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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强1973年开始踏上讲台，至今已有37个年头。周国强从湖南一所普通高级中学到广州市的一所国家级示范高中，再到黄埔区教育局教研室；从1994年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到1996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破格授予“中学特级教师”，再到2009年被评为广东省首批正高级中学教师；从1991年开始先后担任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校长，到2001年担任主管全区教研工作的教研室主任。37年来，他潜心教研教改，不断寻求为学者的变通之策，始终坚守为师者的良知与追求。正是在这变通与坚守之中，周国强对为师与治教作了一种个性十足的诠释。
快与慢——作文教学的领路人
1999年6月的一个下午，黄埔区的中学语文老师齐聚广州市第86中学电教室，听取周国强为高一（4）班学生上的两节快速作文公开课。
第一节课的上课铃一响，周国强就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们班的快速作文教学实验已进行了将近一年。大家想想，快速作文时的要求是什么？”
学生一起回答：“目不准斜视，头不准摆动，咬定青山不放松，心有灵犀一点通。”
周国强：“好！下面我们欢迎区教研室王老师给大家命题。”
学生鼓掌欢迎。王老师走上讲台板书命题：《我和快速作文》。学生快速进入思考状态，二三分钟后，欣然写作。
周国强在讲台上写写画画约3分钟，然后踱到学生中间巡视。到25分钟时，两学生交卷，周国强板书：首卷，刘璐华，25分钟，990字；二卷李超明，25分钟，900字。接着陆续有学生交卷，周国强相继板书：三卷，赵谦，30分钟，885字；四卷，林明，30分钟，825字；五卷，郑伟斌，32分钟，855字……末卷，方芃芃，39分钟，1189字。
在场听课的老师无不啧啧称奇：自己的学生大多怕写作文，一节课憋不出两三百字的大有人在，而周老师的这个班全部54位同学都在40分钟内完成了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有的甚至写了将近1200字，而最快的一位竟然只用了25分钟！不少老师称奇的同时也带着一丝疑惑：这样匆忙“赶”出来的作文会不会质量不高呢？
如果说刚才学生在堂上表现出来的神速写作是让在场的老师称奇的话，那紧接下来的一节对本次作文的讲评课令老师们感受到的就是佩服了：无论是首个交卷的刘璐华，还是最后一个完成的方芃芃，其习作均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和听课老师们的由衷赞叹，正如周老师评价的那样，两篇都是“文质兼美”的散文；而在两者之间完卷的其他同学，文章也是各有长处，可圈可点。而更让听课老师吃惊的是同学们在课堂上表现出的主人翁姿态：侃侃而谈，畅所欲言，并不像有的作文讲评课那样只是被动附和教师的预设。同学们积极参与评改，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如谈审题，有增添因素法、超越雷池法、顺乎天理法、应顺时间法等，精彩纷呈；谈构思，有欲褒先贬法、小径漫步法、片段组合法等，各具特色；评例文，有林明和李超明两位同学的激烈交锋……同学们掌握多种写作的方法，熟悉写作的一般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周国强的学生写作能达到这样的速度、水平，对作文的评价能如此的精准、到位，绝不是一味地求快，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1997年冬天，周国强从湖南调来广州市86中学。该校当时地处广州的城乡结合部，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文化积累均弱于广州中心城区的学生，学生对语文兴趣不高，尤其怕写作文，每到作文课就唉声叹气，愁眉不展。面对这一状况，周国强积极求变，把开展快速作文实验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广州市86中学的课堂。他的学生从怕写作文转变为爱写作文，经常跑到办公室问周老师：什么时候上作文课啊？对他们来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充满乐趣和激情的创造活动。三年实验，收获颇丰：实验班比对照班高考语文平均分高出20多分的标准分。接受过快速作文训练的班级，学生不仅考试的能力强，语文素养也得到有效提高。
为了及时总结快速作文实验的经验并有效推广，周国强先后在多种杂志丛书上发表《快速作文训练三部曲》《快速作文教学课例》《快速作文教学之我见》《在高考备考中怎样进行快速作文训练》《构建快速作文教学模式的思考与实践》等多篇文章，并在1999年底组织86中一批教师编写了《快速作文实用技法》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作为86中乃至全黄埔区推广快速作文的实验教材。
