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是一个小镇，但每个人都知道，珠三角的小镇其实都相当的大，因为这里的每一寸泥土上都铺上了水泥，每一大块水泥上，不是铺上了沥青就是码上了建筑物。宽阔的大街、时尚的商业中心、遍地的厂房、生猛的招牌，这一切与一个大都市没任何差异。
惠兴电子厂就坐落在小镇中心偏南的地方，一幢五六层的楼房，全是玻璃墙幕，算是全厂的核心地带，其后是各种厂房往后延伸开去。每幢房子都四方规整，贴上了彩色的瓷砖，很符合现代化工厂的审美特征。
而我们文中的三位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跟着这个厂慢慢展开。当然，对于这些年轻的女孩用“命运”这个词太残酷，她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在一小段时间里，她们的喜怒哀乐，全由这座工厂引起，这是一定的。
阿萍眼中的世态炎凉
读者千万别怪罪我们老是用化名，因为不用化名的话，我估计这些主人公很快就会遭罪了。阿萍是个很水灵的女孩，可以说有点漂亮。说话总是带笑，心事似乎都能拿在言谈中化解。“2008年对我来说是个不好的年”，阿萍告诉记者。因为那场金融风暴，惠兴电子厂的订单大为缩水，工厂员工由原来鼎盛时期的3000人裁减到了现在的大约1000人。原来的两个饭堂已经用不上了，其中一个光荣“下岗”。而阿萍虽然没有被裁掉，但她由文员调到生产线上去做生产工了。
“生产工是不是比文员辛苦一些？”“不是辛苦一些，而是辛苦N倍，每天早上一去就猛地做事，到了10点钟就休息10分钟，有时候阿姨不记得打铃了就休息5分钟。每过一会儿，拉长（“拉”是英文里的“line”的音译，即“生产线”，所以拉长就是负责生长线运作的管理人员）就会喊，快点啊，加油啊，没油了吗？”
阿萍一直向往朝九晚五的生活，这样她就可以有空闲时间回到家（她的父亲和她租了一间房子，这就是她的家）。阿萍之所以坚持在惠兴做事，就是因为这里假日多，晚上不用加班。
但这里的福利不太好，“做久了发现工资升得很慢，一直是1150元。刚进厂的时候，说三个月试用期后，工资升到1200，但过了一年了，还没有涨工资。我觉得这不是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是它根本就不想涨工资。”
有一次全厂员工集体涨薪，涨20、45、50元的都有。但这点钱，对阿萍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吃一顿宵夜都不够。而在大沥，这里的电影院票价是20元，她们还从来没有进去过。
阿萍是江西人，很早就到佛山这边来了，她和她爸一起在佛山打工。阿萍到佛山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洗车，而且是被骗去的。
2007年，一个贸易公司说是要招聘一个办公室人员，阿萍就去了，老板说，你得实习一下，看我们是怎样做的，于是就派出洗车，说好洗一两天就可以了，洗车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7点。阿萍连续洗了3天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后来阿萍发现那个公司的办公室陆陆续续来了些人，一个收银的，一个售后服务，一个前台。第四天的中午阿萍就“逃”了。“办公室里已经满了，这肯定是骗局，现在企业骗人的手法多得很，你来这里免费做几天它也赚了，又不用付钱。”阿萍现在提起这事还很气愤，而这件事她几乎没有对别人提起。
从文员调到生产线，阿萍本来是准备反抗一番的，但已经快要过年了，而且工厂大批裁员，能够逃避“炒鱿鱼”已属幸运，阿萍忍住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主管答应了她，可以不加班。但后来的局势出乎阿萍的意料。
阿萍每周日都要去一个学校念大专课程，已经快要毕业考试了。2008年12月的一天，她去请假，拉长已经批准了，但主管突然跑到生产线上破口大骂拉长，“都出来工作了，还念什么书啊，要么就不要出来工作啦。”主管在整个车间骂，不仅是骂给拉长听，也是对全线员工的警告。
星期一回厂的时候，拉长告诉阿萍，她被骂得臭头，阿萍很愤怒，“我感到他们骗我，当她需要我的时候，就骗来，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就想赶我们走。”于是她告诉主管，不想做了，要辞职，但厂长出乎意料地没有批准她辞职报告。
