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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作为每个人都曾拥有的生命历程，以其所处阶段的特殊性、短暂性和不可重复性，成为人们内心深处一段难以磨灭的生命记忆。伴着岁月的流逝，青春记忆不仅不会消弭于庸常化的生活之流，它的轮廓、细节和意蕴反而会在时间的淘洗之下显得更加清晰和丰厚，绽放出纯真、奔放乃至叛逆的光焰，也流露出懵懂、懊恼甚至堕落的迷失，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晕”。因此，青春便成为艺术作品反复书写的题材。
纵观影史，青春题材的作品可谓不少，但真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作品则为数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青春叙事多是停留于个人记忆层面上的私人经验，缺乏公共认同的向度。而赵薇根据辛夷坞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将镜头聚焦于“70后”和“80后”这一群体，以细腻深沉的情感和近乎原生态的画面语言，追忆了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大学校园中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进入新世纪后，青春不在、理想陨落、激情冷却的困顿现实。影片最重要的价值即在于，它力求深入揭示在这一巨大社会转型期中，在时代车轮的“变轨”时刻，这一代人如何书写自己的青春，如何实现从少年向成年的过渡，如何面对成人世界的挑战。《致青春》引发的青春怀旧热潮，反映了当下公共文化生活的诸多症候，而作品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也给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青春物语：文化建构与话语编织
也许是缘于对美好时光的永恒恋慕，在多数语境中，青春的内涵早已超越其作为时间概念的藩篱，升华、扩展为一个极具概括力文化场域。概言之，“青春”已经成为个人良好的生存状态，社会积极的文化生态，以及一个时代昂扬奋进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
比如发轫于建国初期的“青春文学”，便“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①及至当代，以韩寒的《三重门》、孙睿的《草样年华》等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则逐渐摆脱国家宏大叙事话语的束缚，将青春还给个人，私人化的青春体验成为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校园生活、个体生存等敏感神经的扭结点。以青春体验为核心向四周发散延展的诸多文化维度，相互牵扯，彼此交织，极大拓展了青春的文化场域，丰富了这一范畴的文化内涵。同时，在青春叙事中，根据诸维度所建构的话语线索，因其均汇聚到青春体验这一核心，从而获得了进入具体现实生活的情节能量。可见，文化场域的有效建构和叙事话语的合理编织正是青春叙事得以成立的关键，影片《致青春》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校园是我们挥洒青春的主要舞台，校园生活中的理想、爱情和自我构成了青春记忆的主题，《致青春》便选择了校园生活作为青春叙事的主要载体。校园文化也成为其文化场域的核心部分，这一设计是合理的。因为，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校园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部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同身处社会历史与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对应”。②即是说，时代风云的演变，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冲突，均可以在校园文化中得到反映，这体现在具体叙事话语线索的建构上。影片力求赋予几位主要人物以某种文化承载，郑微作为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执着于青春梦想，比较自我，为了追求爱情，她决然地考入初恋男友所在城市读大学。在与陈孝正的恋情中，她那主动大胆的追求攻势令全校学生惊讶，这种敢爱敢恨、青春无悔的精神，就像她在文艺晚会上激情演唱的歌曲一样，喷发着“红日”般炫目的光焰！这也几乎构成了所有人青春想象的“底色”。阮莞出身少数民族，美丽高雅，不求功成名就，爱情是她青春的主题，她为此不能自拔，以至于香消玉殒；朱小北则是青春叛逆期，另类“酷儿”的代表，她特立独行，自尊而倔强，终因为维护“青春的尊严”和“人权”，付出了惨重代价。男生中，许开阳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涌起的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席卷校园的缩影。作为富家阔少，他总是妄图用金钱打通人际关系甚至赢得爱情。在和陈孝正争夺郑微的过程中，他的香港名表败给了陈孝正的手工玩具，可以说，这是“物质”和“纯情”在青春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场争夺“真爱”的战争。尽管“纯情”一方胜出，但它仍然预示着市场经济确立初期的商业文化对纯真校园文化的入侵和腐蚀。可见，作品立足于社会转型初期的文化语境，通过主要话语线索的交织碰撞，较全面揭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青春物语，保持了话语间的整体性和张力。
