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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广西的广大文学工作者多年来积极参与本土的扶贫工作，并借助自己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段倾情书写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作为对艺术家们这一劳动成果的回顾或展示，《广西文学》近期特别推出来“扶贫攻坚·广西故事”增刊（四篇报告文学、三篇小说、十篇散文和五组诗歌），深入、具体地记录了广西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热情讴歌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广西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也正是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和诗意的生活画面，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别具魅力的八桂文学扶贫图谱。
一、文学纪实中的扶贫英模
在脱贫攻坚战中，八桂大地涌现出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积极践行初心使命的时代楷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出一种舍己为民、充滿家国情怀的不凡人生。而作为他们人生轨迹和先进事迹的记忆，这期增刊首先推出了向志文的《百坭村女子图鉴》这篇再现优秀共产党员黄文秀在百坭村扶贫经历的报告文学。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曾批示：“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那么，黄文秀究竟是如何以其短暂而又不平凡的扶贫人生来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的呢？我们通过向志文的这篇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从中或可得到满意的答案。
为逼真、立体地再现黄文秀的扶贫人生，作者主要通过她在百坭村的一些生活细节，生动刻画了黄文秀这一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还原了其扶贫工作的“现场”。比如在“村里来了一个女娃娃书记”一节中，百坭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本来就对这位新来的“文文弱弱的，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黄文秀能否胜任工作颇有疑虑，而她又因造访贫困户受阻“一脸沮丧”，甚至夜不能寐……一个刚刚迈出校门、步入基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但她并没有消沉，而是在遭遇挫折后的那个无眠的夜晚“写驻村日记”，读《百色历史通稿》《乐业县志》《乐业历史》等，从中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情，反思自己的言行，寻找自己不被群众接纳的原因。终于用自己真诚和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在“百坭村”书写出一幅熠熠生辉的“图鉴”——修筑道路、扩大沙糖橘产业、发展种植业、建电商服务站及“利用网络销售百坭村的产品”。在“升起一面旗帜”一节中，春节要举行“升旗仪式”，黄文秀极力主张“换一面崭新国旗”，希求新的一年为百坭村带来新的气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文秀高远的人生理想和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为改变百坭村落后面貌的强烈责任感。也正是通过这些生动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折射出黄文秀人性的光辉、党性的坚贞和对事业的执着，读之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而也正是她的这份澄澈而高尚的心性，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敬重和牵挂，使我们在《文秀书记怎么还没来》一节中看到，当出事那天，她的身影未能按时出现在百坭村的村部时，村民委主任班智华和村民雨夜驱车上路寻找文秀，班智华“又一次抬头张望”“皱皱眉”“心又紧缩成一团”……在“接力棒：让我来牵你的手”一节中，“百坭村乡亲们”赶到百色殡仪馆为文秀送行，村支书周昌战和百坭村村民“几十双手”紧紧握着文秀“那双枯干的手”“眼泪又哗哗地往下流”，黄妈南老人几次三番“拄着拐杖，摸索着又往村部走”去找黄文秀……这些动人的场面、令人心碎的情景，将时代楷模黄文秀的形象深刻而又活灵活现地再现出来，一个令人景仰的时代英雄跃然纸上。
如果说向志文的《百坭村女子图鉴》为我们记录了一位扶贫路上的英雄，那么，朱千华的《一个警长的特殊任务》和李明媚的《不信春风唤不回》两篇报告文学书写的则是扶贫路上的平凡人物。朱千华为我们记录了一位“作风过硬、善于思考、思路开阔”的人民警察陆治江在扶贫工作中的先进事迹——2017年12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市局政治部的电话，要他到马山县的龙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全村百姓在两年内摘掉贫困村的帽子。面对这样一项陌生的艰巨任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我愿以微薄之力，改变贫困家庭的命运、贫困村的面貌，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这是他进村第一天在村委会写下的日志，也是他从事扶贫工作的信念和为此立下的誓言。之后，他走村串户，详细调查摸排贫困户的情况，并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村民的实际情况，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新性扶贫举措，如“三种（种草、种藕、种桑）三养（养牛、养鸡、养蚕）”“三扶中心（扶贫车间、扶志超市、扶智课堂）”“飞地经济”等。在他的带领下，到2020年初，“龙岗村有幸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脱贫摘帽贫困村代表”。