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下来，阿萍每周日仍可以去上课，但其他的日子她必须加班了。有一天主管还阴阳怪气地对她说：“加班不是挺好吗？五块钱一个小时哦。”有一次阿萍在生产线上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被主管逮住，骂了个半死。
更加令阿萍感到失落的是，自从她调到生产线后，以前看见她打招呼、嘻嘻哈哈问好的人全都板起了脸，对她不理不睬。“大家都冷漠多了，不想看到我。”阿萍理解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
宅女小菊
无论谁，见到小菊都会想到“宅女”。一个清汤挂面头，一双眼睛总躲在刘海下面，甩动一下头发才能打量世界。尖尖的下巴，眼睛深陷，“你别看着我，我会害羞的”，她说话都怯生生的。
她换了几次工作终于换到了惠兴电子厂做文员。但没干多久她就失业了，起因是与主管吵了一架。小菊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这样的人在工厂那个小社会里最容易成为靶子，恰恰她的主管是个小心眼的人。那个主管很挑剔，做错事又不肯承认，还把责任推卸给她。明明自己错了，她也会赖给小菊。
尤其令小菊头疼的是，即使打错一个字，主管都要唠叨老半天。甚至过了很久，她又把小菊以前的错误翻出来，还特喜欢当着十几个员工的面批评小菊。“她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总喜欢在人多的时候指责别人。”小菊受不了这股鸟气，终于在一天爆发了。主管原来骂小菊的词，小菊都还给了她。
心情是舒畅了一下，但小菊知道后果，她递上了辞职信，主管很快批了，厂长也痛快地批准了（按照常规，一般是一个月才有结果），看来大家都不想留住她。
其实，小菊的事搁在很多人身上都不会当回事，至少不会导致辞职走人。但小菊不同，她似乎有点忧郁症。自初中时候，她成天可以不讲话，只与熟悉的人才交流几句，“我说话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不说话。不过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甚至在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以为她得了自闭症。
小菊是随着妈妈在佛山这边打工，妈妈就在菜场里卖菜，一天卖得不多，不算是真正的菜贩，她卖完了菜就赶快回家做饭等女儿回来吃。因为小菊的脾性，她不适应宿舍的集体环境，一直住在租来的“家”里。
自从失业后，她整天在家里上网，网费是和邻居分摊的，四户人家共用一个端口。“我是一边玩，一边找工作，混一天过一天”，小菊很勉强地说。其实小菊并不想呆在家里，她曾经在佛山黄岐找了个事做，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中饭是从家里带去的盒饭，可能是因为那时是冬天，带的饭过去就凉了，不新鲜。而且公交车很不准时，有时等半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辆，所以小菊到家的时候常常已经是晚上9点。小菊就越来越瘦（157厘米的她才75斤，注意，不是公斤），家人看着心疼，于是小菊又回到家里，想找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工作”。
小菊拼命地在各种人才网上浏览，但人才网更新的速度绝对没有小菊这么勤快，于是小菊只能聊天，但网上没几个熟人，她又不愿意和生人聊，于是只能看电影，累了就玩游戏，“实在不想上网了，就看电视，一天就过了。”小菊说起这句话的时候，长长地嘘了口气，似乎说出来是种解脱。
“我爱看动画片，不开心的时候就看动画片，像《IQ博士》，但现在不看了，新目标是《珠光宝气》。”小菊今年已经21岁了，还喜欢这种动画片确实令我大吃一惊。
其实小菊也并未完全在家随波逐流，她也在读工商管理大专课程，因为“现在找个文员起码都是大专。”她只好服从社会规则。
在家里呆了半年，妈妈开始觉得小菊的脾气变得暴躁了，常常为小事生气。有一天妈妈穿了小菊的拖鞋去晾衣服，小菊就大喊大叫，非得要妈妈改正错误。甚至由于闷得太久，小菊说话都不利落了，明明已经到了2009年元月，她在讲述自己2008年的经历时，总说“今年”。似乎新的一年还远没有把上一年的噩梦驱散。
