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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再低调，“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依然躲不开“争议”。
3年来，昆明城处处留下市委书记仇式“铁腕”的施政痕迹。除了让官员压力倍增心惊胆颤之外，“仇旋风”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阳台的防盗网。在宿迁，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就曾把街边打麻将的人追得四处逃窜，违章过马路的妇女被吓进了厕所。
实际上，仇和的“昆明新政”与他在宿迁推行的激进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责令官员招商引资，推行问责制，甚至包括种树。他在昆明公开了官员们的电话，其实在宿迁他早这么做了，但依然让人觉得新鲜。
仇和的个性施政其实始于上世纪末。2004年2月南方周末的报道，使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与“仇和现象”成为社会焦点。现在，他所受到的关注度仍不亚于当年。与仇和类似的个性官员们并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这样，一次次受到非议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为一贯的作风，仇和讲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好的结果。现在，他创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见为实”：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天压缩至两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
实际上，仇和更像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官。回顾过往，仇和的施政起点，都是由“治官”开始。在宿迁，他扳倒了前沭阳县委书记等贪官，撤换了不作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
他的“以官治官”逻辑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舆论和学界的批评。一位开会打瞌睡的官员遭免职，被归结为仇式“人治”之举，事后证实仇和并未作出罢免指示；某县就出台1号文件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级论”，其实仇和只是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倡议。
官方澄清了上述“误解”：它们与仇和无关。但下属“跟偏”，其实问题不在“偏”，而在于“跟”。
激烈批评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请到昆明实地考察，惊诧于“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权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间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却也是批评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担心。2004年，被认为性格温和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发表评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仇和的无限权力让人感到恐惧”。
蔡定剑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他认为仇和使用“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会对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口号，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开宣扬。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轻易向舆论乃至民意妥协或迎合。
仇和习惯于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发展观充满自信。仇和被公认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2004年，仇和这样回答记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许多逻辑看起来充满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仇和的许多“激进改革”，实用主义色彩鲜明。他现在的搭档、昆明市长张祖林说，“有人认为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仇和承认自己强硬，但否认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实验，并获得成功，有的还成为执政党的制度。政改体现了仇和的胆识。曾两度赴美学习的仇和认为，中国不能搞党际竞争，但完全可以搞党内竞争。
2010年9月，一家企业歪曲仇和的批示，诈骗3亿元购房诚意金，一度令仇和面临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不过事件最终被澄清。实际上，仇和一直有着中国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职演说中，他曾发表了“无亲无故”、“无私无畏”等“八无”感言，他的七个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种地。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个性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离开宿迁之后的仇和，在媒体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舆论认为，批评者应该减少争议，多善意的建议。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尧在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序时指出，有争议是好事，如果通过反思与总结，使这一个案更具典型意义，实乃民主政治建设之幸事。
姚洋教授获得与仇和对话的机会，他了解到，昆明并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积极治污，仇和“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比如，他认为“强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带入市场的微观运行”，并对昆明想一步跨入电子产业时代持保留态度。
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3年来，昆明城处处留下市委书记仇式“铁腕”的施政痕迹。除了让官员压力倍增心惊胆颤之外，“仇旋风”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阳台的防盗网。在宿迁，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就曾把街边打麻将的人追得四处逃窜，违章过马路的妇女被吓进了厕所。
实际上，仇和的“昆明新政”与他在宿迁推行的激进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责令官员招商引资，推行问责制，甚至包括种树。他在昆明公开了官员们的电话，其实在宿迁他早这么做了，但依然让人觉得新鲜。
仇和的个性施政其实始于上世纪末。2004年2月南方周末的报道，使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与“仇和现象”成为社会焦点。现在，他所受到的关注度仍不亚于当年。与仇和类似的个性官员们并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这样，一次次受到非议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为一贯的作风，仇和讲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好的结果。现在，他创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见为实”：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天压缩至两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
实际上，仇和更像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官。回顾过往，仇和的施政起点，都是由“治官”开始。在宿迁，他扳倒了前沭阳县委书记等贪官，撤换了不作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
他的“以官治官”逻辑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舆论和学界的批评。一位开会打瞌睡的官员遭免职，被归结为仇式“人治”之举，事后证实仇和并未作出罢免指示；某县就出台1号文件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级论”，其实仇和只是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倡议。
官方澄清了上述“误解”：它们与仇和无关。但下属“跟偏”，其实问题不在“偏”，而在于“跟”。
激烈批评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请到昆明实地考察，惊诧于“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权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间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却也是批评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担心。2004年，被认为性格温和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发表评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仇和的无限权力让人感到恐惧”。
蔡定剑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他认为仇和使用“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会对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口号，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开宣扬。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轻易向舆论乃至民意妥协或迎合。
仇和习惯于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发展观充满自信。仇和被公认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2004年，仇和这样回答记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许多逻辑看起来充满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仇和的许多“激进改革”，实用主义色彩鲜明。他现在的搭档、昆明市长张祖林说，“有人认为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仇和承认自己强硬，但否认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实验，并获得成功，有的还成为执政党的制度。政改体现了仇和的胆识。曾两度赴美学习的仇和认为，中国不能搞党际竞争，但完全可以搞党内竞争。
2010年9月，一家企业歪曲仇和的批示，诈骗3亿元购房诚意金，一度令仇和面临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不过事件最终被澄清。实际上，仇和一直有着中国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职演说中，他曾发表了“无亲无故”、“无私无畏”等“八无”感言，他的七个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种地。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个性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离开宿迁之后的仇和，在媒体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舆论认为，批评者应该减少争议，多善意的建议。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尧在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序时指出，有争议是好事，如果通过反思与总结，使这一个案更具典型意义，实乃民主政治建设之幸事。
姚洋教授获得与仇和对话的机会，他了解到，昆明并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积极治污，仇和“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比如，他认为“强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带入市场的微观运行”，并对昆明想一步跨入电子产业时代持保留态度。
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