在李明媚的笔下，同样记录了一位普通机关干部的扶贫历程。石桂明，转业军人，南宁市社会保障住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2016年5月的某一天，他接到任务，要到青秀区伶俐镇一个叫望齐村的贫困山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全村脱贫致富。刚一上任，最让他惊奇的是，在省城属地还有像望齐村这样隐匿在深山中的贫困村——山路崎岖，交通闭塞，村落破败，还有满村衣衫褴褛的村民。面对这样的扶贫对象，石桂明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为望齐村的脱贫攻坚做点实事”。经过三个月的入村调查，基本摸清了全村的贫困人口和致贫原因，他认为像望齐村这样被高山沟壑阻隔的山村，要想脱贫，第一步就得解决交通问题。于是，他的第一项扶贫措施就是争取专项资金改善望齐村的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交通问题解决后，开始联络外面的企业，走村企合作、“企业主导，村委会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经过石桂明和他所在村委会三年多的努力，望齐村从一个穷山恶水的贫困村发展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作者在塑造石桂明这一形象时，更多地将其放入乡村烦琐的生活事务中，通过一些看似平淡甚至有点滑稽的事件，将这位普通扶贫干部的执着、坚守和一心为民的优秀品质生动地展现出来。如帮助三位贫困户主在青秀区政务大厅前大声吆喝卖土鸡、带着四名孤儿逛公园……他以这样一种赤子的情怀勤勤恳恳地为群众办实事，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他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与前面三篇报告文学不同，徐仁海这篇《2019：贫困钟在江坡村停摆》并非以一个扶贫攻坚的带头人为报告的主角，也就是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而是着力为我们记录了一个贫困村脱贫致富的“蝶变”村史。上思县南屏瑶族乡的江坡村位于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深处，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越，但村里的瑶族村民几乎世世代代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观念落后，少与外界交流，基本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扶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也唤醒了这座沉睡了几百年的山村。从2015年起，江坡村陆陆续续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网，告别了封闭的生活。之后，村里的楼房建起来了，村民的眼界也开阔了，养羊、养蜂、种植中草药……保住青山绿水，发展绿色经济，走出了一条适宜于自身条件的脱贫致富之路。这其中，一位叫丘福汉的驻村第一书记发挥了“传帮带”的关键作用，这位被村民喻为“比自家人还亲”的领头人，对江坡村一往情深，让江坡村的贫困钟停摆是他驻村的誓言，也是他这位帮扶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二、小说世界里的扶贫故事
在现实主义的小说叙事中，保有生活的真实和现场感，始终是其追求的审美价值或艺术魅力所在。我们读这样的小说，往往被其中生活化的人物、场景所感染，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读陈纸的《青山引》，我们通过主人公余春风的一部“工作笔记”，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八桂大地这场热火朝天的扶贫攻坚战：市级示范高级中学的校办副主任挂职到一个叫天福村的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该村脱贫致富。经过全校教职工近五年的努力，该校的扶贫工作做得“有声有色”——“2013年，天福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144户，2014年有30户脱贫，2015年有35户脱贫，2016年有24户脱贫，2017年有30户脱贫，2018年又脱贫12户……”这一串数字正是学校的帮扶实绩，而数字背后又潜藏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作为小说艺术架构的创新，作者并未按传统的叙事模式将这些故事纳入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中，而是将片段的生活、工作“现场”及乡村实景借“笔记”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看似碎片化的场景因为有了“扶贫攻坚”这一主题的贯穿，虽然时间跨度达五年，时间点也并不密切关联，比如从上一年的年底，突然跨度到下一年的年中，但读来并不觉得突兀或阻隔，而是叙事前后续接，藕断丝连，主题集中鲜明，这也是这部乡村扶贫题材小说的艺术价值所在。