我原来一直不理解小菊的家人宁愿让她在家失业，也不催她去工作，直到采访结束的时候，笔者听到一个故事：2008年下半年，就在佛山大沥，在一个工厂宿舍住的两个女生被人盯上了，进屋强奸后遭到杀害。门是锁着的，但男的用大钳子剪开了锁。
“这个社会经济越发达，却越来越乱了。”小菊幽幽地叹了口气。
流浪的郑红妹
终于有一个人无需用化名了，因为她远离了这个工厂，而且不知道现在是回到了老家，还是去流浪了，她叫郑红妹。
郑红妹是属于工厂里很晚招来的一批，金融危机爆发后她误打误撞进了惠兴电子厂，当员工。请注意“员工”两个字，她不是职员。在这个电子厂，员工就像是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一样，每天都必须上班，而职员是有休息的，一月有6天假。
惠兴电子厂做的全是外单，生产收音机和耳机线，原来有三个厂，现在据说连厂长都要裁掉一个。既然厂长都要下岗，更遑论员工了，10月底开始电子厂大批裁人，郑红妹很不幸地碰到了。
她当时因为家里有事，急匆匆地跑回家去了（当然请了假），而就在她还未返厂的时候就接到了电话，“不用来了”。小郑很惊讶，因为这份工作她才做了不到一个月，而且连工资卡都还没领到，如果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被赶走了，那这一个月岂不是白做了。
出于一丝侥幸，小郑还是回到了大沥，她姐也在这边打工。她想回大姐那里打听一下消息，但是姐姐的婆婆异常凶悍，看到小郑来了，就骂开了：“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还来什么呀，我家这么窄，你还好意思来霸占地方，白吃白喝！”
小郑哀求着姐姐的婆婆，说自己失业了，想打听情况，婆婆知道了更加生气，因为她知道郑红妹又有一段时间要蹭饭吃了，不由分说地就拿起扫帚赶走了小郑。
小郑只好到外面游荡，天渐渐黑了，她看到工厂里灯火通明，终于眼泪流了下来，这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牵挂，但小郑的被褥和行李还在厂里，她慢慢地踱到工厂大门外，几个凶神恶煞的保安根本就不认识这位新来不久的员工，他们怀疑她想偷东西，不让她去取行李。
小郑晚上到底睡在哪里，她的同事也不清楚，所以笔者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一位同事下班时，看见了郑红妹，她很哀怜地说：“我身上才10多块钱了，连买吃的钱都没了。”
再过了10多天，在外面浪荡的郑红妹终于不知所终，也不知她的行李拿到没有。
惠兴电子厂就坐落在小镇中心偏南的地方，一幢五六层的楼房，全是玻璃墙幕，算是全厂的核心地带，其后是各种厂房往后延伸开去。每幢房子都四方规整，贴上了彩色的瓷砖，很符合现代化工厂的审美特征。
而我们文中的三位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跟着这个厂慢慢展开。当然，对于这些年轻的女孩用“命运”这个词太残酷，她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在一小段时间里，她们的喜怒哀乐，全由这座工厂引起，这是一定的。
阿萍眼中的世态炎凉
读者千万别怪罪我们老是用化名，因为不用化名的话，我估计这些主人公很快就会遭罪了。阿萍是个很水灵的女孩，可以说有点漂亮。说话总是带笑，心事似乎都能拿在言谈中化解。“2008年对我来说是个不好的年”，阿萍告诉记者。因为那场金融风暴，惠兴电子厂的订单大为缩水，工厂员工由原来鼎盛时期的3000人裁减到了现在的大约1000人。原来的两个饭堂已经用不上了，其中一个光荣“下岗”。而阿萍虽然没有被裁掉，但她由文员调到生产线上去做生产工了。
“生产工是不是比文员辛苦一些？”“不是辛苦一些，而是辛苦N倍，每天早上一去就猛地做事，到了10点钟就休息10分钟，有时候阿姨不记得打铃了就休息5分钟。每过一会儿，拉长（“拉”是英文里的“line”的音译，即“生产线”，所以拉长就是负责生长线运作的管理人员）就会喊，快点啊，加油啊，没油了吗？”
阿萍一直向往朝九晚五的生活，这样她就可以有空闲时间回到家（她的父亲和她租了一间房子，这就是她的家）。阿萍之所以坚持在惠兴做事，就是因为这里假日多，晚上不用加班。
但这里的福利不太好，“做久了发现工资升得很慢，一直是1150元。刚进厂的时候，说三个月试用期后，工资升到1200，但过了一年了，还没有涨工资。我觉得这不是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是它根本就不想涨工资。”