《致青春》叙事话语的张力也体现在主线索内部。比如黎维娟是奋斗女孩的代表，农村县城的出身的她具有更加强烈的改变命运的诉求，因此她倍加珍惜通过“复读”所获得的大学生活。校园的喧嚣让她“失望”，舍友饮酒在她看来是“堕落”，前男友成为她“往高处走”的障碍，许开阳家境的富有却让她频生羡慕。在宿舍聚会上，她直言：“为了对得起我的艰苦，我可要待价而沽。”但作品没有将其处理成性格内涵单一的“扁平”人物，而是通过细节勾勒出她性格的丰富性。聚会上，黎维娟似乎想保持与舍友的格格不入，然而当她看到舍友开怀畅饮时，脸上分明不自觉地闪现出羡慕和兴奋，而当朱小北拉她一起参与时却又半推半就。影片对这一细节做的特写，透露出她心灵深处的秘密，堪称精彩！可以说，黎维娟和陈孝正是众多来自底层的青年学生文化性格的代表。他们对前途缺乏安全感，不敢随意“挥霍”宝贵而短暂的青春，压抑了太多本应具有的青春活力，呈现出“反青春”的色彩。影片通过细节揭示了人物“反青春”外表下的青春本色，拓展了“青春”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青春叙事话语的张力。
然而，总体来看，作品青春叙事的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影片没有充分发掘上世纪90年代文化氛围的特质，一些重大社会公共文化事件没有得到反映。90年代的主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逐，激起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思，引发了席卷大学校园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的苦闷和焦虑，责任和担当。而这一时代精神困境，却并没有在人物的青春岁月中留下痕迹，缺乏应有的厚重感；其次，一些社会变革即使被反映，它们也没有找到介入校园生活的合理文化逻辑，社会文化环境常常沦为校园生活的模糊背景而存在。比如90年代的高校扩招和分配制度的取消，是社会转型在教育领域内最突出表现，然而这一触及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并没有引起人物精神和行为上的反应，仅被提及而已。片中他们毕业时，画面突然转换至人山人海的招聘会，我们只通过曾毓之口可以略微感受到刚走下“神坛”的大学生，在遭遇就业困境时的某些失落和无奈。时代语境和校园生活似乎脱节了。最后，即使回到校园生活本身，影片对校园文化的理解也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影片始终将郑微和陈孝正、林静的爱情故事作为主导线索，恋爱的甜蜜、背叛这些常规主题构成主要故事情节，这和都市校园言情剧已无区别。而爱情对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开启”没有得到挖掘。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校园就是小型社会，是年轻人认识、体悟和适应社会的“试验场”，人性的复杂幽深在这里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呈现。这些青春岁月真正可以积淀下来的况味，却被过多的风花雪月和插科打诨冲散了，削减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二、怀旧消费：心灵还乡与景观生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整个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前进。在享受空前繁荣的物质生活同时，人们也愈加陷入了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具体而言，在高速运转的当今社会，人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现代人的本真性被消解，都市经验加剧了个体生存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现代化和全球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方式，现代人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生存日趋“碎片化”。正是在这一困境中，怀旧成为人们修复心灵创伤，缓解个人与社会紧张关系的一剂良药。正如罗兰·罗伯森所言，“20世纪的全球化，尤其是在当代阶段，以各种方式加剧了怀旧倾向。”“一切生命都已围绕某种‘逝去的东西’而重新组织，视世界为‘异己’的怀旧思潮。”③电影《致青春》中的青春怀旧无疑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产物。
作为对逝去青春的追忆，怀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真正还原某段时空中的历史生活，它是对记忆的再想象和再创造。的确，“与平庸的、凡俗的、琐碎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带有浓烈的诗意化的倾向；与真实发生的、面面俱到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又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和过滤，带有虚构和创造的意味。”④所言甚是。青春是人生旅程的一段，它本身也充斥着那个时代和人生无法避免的焦虑、压抑乃至痛苦。然而青春一旦进入怀旧的视野，这些负面内容便被有意剔除或淡化，青春被涂抹上“诗意”和“童话”的色彩，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致青春》精选了许多最能代表校园青春记忆的碎片，并将它们氤氲在泛黄而迷蒙的光影色调中，创造了极佳的怀旧氛围。影片中，不论是老生迎新，还是琳琅满目的社团招聘，还是黎维娟为保持“洁癖”而留下的“褶子”，以及编造谎言集体“翘课”，这些校园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场景，在怀旧氛围的感染下，显得那么妙趣横生，令人感时伤怀。原本青春岁月中的喜怒哀乐，在怀旧情怀中，变成了“甜蜜的忧愁”“微笑的懊恼”。