蒙卫东的《秋色无声》和岳寅生的《粉红的微光》的叙事模式较为传统，按故事发展的线型顺序，演绎了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前者的主要人物是档案局局长、驻村第一书记莫穷和帮扶对象周忠国，通过两个人之间庸常又时显曲折或矛盾的关系演进，还原了乡村扶贫工作的艰辛和底层社会人性的复杂。周忠国这个帮扶对象是村老支书的独子，是典型的农村“二流子”，贫穷却不务正业，嗜赌嗜酒如命，颇为村民讨嫌。改造农村“二流子”也是上世纪50年代土改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何能突破传统类型题材的叙事模式而有所创新，是摆在作者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二人关系的处理和故事的推演，我们发现这里改造“二流子”并未出现传统的“革命叙事”，而是借助世俗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人性化的生活关怀，如用“粗话”和对方开玩笑，为使其戒赌和这个“二流子”赌钱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终使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帮扶人的“改造”，进而痛改前非，走上了人生的正道。《粉红的微光》的主人公马小光和周忠国颇有点相像，贫穷、固执，又有点玩世不恭，但二人又有本质的差异。马小光属于典型的农村“刺头”，虽说一直比较消极，从不配合村干部，尤其是帮扶人员的工作，但他有主見、明事理，也比较强势，一旦理顺其心，便能很好地配合扶贫工作。这个在贫困线上坦然生活的农民，也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就因为贫穷，老婆被人拐走，自己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从此将自己连同整个家庭与外面隔绝起来，自暴自弃、得过且过。但经过帮扶干部“我”的一次尽其所能的“帮扶”行动——远赴云南帮其寻找被拐的老婆，终于融化了这位业已冰封的农民的心，唤起了他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积极配合驻村干部的工作，种中药、养鱼，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秋色无声》和《粉红的微光》两部小说虽题材相同，但人物形象各有千秋，是广西农村贫困人口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两种典型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构成了当今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矛盾统一体，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顺利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对扶贫攻坚工作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这也正是两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两部小说的构思独具匠心，颇具艺术创新。前者采用了倒叙和设置悬念——驻村第一书记莫穷正准备出发参加帮扶对象周忠国的婚礼，突然接到纪委的电话，说有人举报他以权谋私，要他到纪委说明情况……这样的开篇，极易收到诱人阅读的艺术效果。小说最终以周忠国婚庆的热闹场面结尾，不仅交代了纪委谈话的因果，也与开篇衔接，首尾一贯，使得整篇小说结构非常严谨，仿佛一气呵成。而后者在结尾处写道：“南方的初冬不太冷，但每个人都穿上了冬衣。马小光身边的空气中，一团粉红的微光掠过，给人温暖的感觉。”其中“一团粉红的微光”无疑是马小光身边那个“正在弯着腰整理天冬的年轻女子”的倩影，意在告诉读者：马小光脱贫致富，终于找回了他的“另一半”。而且，这样的结尾既与标题“粉红的微光”呼应，又极具象征意义，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收到言近旨远、像外有像的艺术效果。
三、诗意再现山村脱贫历程
“脱贫攻坚”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在诗人和散文家们的审美视域里，同样属于不可替代的题材选择。在这期增刊中，有五位诗人、十位散文家用他们饱含深情的笔墨，热情抒写、讴歌了这场全党行动、全民参与的将彻底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变革。其中在黄微的组诗《从春天开始》里，我们听到了：“我帮扶的其中两家建起了新房/他们将梦想和将来/以砖混的形式建筑在贫苦地段/他们用尽全力告别过去/告别低矮的木瓦房/告别宿命或残留的记忆……”字里行间寄寓了帮扶者成功后的欣慰和希冀，也表达了对被帮扶者的祝愿，是一段过往生活的真实记录和回味，更是诗人责任和使命的深情表白;在方世国的《一只手抚慰的村庄》里，我们同样感受到诗人的那份颇执着的责任和使命感——“最初，我从山外打马经过/为了清早的好心情，动用过比喻，和/很多形容词。后来，我到这个保脱村/和我的扶贫对象，体验贫困、疾病/我动用了同情，动用了/伤感，和痛……”也正因为有了这份执着的责任和使命，才能设身处地、与扶贫对象同甘共苦，才能将扶贫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并带领帮扶对象走出困境，日子过得越来越“美好”“明朗”。这种责任和使命不仅仅是某些个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的价值取向，是这次“扶贫攻坚”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美好愿景的共同心志——“几十万的第一书记/几百万的扶贫工作队员/他们分布在您的村庄/分布在您的家里/成为您的代言和亲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砥砺前行/只因，不忘初心/牢记，我们共同的愿望……”（桐雨《共同的愿望》）从驻村第一书记到普通的扶贫工作队员，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帮助散布于全区各乡村的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整体实现小康社会。为此，他们秉持着不达目的绝不退出的责任感和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使命，砥砺前行，真正成为广大扶贫对象的亲人、“代言者”。 （诗歌、散文既是抒情的最佳载体，是作家观照人生世相、感于时事变迁的心性写照，也是作家借以写人叙事的最佳载体选择。）