短短几年时间，从在一个班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到引领全区中学语文老师进行作文教学改革，周国强的求变之举取得巨大成功。对于他的快速作文实验，他人或许只见其“快”，而这“快”之后，则是周国强对写作规律的坚守——他的学生在高一一年就要阅读课外书籍30本，积累写作材料5万字，每分钟能写50字，每个学期课内外作文不少于30篇……只有扎扎实实打好写作的基本功，否则，怎么快都只是空中楼阁。
苦与甘——教改科研的探索者
不论是在广州市86中当副校长，还是在区教研室当主任，周国强始终是站在教改科研的第一线。在86中时，引领全校乃至全区进行作文教学改革；在教研室，作为领导，公务繁多，周国强还兼任了中学语文教研工作。2001年，他刚去教研室，便带领全区中小学语文教师开展“三化”（生活、个性、快速）作文教学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快速作文实验的传承又与创新，实验基本覆盖了黄埔区的中小学作文教学课堂。
在实验中，周国强力图从微观入手，注重生活空间的拓展、人格品质的提升、写作技巧的掌握，从而大而化之，宏观地从整体上建构一个在主体能动性上、在人格个性上、在内容上、在方法上多维互动的立体的作文教学体系。“三化”作文教学研究是黄埔区参与面最广，与课堂教学结合最为紧密的教研课题之一，在“十五”期间作文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同级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可想而知，周国强老师在其中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和辛劳，但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甘甜的果实：课题成果从2005——2007年间两次获得广东省教育厅和广州市教育局颁发的教学成果奖，而更为重要的是，周国强通过开展全区性的课题实验，精心指导学校开展校本教研，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使“三化”作文实验成为有效优化课堂教学，提高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平台。通过长达5年的研究与实验，大力推广“三化”作文教学改革经验，也使“三化”作文教学成为了黄埔区教学改革的品牌。
课程改革实验拉开序幕后，面对新课标，面对新教材，面对新的教学目标和评价体系，周国强作为语文教师，作为教学管理者，不但成为实施新课标的积极引领者，还在一轮的教学改革中充当教研先锋的角色。他边教学，边研究，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所以他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在课改的旋风中迷失自我。他理性看待课改，既不拘泥于传统，裹足不前，也不急于冒进盲从。他在教学实践中研究新旧教材，结合传统教学法，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尝试，在反思中研究。他勇于尝试，也勇于质疑。当他发现一些老师并不认真领悟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不吃透新教材的特点，没有重构新的教学体系，而是“新瓶装旧酒”，或是“换汤不换药”的时候，他就会断然提出批评。
一次，他应朋友之邀去观摩了一位著名特级教师的公开课，听后在一片称赞之声中他却发出了“不和谐”之音：新课程背景下的公开课就是这么上的吗？一节课40分钟上成了73分钟，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煽情”，且过度地吹捧学生的智慧；整个课堂似乎环环相扣，学生按照教师的既定方针“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师生其乐融融，笑声一片；但在知识与能力这一层面上，除了引导学生朗读几遍课文，纠正了几个错误读音外，似乎并没多大收获……之后他还以这课为例写下了他的思考之文《运用科学发展观剖析课改》《课改也要学会“拒绝”》，提出在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要确立“素质教育的目标”，要去掉那些没有价值的负担，加入一些更有价值的元素，真正做到“轻负担，高效益”。还提出上课要做到“三拒绝”：一是拒绝作秀；二是拒绝增加学生负担；三是拒绝“捧杀”。这三拒绝真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趋“课改风”的浮躁教学现象，在许多“名人”都沉浸在如此“课改”之中时他却来了这么当头一棒，可见他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正是源于他对实践的思考和探索！
有人说，周主任你如今是特级加正高了，不必如此夜以继日写文章搞研究了。他则莞尔一笑：不进则退，不学不行呀！他的视力一直是挺好的，他常开玩笑说，一直很羡慕眼镜先生，很儒雅很有风度，想尽快让自己近视戴上眼镜，但就是没有这个命。这两年我倒是看见他戴上眼镜了，不过那是老花镜，看到他戴着老花镜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的老夫子形象，心中充满感动。