现实社会的压力和焦虑，在怀旧情绪中被释放，“遁入”过去的审美体验极大缓冲了生存“断裂”带来的震痛，心灵得以重返荒芜的“故乡”，这正是影片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怀旧浪潮本是现代社会所催生的，是为反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而出现的，然而吊诡的是，怀旧现象的风行又正是现代商品社会推波助澜的产物。即是说，在当今消费社会，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文化也不例外。怀旧，很大程度上正是商品社会捕捉了人们的心灵需求，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如此，怀旧便由一种心灵情绪体验，转变为被现代科技和商业文化“包装”成的“文本”“形象”和“符号”——一种形式化的存在。在当今视觉文化语境中，这一形式性具体表现为“景观化”生存。居伊·德波指出，景观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⑤，是对世界的一种独特把握方式。《致青春》为了激活观众的怀旧情绪，选择古朴陈旧的校园作为外景，古老的教室、斑驳的桌椅、破旧的宿舍制造了上世纪90年代的虚拟幻象。影片为了考究细节，还遍寻那个时代保留下来的生活物品，电风扇、茶杯、电炉等不少实物也参与了怀旧景观的制造。如果没有实物，便对当代物品进行“做旧”处理，可见，这里的“旧”不是“怀”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一个“做”字，道破了怀旧“景观”的实质。宿管黑白电视机放映的《新白娘子传奇》，阮莞私藏的易拉罐装啤酒，以及郑微玩的老式握把游戏机，这些曾经风靡青春岁月的寻常事物，现在则被“做”成引人怀旧的文化“景观”，甚至“奇观”。可以说，现代怀旧的这一形式化、“景观化”特征正体现了其消费性的本质。
现代怀旧的这一特征虽然使怀旧感具体化、形象化了，但它却“阻碍了怀旧主体对怀旧感的全盘接受”⑥，更消解了对“景观”背后丰富内容的深度反思。因为，“景观”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⑦这一“法则”要求的只是被动接受，它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予以实现。德波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视觉“景观”对人智性思维的压制。《致青春》前半部分以流畅的叙事手法，戏谑幽默的风格，密集呈现了一系列青春校园文化“景观”。我们的视觉神经被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牵引着，思维仅停留于粗浅的感性愉悦层面，那种回首青春岁月本应具有的智性光辉和静穆凝重，却被一组组“景观”磨平了。的确，“以当下的体验置换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以视觉文化的怀旧之情替换本真性的深度历史感，这是现代怀旧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⑧这一困境是当前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景观”电影共同遭遇的难题，如何让电影既可“看”，更可“思”，这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三、成长之殇：生存断裂与认知阙如
青春，是一个人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是从耽于幻想、懵懂单纯到直面现实、干练成熟的中间状态。在青春岁月，人们将在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碰撞中，不断修正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原有认知，进而调整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们也将逐步完成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再认识。这一交织着痛苦与喜悦，迷茫与执着的过程就是成长，因此，成长构成了青春叙事的重要维度。电影《致青春》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维度，它力图呈现世纪末的年轻人在“两个时代交叉处”（巴赫金语）的成长之殇，带领我们重返“成长现场”。
《致青春》的成长叙事线索是很清晰的，它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和当今社会中，人物生命经验的历时比较，从而直观、鲜明地呈现出人物心灵和肉体经历的成长变化。因此，影片叙事话语便以时代转换的节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为此，影片便选择了两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景观”，通过蒙太奇剪接手法，在对比中较充分地呈现出时代变迁之迅猛。影片中，众同学在路边“家常小炒”餐厅里的感伤聚餐，以及张开趁着酒兴朗诵的豪放诗词，是人物在青春岁月留给我们的最后视听“景观”。紧接着，伴随迷狂的摇滚乐，画面突然切至飞驰的轿车，宽阔的马路，以及一幢幢迅速“后退”的高楼。这一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表明，影片捕捉了现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也呈现了“速度”，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总之，它以视觉隐喻的方式，将我们的存在感受从悠闲的青春怀旧，瞬间切换至快节奏的当下生存，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断裂感。 那么，影片叙事如何跨越生存断裂造成的鸿沟，如何建构人物从青春少年向社会成年成长蜕变的叙事话语呢？这是影片在艺术上的最大难题，编者恰恰在此力有未逮。巴赫金指出，成长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变成了变数……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⑨而《致青春》人物前后两部分中的生存境遇和性格内涵转变过大，缺乏足够的铺垫，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人物“成长”前后的状态，至于那漫长复杂、丝丝入扣的“成长”过程则很少得到展现，造成了成长叙事话语的断裂。下面举例说明之。