陈少华的《黑山羊爬上了云朵》记录和讴歌了扎根山村智力扶贫的大学生、带领群众修路致富的老支书、一心帮扶残疾人家庭乔迁新居的新支书;湖南锈才的《天堂坳纪事》则是一个“挂在悬崖上的村庄”的各色人物速写，其中有喜欢唱山歌的谭疯子、苟延残喘的养鸽人胡红云、因躲债而远走他乡的麻老六夫妇、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的寡妇秋香嫂、“不愿脱贫”的李翠花、一对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聋哑夫妇……一组人物的脸谱、言行举止和生存状态，铺就了一个山村封闭、贫困的底色，虽说青山环抱、泉水潺潺，颇像一处美轮美奂的世外桃源，但在扶贫工作队员看来，却是“上帝的遗腹子”，现代社会的繁华、信息时代的人际交流，还有富足安康的生活追求等，仿佛都与他们无关，闭塞自守、精神麻木，这样的乡村、这样的山民，在扶贫攻坚中如何唤醒、如何助其脱贫并融入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摆在扶贫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对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警示。因而，诗人能将这样的山村人事叙写出来，如同百年前鲁迅笔下的“未庄”叙事一样，具有普遍的启蒙意义。
同样是对贫困山村的人事叙写，我们从增刊的一组叙事散文中可能看得更具体、清晰。比如卢致明的《且听风吟》，作者以顶换村“脱贫摘帽见证者”的视角，描述了这个“民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的壮族山寨如何在扶贫工作队员的带领下发展养殖业、种植业，最终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建设成新农村示范点的过程;颜晓丹的《花儿在深山》则是叙述了一个扶贫干部深入瑶乡进行智力扶贫的生动故事——大瑶山深处的白裤瑶源于奇特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帮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深入山寨劝返辍学儿童就成了帮扶工作的重要一环，其中的经过读来令人肃然起敬;莫景春的《失落的瓦片》以新农村建设中一处旧式瓦房推倒新建、祖父收藏瓦片为叙事主线，热情讴歌了一个毛南族山寨日新月异的变化;卢生强的《天使还你艳阳天》，描述了驻村第一书记李金荣医生帮扶一户特困家庭走出贫困、并让双目失明的户主重见光明的动人事迹;瑶鹰的《两个人的村庄》以瑶族山寨庆贺一年一度的“祝著节”为视点，描述了一对瑶族兄弟发扬愚公精神，开山辟路，最终在政府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修通山路、走上富裕之路、“沉浸在欢乐的歌海中”的感人故事;羊狼的《情暖天湖》记述了一位“品德高洁、克己奉公和作风务实”的驻村帮扶干部，曾荣登2018年中国好人榜的“扶贫路上真英雄”曾庆伟的先进事迹;黄伟的《彩云间》记述了一个叫登香屯的山寨由2016年前的“房子烂，路不通，闹猴子”，在扶贫工作人员带领下“一半人养牛一半人种桑”，到2018年底家家脱贫致富建起新房的变迁;陆云帅的《路的变奏曲》和蓝蔚锽的《故乡多了一拨亲戚和兄弟》均以游子的视角，对故乡这几年在党的扶贫政策落实中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予了深情观照和描述：大山深处的故乡只有一条“索命路”与外界相通，父辈们为了摆脱“山路的梦魇”曾发扬愚公精神，凭双手硬是开出了一条“马驮路”，直到扶贫攻坚战打响，才使“公路修到家门口”。除了修路，为改变山寨封闭、贫穷的面貌，将散落在大山深处、土地贫瘠的村屯异地安置到山下较为富足的地区，也是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因而，“一排排新房子、一座座新村庄”在故乡的周围拔地而起，故乡也从此“多了一拨亲戚和兄弟”，给一向平静、孤寂的故乡增添了不少新的生活气息。
在这组记述、讴歌党的扶贫政策的散文中，牙韩彰的《岁在丁酉 梓丛脱贫》无疑是对一个帮扶点的脱贫过程及一支帮扶队的工作经历的全景式展示。梓丛是一个贫困、荒凉的边境小山村，也是作者所在单位的帮扶对象村。四年多的驻村帮扶，“想的是梓丛，念的是梓丛，忧的也是梓丛”，为改变这个壮族村寨贫困落后的面貌，作者深入调查，倾心帮扶，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所谓“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真情和友谊支撑，在记忆、书写这段帮扶历史时，字里行间贮满了深情，既是在叙事也是抒情，并且在书写壮乡风物、聚焦贫困村民中，处处散发出壮乡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尤其在叙写扶贫工作的同时，也兼涉其他，使得全文内涵丰富、感情真挚，可谓该组散文中颇具特色之作。首先，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事，融入作品的所有事项皆为“我”的经历、体验、见解和感情，散文应具有的真实性和以情动人的魅力由此而饱含其中，读来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和心临其境的审美感受。如：“看着连片整齐的果园，很是惬意。我每次来，都会朝它远远地凝望一阵，似乎想寻找一些乡村田园的风味”。这样饱含深情的叙述，山村的果园别有韵味——业已成为审美主体不可分割的存在。其次，事语也是情语和理语，抒情、叙事、议论三者融为一体的表达方式，也是该文的显著特色。如叙述第一次探访一家贫困户时，作者写道：“他们家虽穷，房子虽然破旧，但他们是一对不甘贫困的夫妻，他们是勤奋肯干的人，他们有改变现状的急迫心情……”这样故事化的讲述加以饱含深情的议论，无疑使作品更能打动人心，更增添了可读性和艺术魅力。
結 语