有一次全厂员工集体涨薪，涨20、45、50元的都有。但这点钱，对阿萍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吃一顿宵夜都不够。而在大沥，这里的电影院票价是20元，她们还从来没有进去过。
阿萍是江西人，很早就到佛山这边来了，她和她爸一起在佛山打工。阿萍到佛山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洗车，而且是被骗去的。
2007年，一个贸易公司说是要招聘一个办公室人员，阿萍就去了，老板说，你得实习一下，看我们是怎样做的，于是就派出洗车，说好洗一两天就可以了，洗车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7点。阿萍连续洗了3天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后来阿萍发现那个公司的办公室陆陆续续来了些人，一个收银的，一个售后服务，一个前台。第四天的中午阿萍就“逃”了。“办公室里已经满了，这肯定是骗局，现在企业骗人的手法多得很，你来这里免费做几天它也赚了，又不用付钱。”阿萍现在提起这事还很气愤，而这件事她几乎没有对别人提起。
从文员调到生产线，阿萍本来是准备反抗一番的，但已经快要过年了，而且工厂大批裁员，能够逃避“炒鱿鱼”已属幸运，阿萍忍住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主管答应了她，可以不加班。但后来的局势出乎阿萍的意料。
阿萍每周日都要去一个学校念大专课程，已经快要毕业考试了。2008年12月的一天，她去请假，拉长已经批准了，但主管突然跑到生产线上破口大骂拉长，“都出来工作了，还念什么书啊，要么就不要出来工作啦。”主管在整个车间骂，不仅是骂给拉长听，也是对全线员工的警告。
星期一回厂的时候，拉长告诉阿萍，她被骂得臭头，阿萍很愤怒，“我感到他们骗我，当她需要我的时候，就骗来，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就想赶我们走。”于是她告诉主管，不想做了，要辞职，但厂长出乎意料地没有批准她辞职报告。
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下来，阿萍每周日仍可以去上课，但其他的日子她必须加班了。有一天主管还阴阳怪气地对她说：“加班不是挺好吗？五块钱一个小时哦。”有一次阿萍在生产线上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被主管逮住，骂了个半死。
更加令阿萍感到失落的是，自从她调到生产线后，以前看见她打招呼、嘻嘻哈哈问好的人全都板起了脸，对她不理不睬。“大家都冷漠多了，不想看到我。”阿萍理解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
宅女小菊
无论谁，见到小菊都会想到“宅女”。一个清汤挂面头，一双眼睛总躲在刘海下面，甩动一下头发才能打量世界。尖尖的下巴，眼睛深陷，“你别看着我，我会害羞的”，她说话都怯生生的。
她换了几次工作终于换到了惠兴电子厂做文员。但没干多久她就失业了，起因是与主管吵了一架。小菊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这样的人在工厂那个小社会里最容易成为靶子，恰恰她的主管是个小心眼的人。那个主管很挑剔，做错事又不肯承认，还把责任推卸给她。明明自己错了，她也会赖给小菊。
尤其令小菊头疼的是，即使打错一个字，主管都要唠叨老半天。甚至过了很久，她又把小菊以前的错误翻出来，还特喜欢当着十几个员工的面批评小菊。“她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总喜欢在人多的时候指责别人。”小菊受不了这股鸟气，终于在一天爆发了。主管原来骂小菊的词，小菊都还给了她。
心情是舒畅了一下，但小菊知道后果，她递上了辞职信，主管很快批了，厂长也痛快地批准了（按照常规，一般是一个月才有结果），看来大家都不想留住她。
其实，小菊的事搁在很多人身上都不会当回事，至少不会导致辞职走人。但小菊不同，她似乎有点忧郁症。自初中时候，她成天可以不讲话，只与熟悉的人才交流几句，“我说话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不说话。不过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甚至在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以为她得了自闭症。