影片从女性视角建构了郑微的成长叙事线索，她身上几乎囊括了青春少女成长的各种要素，比如父亲缺席、性别自认、同伴依恋等。总起来看，青春校园里的郑微是一个敢爱敢恨、倔强纯真的少女，直到校园生活的最后时刻，她被陈孝正抛弃，陷入失恋的痛苦和即将踏入社会的迷茫，至此郑微的形象是血肉饱满的。然而，进入当代社会后，郑微突然以职业干练的都市白领出现。面对下属遭人算计，她恩威并施，“灵活机变”成为她的工作态度。阮莞因不舍旧爱，在赴约途中香消玉损，在告别阮莞时，她悲愤地喊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情还有别的，你太自私了！”当听说施洁因爱恋林静可以自残时，她选择悄悄离开，因为她自觉“爱自己胜过爱爱情”。此时，从她身上已难觅青涩任性青春色彩，处处可见“社会人”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但问题是，这些觉醒都处于“已完成”状态，我们看不到成长的根源，也看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之类似，陈孝正在青春校园时期的性格内涵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幼年丧父、母亲严苛、家境贫寒的现实逼迫他将人生视作“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因此“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此一表白深入了他灵魂的深处，成为他性格内涵的核心，直接决定了他在爱情面前的犹豫和人生抉择面前的挣扎，获得了充足的情节能量。然而，当他蓄起胡须，功成名就回国之后，以前的“情节能量”显然不能再支配他的行为，新的心理动机也一直没有确立。在接受杨澜访谈时，他认为自己“现在的成功是用做人的失败换来的，得不偿失”。他彻底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职业选择和事业成就。如此，青春岁月回不去了，当下生活又被否定了，整个人物处于一种没有灵魂的状态。此外，许多故事线索始终时隐时现、漂浮不定。比如郑微和林静的爱情纠葛，施洁对林静的一厢情愿，赵世永对阮莞的无尽背叛，许开阳和曾毓走到一起等，这些故事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交代，散乱无序，看不到成长的足迹。
究其原因，是因为编者对成长过程中的认知作用缺乏理解。“认知”本为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包括社会认知、自我认知、道德认知、情感认知、智慧认知等。因此，可以说成长的本质就是认知的发展，《致青春》成长叙事断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没有充分发掘认知发展在成长叙事中的动力作用。这一动力“不仅反映在对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上，同时也反映在故事发展的节点上，它使成长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的众多细节都充满了认知的意义，从而赋予了成长小说表达和启发青少年心路历程的魅力。”⑩《致青春》的后半部几乎看不到有认知意义的细节，多是对人物当下处境的生硬展示，比如朱小北改名后以学习辅导教员身份出现，并冷漠应答许开阳的询问；要么是抒发对逝去岁月的怀恋情绪，比如郑微和陈孝正关于青春的表述等。当然，成长叙事的断裂也有时代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学生活，是高考时代最终极的目标，而后高考时代给予青春的并不仅仅是随意挥霍的四年时光，更是冷酷无情的世态炎凉和生存竞争，于是刚刚终结的考试梦魇，又变换成无法厘清的青春叙事。”{11}即是说，“后高考”时代的残酷社会竞争压制了本应有的青春想象，突然到来的生存压力打乱了年轻人原本的“成长日程”，“超速”的社会化强迫人们割断与青春的血脉，从而造成了内心深处的成长之殇。
综上所述，电影《致青春》是现代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关于青春的集体记忆，它较充分展现了青春岁月所特有的纯真叛逆的光焰，以及苦闷无奈的迷失。影片力求建构有关青春的文化场域和话语线索，但在对时代文化氛围的把握，对校园文化的理解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此外，影片的青春怀旧主题，是现代社会人们精神困境的反映，怀旧的“景观化”生存正体现了其作为文化商品的消费性本质；最后，由于缺乏对成长过程中认知作用的理解，造成了整部电影前后叙事话语线索的断裂，这是影片艺术上的最大缺陷。这启示我们，影视剧创作应尽量抵制消费文化的侵蚀，真正深入体会和观照人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努力探索作品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创作出既有厚重的思想含量，又有高超艺术水准的佳作。
注释：
① 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② 约翰·费斯克等编，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③ [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④⑥⑧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3页、第406页、第357页。
⑤⑦ [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第76页。