作为一位教育管理者，周国强的研究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本学科、本专业，更扩展到整个基础教育领域：他在“十五”期间还担任国家级课题“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副组长。他与沈小革先生合作出版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充分反映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良知。
无论是在“教”，还是在“研”，周国强从来都是站在教改科研的第一线，为优化课堂，为有效教学，为教育公平，积极寻求变通，艰难险阻，甘苦自知。而在其内心，始终坚守、永远不变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严与宽——教研管理的指挥官
跟周国强共过事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位颇具仁者之风的领导，不论是作为校长还是作为主任，他对老师和教研员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关注老师们的专业成长，让老师们立足讲坛或开展教研能得到尊严，并感受快乐。
周国强是个快节奏的人。就是走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要紧赶慢赶才能跟得上。我想这与他的忙是有关系的。再忙，他应邀去学校作讲座也从来不迟到。今年七月他应邀去新丰一中讲学，学校执意要派司机接送，但周国强坚决推辞，结果他自己开车去，到了学校跟老师们一讲就是两个半小时，老师们都在下面飞快地做着笔记，周国强看了看闷热的天，说：“大家不必如此辛苦，鄙人讲完后将课件留下就是了。”老师们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在教研室的内部管理上，周国强倡导和谐教研。他遵循“制度管人、环境熏人、榜样励人、雅量待人”的以人为本的方针，注重完善制度，营造环境，树立榜样，并处处显示出他宽宏的气量。他认为，当领导的要肯吃亏，才能服众。这么多年来，每一次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在教研室都能没有什么争议地一次性获得通过，除了制定方案时的公正严明，还有就是主任肯吃亏，不计较。心底无私天地宽，记得有一次讨论年终奖分配方案，人事秘书一算，主任拿的竟然比副主任还少。当有人问起此事时，周国强哈哈一笑，说：“我们几位中层干部在商议这个方案时也没有算每个人到底能拿多少，但既然我同意了这样的分配方法，最后算出来比别人少那也是应该呀，没有人规定主任就一定要比副主任拿得多呀！”
周国强主持黄埔区教研室工作十年，黄埔区的教育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广州市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没有省市重点学校的情况下，黄埔区高考连续几年在广州市十二区市中名列前三，中考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教研管理上，周国强也在变通：制度变得更科学，心态变得更轻松，教研变得更高效。也在坚守：守住关爱，守住和谐，守住幸福人生！
责任编辑萧田
（投稿邮箱：xt6688107@sohu.com）
快与慢——作文教学的领路人
1999年6月的一个下午，黄埔区的中学语文老师齐聚广州市第86中学电教室，听取周国强为高一（4）班学生上的两节快速作文公开课。
第一节课的上课铃一响，周国强就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们班的快速作文教学实验已进行了将近一年。大家想想，快速作文时的要求是什么？”
学生一起回答：“目不准斜视，头不准摆动，咬定青山不放松，心有灵犀一点通。”
周国强：“好！下面我们欢迎区教研室王老师给大家命题。”
学生鼓掌欢迎。王老师走上讲台板书命题：《我和快速作文》。学生快速进入思考状态，二三分钟后，欣然写作。
周国强在讲台上写写画画约3分钟，然后踱到学生中间巡视。到25分钟时，两学生交卷，周国强板书：首卷，刘璐华，25分钟，990字；二卷李超明，25分钟，900字。接着陆续有学生交卷，周国强相继板书：三卷，赵谦，30分钟，885字；四卷，林明，30分钟，825字；五卷，郑伟斌，32分钟，855字……末卷，方芃芃，39分钟，1189字。
在场听课的老师无不啧啧称奇：自己的学生大多怕写作文，一节课憋不出两三百字的大有人在，而周老师的这个班全部54位同学都在40分钟内完成了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有的甚至写了将近1200字，而最快的一位竟然只用了25分钟！不少老师称奇的同时也带着一丝疑惑：这样匆忙“赶”出来的作文会不会质量不高呢？
