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乃为学府之称谓。国学者，国家之最高学府也，自先秦至明清，均为设置，国子监乃封建社会最后一所国学，其遗址至今仍保存京城之内。国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学术界流传了一阵，旋即沉寂。时隔近百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风云再起，大行其道，波及到社会生活多个层面，就连我这个早已退休的老头儿，也为之吸引，诱发出如下若干思考。
　　国学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兴起？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一群先知先觉的精英，睁开双眼看世界，开始从西方寻求救国之术，引进大量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化思想运动。面对这股西学东渐的潮流，那些热爱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夫子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热衷于弘扬国粹，整理国故，所谓国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来的。
　　究竟何人最先创造“国学”这个学术名词，现已无从查考。据说章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发起“国学保存会”，大概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先使用者。当时有学者将国学定义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的思想体系。据此，胡适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0种。而梁启超则提出一个国学入门的读书要目，计130余种，并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可见当时学者们的“国学”观念甚为杂乱，有人认为“国学”是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整理；有人认为“国学”要以新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有人认为“国学”就是对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研究；甚至还有人认为“国学”要为国民政府的现实政治服务。为此，各种不同的国学流派林立；建立研究会，创办国学院，出版发行国学刊物，形成了当时的国学研究热。
　　不论当时的各类国学流派是何种思想倾向，大家都是以严谨的学风潜心做学问，产生了一批像《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国学讲义》《国学问题五百》等研究国学心得的力作，有的一直流传至今，为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当时有一批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辜鸿铭、冯友兰、胡适、马一浮、陈垣、黄侃、钱穆等人，被人们奉为国学大师，在学术界和国人当中，颇受尊重和敬佩，他们的人品学问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
　　对国学的争议始终不休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从来就没有一个公认的规范的定义，学者们各有各自的表述。最早倡导国学的章太炎认为国学乃由国粹、国故、国性而来，为中国独有之学。另一位最早倡导国学的刘师培则认为国学为中国原有之学术。具有影响力的胡适提出，研究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为国学。而192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其简章中把国学定义为：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皆属之。后来者吴宓说，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张岱年更简单，他说国学就是中国学术。而这个“中国学术”包含哪些内容，各人理解很不一样，有的说是先秦诸子百家；有的说是经、史、子、集四部；有的人說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各朝各代的传统文化学术。更有人认为：凡中国之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及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星相、医学、建筑诸项均为国学之范围。
　　以上是在学术范畴之内，扩大到学术范围之外，对国学的诠释则更为繁杂。有人认为国学是治国理政之学，是国家之学，国人之学。北大有位教授则说，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著名学者季羡林生前说，中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如说国学，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历史都应在国学之列。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生前发表高论，他认为学问与知识都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之分，难以国别而论。
　　综上所表，难怪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学者、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总顾问许嘉璐先生也大为感叹，中国文化是个复杂多元的体系，国学的定义历有争议，从未终止过。早在1928年，钱穆也说过，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存，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何不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传统，与国际惯例接轨，直呼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之名，完全不必把各种专业学术之名囚禁在这个很笼统的而且并不科学的所谓国学名称之内！
　　新国学热 乱象丛生
　　改革开放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媒体的渲染和推动下，《久违了，国学》《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等文章刊发，北京大学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动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学热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由校园内的学术活动扩展成了一场社会活动，很快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新国学热最为耀眼的当数凤凰网邀集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一点资讯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该大典以“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多元开放”为宗旨，设立国学终身成就奖、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多种奖项，进行表彰奖励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自2014年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三次庆典活动，有数十位国内外学者被授予称号，获得奖励。此项大典声势之大，规模之巨，影响全国，波及海外，实乃国学兴起以来之创举。其实际效果如何，外人则不得而知。
　　在国学热当中，各高等学府也不甘于后，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名牌大学的带领下，各综合院校纷纷建立国学研究院，一些专科大学也积极跟进，在全国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学研究院群体。由于教育部核准的学科目录内根本就没有国学这一项，因此，绝大多数的国学研究院都没有招收本科学生，而是带有科研性质的虚体机构。对各高等院校的国学研究院的科研和教学内情，我不甚明了，不敢妄议，然而，对高等学府打着国学旗号，明码实价地举办名目繁多的国学班却是时有耳闻。最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仅北京最著名的一所大学，举办的收费国学班就有以下数种：如商界领袖高级国学研修班，学期18个月（不是每日授课，以下均同），每位学员收费128000元；商业领袖国学院，学期2年，每位学员收费16万元；国学与变革创新企业家研修班，学期14个月，每位学员收费9800元；中国国学百家讲习堂，学期一年半，每位学员收费78000元；企业国学讲堂，学期一年，每位学员收费3万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社会上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出现的国学培训机构也越来越多，据《光明日报》2019年6月17日披露：全国经营国学教育的企业已达40000余家，市场规模约135亿元。国学成了一门敛财的生意经。这些国学培训机构师资匮乏，资质不明，教学混乱，收费不菲等种种乱象颇为人们所诟病。这些所谓国学培训班无非就是让孩子们穿穿汉服，习习古礼，念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旧时的启蒙读物，不加分析地进行背诵和灌输，有的地方还使用“戒尺”进行体罚，真是旧习不改，误人子弟。更有甚者是某些地方办的“女德班”，则更为离谱。他们公然宣扬三从四德，男为天女为地，女子要守“妇道”等封建礼数。有的老师甚至教育女孩子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女子就该在社会的最底层，露骨地宣扬男尊女卑，令人瞠目结舌。面对所谓的国学培训乱象，逼得教育部不得不于2019年3月20日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