⑨[俄]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2页。
⑩ 芮渝萍、范谊：《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1}郭艳：《多元状态下的青春文学写作与可能性》，《当代文坛》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纵观影史，青春题材的作品可谓不少，但真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作品则为数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青春叙事多是停留于个人记忆层面上的私人经验，缺乏公共认同的向度。而赵薇根据辛夷坞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将镜头聚焦于“70后”和“80后”这一群体，以细腻深沉的情感和近乎原生态的画面语言，追忆了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大学校园中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进入新世纪后，青春不在、理想陨落、激情冷却的困顿现实。影片最重要的价值即在于，它力求深入揭示在这一巨大社会转型期中，在时代车轮的“变轨”时刻，这一代人如何书写自己的青春，如何实现从少年向成年的过渡，如何面对成人世界的挑战。《致青春》引发的青春怀旧热潮，反映了当下公共文化生活的诸多症候，而作品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也给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青春物语：文化建构与话语编织
也许是缘于对美好时光的永恒恋慕，在多数语境中，青春的内涵早已超越其作为时间概念的藩篱，升华、扩展为一个极具概括力文化场域。概言之，“青春”已经成为个人良好的生存状态，社会积极的文化生态，以及一个时代昂扬奋进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
比如发轫于建国初期的“青春文学”，便“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①及至当代，以韩寒的《三重门》、孙睿的《草样年华》等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则逐渐摆脱国家宏大叙事话语的束缚，将青春还给个人，私人化的青春体验成为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校园生活、个体生存等敏感神经的扭结点。以青春体验为核心向四周发散延展的诸多文化维度，相互牵扯，彼此交织，极大拓展了青春的文化场域，丰富了这一范畴的文化内涵。同时，在青春叙事中，根据诸维度所建构的话语线索，因其均汇聚到青春体验这一核心，从而获得了进入具体现实生活的情节能量。可见，文化场域的有效建构和叙事话语的合理编织正是青春叙事得以成立的关键，影片《致青春》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校园是我们挥洒青春的主要舞台，校园生活中的理想、爱情和自我构成了青春记忆的主题，《致青春》便选择了校园生活作为青春叙事的主要载体。校园文化也成为其文化场域的核心部分，这一设计是合理的。因为，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校园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部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同身处社会历史与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对应”。②即是说，时代风云的演变，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冲突，均可以在校园文化中得到反映，这体现在具体叙事话语线索的建构上。影片力求赋予几位主要人物以某种文化承载，郑微作为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执着于青春梦想，比较自我，为了追求爱情，她决然地考入初恋男友所在城市读大学。在与陈孝正的恋情中，她那主动大胆的追求攻势令全校学生惊讶，这种敢爱敢恨、青春无悔的精神，就像她在文艺晚会上激情演唱的歌曲一样，喷发着“红日”般炫目的光焰！这也几乎构成了所有人青春想象的“底色”。阮莞出身少数民族，美丽高雅，不求功成名就，爱情是她青春的主题，她为此不能自拔，以至于香消玉殒；朱小北则是青春叛逆期，另类“酷儿”的代表，她特立独行，自尊而倔强，终因为维护“青春的尊严”和“人权”，付出了惨重代价。男生中，许开阳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涌起的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席卷校园的缩影。作为富家阔少，他总是妄图用金钱打通人际关系甚至赢得爱情。在和陈孝正争夺郑微的过程中，他的香港名表败给了陈孝正的手工玩具，可以说，这是“物质”和“纯情”在青春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场争夺“真爱”的战争。尽管“纯情”一方胜出，但它仍然预示着市场经济确立初期的商业文化对纯真校园文化的入侵和腐蚀。可见，作品立足于社会转型初期的文化语境，通过主要话语线索的交织碰撞，较全面揭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青春物语，保持了话语间的整体性和张力。
