好”或“掐尖用工”等不良习惯得到更正。如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招聘操作工，最初是挑选25岁以下年轻女工，现在招聘对象已延长到40岁或更高，且不分男女，只要其愿意来工作；再如劳动者求职不再需要缴费，而企业能主动提高福利待遇以吸引求职者和留住在岗工作者。
此外，重庆当前普工“严重缺工”的最大诱因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同质同构”型的扩张，爆发式扩张导致其对同质劳动力的过量需求，打破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直观上看，相比劳动力供给的缓慢变化，“暴涨式”用工需求是任何人口情境下的劳动力供给都不能满足的。因此，重庆现阶段的“用工荒”与当前及未来劳动力供给并无因果逻辑关系。
第二，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是最有效率的，供求失衡是市场调节过程中的常态，不必惊慌失措，不能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局部的“用工荒”。
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调研发现，重庆当前缺工最严重和“招工难”的企业主要是富士康、广达等6家信息产业重点企业和一些待遇差的私营企业。富士康等6家企业劳动用工求职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1、3、5、6月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数量分别为852人、1 240人、660人、533人，而在2、4、7、8、9月则出现“供给超过需求”，剩余数量分别为917人、1 347人、393人、1 355人、2 298人。可见，相对于这些企业庞大的总用工量（14万左右）而言，2013年总体用工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且是间歇性或季节性的。值得关注的是，其余时段，被这几家企业“剥离”的大量劳动力就业需求、就业困难往往被“掩饰”掉了。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因招工缺口而减产或停产，无不成功度过了所谓“招工难”阶段，并获得了更多招工补贴或补助，而且，每年用工需求仍在不断扩张。可见，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是相关企业追逐超额利润的必然结果，并非不可避免的。
第三，缺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都有很大提升空间，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对部分劳动力的替换，可从根本上化解劳动力需求骤增而形成的所谓“用工缺口”。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事实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Krugman，1994）；新技术、新制度将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Roach，2006；蔡昉，2007a，2007b）。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和传播的影响下，各类生产活动对劳动者体能的依赖程度逐步减低，基层技术岗位对技能的要求不断程式化、简单化。从绝大多数普通用工的生产效用出发，完全可实现劳动者无性别、年龄差别的用工，而且通过稍加培训之后，不同岗位工种之间大多也可实现替换上岗。因此，可以“挖潜”存量劳动力资源，提高其利用率。当前重庆劳动力人均产出率仍处在较低水平，面对“缺工”，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比如利用机器人等技术手段《富士康机器人上岗 生产线由30人减至5人》（http://www.21cbh.com/HTML/20121212/xMNDE5XzU4MTkxMA.html） ，减少普通劳动的用工需求，这样还可以大幅度提高人均产出和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尽管“用工荒”会快速提升用工成本，也会导致之前“丰富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但它或将成功“倒逼”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尤其是我们不要忘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以及社会就业骤增的匆忙应对教训。因此，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下，应理性看待和应对“用工荒”，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若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不当，将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Eeckhout et al，2007；郑秉文，2011）。而对于重庆来讲，所谓“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效应”，或许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最好契机（钱明亮，2013）。
六、结论和启示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负增长、构成老化”的趋势是确定性的，它决定了同期劳动力供给是刚性的；但重庆劳动力资源禀赋依然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时期，所谓“用工荒”与同期劳动力供给并无因果关系。目前，重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接近枯竭，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才可形成新的增长量。同时，近年来重庆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并仍有很大下降空间，致使有效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回引”渝籍劳动力或吸引外来劳动力，只是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有益补充，其净流入规模和缓解“用工荒”的效用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应理性看待重庆“用工荒”形势和“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在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供给“相对缺口”不大的情况下，在适度提高用工价格、完善用工制度等的刺激下，其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是容易应对的。各地公共服务管理经验表明，无论是从控制辖区人口总量，还是从提高常住居民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角度看，都不宜提倡持续、大量地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不应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化解普工的“用工荒”。另一方面，从长期看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负增长、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的降低，也需要引起重视，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压缩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并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
国际经验表明，从劳动力过剩向供给相对有限转变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优化劳动用工制度的最佳时机；“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用工荒”形势蔓延或只是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痛”，若能把“刘易斯拐点”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结合起来，实现“边增长，边分配”，将有助于劳动者分享更多“发展成果”。此外，尽管“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初期具有阵痛，但它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关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减少对普通劳动用工的依赖，才是持续降低劳动力“相对短缺”风险集聚的积极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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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2007a.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M］//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蔡昉.2007b.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竞争力［M］//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N］.经济参考报，20040909.