在八桂大地，经过各族人民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脱贫攻坚目前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作家们继承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紧扣时代的脉搏，积极参与这场伟大的乡村社会变革，并在文学视域下对这一即将进入“结束时”的变革进行记忆、提纯和升华，从而建构出一个充满审美韵味的“文学扶贫世界”。这既是广西作家以文学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助力脱贫攻坚，也是本年度广西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
→ 卢世楠 广西百色人，百色干部学院学报编辑。
→ 卢有泉 山西左云人，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冯艳冰
实习编辑 李富庭
一、文学纪实中的扶贫英模
在脱贫攻坚战中，八桂大地涌现出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积极践行初心使命的时代楷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出一种舍己为民、充滿家国情怀的不凡人生。而作为他们人生轨迹和先进事迹的记忆，这期增刊首先推出了向志文的《百坭村女子图鉴》这篇再现优秀共产党员黄文秀在百坭村扶贫经历的报告文学。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曾批示：“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那么，黄文秀究竟是如何以其短暂而又不平凡的扶贫人生来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的呢？我们通过向志文的这篇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从中或可得到满意的答案。
为逼真、立体地再现黄文秀的扶贫人生，作者主要通过她在百坭村的一些生活细节，生动刻画了黄文秀这一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还原了其扶贫工作的“现场”。比如在“村里来了一个女娃娃书记”一节中，百坭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本来就对这位新来的“文文弱弱的，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黄文秀能否胜任工作颇有疑虑，而她又因造访贫困户受阻“一脸沮丧”，甚至夜不能寐……一个刚刚迈出校门、步入基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但她并没有消沉，而是在遭遇挫折后的那个无眠的夜晚“写驻村日记”，读《百色历史通稿》《乐业县志》《乐业历史》等，从中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情，反思自己的言行，寻找自己不被群众接纳的原因。终于用自己真诚和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在“百坭村”书写出一幅熠熠生辉的“图鉴”——修筑道路、扩大沙糖橘产业、发展种植业、建电商服务站及“利用网络销售百坭村的产品”。在“升起一面旗帜”一节中，春节要举行“升旗仪式”，黄文秀极力主张“换一面崭新国旗”，希求新的一年为百坭村带来新的气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文秀高远的人生理想和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为改变百坭村落后面貌的强烈责任感。也正是通过这些生动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生活和工作细节，折射出黄文秀人性的光辉、党性的坚贞和对事业的执着，读之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而也正是她的这份澄澈而高尚的心性，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敬重和牵挂，使我们在《文秀书记怎么还没来》一节中看到，当出事那天，她的身影未能按时出现在百坭村的村部时，村民委主任班智华和村民雨夜驱车上路寻找文秀，班智华“又一次抬头张望”“皱皱眉”“心又紧缩成一团”……在“接力棒：让我来牵你的手”一节中，“百坭村乡亲们”赶到百色殡仪馆为文秀送行，村支书周昌战和百坭村村民“几十双手”紧紧握着文秀“那双枯干的手”“眼泪又哗哗地往下流”，黄妈南老人几次三番“拄着拐杖，摸索着又往村部走”去找黄文秀……这些动人的场面、令人心碎的情景，将时代楷模黄文秀的形象深刻而又活灵活现地再现出来，一个令人景仰的时代英雄跃然纸上。
如果说向志文的《百坭村女子图鉴》为我们记录了一位扶贫路上的英雄，那么，朱千华的《一个警长的特殊任务》和李明媚的《不信春风唤不回》两篇报告文学书写的则是扶贫路上的平凡人物。朱千华为我们记录了一位“作风过硬、善于思考、思路开阔”的人民警察陆治江在扶贫工作中的先进事迹——2017年12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市局政治部的电话，要他到马山县的龙岗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全村百姓在两年内摘掉贫困村的帽子。面对这样一项陌生的艰巨任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我愿以微薄之力，改变贫困家庭的命运、贫困村的面貌，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这是他进村第一天在村委会写下的日志，也是他从事扶贫工作的信念和为此立下的誓言。之后，他走村串户，详细调查摸排贫困户的情况，并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村民的实际情况，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新性扶贫举措，如“三种（种草、种藕、种桑）三养（养牛、养鸡、养蚕）”“三扶中心（扶贫车间、扶志超市、扶智课堂）”“飞地经济”等。在他的带领下，到2020年初，“龙岗村有幸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脱贫摘帽贫困村代表”。