《致青春》叙事话语的张力也体现在主线索内部。比如黎维娟是奋斗女孩的代表，农村县城的出身的她具有更加强烈的改变命运的诉求，因此她倍加珍惜通过“复读”所获得的大学生活。校园的喧嚣让她“失望”，舍友饮酒在她看来是“堕落”，前男友成为她“往高处走”的障碍，许开阳家境的富有却让她频生羡慕。在宿舍聚会上，她直言：“为了对得起我的艰苦，我可要待价而沽。”但作品没有将其处理成性格内涵单一的“扁平”人物，而是通过细节勾勒出她性格的丰富性。聚会上，黎维娟似乎想保持与舍友的格格不入，然而当她看到舍友开怀畅饮时，脸上分明不自觉地闪现出羡慕和兴奋，而当朱小北拉她一起参与时却又半推半就。影片对这一细节做的特写，透露出她心灵深处的秘密，堪称精彩！可以说，黎维娟和陈孝正是众多来自底层的青年学生文化性格的代表。他们对前途缺乏安全感，不敢随意“挥霍”宝贵而短暂的青春，压抑了太多本应具有的青春活力，呈现出“反青春”的色彩。影片通过细节揭示了人物“反青春”外表下的青春本色，拓展了“青春”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青春叙事话语的张力。
然而，总体来看，作品青春叙事的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影片没有充分发掘上世纪90年代文化氛围的特质，一些重大社会公共文化事件没有得到反映。90年代的主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逐，激起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思，引发了席卷大学校园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的苦闷和焦虑，责任和担当。而这一时代精神困境，却并没有在人物的青春岁月中留下痕迹，缺乏应有的厚重感；其次，一些社会变革即使被反映，它们也没有找到介入校园生活的合理文化逻辑，社会文化环境常常沦为校园生活的模糊背景而存在。比如90年代的高校扩招和分配制度的取消，是社会转型在教育领域内最突出表现，然而这一触及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并没有引起人物精神和行为上的反应，仅被提及而已。片中他们毕业时，画面突然转换至人山人海的招聘会，我们只通过曾毓之口可以略微感受到刚走下“神坛”的大学生，在遭遇就业困境时的某些失落和无奈。时代语境和校园生活似乎脱节了。最后，即使回到校园生活本身，影片对校园文化的理解也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影片始终将郑微和陈孝正、林静的爱情故事作为主导线索，恋爱的甜蜜、背叛这些常规主题构成主要故事情节，这和都市校园言情剧已无区别。而爱情对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开启”没有得到挖掘。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校园就是小型社会，是年轻人认识、体悟和适应社会的“试验场”，人性的复杂幽深在这里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呈现。这些青春岁月真正可以积淀下来的况味，却被过多的风花雪月和插科打诨冲散了，削减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二、怀旧消费：心灵还乡与景观生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整个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前进。在享受空前繁荣的物质生活同时，人们也愈加陷入了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具体而言，在高速运转的当今社会，人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现代人的本真性被消解，都市经验加剧了个体生存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现代化和全球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方式，现代人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生存日趋“碎片化”。正是在这一困境中，怀旧成为人们修复心灵创伤，缓解个人与社会紧张关系的一剂良药。正如罗兰·罗伯森所言，“20世纪的全球化，尤其是在当代阶段，以各种方式加剧了怀旧倾向。”“一切生命都已围绕某种‘逝去的东西’而重新组织，视世界为‘异己’的怀旧思潮。”③电影《致青春》中的青春怀旧无疑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产物。
作为对逝去青春的追忆，怀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真正还原某段时空中的历史生活，它是对记忆的再想象和再创造。的确，“与平庸的、凡俗的、琐碎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带有浓烈的诗意化的倾向；与真实发生的、面面俱到的现实生活相比，它又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和过滤，带有虚构和创造的意味。”④所言甚是。青春是人生旅程的一段，它本身也充斥着那个时代和人生无法避免的焦虑、压抑乃至痛苦。然而青春一旦进入怀旧的视野，这些负面内容便被有意剔除或淡化，青春被涂抹上“诗意”和“童话”的色彩，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致青春》精选了许多最能代表校园青春记忆的碎片，并将它们氤氲在泛黄而迷蒙的光影色调中，创造了极佳的怀旧氛围。影片中，不论是老生迎新，还是琳琅满目的社团招聘，还是黎维娟为保持“洁癖”而留下的“褶子”，以及编造谎言集体“翘课”，这些校园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场景，在怀旧氛围的感染下，显得那么妙趣横生，令人感时伤怀。原本青春岁月中的喜怒哀乐，在怀旧情怀中，变成了“甜蜜的忧愁”“微笑的懊恼”。现实社会的压力和焦虑，在怀旧情绪中被释放，“遁入”过去的审美体验极大缓冲了生存“断裂”带来的震痛，心灵得以重返荒芜的“故乡”，这正是影片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怀旧浪潮本是现代社会所催生的，是为反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而出现的，然而吊诡的是，怀旧现象的风行又正是现代商品社会推波助澜的产物。