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过去了，跟几个朋友在回顾总结2017年发生的诸多重大新闻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想不起来了—这明明与事实不符，这一年来我们每天都在接收信息、阅读信息，怎么就记不起来呢？
　　不夸张地说，这是大部分国人每天接收信息的缩影：一早醒来，打开手机里的FM软件，开始听主播一条接一条地播新闻；挤地铁的空档，打开新闻APP，巨大的信息流瀑布就呈现在眼前；一整天忙碌地上班，手机不時有新消息通知，各大 APP在为你推送当天的突发重磅新闻……不消说，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信息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恐怖。

　　有学者统计，人类知识的倍增周期，在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前半叶为10年左右；到了70年代，缩短为5年；80年代末几乎已到了每3年翻一番的程度。还有报告说，全球印刷信息的生产量每5年翻一番，《纽约时报》一周的信息量即相当于17世纪学者毕生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量的总和；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信息生产的总和……
　　矛盾的是，即便一天下来接收到如此多的信息，但回顾下来，让人印象深刻的却寥寥无几，甚至我们已经记不清我们一天到底接触了哪些信息，它们都只是浮光掠影的存在。这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信息的更迭速度越来越快，为何有价值的、让人铭记的信息反而“变少”了？为何信息越多，很多人反而在变得“闭塞”？
　　“信息把关人”的重要性
　　一个不难发现的事实是，信息越多，并不代表我们越聪明、越开放；因为信息不仅仅讲求数量，更关键的是：质量。比如，一则信息是否是真实、准确、客观？
　　在传统媒体时代，与信息相生相伴的，是“信息把关人”。传统媒体时代，信息有限，信息的传播渠道有限，作为终端的用户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经过传媒机构和媒体人选择和编辑过的。信息把关人的存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像沃尔特·李普曼说的：“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经过筛选和排列，信息把关人将含有事实、宣传、谣言和怀疑的混合物转换成真实可信的新闻。
　　但进入信息爆炸时代，自媒体丛生，用户拥有无限的信息获取渠道，可以直接接触到无限的信息。比如微信已成为了人们的“第二存在”，据微信官方数据，目前微信公众号数量已经超过2000万，这等于是人们拥有了2000万个“信息源”……传统媒体只是无数选择之一，并且因为传统媒体在时效性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其对信息真实的坚守而拒绝哗众取宠，传统媒体在与自媒体竞争时处于下风，传统媒体的信息把关人被冷落，他们甚至被视为“落伍者”。
　　所以，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说道：“与之前依赖新闻媒体等其他社会权威机构过滤信息不同，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自己从一大批相互竞争的信源中过滤信息。我们正成为自己的编辑、自己的把关人和自己的新闻聚合器。”不过，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并没有相应的信息素养，我们并没有“阅读”新闻报道的技能以及怀疑的认知方法；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何者为巧，何者为拙，何者为必需，何者为累赘，许多人根本无力分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陈力丹曾这样评价：“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了。”
　　简言之，当专业的信息把关人被冷落，我们获取的信息很可能大多是无价值的信息。
　　信息同温层和回声室效应
　　现在各大新闻APP软件推崇的一个词，叫“算法”。它们的原理大同小异，通过技术手段，一边提取内容的特征，一边提取用户兴趣的特征，然后让内容与用户的兴趣匹配。以往是编辑推荐，你在新闻首页里看到什么，往往是由专业的信息把关人—编辑，根据信息的真实性、社会价值、社会关注度等进行推荐。但现在完全交给技术，技术会不断收集你浏览新闻的“脚印”，并由此形成你的兴趣地图，继而不断向你推荐相关消息。你如果今天点开了一篇军事文，可能它明天给你推送的大部分信息都与军事有关；你哪天不小心点击了一篇关于韩剧的评析，第二天它就给你推送了不少关于欧巴的新闻。
　　技术的“聪明”很快虏获了大部分网友，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闻APP异军突起。为什么相较于编辑推荐，不少人会更倾向于算法的匹配呢？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天然地就更喜欢接受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这就是信息的“同温层效应”。在气象学中，所谓“同温层”是指大气层中的平流层，在平流层里面，大气基本保持水平方向流动，较少有垂直方向的流动。信息同温层意即，在主观选择，以及技术与算法的推动和帮助下，人们往往只会接受自己感兴趣或者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对于兴趣以外或者不同观点，就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信息的流动方向与同温层大气相似。英文世界将信息同温层形象地称为“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s）”，多样的观点、多样的信息都被过滤掉了。