刘尔铎.2006.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与“民工荒”［J］.人口学刊（1）：36.
刘易斯.1989.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M］//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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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荣，谢长青.2009.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J］.人口研究（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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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余，等.2013.农村剩余劳动力近枯竭 刘易斯拐点“双面效应”显形 ［EB/OL］. （20131104）［20140103］. http://finance.eastday.com/m/20131104/u1a7752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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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1）：215.
EECKHOUT J，JOVANOVIC B. 2007.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NO.13686.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ROCAH S. 2006. China’s Rebalancing Imperatives :A Giant Step for Globalization［R］. Morgan Stanley Research，Morgan Stanley& Co. Incorporated.
Analysis of Labor Shortage and the Effect of
Lewis Turning Point Based on Labor Supply
—Taking Labor Resources Evolution Trends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QIAN Mingliang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Laborresources will keep in a new condition of high quantity, negative growth in incremental quantity and intensifying aging structure in the coming 5—10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upgrading and labor migration, however, the labor supply is sufficient by comparing with labor demand. China’s gradual mature labor market allocation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boost the basic 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of labor force, so the situation of labor shortag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Lewis turning point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t is only the “growth pai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expansion of the economy and homogeneity competition in all parts of China and there is no causality in current regional labor supply change. Facing the labor shortage of the workers with common skills, the problem should not be solved by simply introducing the workers with common skills from other places but should be solved by techn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restructure and upgrading and high stock labor resources exploitation rate (working participation rate), the coming of Lewis turning point is both the external motive to boost the re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great opportunity of common workers and the family with low income to raise their living level.
Key words:labor supply; labor demand; labor shortage; Lewis turning point effect; working participation rate; labor migration;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labor market resources allocation mechanism; industrial restructure and upgrading; technical progress
CLC number：F241.21；F061.3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4）03000807
（编辑：夏冬）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用工荒；刘易斯拐点效应；劳动参与率；劳动力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41.21；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3000807
一、引言
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要素，是企业创造财富最主要的源泉。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各省区竞相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以谋求现代产业布局快速扩展，同质化竞争致使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用工荒”“招工难”现象亦陆续蔓延到重庆等中、西部地区，且愈演愈烈。调研发现，当下重庆农村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空心化”现象十分突出，已很难寻觅大量可转移的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用工荒”俨然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很多学者据此推断，现代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1989）在重庆等欠发达地区或已出现有学者认为当前劳动力相对短缺应归因于伊斯特林人口波谷，而不是“刘易斯拐点”（翟振威 等，2011）。 ，它既促使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盛来运 等，2006），也将引起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蔡昉，2005），即从劳动力“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其“双面效应”效应一是：劳动力供给从之前的“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带动用工成本迅速提升，进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形成负面影响；效应二是：普通劳动用工成本提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也将显现（王晖余 等，2013）。至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突出表象“用工荒”的成因，有学者认为其不是因为劳动力总量的绝对短缺，只是劳动力就业结构、产业布局等引起的结构性短缺的反映（刘尔铎，2006；钱文荣 等，2009），也有学者认为是劳动者对待遇低、用工环境差等“用脚投票”的结果（杨兴凯，2010）。