即是说，在当今消费社会，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文化也不例外。怀旧，很大程度上正是商品社会捕捉了人们的心灵需求，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如此，怀旧便由一种心灵情绪体验，转变为被现代科技和商业文化“包装”成的“文本”“形象”和“符号”——一种形式化的存在。在当今视觉文化语境中，这一形式性具体表现为“景观化”生存。居伊·德波指出，景观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⑤，是对世界的一种独特把握方式。《致青春》为了激活观众的怀旧情绪，选择古朴陈旧的校园作为外景，古老的教室、斑驳的桌椅、破旧的宿舍制造了上世纪90年代的虚拟幻象。影片为了考究细节，还遍寻那个时代保留下来的生活物品，电风扇、茶杯、电炉等不少实物也参与了怀旧景观的制造。如果没有实物，便对当代物品进行“做旧”处理，可见，这里的“旧”不是“怀”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一个“做”字，道破了怀旧“景观”的实质。宿管黑白电视机放映的《新白娘子传奇》，阮莞私藏的易拉罐装啤酒，以及郑微玩的老式握把游戏机，这些曾经风靡青春岁月的寻常事物，现在则被“做”成引人怀旧的文化“景观”，甚至“奇观”。可以说，现代怀旧的这一形式化、“景观化”特征正体现了其消费性的本质。
现代怀旧的这一特征虽然使怀旧感具体化、形象化了，但它却“阻碍了怀旧主体对怀旧感的全盘接受”⑥，更消解了对“景观”背后丰富内容的深度反思。因为，“景观”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⑦这一“法则”要求的只是被动接受，它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予以实现。德波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视觉“景观”对人智性思维的压制。《致青春》前半部分以流畅的叙事手法，戏谑幽默的风格，密集呈现了一系列青春校园文化“景观”。我们的视觉神经被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牵引着，思维仅停留于粗浅的感性愉悦层面，那种回首青春岁月本应具有的智性光辉和静穆凝重，却被一组组“景观”磨平了。的确，“以当下的体验置换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以视觉文化的怀旧之情替换本真性的深度历史感，这是现代怀旧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⑧这一困境是当前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景观”电影共同遭遇的难题，如何让电影既可“看”，更可“思”，这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三、成长之殇：生存断裂与认知阙如
青春，是一个人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是从耽于幻想、懵懂单纯到直面现实、干练成熟的中间状态。在青春岁月，人们将在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碰撞中，不断修正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原有认知，进而调整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们也将逐步完成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再认识。这一交织着痛苦与喜悦，迷茫与执着的过程就是成长，因此，成长构成了青春叙事的重要维度。电影《致青春》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维度，它力图呈现世纪末的年轻人在“两个时代交叉处”（巴赫金语）的成长之殇，带领我们重返“成长现场”。
《致青春》的成长叙事线索是很清晰的，它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和当今社会中，人物生命经验的历时比较，从而直观、鲜明地呈现出人物心灵和肉体经历的成长变化。因此，影片叙事话语便以时代转换的节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为此，影片便选择了两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景观”，通过蒙太奇剪接手法，在对比中较充分地呈现出时代变迁之迅猛。影片中，众同学在路边“家常小炒”餐厅里的感伤聚餐，以及张开趁着酒兴朗诵的豪放诗词，是人物在青春岁月留给我们的最后视听“景观”。紧接着，伴随迷狂的摇滚乐，画面突然切至飞驰的轿车，宽阔的马路，以及一幢幢迅速“后退”的高楼。这一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表明，影片捕捉了现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也呈现了“速度”，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总之，它以视觉隐喻的方式，将我们的存在感受从悠闲的青春怀旧，瞬间切换至快节奏的当下生存，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断裂感。 那么，影片叙事如何跨越生存断裂造成的鸿沟，如何建构人物从青春少年向社会成年成长蜕变的叙事话语呢？这是影片在艺术上的最大难题，编者恰恰在此力有未逮。巴赫金指出，成长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变成了变数……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⑨而《致青春》人物前后两部分中的生存境遇和性格内涵转变过大，缺乏足够的铺垫，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人物“成长”前后的状态，至于那漫长复杂、丝丝入扣的“成长”过程则很少得到展现，造成了成长叙事话语的断裂。下面举例说明之。