在李明媚的笔下，同样记录了一位普通机关干部的扶贫历程。石桂明，转业军人，南宁市社会保障住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2016年5月的某一天，他接到任务，要到青秀区伶俐镇一个叫望齐村的贫困山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全村脱贫致富。刚一上任，最让他惊奇的是，在省城属地还有像望齐村这样隐匿在深山中的贫困村——山路崎岖，交通闭塞，村落破败，还有满村衣衫褴褛的村民。面对这样的扶贫对象，石桂明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为望齐村的脱贫攻坚做点实事”。经过三个月的入村调查，基本摸清了全村的贫困人口和致贫原因，他认为像望齐村这样被高山沟壑阻隔的山村，要想脱贫，第一步就得解决交通问题。于是，他的第一项扶贫措施就是争取专项资金改善望齐村的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交通问题解决后，开始联络外面的企业，走村企合作、“企业主导，村委会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经过石桂明和他所在村委会三年多的努力，望齐村从一个穷山恶水的贫困村发展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作者在塑造石桂明这一形象时，更多地将其放入乡村烦琐的生活事务中，通过一些看似平淡甚至有点滑稽的事件，将这位普通扶贫干部的执着、坚守和一心为民的优秀品质生动地展现出来。如帮助三位贫困户主在青秀区政务大厅前大声吆喝卖土鸡、带着四名孤儿逛公园……他以这样一种赤子的情怀勤勤恳恳地为群众办实事，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他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全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与前面三篇报告文学不同，徐仁海这篇《2019：贫困钟在江坡村停摆》并非以一个扶贫攻坚的带头人为报告的主角，也就是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而是着力为我们记录了一个贫困村脱贫致富的“蝶变”村史。上思县南屏瑶族乡的江坡村位于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深处，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越，但村里的瑶族村民几乎世世代代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观念落后，少与外界交流，基本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扶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也唤醒了这座沉睡了几百年的山村。从2015年起，江坡村陆陆续续通了公路、架起了电网，告别了封闭的生活。之后，村里的楼房建起来了，村民的眼界也开阔了，养羊、养蜂、种植中草药……保住青山绿水，发展绿色经济，走出了一条适宜于自身条件的脱贫致富之路。这其中，一位叫丘福汉的驻村第一书记发挥了“传帮带”的关键作用，这位被村民喻为“比自家人还亲”的领头人，对江坡村一往情深，让江坡村的贫困钟停摆是他驻村的誓言，也是他这位帮扶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二、小说世界里的扶贫故事
在现实主义的小说叙事中，保有生活的真实和现场感，始终是其追求的审美价值或艺术魅力所在。我们读这样的小说，往往被其中生活化的人物、场景所感染，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读陈纸的《青山引》，我们通过主人公余春风的一部“工作笔记”，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八桂大地这场热火朝天的扶贫攻坚战：市级示范高级中学的校办副主任挂职到一个叫天福村的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该村脱贫致富。经过全校教职工近五年的努力，该校的扶贫工作做得“有声有色”——“2013年，天福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144户，2014年有30户脱贫，2015年有35户脱贫，2016年有24户脱贫，2017年有30户脱贫，2018年又脱贫12户……”这一串数字正是学校的帮扶实绩，而数字背后又潜藏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作为小说艺术架构的创新，作者并未按传统的叙事模式将这些故事纳入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中，而是将片段的生活、工作“现场”及乡村实景借“笔记”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看似碎片化的场景因为有了“扶贫攻坚”这一主题的贯穿，虽然时间跨度达五年，时间点也并不密切关联，比如从上一年的年底，突然跨度到下一年的年中，但读来并不觉得突兀或阻隔，而是叙事前后续接，藕断丝连，主题集中鲜明，这也是这部乡村扶贫题材小说的艺术价值所在。
蒙卫东的《秋色无声》和岳寅生的《粉红的微光》的叙事模式较为传统，按故事发展的线型顺序，演绎了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前者的主要人物是档案局局长、驻村第一书记莫穷和帮扶对象周忠国，通过两个人之间庸常又时显曲折或矛盾的关系演进，还原了乡村扶贫工作的艰辛和底层社会人性的复杂。周忠国这个帮扶对象是村老支书的独子，是典型的农村“二流子”，贫穷却不务正业，嗜赌嗜酒如命，颇为村民讨嫌。改造农村“二流子”也是上世纪50年代土改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何能突破传统类型题材的叙事模式而有所创新，是摆在作者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二人关系的处理和故事的推演，我们发现这里改造“二流子”并未出现传统的“革命叙事”，而是借助世俗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人性化的生活关怀，如用“粗话”和对方开玩笑，为使其戒赌和这个“二流子”赌钱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终使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帮扶人的“改造”，进而痛改前非，走上了人生的正道。