如果说刚才学生在堂上表现出来的神速写作是让在场的老师称奇的话，那紧接下来的一节对本次作文的讲评课令老师们感受到的就是佩服了：无论是首个交卷的刘璐华，还是最后一个完成的方芃芃，其习作均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和听课老师们的由衷赞叹，正如周老师评价的那样，两篇都是“文质兼美”的散文；而在两者之间完卷的其他同学，文章也是各有长处，可圈可点。而更让听课老师吃惊的是同学们在课堂上表现出的主人翁姿态：侃侃而谈，畅所欲言，并不像有的作文讲评课那样只是被动附和教师的预设。同学们积极参与评改，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如谈审题，有增添因素法、超越雷池法、顺乎天理法、应顺时间法等，精彩纷呈；谈构思，有欲褒先贬法、小径漫步法、片段组合法等，各具特色；评例文，有林明和李超明两位同学的激烈交锋……同学们掌握多种写作的方法，熟悉写作的一般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周国强的学生写作能达到这样的速度、水平，对作文的评价能如此的精准、到位，绝不是一味地求快，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1997年冬天，周国强从湖南调来广州市86中学。该校当时地处广州的城乡结合部，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文化积累均弱于广州中心城区的学生，学生对语文兴趣不高，尤其怕写作文，每到作文课就唉声叹气，愁眉不展。面对这一状况，周国强积极求变，把开展快速作文实验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广州市86中学的课堂。他的学生从怕写作文转变为爱写作文，经常跑到办公室问周老师：什么时候上作文课啊？对他们来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充满乐趣和激情的创造活动。三年实验，收获颇丰：实验班比对照班高考语文平均分高出20多分的标准分。接受过快速作文训练的班级，学生不仅考试的能力强，语文素养也得到有效提高。
为了及时总结快速作文实验的经验并有效推广，周国强先后在多种杂志丛书上发表《快速作文训练三部曲》《快速作文教学课例》《快速作文教学之我见》《在高考备考中怎样进行快速作文训练》《构建快速作文教学模式的思考与实践》等多篇文章，并在1999年底组织86中一批教师编写了《快速作文实用技法》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作为86中乃至全黄埔区推广快速作文的实验教材。
短短几年时间，从在一个班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到引领全区中学语文老师进行作文教学改革，周国强的求变之举取得巨大成功。对于他的快速作文实验，他人或许只见其“快”，而这“快”之后，则是周国强对写作规律的坚守——他的学生在高一一年就要阅读课外书籍30本，积累写作材料5万字，每分钟能写50字，每个学期课内外作文不少于30篇……只有扎扎实实打好写作的基本功，否则，怎么快都只是空中楼阁。
苦与甘——教改科研的探索者
不论是在广州市86中当副校长，还是在区教研室当主任，周国强始终是站在教改科研的第一线。在86中时，引领全校乃至全区进行作文教学改革；在教研室，作为领导，公务繁多，周国强还兼任了中学语文教研工作。2001年，他刚去教研室，便带领全区中小学语文教师开展“三化”（生活、个性、快速）作文教学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快速作文实验的传承又与创新，实验基本覆盖了黄埔区的中小学作文教学课堂。
在实验中，周国强力图从微观入手，注重生活空间的拓展、人格品质的提升、写作技巧的掌握，从而大而化之，宏观地从整体上建构一个在主体能动性上、在人格个性上、在内容上、在方法上多维互动的立体的作文教学体系。“三化”作文教学研究是黄埔区参与面最广，与课堂教学结合最为紧密的教研课题之一，在“十五”期间作文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同级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可想而知，周国强老师在其中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和辛劳，但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甘甜的果实：课题成果从2005——2007年间两次获得广东省教育厅和广州市教育局颁发的教学成果奖，而更为重要的是，周国强通过开展全区性的课题实验，精心指导学校开展校本教研，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使“三化”作文实验成为有效优化课堂教学，提高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平台。通过长达5年的研究与实验，大力推广“三化”作文教学改革经验，也使“三化”作文教学成为了黄埔区教学改革的品牌。
课程改革实验拉开序幕后，面对新课标，面对新教材，面对新的教学目标和评价体系，周国强作为语文教师，作为教学管理者，不但成为实施新课标的积极引领者，还在一轮的教学改革中充当教研先锋的角色。他边教学，边研究，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所以他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在课改的旋风中迷失自我。他理性看待课改，既不拘泥于传统，裹足不前，也不急于冒进盲从。他在教学实践中研究新旧教材，结合传统教学法，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尝试，在反思中研究。他勇于尝试，也勇于质疑。当他发现一些老师并不认真领悟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不吃透新教材的特点，没有重构新的教学体系，而是“新瓶装旧酒”，或是“换汤不换药”的时候，他就会断然提出批评。