　　比如，我们翻开一本杂志，它有时政栏目、思想栏目，也有文化栏目，一位读者可能因为杂志的时政栏目而订阅了杂志，但思想、文化等栏目的客观存在，可能会促使读者阅读这方面的信息，不知不觉间它就拓宽了读者的视域，读者不至于“偏食”或者“不知魏晋”。算法则不然，你喜欢娱乐新闻，那么它连篇累牍为你推荐的都是娱乐新闻，杨洋吴亦凡鹿晗郑爽的新闻里，不会突然弹出一条关于费孝通或西南联大的新闻；并且，算法所谓的“中立”也意味着它不避低俗、无需底线，它只管推送你感兴趣的，而不在乎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信息的同温层效应，一方面轻易导致受众接收的信息内容的单一、格局的狭小，另一方面它还会造成信息的“回声室效应”。回声室效应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这令处于相對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回声室效应在朋友圈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曾听到过这样一个调侃，“咪蒙和新世相是拉黑朋友的第一准则”（咪蒙和新世相是两个自媒体公众号—编者注）。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朋友圈选择“信息同温层”的信息，并形成沉默的螺旋来抵制不同意见的人。经过层层筛选的结果是，朋友圈里的朋友多是与我们相似的人，我们传递出去和接收到的信息，是同一个信息。
　　走出信息茧房
　　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我们是置身在信息海洋中，实际上我们只是蜷缩在一个信息孤岛上，这就是“信息茧房”。
　　1995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其所著《数字化生存》中提出“the daily me”预言，即我们每天根据自己喜欢的主题和兴趣选择阅读的内容，从而形成一份个人化报纸，这将大幅提升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效率。20年后的今天，“the daily me”已经成真，不过其在提供了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R·桑斯坦通过考察网民的网络使用情况，出版了著作《信息乌托邦》。书中他提出了“信息茧房”这一概念，说的是：“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讯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
　　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讨论了真实世界和我们感应到的真实之间的不一致。他认为，在我们和真实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拟态环境”，我们往往把“拟态环境”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拟态环境”并非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对真实环境产生影响。如今，彻底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观点基础之上的信息茧房，正在成为人们的“拟态环境”。茧，其实就是自我封闭，作茧自缚。信息越多，“拟态环境”非但没有更加开阔，反而可能愈发闭塞和狭隘。困在信息茧房中的人，有的只是“花岗岩脑袋”，固守一己之见，完全不接纳世界的丰富经验。
　　信息茧房不仅仅是造成个体的狭隘，个体判断力的丧失，以及对现实环境的错误认知，它还可能造成观点的极化以及网络群体的极化。狭隘的个体聚合成为一个虚假的“拟态环境”，让人想起了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操控的世界，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爱情、他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是被人为设计好的。楚门的世界，又是舒适的，一切都是经过他人安排的；如果他愿意生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那么他将安然度过一生。可是当楚门知道了真相，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内，有无数人在电视前观看他的生活，他选择了逃离，毅然走向一个真实的世界。
　　同样地，困于“信息茧房”的我们，有必要像楚门一样，自知自觉地走出去，走出个人信息舒适圈，并试着去倾听不同意见。迈克尔·麦昆指出，和意见相同的交流相比，只有意见不同的交流“才允许真正的辩论和思想的交换”。因此从2018年开始，多倾听，多交流，多读书读报读杂志，面对不同意见时不要忙不迭反对，不妨驻足片刻自我反思。
　　总之，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不要将自己困在封闭的孤岛上，去自由遨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