影片从女性视角建构了郑微的成长叙事线索，她身上几乎囊括了青春少女成长的各种要素，比如父亲缺席、性别自认、同伴依恋等。总起来看，青春校园里的郑微是一个敢爱敢恨、倔强纯真的少女，直到校园生活的最后时刻，她被陈孝正抛弃，陷入失恋的痛苦和即将踏入社会的迷茫，至此郑微的形象是血肉饱满的。然而，进入当代社会后，郑微突然以职业干练的都市白领出现。面对下属遭人算计，她恩威并施，“灵活机变”成为她的工作态度。阮莞因不舍旧爱，在赴约途中香消玉损，在告别阮莞时，她悲愤地喊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情还有别的，你太自私了！”当听说施洁因爱恋林静可以自残时，她选择悄悄离开，因为她自觉“爱自己胜过爱爱情”。此时，从她身上已难觅青涩任性青春色彩，处处可见“社会人”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但问题是，这些觉醒都处于“已完成”状态，我们看不到成长的根源，也看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之类似，陈孝正在青春校园时期的性格内涵得到更深入的挖掘，幼年丧父、母亲严苛、家境贫寒的现实逼迫他将人生视作“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因此“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此一表白深入了他灵魂的深处，成为他性格内涵的核心，直接决定了他在爱情面前的犹豫和人生抉择面前的挣扎，获得了充足的情节能量。然而，当他蓄起胡须，功成名就回国之后，以前的“情节能量”显然不能再支配他的行为，新的心理动机也一直没有确立。在接受杨澜访谈时，他认为自己“现在的成功是用做人的失败换来的，得不偿失”。他彻底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职业选择和事业成就。如此，青春岁月回不去了，当下生活又被否定了，整个人物处于一种没有灵魂的状态。此外，许多故事线索始终时隐时现、漂浮不定。比如郑微和林静的爱情纠葛，施洁对林静的一厢情愿，赵世永对阮莞的无尽背叛，许开阳和曾毓走到一起等，这些故事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交代，散乱无序，看不到成长的足迹。
究其原因，是因为编者对成长过程中的认知作用缺乏理解。“认知”本为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包括社会认知、自我认知、道德认知、情感认知、智慧认知等。因此，可以说成长的本质就是认知的发展，《致青春》成长叙事断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没有充分发掘认知发展在成长叙事中的动力作用。这一动力“不仅反映在对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上，同时也反映在故事发展的节点上，它使成长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的众多细节都充满了认知的意义，从而赋予了成长小说表达和启发青少年心路历程的魅力。”⑩《致青春》的后半部几乎看不到有认知意义的细节，多是对人物当下处境的生硬展示，比如朱小北改名后以学习辅导教员身份出现，并冷漠应答许开阳的询问；要么是抒发对逝去岁月的怀恋情绪，比如郑微和陈孝正关于青春的表述等。当然，成长叙事的断裂也有时代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学生活，是高考时代最终极的目标，而后高考时代给予青春的并不仅仅是随意挥霍的四年时光，更是冷酷无情的世态炎凉和生存竞争，于是刚刚终结的考试梦魇，又变换成无法厘清的青春叙事。”{11}即是说，“后高考”时代的残酷社会竞争压制了本应有的青春想象，突然到来的生存压力打乱了年轻人原本的“成长日程”，“超速”的社会化强迫人们割断与青春的血脉，从而造成了内心深处的成长之殇。
综上所述，电影《致青春》是现代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关于青春的集体记忆，它较充分展现了青春岁月所特有的纯真叛逆的光焰，以及苦闷无奈的迷失。影片力求建构有关青春的文化场域和话语线索，但在对时代文化氛围的把握，对校园文化的理解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此外，影片的青春怀旧主题，是现代社会人们精神困境的反映，怀旧的“景观化”生存正体现了其作为文化商品的消费性本质；最后，由于缺乏对成长过程中认知作用的理解，造成了整部电影前后叙事话语线索的断裂，这是影片艺术上的最大缺陷。这启示我们，影视剧创作应尽量抵制消费文化的侵蚀，真正深入体会和观照人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努力探索作品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创作出既有厚重的思想含量，又有高超艺术水准的佳作。
注释：
① 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② 约翰·费斯克等编，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③ [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④⑥⑧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3页、第406页、第357页。
⑤⑦ [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第76页。
⑨[俄]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2页。
⑩ 芮渝萍、范谊：《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1}郭艳：《多元状态下的青春文学写作与可能性》，《当代文坛》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