《粉红的微光》的主人公马小光和周忠国颇有点相像，贫穷、固执，又有点玩世不恭，但二人又有本质的差异。马小光属于典型的农村“刺头”，虽说一直比较消极，从不配合村干部，尤其是帮扶人员的工作，但他有主見、明事理，也比较强势，一旦理顺其心，便能很好地配合扶贫工作。这个在贫困线上坦然生活的农民，也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就因为贫穷，老婆被人拐走，自己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从此将自己连同整个家庭与外面隔绝起来，自暴自弃、得过且过。但经过帮扶干部“我”的一次尽其所能的“帮扶”行动——远赴云南帮其寻找被拐的老婆，终于融化了这位业已冰封的农民的心，唤起了他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积极配合驻村干部的工作，种中药、养鱼，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秋色无声》和《粉红的微光》两部小说虽题材相同，但人物形象各有千秋，是广西农村贫困人口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两种典型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构成了当今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矛盾统一体，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顺利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对扶贫攻坚工作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这也正是两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所在。两部小说的构思独具匠心，颇具艺术创新。前者采用了倒叙和设置悬念——驻村第一书记莫穷正准备出发参加帮扶对象周忠国的婚礼，突然接到纪委的电话，说有人举报他以权谋私，要他到纪委说明情况……这样的开篇，极易收到诱人阅读的艺术效果。小说最终以周忠国婚庆的热闹场面结尾，不仅交代了纪委谈话的因果，也与开篇衔接，首尾一贯，使得整篇小说结构非常严谨，仿佛一气呵成。而后者在结尾处写道：“南方的初冬不太冷，但每个人都穿上了冬衣。马小光身边的空气中，一团粉红的微光掠过，给人温暖的感觉。”其中“一团粉红的微光”无疑是马小光身边那个“正在弯着腰整理天冬的年轻女子”的倩影，意在告诉读者：马小光脱贫致富，终于找回了他的“另一半”。而且，这样的结尾既与标题“粉红的微光”呼应，又极具象征意义，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收到言近旨远、像外有像的艺术效果。
三、诗意再现山村脱贫历程
“脱贫攻坚”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在诗人和散文家们的审美视域里，同样属于不可替代的题材选择。在这期增刊中，有五位诗人、十位散文家用他们饱含深情的笔墨，热情抒写、讴歌了这场全党行动、全民参与的将彻底改变一个民族命运的变革。其中在黄微的组诗《从春天开始》里，我们听到了：“我帮扶的其中两家建起了新房/他们将梦想和将来/以砖混的形式建筑在贫苦地段/他们用尽全力告别过去/告别低矮的木瓦房/告别宿命或残留的记忆……”字里行间寄寓了帮扶者成功后的欣慰和希冀，也表达了对被帮扶者的祝愿，是一段过往生活的真实记录和回味，更是诗人责任和使命的深情表白;在方世国的《一只手抚慰的村庄》里，我们同样感受到诗人的那份颇执着的责任和使命感——“最初，我从山外打马经过/为了清早的好心情，动用过比喻，和/很多形容词。后来，我到这个保脱村/和我的扶贫对象，体验贫困、疾病/我动用了同情，动用了/伤感，和痛……”也正因为有了这份执着的责任和使命，才能设身处地、与扶贫对象同甘共苦，才能将扶贫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并带领帮扶对象走出困境，日子过得越来越“美好”“明朗”。这种责任和使命不仅仅是某些个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的价值取向，是这次“扶贫攻坚”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美好愿景的共同心志——“几十万的第一书记/几百万的扶贫工作队员/他们分布在您的村庄/分布在您的家里/成为您的代言和亲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砥砺前行/只因，不忘初心/牢记，我们共同的愿望……”（桐雨《共同的愿望》）从驻村第一书记到普通的扶贫工作队员，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帮助散布于全区各乡村的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整体实现小康社会。为此，他们秉持着不达目的绝不退出的责任感和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使命，砥砺前行，真正成为广大扶贫对象的亲人、“代言者”。 （诗歌、散文既是抒情的最佳载体，是作家观照人生世相、感于时事变迁的心性写照，也是作家借以写人叙事的最佳载体选择。）陈少华的《黑山羊爬上了云朵》记录和讴歌了扎根山村智力扶贫的大学生、带领群众修路致富的老支书、一心帮扶残疾人家庭乔迁新居的新支书;湖南锈才的《天堂坳纪事》则是一个“挂在悬崖上的村庄”的各色人物速写，其中有喜欢唱山歌的谭疯子、苟延残喘的养鸽人胡红云、因躲债而远走他乡的麻老六夫妇、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的寡妇秋香嫂、“不愿脱贫”的李翠花、一对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聋哑夫妇……一组人物的脸谱、言行举止和生存状态，铺就了一个山村封闭、贫困的底色，虽说青山环抱、泉水潺潺，颇像一处美轮美奂的世外桃源，但在扶贫工作队员看来，却是“上帝的遗腹子”，现代社会的繁华、信息时代的人际交流，还有富足安康的生活追求等，仿佛都与他们无关，闭塞自守、精神麻木，这样的乡村、这样的山民，在扶贫攻坚中如何唤醒、如何助其脱贫并融入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摆在扶贫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对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警示。因而，诗人能将这样的山村人事叙写出来，如同百年前鲁迅笔下的“未庄”叙事一样，具有普遍的启蒙意义。