相关比较研究发现，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转嫁能力有限，其区域劳动供需平衡更多受制于“供给决定需求”模式，尤其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东部等发达地区；而且，其未来劳动力总体供给及变动往往与区域劳动人口的缓慢变化态势相一致，且呈刚性变化。但是，有关研究缺乏对中、西部具体省区的实证考察，而从区域劳动力供给的视角解读区域性“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效应”，更为全面、客观。因此，本文以重庆为例，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解读未来劳动供给的“相对短缺”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直观地揭示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内在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演化趋势，以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的“用工荒”形势以及“刘易斯拐点效应”。钱明亮: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二、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构成同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2013年是全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具有转折性的起点。以重庆为例，未来5—10年劳动力人口本文中人口指常住人口，劳动力人口是指16~64岁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人口。 总量呈快速缩减态势。无迁移人口预测表明：2013年重庆市劳动力人口为2 029.33万人，到2015年减为2 017.60万人，到2020年则减为1 940.68万人，2010—2020年累计减少68.26万人，缩减幅度为3.39%。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低生育率对劳动力人口变化的滞后影响，也是不可更改的。因此，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内在缩减趋势无疑是同期重庆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与之对应，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人口的构成老化加剧，其对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劳动参与率等的影响将更大。预测数据显示：2010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为39.58岁，2015年增加到 40.28岁，而2020年则增加到40.68岁。构成老化的最直观表象是50~64岁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为536.52万，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61%；2015年增加到575.87万，占比增加到281%；2020年增加到621.51万，占比达到315%；10年总量累计增加84.98万，占比累计增加5.4个百分点。相关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和经验表明：普通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学习能力或技能等原因，就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易过早地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并联动致使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而显著下降（如图1所示）。据此看来，未来5—10年劳动力构成老化的加剧，已成为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或抑制性因素。图1重庆不同性别、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布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为2 056.13万人，GDP为7 800亿元，人均生产值刚跨越4 000美元；2010年上海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为1 870.36万，GDP总量则已达16 872亿元，其人均生产值已超过10 000美元。到2020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仍可达到1 972.29万人； 因此，相对其经济规模而言，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资源依然十分丰富，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构成同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近枯竭，唯有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可形成新增长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各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将是城镇地区未来新增劳动力的主体，以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所需“普工”的主要来源。因此，“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认为是化解招工难的重要途径。
但是，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后简称“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总数为845.63万人，其中，处于劳动年龄内的人口572.31万人，超龄劳动人口（男60岁及以上，女55岁及以上）273.32万人。若以重庆市每个农村劳动力实际能耕种的面积为5亩和“十二五”规划耕地保有量为3325.05万亩计算，全市共需要农业劳动力66501万人；若根据“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法”计算，其所需农业劳动力为480.39~621.29万人；进一步结合重庆赶超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市情，可推算目前重庆需要农业劳动力的上限，即估计2010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还有68.31万人可供转移。如果再将外出不到半年的30.17万人以及在近2—3年的持续净流出考虑在内，可初步推定：当前及未来5—10年，重庆农村的可转移剩余劳动力已近枯竭转引自重庆统计局人口处的研究报告《重庆城乡劳动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未出版）。 。如果不是超龄劳动人口在进行农业劳动，重庆的农村中不但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回流部分已流出劳动力才能满足相应的农业劳动需求。
第一，未来劳动力资源存量依然庞大，尽管同期劳动力供给增长量有限，但还存在很大“挖潜”空间，其利用率也有很大提高空间。故不存在劳动力供给层面的“绝对短缺”问题，更多的是在需求层面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短缺”。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更加有助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利益。如果把“工资偏低”“工作条件不够好”“工作强度大”和“工作时间长，经常需要加班”都理解为“工资低”，那么，对没有招满工人的生产厂商而言，只有提高“工资待遇”才能招到工人。故“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正是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的表现，是普通劳动者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那些工作条件恶劣、劳动报酬和待遇低且不能随着新的供求关系而进行调整的地区和企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因此，局部地区或个别企业“招工难”是统一开放的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这具体反映在，我国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致使以往雇佣方的“用工偏好”或“掐尖用工”等不良习惯得到更正。如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招聘操作工，最初是挑选25岁以下年轻女工，现在招聘对象已延长到40岁或更高，且不分男女，只要其愿意来工作；再如劳动者求职不再需要缴费，而企业能主动提高福利待遇以吸引求职者和留住在岗工作者。
此外，重庆当前普工“严重缺工”的最大诱因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同质同构”型的扩张，爆发式扩张导致其对同质劳动力的过量需求，打破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直观上看，相比劳动力供给的缓慢变化，“暴涨式”用工需求是任何人口情境下的劳动力供给都不能满足的。因此，重庆现阶段的“用工荒”与当前及未来劳动力供给并无因果逻辑关系。
第二，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是最有效率的，供求失衡是市场调节过程中的常态，不必惊慌失措，不能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局部的“用工荒”。
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调研发现，重庆当前缺工最严重和“招工难”的企业主要是富士康、广达等6家信息产业重点企业和一些待遇差的私营企业。富士康等6家企业劳动用工求职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1、3、5、6月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数量分别为852人、1 240人、660人、533人，而在2、4、7、8、9月则出现“供给超过需求”，剩余数量分别为917人、1 347人、393人、1 355人、2 298人。可见，相对于这些企业庞大的总用工量（14万左右）而言，2013年总体用工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且是间歇性或季节性的。值得关注的是，其余时段，被这几家企业“剥离”的大量劳动力就业需求、就业困难往往被“掩饰”掉了。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因招工缺口而减产或停产，无不成功度过了所谓“招工难”阶段，并获得了更多招工补贴或补助，而且，每年用工需求仍在不断扩张。可见，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是相关企业追逐超额利润的必然结果，并非不可避免的。