　　除了办学之外，社会上还兴起了一种“国学文化与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把国学当招牌的商业活动。如苏州的国学与文创峰会，就明示他们办会的宗旨是“解读国学与文创产品的开发与经营，全力推进创新产品的发展进程”，把丝绸、茶叶、石砚、毛笔、园林等都列为国学文创产品。设在北京国子监附近的以国学文化为主题的“77文创”，在北京及外地设有多处文创产业园区，仅以北京胶印厂原址改建的园区，就占地6600平米，建筑面积达13000平米，招揽了一些与国学毫无关联的文艺、戏剧、影院、咖啡、美食、设计等企业入驻。山东文化纪念品公司则以“圣轩文创”为题，举办了五十多期“圣轩国学夜沙龙”，招揽了两千多名“国学爱好者”参加。深圳文博会在河北石家庄的展馆，则以“国学之美”为板块，推出用现代数字技术制作的《兰亭序》，绢本绣制的《清明上河图》，花样翻新，不胜枚举。
　　更为严重的是，打着国学的幌子，暗中进行招摇撞骗犯罪活动，也时有发生。如民政部明令取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教育委员会”，就是一个未经注册的非法民间组织，在上海、广东、福建等地建有分部，打着“国学传承人”的旗号，进行违法活动。还有北京市和东城区民政局联合取缔的“中国国学院”，也是一个非法的民间组织，下设有二十多个分院和国学基地，私自认定国学使者，私自颁发国学证书，私自颁授国学牌匾，搞得乌烟瘴气。还有企业私自制造“国学经典复读机”，每台售价高达1500元，以此蒙骗不明真相的国学爱好者。
　　以上是我东鳞西爪地搜集到的一些零星资料，就可以看出所谓的国学热乱成什么样子。正如民谚所云：国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朝内装，成了真正的大杂烩。如此的国学之热和当年的国学研究真是南辕北辙，渐行渐远。
　　主流意识从未将国学二字纳入视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执政至今，历来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逐渐形成了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完整的科学的方针政策。然而，却从未将国学一词纳入视野，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以示其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毕其一生，通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如果要评选国学大师，毛主席可谓是首选之士。然而，我通读过《毛泽东选集》五卷，从头到尾怎么也找不出“国学”二字，可见毛主席与“国学”并无任何关联。毛主席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批判继承方针，而且，明确指出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新文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与那个笼统的国学之说泾渭分明，难以混为一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毛泽东主席一脉相承。自从党的十八大以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请注意：这里用的是“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这是对继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更鲜明更准确更有选择性的科学表述。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那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习近平同志是一位热爱传统，熟读诗书，善于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指点文章，阐述哲理的典范。《习近平用典》一书，全书约26万字，遴选出最能体现他治国理政理念的典故135例，已由人民日报社付梓面世，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我学习过习总书记的多数讲话和文章，似乎很难找到“国学”二字的踪迹，说明他在论述中华优秀文化时从未用过“国学”这个名词。
　　我们再来看看中共中央两份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权威性的文件：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吸收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文件共分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保障措施等五个部分。按说这么重要的一份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指导性文件，似乎应有“国学”的一席之地，然而从头到尾却只字未提。二是中共中央于2017年颁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按说“国学”应属社会科学的范畴，然而，纵观全文也未看到有关“国学”的影子。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看近期中央发布的两份表彰名录，一份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表彰的一百位对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人员名录，其中有四位社会科学界的人士，但是，却没有一位“国学大师”。如果说这样看问题可能有点勉强，那么看看另一份名录就更清楚了。这就是中央决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时，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评选颁授活动，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习近平主席签发，公布8名共和国勋章和28名国家荣誉称号名单。这份名单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很广，入围者都是具有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其中能与“国学”沾上边的有两位：一位是人民艺术家，为当代文学繁荣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对古典文学也颇有研究的王蒙先生；一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为我国文物保护的实践和探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樊锦诗女士。但是，他们二位的入围，也似乎与“国学”并无关联，而那些名扬四海的“国学大师”却无一人入围。
　　写到这儿，我还想说说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鲁迅先生与国学的关系。毛主席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并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当然，鲁迅先生也是一位善于借鉴和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家，不过，鲁迅先生对国学一词并不认同，他曾在《热风》杂文集中对所谓“国学”进行过批判，与当时的一些国学大师们进行过论战。就是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最近竟被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国学网在网上公布为“我心目中的十大国学大师”之一，引起网友们的一片哗然。我想如果鲁迅先生尚有在天之灵，一定不会领情这顶“国学大师”的桂冠。
　　何为国学 值得探究
　　综上所述，国学一词，既无公认的准确无误的内涵表述，更无范围清晰的外延界定，似乎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容易无限延伸，随意滥用，衍生出种种乱象，而且，主流意识也从未认可这个学术概念，因此，在我看來，何为国学？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2019年11月12日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