同样是对贫困山村的人事叙写，我们从增刊的一组叙事散文中可能看得更具体、清晰。比如卢致明的《且听风吟》，作者以顶换村“脱贫摘帽见证者”的视角，描述了这个“民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的壮族山寨如何在扶贫工作队员的带领下发展养殖业、种植业，最终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建设成新农村示范点的过程;颜晓丹的《花儿在深山》则是叙述了一个扶贫干部深入瑶乡进行智力扶贫的生动故事——大瑶山深处的白裤瑶源于奇特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帮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深入山寨劝返辍学儿童就成了帮扶工作的重要一环，其中的经过读来令人肃然起敬;莫景春的《失落的瓦片》以新农村建设中一处旧式瓦房推倒新建、祖父收藏瓦片为叙事主线，热情讴歌了一个毛南族山寨日新月异的变化;卢生强的《天使还你艳阳天》，描述了驻村第一书记李金荣医生帮扶一户特困家庭走出贫困、并让双目失明的户主重见光明的动人事迹;瑶鹰的《两个人的村庄》以瑶族山寨庆贺一年一度的“祝著节”为视点，描述了一对瑶族兄弟发扬愚公精神，开山辟路，最终在政府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修通山路、走上富裕之路、“沉浸在欢乐的歌海中”的感人故事;羊狼的《情暖天湖》记述了一位“品德高洁、克己奉公和作风务实”的驻村帮扶干部，曾荣登2018年中国好人榜的“扶贫路上真英雄”曾庆伟的先进事迹;黄伟的《彩云间》记述了一个叫登香屯的山寨由2016年前的“房子烂，路不通，闹猴子”，在扶贫工作人员带领下“一半人养牛一半人种桑”，到2018年底家家脱贫致富建起新房的变迁;陆云帅的《路的变奏曲》和蓝蔚锽的《故乡多了一拨亲戚和兄弟》均以游子的视角，对故乡这几年在党的扶贫政策落实中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予了深情观照和描述：大山深处的故乡只有一条“索命路”与外界相通，父辈们为了摆脱“山路的梦魇”曾发扬愚公精神，凭双手硬是开出了一条“马驮路”，直到扶贫攻坚战打响，才使“公路修到家门口”。除了修路，为改变山寨封闭、贫穷的面貌，将散落在大山深处、土地贫瘠的村屯异地安置到山下较为富足的地区，也是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因而，“一排排新房子、一座座新村庄”在故乡的周围拔地而起，故乡也从此“多了一拨亲戚和兄弟”，给一向平静、孤寂的故乡增添了不少新的生活气息。
在这组记述、讴歌党的扶贫政策的散文中，牙韩彰的《岁在丁酉 梓丛脱贫》无疑是对一个帮扶点的脱贫过程及一支帮扶队的工作经历的全景式展示。梓丛是一个贫困、荒凉的边境小山村，也是作者所在单位的帮扶对象村。四年多的驻村帮扶，“想的是梓丛，念的是梓丛，忧的也是梓丛”，为改变这个壮族村寨贫困落后的面貌，作者深入调查，倾心帮扶，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所谓“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真情和友谊支撑，在记忆、书写这段帮扶历史时，字里行间贮满了深情，既是在叙事也是抒情，并且在书写壮乡风物、聚焦贫困村民中，处处散发出壮乡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尤其在叙写扶贫工作的同时，也兼涉其他，使得全文内涵丰富、感情真挚，可谓该组散文中颇具特色之作。首先，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事，融入作品的所有事项皆为“我”的经历、体验、见解和感情，散文应具有的真实性和以情动人的魅力由此而饱含其中，读来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和心临其境的审美感受。如：“看着连片整齐的果园，很是惬意。我每次来，都会朝它远远地凝望一阵，似乎想寻找一些乡村田园的风味”。这样饱含深情的叙述，山村的果园别有韵味——业已成为审美主体不可分割的存在。其次，事语也是情语和理语，抒情、叙事、议论三者融为一体的表达方式，也是该文的显著特色。如叙述第一次探访一家贫困户时，作者写道：“他们家虽穷，房子虽然破旧，但他们是一对不甘贫困的夫妻，他们是勤奋肯干的人，他们有改变现状的急迫心情……”这样故事化的讲述加以饱含深情的议论，无疑使作品更能打动人心，更增添了可读性和艺术魅力。
結 语
在八桂大地，经过各族人民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脱贫攻坚目前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作家们继承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紧扣时代的脉搏，积极参与这场伟大的乡村社会变革，并在文学视域下对这一即将进入“结束时”的变革进行记忆、提纯和升华，从而建构出一个充满审美韵味的“文学扶贫世界”。这既是广西作家以文学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助力脱贫攻坚，也是本年度广西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
→ 卢世楠 广西百色人，百色干部学院学报编辑。
→ 卢有泉 山西左云人，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冯艳冰
实习编辑 李富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