第三，缺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都有很大提升空间，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对部分劳动力的替换，可从根本上化解劳动力需求骤增而形成的所谓“用工缺口”。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事实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Krugman，1994）；新技术、新制度将改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Roach，2006；蔡昉，2007a，2007b）。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和传播的影响下，各类生产活动对劳动者体能的依赖程度逐步减低，基层技术岗位对技能的要求不断程式化、简单化。从绝大多数普通用工的生产效用出发，完全可实现劳动者无性别、年龄差别的用工，而且通过稍加培训之后，不同岗位工种之间大多也可实现替换上岗。因此，可以“挖潜”存量劳动力资源，提高其利用率。当前重庆劳动力人均产出率仍处在较低水平，面对“缺工”，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比如利用机器人等技术手段《富士康机器人上岗 生产线由30人减至5人》（http://www.21cbh.com/HTML/20121212/xMNDE5XzU4MTkxMA.html） ，减少普通劳动的用工需求，这样还可以大幅度提高人均产出和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尽管“用工荒”会快速提升用工成本，也会导致之前“丰富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但它或将成功“倒逼”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尤其是我们不要忘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以及社会就业骤增的匆忙应对教训。因此，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下，应理性看待和应对“用工荒”，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若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不当，将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Eeckhout et al，2007；郑秉文，2011）。而对于重庆来讲，所谓“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效应”，或许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最好契机（钱明亮，2013）。
六、结论和启示
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负增长、构成老化”的趋势是确定性的，它决定了同期劳动力供给是刚性的；但重庆劳动力资源禀赋依然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时期，所谓“用工荒”与同期劳动力供给并无因果关系。目前，重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接近枯竭，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才可形成新的增长量。同时，近年来重庆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并仍有很大下降空间，致使有效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回引”渝籍劳动力或吸引外来劳动力，只是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有益补充，其净流入规模和缓解“用工荒”的效用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应理性看待重庆“用工荒”形势和“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在未来5—10年重庆劳动力供给“相对缺口”不大的情况下，在适度提高用工价格、完善用工制度等的刺激下，其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是容易应对的。各地公共服务管理经验表明，无论是从控制辖区人口总量，还是从提高常住居民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角度看，都不宜提倡持续、大量地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不应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化解普工的“用工荒”。另一方面，从长期看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负增长、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的降低，也需要引起重视，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压缩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并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
国际经验表明，从劳动力过剩向供给相对有限转变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优化劳动用工制度的最佳时机；“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用工荒”形势蔓延或只是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痛”，若能把“刘易斯拐点”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结合起来，实现“边增长，边分配”，将有助于劳动者分享更多“发展成果”。此外，尽管“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初期具有阵痛，但它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只有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关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减少对普通劳动用工的依赖，才是持续降低劳动力“相对短缺”风险集聚的积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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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abor Shortage and the Effect of
Lewis Turning Point Based on Labor Supply
—Taking Labor Resources Evolution Trends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QIAN Mingliang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Laborresources will keep in a new condition of high quantity, negative growth in incremental quantity and intensifying aging structure in the coming 5—10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upgrading and labor migration, however, the labor supply is sufficient by comparing with labor demand. China’s gradual mature labor market allocation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boost the basic 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of labor force, so the situation of labor shortage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Lewis turning point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t is only the “growth pai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expansion of the economy and homogeneity competition in all parts of China and there is no causality in current regional labor supply change. Facing the labor shortage of the workers with common skills, the problem should not be solved by simply introducing the workers with common skills from other places but should be solved by techn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restructure and upgrading and high stock labor resources exploitation rate (working participation rate), the coming of Lewis turning point is both the external motive to boost the re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great opportunity of common workers and the family with low income to raise their living level.
Key words:labor supply; labor demand; labor shortage; Lewis turning point effect; working participation rate; labor migration; rural surplus labor migration; labor market resources allocation mechanism; industrial restructure and upgrading; technical progress
CLC number：F241.21；F061.3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4）03000807
（编辑：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