小菊是随着妈妈在佛山这边打工，妈妈就在菜场里卖菜，一天卖得不多，不算是真正的菜贩，她卖完了菜就赶快回家做饭等女儿回来吃。因为小菊的脾性，她不适应宿舍的集体环境，一直住在租来的“家”里。
自从失业后，她整天在家里上网，网费是和邻居分摊的，四户人家共用一个端口。“我是一边玩，一边找工作，混一天过一天”，小菊很勉强地说。其实小菊并不想呆在家里，她曾经在佛山黄岐找了个事做，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中饭是从家里带去的盒饭，可能是因为那时是冬天，带的饭过去就凉了，不新鲜。而且公交车很不准时，有时等半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辆，所以小菊到家的时候常常已经是晚上9点。小菊就越来越瘦（157厘米的她才75斤，注意，不是公斤），家人看着心疼，于是小菊又回到家里，想找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工作”。
小菊拼命地在各种人才网上浏览，但人才网更新的速度绝对没有小菊这么勤快，于是小菊只能聊天，但网上没几个熟人，她又不愿意和生人聊，于是只能看电影，累了就玩游戏，“实在不想上网了，就看电视，一天就过了。”小菊说起这句话的时候，长长地嘘了口气，似乎说出来是种解脱。
“我爱看动画片，不开心的时候就看动画片，像《IQ博士》，但现在不看了，新目标是《珠光宝气》。”小菊今年已经21岁了，还喜欢这种动画片确实令我大吃一惊。
其实小菊也并未完全在家随波逐流，她也在读工商管理大专课程，因为“现在找个文员起码都是大专。”她只好服从社会规则。
在家里呆了半年，妈妈开始觉得小菊的脾气变得暴躁了，常常为小事生气。有一天妈妈穿了小菊的拖鞋去晾衣服，小菊就大喊大叫，非得要妈妈改正错误。甚至由于闷得太久，小菊说话都不利落了，明明已经到了2009年元月，她在讲述自己2008年的经历时，总说“今年”。似乎新的一年还远没有把上一年的噩梦驱散。
我原来一直不理解小菊的家人宁愿让她在家失业，也不催她去工作，直到采访结束的时候，笔者听到一个故事：2008年下半年，就在佛山大沥，在一个工厂宿舍住的两个女生被人盯上了，进屋强奸后遭到杀害。门是锁着的，但男的用大钳子剪开了锁。
“这个社会经济越发达，却越来越乱了。”小菊幽幽地叹了口气。
流浪的郑红妹
终于有一个人无需用化名了，因为她远离了这个工厂，而且不知道现在是回到了老家，还是去流浪了，她叫郑红妹。
郑红妹是属于工厂里很晚招来的一批，金融危机爆发后她误打误撞进了惠兴电子厂，当员工。请注意“员工”两个字，她不是职员。在这个电子厂，员工就像是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一样，每天都必须上班，而职员是有休息的，一月有6天假。
惠兴电子厂做的全是外单，生产收音机和耳机线，原来有三个厂，现在据说连厂长都要裁掉一个。既然厂长都要下岗，更遑论员工了，10月底开始电子厂大批裁人，郑红妹很不幸地碰到了。
她当时因为家里有事，急匆匆地跑回家去了（当然请了假），而就在她还未返厂的时候就接到了电话，“不用来了”。小郑很惊讶，因为这份工作她才做了不到一个月，而且连工资卡都还没领到，如果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被赶走了，那这一个月岂不是白做了。
出于一丝侥幸，小郑还是回到了大沥，她姐也在这边打工。她想回大姐那里打听一下消息，但是姐姐的婆婆异常凶悍，看到小郑来了，就骂开了：“这个地方不是你的，还来什么呀，我家这么窄，你还好意思来霸占地方，白吃白喝！”
小郑哀求着姐姐的婆婆，说自己失业了，想打听情况，婆婆知道了更加生气，因为她知道郑红妹又有一段时间要蹭饭吃了，不由分说地就拿起扫帚赶走了小郑。
小郑只好到外面游荡，天渐渐黑了，她看到工厂里灯火通明，终于眼泪流了下来，这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牵挂，但小郑的被褥和行李还在厂里，她慢慢地踱到工厂大门外，几个凶神恶煞的保安根本就不认识这位新来不久的员工，他们怀疑她想偷东西，不让她去取行李。
小郑晚上到底睡在哪里，她的同事也不清楚，所以笔者也不知道。只是有一天，一位同事下班时，看见了郑红妹，她很哀怜地说：“我身上才10多块钱了，连买吃的钱都没了。”
再过了10多天，在外面浪荡的郑红妹终于不知所终，也不知她的行李拿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