一次，他应朋友之邀去观摩了一位著名特级教师的公开课，听后在一片称赞之声中他却发出了“不和谐”之音：新课程背景下的公开课就是这么上的吗？一节课40分钟上成了73分钟，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煽情”，且过度地吹捧学生的智慧；整个课堂似乎环环相扣，学生按照教师的既定方针“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师生其乐融融，笑声一片；但在知识与能力这一层面上，除了引导学生朗读几遍课文，纠正了几个错误读音外，似乎并没多大收获……之后他还以这课为例写下了他的思考之文《运用科学发展观剖析课改》《课改也要学会“拒绝”》，提出在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要确立“素质教育的目标”，要去掉那些没有价值的负担，加入一些更有价值的元素，真正做到“轻负担，高效益”。还提出上课要做到“三拒绝”：一是拒绝作秀；二是拒绝增加学生负担；三是拒绝“捧杀”。这三拒绝真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趋“课改风”的浮躁教学现象，在许多“名人”都沉浸在如此“课改”之中时他却来了这么当头一棒，可见他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正是源于他对实践的思考和探索！
有人说，周主任你如今是特级加正高了，不必如此夜以继日写文章搞研究了。他则莞尔一笑：不进则退，不学不行呀！他的视力一直是挺好的，他常开玩笑说，一直很羡慕眼镜先生，很儒雅很有风度，想尽快让自己近视戴上眼镜，但就是没有这个命。这两年我倒是看见他戴上眼镜了，不过那是老花镜，看到他戴着老花镜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的老夫子形象，心中充满感动。
作为一位教育管理者，周国强的研究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本学科、本专业，更扩展到整个基础教育领域：他在“十五”期间还担任国家级课题“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副组长。他与沈小革先生合作出版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充分反映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良知。
无论是在“教”，还是在“研”，周国强从来都是站在教改科研的第一线，为优化课堂，为有效教学，为教育公平，积极寻求变通，艰难险阻，甘苦自知。而在其内心，始终坚守、永远不变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严与宽——教研管理的指挥官
跟周国强共过事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位颇具仁者之风的领导，不论是作为校长还是作为主任，他对老师和教研员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关注老师们的专业成长，让老师们立足讲坛或开展教研能得到尊严，并感受快乐。
周国强是个快节奏的人。就是走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要紧赶慢赶才能跟得上。我想这与他的忙是有关系的。再忙，他应邀去学校作讲座也从来不迟到。今年七月他应邀去新丰一中讲学，学校执意要派司机接送，但周国强坚决推辞，结果他自己开车去，到了学校跟老师们一讲就是两个半小时，老师们都在下面飞快地做着笔记，周国强看了看闷热的天，说：“大家不必如此辛苦，鄙人讲完后将课件留下就是了。”老师们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在教研室的内部管理上，周国强倡导和谐教研。他遵循“制度管人、环境熏人、榜样励人、雅量待人”的以人为本的方针，注重完善制度，营造环境，树立榜样，并处处显示出他宽宏的气量。他认为，当领导的要肯吃亏，才能服众。这么多年来，每一次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在教研室都能没有什么争议地一次性获得通过，除了制定方案时的公正严明，还有就是主任肯吃亏，不计较。心底无私天地宽，记得有一次讨论年终奖分配方案，人事秘书一算，主任拿的竟然比副主任还少。当有人问起此事时，周国强哈哈一笑，说：“我们几位中层干部在商议这个方案时也没有算每个人到底能拿多少，但既然我同意了这样的分配方法，最后算出来比别人少那也是应该呀，没有人规定主任就一定要比副主任拿得多呀！”
周国强主持黄埔区教研室工作十年，黄埔区的教育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广州市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没有省市重点学校的情况下，黄埔区高考连续几年在广州市十二区市中名列前三，中考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教研管理上，周国强也在变通：制度变得更科学，心态变得更轻松，教研变得更高效。也在坚守：守住关爱，守住和谐，守住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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